目录
第一节 财政
财政体制
清代，一切财政集中于中央，本县县署征收的赋税均悉数上解朝庭，经费支出全由国库开支，地方公益事业由地方官员或乡绅组织捐资兴办。民国初期，本县政务经费由省拨支，地方性各项开支则依靠各种附加及杂捐，无预、决算制度。国民17年(1928年)经省划定，本县地方收入有田赋、契税、牙当税、屠宰税和各项杂捐，地方支出定为党务费、立法费，但在执行中仍无自主权。民国23年《省县收支标准》公布财政收支及其体制，从此，省、县财政分开。民国30年，省、县分属国家财政及自治财政两大系统，民国35年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原列税课收入和分配国税收入合二为一，本县财政收入除县有税外，田赋、营业税由省分给50％，遗产税由中央分给30％。
建国后，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经多次变革，逐渐完善。建国初期，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体制，本县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经费支出按月向池州专员公署财粮科报领。1950年下半年，对公学产、罚没、规费等零星收入划归县自收自支，称地方经费，并开始建乡镇地方财政，自此，即有省款和地方款之分，省款仍全部上缴入库。
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本县开始建立总预算，并将原乡镇财政收支并入县总预算，从此本县为一级财政。同年，按“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收支范围，本县固定收入有地方企事业收入、地方各税和其它杂项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有工商营业税，县分成60％；支出方面行政费和事业费的经常费大部分下划到县，但事业费内的临时开支，仍由事业部门垂直报领。1954年，工商营业税县分成比例调为80％，货物税县分成30％；事业费预算指标改由主管部门统一分配，但由县汇总。翌年，货物税分成比例改为20％。1956年，县分成比例有所调整，公债收入、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为40％，货物税、商品流通税为50％，农业税全部上缴，地方各税和其它收入仍为县固定收入。翌年，复将商品流通税、所得税、货物税、营业税的分成比例调为60％，其余各项不变。
1958中央对地方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办法，以固定收入和统一比例分成收入抵充支出后，不足部分由省补助。本县分成收入有：农业税、工税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公债收入等，县分成比例均按47％，固定收入部分不变。1959年又改为“比例包干、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本县一切支出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并按支出指标占收入指标的比例，确定收入分成，当年，本县分成比例为34％。此后至1970年，各年分成比例有所变化，最高为68％，最低为26％，1970年为51％。12年年均总额分成例为50.6％。
1971年省对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办法，由省核定县财政收支总额，收大于支包干上缴，支大于收由省财政包干补贴；预算超收或支出结余全部留县，发生短收超支由县求平衡。1972～1973年，省对县实行“定收定支、超收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办法，这两年省核定本县超收分比例均为60％。1974～1975年省按本县预收入总额，确定3.5％固定机动财力对两年中超额完成收入任务的部分，分别另定超收分成比例为10％和20％，另省核定本县支出指标，由县包干使用，结余归县。1976年～1979年，省将留县的机动财力即3.5％的固定比例改为每年固定给县22万元，超额分成比例改按70％给县，1978～1979年，并将地方各税作县固定收入。
1980～1981年，省对县实行“增收分成，加基数比例留成”的方法，将当年实际收入与上年实际收入作比较，当年增加部分按55％比例留县；并将上年收入基数，按此基数的1.5％计算留县。1981年，将企业收入、农业税、其它收入3项超收部分改按70％留县。1982～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亦称“分灶吃饭”，包干范围：收入和支出原则上按隶属关系划归县级财政并以1980年收支决算扣除专项经费后，计算确定收支包干基数。本县属于定额贴县，补贴率可按年递增。3年中省规定县财政收入上缴率为：1982年23％，1983年与1984年24.7％。1985年后，省对县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办法，以1983年收入决算与实际留成收入为基础，经过调整，作为县财政包干收入与支出基数。本县新确定的收入分成比例为80％。1988～1990年，省对县实行“定额上交递增，定额补助递减”的办法，调整收支包干基数，以1987年参与总额分成的收入和决算收入，分别作为收入和支出基数。调整后，收入基数大于支出基数的部分为定额上交数，收入基数小于支出基数的部分为定额补助数。本县支大于收，实行“定额补助递减”办法，省核定本县定额补助为244.5万元。年定额递减补助为11万元。另根据各地收入增长情况和财力状况，确定收入递增率，本县收入递增率为5％，包干上交比例为22.5％，超过递增率的全部留县，低于递增率的按确定的递增率上交。
本县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中，设乡、镇财政所，建立乡级财政。同时核定各乡、镇的农业、农林特产等应征税额的包干基数，超过基数的乡、镇的农业、农业特产等应征税额的包干基数，超过基数的乡、镇按比例分得40％，上交县财政60％。1986年对乡、镇实行“核定收支基数，收入逐年递增，支出逐年调整，超收比例分成，短收扣支补齐，一定三年不变”的财政包干办法，即以1986年下达给乡镇的工商税收入计划为基础，核定留成比例，工商税收基数在10万元以下的，实际入库数超过核定基数部分，扣除上交中央20％外(下同)，全部留给乡镇，年度超收不足5000元的，由县财政予以补足；核定基数在10～30万元的，实际入库数超过核定基数部分，乡镇留成40％；核定基数在30万元以上的，实际入库超过核定基数部分，乡镇留成30％；对农业税按应征正附税的90％作为包干基数，10％作为超基数，由县与镇按比例分成；农林特产税(丹皮除外)及国有资源(除矿藏)、山林出拚、芦苇、草滩、公产、罚没等其它收入，除上交中央20％外，上交县50％，乡镇留成50％。1989年，县对乡镇财政包干改为“定额补助递减，工商税收超收分成，支出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办法，即工商税收按1986～1988年3月实际入库年均数底数，以年递增10％为每年核定的收入基数，对年度基数任务在20万元以下的乡镇，超收全留；20～50万元的乡镇，超收上交40％，留成60％；50～100万元的乡镇，超收上交50％，留成50％；100万元以上的乡镇，超收上交70％，留成30％。对屠宰税按每产1头猪(以1988年各乡镇农户数)、每头征税3元计算，再按应征税额50％纳入包干基数；农业税收按94％纳入包干基数；农林特产税按应征税额(经1988年乡镇统计数计算)的20％纳入包干基数；其它收入按应征费额(以1988年乡镇上报的应征品种、产值计算)的30％纳入包干基数，以上各项收入过基数的均由乡镇留成。支出基数核定后，结余留用，超支不补。
财政收入
清代，本县财政收入限在地丁杂税中坐支抵解物部分。民国初期，田赋附加作为本县财政收入。倪嗣冲督皖后，将此项附加提归省有。此后县财政收入则靠各种附加、杂捐。民国24年(1935年)本县始有地方岁入，据《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县地方预算汇编》记载：本县岁入有田赋附加、契税附加、牙税附加、杂项捐款、县有款产、杂收入等17项，其中以各项地方杂捐和田赋附加为主，年预算核定数为63545元。抗日战争时期，铜陵大部分沦陷，财政收入极少，民国29年，财政收入仅为18681.68元。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军费开支剧增，财政收入预算倍增，民国36年，县财政预算岁入为856768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8倍多。
建国后，本县财政收入分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分农业税收、工商税收、企业收入和其它收入四项。建国初期，本县财政收入以农业税收为主。1949年，全县预算内收入为90.4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占80％，工商税收占19％，其它收入1％。此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预算内财政收入逐步上升，各项收入比重亦发生重大变化。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年)，随着国营与供销合作商业的发展以及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工商税收的比重开始增大。3年计收入465.9万元，年均收入155.3万元，其中：工商税收的比重上升至36％，农业税比重降至62％，其它收入比重2％。“一五”时期(1953～1957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城乡购买力的提高，工商税收继续增长，年均收入“恢复”时期的55.6万元增至111.7万元，增长101％，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至60％。这一时期总收入为456.9万元，年增收入155.3万元，比1949年增长近30％。“二五”时期(1958～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财政收入产生不正常现象，前期各项收入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企业收入，1960年由1957年的0.1万元增至28.3万元；而后期各项收入又大幅度下降。1962年，企业收入降至1.6万元，工商税收、农业税收、其它收入分别由1959年的176.9万元、136.2万元、31.7万元降至128.5万元、67.6万元、3.3万元。这一时期，财政总收入为1417.5万元，年均收入283.5万元，其中农业税收的比重降至32％，工商税收的比重降至55％，企业收入和其它收入分别占比重的5％和8％。“调整”时期(1963～1965年)，3年收入为813.7万元，年均收入277.2万元，比上一时期下降2.2％。其中：农业税收的比重上升，占总收入的40％，工商税收、企业收入，其它收入的比重均下降，分别占总收入的53％、4％、3％。“三五”时期(1966～1970年)，工商税收的比重继续下降，企业收入的比重上升。这一时期总收入为1451.8万元，年均收入290.4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占39％，工商税收占46％，企业收入占13％，其它收入占2％。“四五”时期(1971～1975年)，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商税收和企业收入的比重上升。这一时期总收入为2399.1万元，年均收入479.8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65.22％，其中：农业税收占29％，工商税收占53％，企业收入占17％，其它收入1％。“五五”时期(1976～1980年)，工商税收的比重继续增长，农业税收的比重继续下降，这一时期总收入为2778.3万元，年均收入555.7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15.82％，其中：农业税收占22％，工商税收占60％，企业收入占15％，其它收入占3％。“六五”时期(1981～1985年)，各项税收的比重涨落势态未变。这一时期总收入3415.6万元，年均收入683.1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2.93％，其中：农业税收占18％，工商税收66％，企业收入占14％，其它收入占2％。“七五”时期(1986～1990)，县财政收入分别于1987年与1989年两次突破1000万元与2000万元大关。5年共计收入7671.3万元(年均1534.3万元)，其中1990年为2273.4万元，比“六五”期末增长1.6倍。这一时期随着县、乡工业的较快发展及城乡购买力的大幅度提高，工商税收迅速增长，5年共计收入6762.4万元(年均1352.5万元)，其中1990年为2086.5万元，比“六五”期末增长2.26倍，占当年预算内收入的91.8％。但企业收入因政策性亏损补贴出现负增长，1990年负82.4万元。农业税收入比重由“六五期间”的18％降至13％。
预算外收入，1953年县总预算设置后，对乡村自筹经费由县实行管理，不纳入预算，当时称之为“特种资金”。1954年各种税收附加及公房出租收入等亦列入该项资金。1957年改称“预算外资金”。预外资金收入有：工商税附加、农业税附加、其它收入等。从1954年至1978年，共计收入542.5万元(年均收入21.7万元)，其中：工商税附加38万元、农业税附加287.7万元，其它收入214.6万元。1979年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预算外资金收入亦随之增长。但80年代中期后，工商税附加停征，增城市公用事业费附加收入，从1979年至1990年共计收入425.2万元，年增收入35.4万元，其中：工商税附加24.2万元，农业税附加271.7万元，财政集中的企业收入84.3万元，其它收入58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8.3万元。
另县财政从1986年起对事业和行政单位、国营企业及主管部门的预算外收入资金实施管理。从1986年至1990年，上述部门预算外收入资金共计5462.8万元，其中：事业和行政单位为2093.6万元，国营企业及主管部门为3369.2万元。
1949～1990年铜陵县财政收入统计表
财政支出
清代，本县经费支出均由国库开支。民国初年，县政府各项政务经费均由省款开支，地方性各项开支则仰赖于各种附加和杂捐。民国24年(1935年)，县政府支出项目有薪金奉给、办公费、服装费等，支出总额为22480元。民国29年省县财政分开后，县政府各项经费和地方开支均列入县级预算，由县统一支付。
建国后，本县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并与财政收入相对应。1953年形成预算内支出和预算外支出两条渠道，以适应和满足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预算内支出项目有经济建设类支出，包括工业基本建设和农业基本建设；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支出，包括文化、教育、科技、卫生、通讯、广播、体育、计划生育等事业费及抚恤、社会救济、劳动就业和人口安置费等；行政管理费支出，包括国家机关经费、干部训练费、行政事业费等；其它支出包括城市维护费、城镇青年就业经费、其它部门事业费、价格补贴等。
“恢复”时期，总计支出109.3万元，年均36.4万元。这一时期主要为行政管理费支出，为67.1万元，占总支出的61.4％，其次是社会科技文教卫生费支出，为36.7万元，占总支出的33.6％。经济建设类支出占总支出的4.1％，其它支出占总支出的0.9％。“一五”时期，总支出705.6万元，年均支出141.1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88倍。这一时期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支出比例增大，占总支出的56.8％，比上一时期增长23.2％；行政管理类支出比例下降，占总支出的37.3％，比上一时期下降24.1％，经济建设类占总支出的5.7％，其它支出占总支出的0.2％。“二五”时期，总支出为899.8万元，年均支出180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7.5％。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类支出比例增大，占总支出的26.4％，比上时期增长20.7％；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和行政管理类的比重下降，分别占总支出的44％和28.6％，其它支出的比重增至10％。“调整”时期，总支出为505.8万元，年均支出168.6万元，年均支出比上一时期下降6.3％。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经济建设类支出比重下降，占总支出的19.2％；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行政管理类、其它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42.3％、34.5％和4％。“三五”时期，总支出为1147.5万元，年均支出229.5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36.1％。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类和行政管理类的支出比重下降，分别占总支出的16.7％和23.6％，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和其它支出的比重上升，分别占总支出的51％和8.7％。“四五”与“五五”时期，财政支出5124.5万元。年均支出512.45万元，比“三五”时期年均增长1.23倍。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类支出增加，尤其是“五五”期间，经济建设类支出占总比重的29.3％，比“三五”时期年均增长3.63倍。“六五”期间，财政支出4665万元，年均支出933万元，比“五五”期间年均增长54％(“五五”时期为605.8万元)。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类支出的比例下降，占总支出的13.9％，比“五五”时期下降15.4％；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行政事业费、其它支出年占的比例均上升，分别由“五五”时期的47.6％、14.3％、8.8％升至53.4％、17.7％、15％。“七五”时期，总计支出10421.6万元，年均支出2084.3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1.1倍，经济建设类支出所占比例继续下降，占总支出的10.6％，比上一时期下降3.3％；其它支出因价格补贴等因素，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占总支出的23.1％(五年中价格补贴共计873.2万元，占其它支出的36.3％)；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和行政事业费的支出所占分别为43.5％与22.8％。预算外支出项目有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行政管理费及其它支出等4类。1954～1978年共计支出527.3万元。年均支出21.1万元，其中：经济建设费296.3万元，社会文教费为113.5万元，行政管理费为96.5万元，其它支出为21万元。1979年后，随着收入的增加，1979～1990年共计支出600.4万元，年均支出50万元，其中：经济建设费为196.2万元，社会文教费为248.3万元，行政管理费为133.1万元，其它支出为22.3％万元。
另县财政从1986年起对事业和行政单位、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预算外支出实施管理。1986～1990年上述单位共计支出5462.8万元。
1949～1990年铜陵县财政支出统计表
财务管理监督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建国初期，对机关单位采取定员定额管理，对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1950～1952年供给制分供给和薪金两种，由县政府统一造预决算，按月上报核销；主要办公费用按规定开支。1953年县级财政建立后，统一开支标准，经费实报实销。1954年，改为在规定标准范围内按年度计划严格控制，同年，改供给制为包干制。1955年7月改为工资制。1959年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收支预算实行包干管理，并采取全额预算、差额补助、自收自支3种包干办法。1960年实行包干报销，即核定各项定额费用后包干使用，并建立财务辅导与互审制度。
1979年，本县实行部分预算包干，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费、水电费、自行车修理费3项取定额包干使用，节约全留，翌年继续使用的办法。1982年改部分预算包干为按人定额、项目包干的管理办法，即公务费按人定额、业务费按前3年平均额度，结合事业发展*情况核定数额，结余部分40％转为单位福利费，60％结转下年度使用。1981年起，实行预算包干制度，年初将人员工资、公务费、事业费等核定到单位，由单位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约全留。
企业财务管理建国后至1955年，本县国营商业由省垂直管理，国营工业企业尚未建立。1956年8月县财政科配备1人，对国营企业财务实行管理。1957年随着国营企业的增多，开始对国营企业的财务加强管理。60年代，以整顿财务基础、建立健全各项财务规章制度为主。70年代以促进经济核算，实行民主理财，加强成本管理、清仓查库、扭亏增盈、挖潜促产等为主。1979年后，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和承包制等为主。
固定资产管理：50年代，本县国营工业刚刚起步，县财政部门尚未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作出规定。60年代初，开始建立规章制度。1961年对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登记。1964年省人委规定：从4月1日起，国营企业报废的固定资产变价收入扣除清理费后，不再上交财政，留给企业重新购置固定资产；国营企业调给集体所有制单位实行有偿调拨，收回价款上交县财政，不得留用。1979年7月起，国营企业固定资产一律实行有偿调拨，1981年对扩大自主权的试点企业试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的办法，征收固定资产占用费。1983年对实行利税的工业企业停征固定资产占用费。1990年全县各业固定资产原值计5536.2万元，其中：工业部门2686.6万元，商业部门424.3万元，供销部门986.4万元，物资部门203.1万元，粮食部门869.1万元，文教部门7.6万元，交通部门279万元，建筑部门79.5万元。
流动资金管理：1958年前，本县预算内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均由县财政拨款，当年全县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为25个单位、68.7万元。1964年县财政局核定地方工业流动资金定额11.7万元。同年，本县各企业清理不合理资金占用57.7万元，核定全县工业流动资金定额10.4万元。1973年，为加强流动资金管理，把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基本建设资金与流动资金分开管理。1981年1月1日起，对全县国营企业所拨的流动资金均实行有偿占用。1983年7月11日起根据国务院规定：县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停拨流动资金。
成本管理：1957年前，县财政部门尚未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实行管理，1957年后，县财政科设经建组，开始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实施管理。1959年企业生产成本比原主管部门制定的计划降低14.4％。1960年全县46个企业中推行班组核算的有39个，占总数84.8％，当年全县可比成本在上年的实绩上降低7.6％。翌年，根据省委和省人委文件规定，对不应列入成本的各项费用，一律不计入成本；对亏损企业按亏损金额的多少分级核销。1963年全县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降低46％。1971年，县财政部门帮助企业落实生产计划，改善经营管理，加强成本管理，使平均成本比上年下降6％，企业增加收入4.2万元。此后，县财政部门把降低成本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1984年3月起，县财政部门依据国务院颁发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对国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实施管理。
利润监交与留成：50年代，县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上交利润开始监交。1958年1月起，县供销社改交纳所得税为上交利润，纳入监交范围。1983年与1984年，国营企业先后实行第一步与第二步的利改税，国营企业及供销社均改为交纳所得税，受税务部门监督。50年代后期，随着县办国营工业的逐步兴起，县财政开始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1960年县人委下文规定：工业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为8～18％，按企业大小、利润情况分等确定。1962年起，国营饮食业利润70％上交财政，商业部门留成30％，后曾经2次调整，1966年又改为对半分成，即50％上交县财政，商业部门留成50％。1978年，为促进企业扭亏增盈，县财政局规定：国营企业利润实行四六分成，即40％上交财政，60％留给企业。1981年县财政局对企业分别采取“盈利包干超收分成或留用”、“亏损包干，超亏不补，减亏留用”、“亏损递减包干，超亏不补，节亏留用”等包干和利润留成办法。1983年，根据财政厅文件规定，对小型工业企业税后利润超过国家核定合理留利额20％以上的；小型商业企业税后利润人均超过270元以上的，其超过部分均上交县财政。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后，国营企业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和调节税。
财务检查1949年7月曾对基层财务进行清查。1952年，为配合“三反”运动，在全县开展财务大检查，共查出贪污、挪用、浪费等案件16起，计贪污、挪用公款114.49万元，并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依法惩处及党纪、政纪处分，此后至1958年先后开展4次财务检查，并对查出的问题分别给予处置。1960年，县政府组织72人次，先后两次开展财务检查，经检查收回预算内资金22.1万元，预算外资金21.4万元。1965年，先后6次对有关单位进行财务检查。“文革”中，财务检查基本停止。1978年后，财务检查得到恢复，当年曾组织各财务单位进行自查。1984年后，县财政局财务检查组对全县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财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或组织其自查、互查。1985年后，县财政部门参加一年一度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审计1984年4月县审计局成立，根据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负责对全县财政、信贷计划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务进行审计、监督。到1985年底，先后对5个单位的财务进行审计，共审计出各类部门的资金10.9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2.2万元，当年已上缴财政6421.46元。1986年后，审计力量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1990年审计局设工交商贸、行政事业和综合3个股，下设审计事务所，职工由1985年的7名增至22名。随着审计力量的加强，审计工作亦逐渐走上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从1986年至1990年，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普遍进行定期报送审计；并对自筹资金来源、厂长(经理)任期终结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实施审计。同期，对一些行业和部门开展重点审计，5年中，共对261个单位进行重点审计，审计项目计41个(含重复项目)，共审计出各类违纪金额526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金额90.25万元，均已全部上缴。
税收、财务、物价检查1985年8月，县政府成立税收、财务大检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首次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当年查出各类违纪金额47.52万元，其中：偷税款和能源交通基金及应上缴财政金额47.28万元，其它违纪金额0.24万元；至年底，计补交偷漏税款、能源交通基金、上缴财政金额30.72万元，占应缴金额的66.4％。此后每年8月均开展一次大检查。1987年大检查内容改为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1987～1990年，共查出各类违纪金额370.51万元，其中：应缴入库金额(偷漏税及应上缴财政金额)277.11万元，在大检查中上缴入库223.43万元，占应缴金额的80.6％。
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与管理为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1961年2月27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下发《关于缩紧财政支出和控制货币投放的紧急指示》规定：对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收音机、扩音机、打字机、桌椅床铺等非生产性设备实行控购，如确须购买，应在社会集团控购指标内，经过批准方能购买。翌年，上级核定本县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指标为84万元。1968年国家确定控购商品为32种。70年代后控购商品品种有所减少，1979年减到27种，当年本县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指标为65万元，实际执行60.9万元，占指标的92.4％。1981年，控购商品品种又增至32种，当年本县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指标为90万元，实际执行87.5万元，占指标的97.2％。1983～1984年，控购商品品种又逐渐减少，至1984年9月，控购商品品种减少到14种。1985年后，控购商品品种复又增加，到1989年，增至32种。当年铜陵市下达本县控购指标为22.5万元，实际执行45万元，超过指标1倍。1990年本县社会集团购买力控购指标为650万元，其中专控指标60万元；实际执行810万元，其中专控指标68万元。
清代，一切财政集中于中央，本县县署征收的赋税均悉数上解朝庭，经费支出全由国库开支，地方公益事业由地方官员或乡绅组织捐资兴办。民国初期，本县政务经费由省拨支，地方性各项开支则依靠各种附加及杂捐，无预、决算制度。国民17年(1928年)经省划定，本县地方收入有田赋、契税、牙当税、屠宰税和各项杂捐，地方支出定为党务费、立法费，但在执行中仍无自主权。民国23年《省县收支标准》公布财政收支及其体制，从此，省、县财政分开。民国30年，省、县分属国家财政及自治财政两大系统，民国35年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原列税课收入和分配国税收入合二为一，本县财政收入除县有税外，田赋、营业税由省分给50％，遗产税由中央分给30％。
建国后，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经多次变革，逐渐完善。建国初期，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体制，本县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经费支出按月向池州专员公署财粮科报领。1950年下半年，对公学产、罚没、规费等零星收入划归县自收自支，称地方经费，并开始建乡镇地方财政，自此，即有省款和地方款之分，省款仍全部上缴入库。
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本县开始建立总预算，并将原乡镇财政收支并入县总预算，从此本县为一级财政。同年，按“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收支范围，本县固定收入有地方企事业收入、地方各税和其它杂项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有工商营业税，县分成60％；支出方面行政费和事业费的经常费大部分下划到县，但事业费内的临时开支，仍由事业部门垂直报领。1954年，工商营业税县分成比例调为80％，货物税县分成30％；事业费预算指标改由主管部门统一分配，但由县汇总。翌年，货物税分成比例改为20％。1956年，县分成比例有所调整，公债收入、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为40％，货物税、商品流通税为50％，农业税全部上缴，地方各税和其它收入仍为县固定收入。翌年，复将商品流通税、所得税、货物税、营业税的分成比例调为60％，其余各项不变。
1958中央对地方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办法，以固定收入和统一比例分成收入抵充支出后，不足部分由省补助。本县分成收入有：农业税、工税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公债收入等，县分成比例均按47％，固定收入部分不变。1959年又改为“比例包干、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本县一切支出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并按支出指标占收入指标的比例，确定收入分成，当年，本县分成比例为34％。此后至1970年，各年分成比例有所变化，最高为68％，最低为26％，1970年为51％。12年年均总额分成例为50.6％。
1971年省对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办法，由省核定县财政收支总额，收大于支包干上缴，支大于收由省财政包干补贴；预算超收或支出结余全部留县，发生短收超支由县求平衡。1972～1973年，省对县实行“定收定支、超收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办法，这两年省核定本县超收分比例均为60％。1974～1975年省按本县预收入总额，确定3.5％固定机动财力对两年中超额完成收入任务的部分，分别另定超收分成比例为10％和20％，另省核定本县支出指标，由县包干使用，结余归县。1976年～1979年，省将留县的机动财力即3.5％的固定比例改为每年固定给县22万元，超额分成比例改按70％给县，1978～1979年，并将地方各税作县固定收入。
1980～1981年，省对县实行“增收分成，加基数比例留成”的方法，将当年实际收入与上年实际收入作比较，当年增加部分按55％比例留县；并将上年收入基数，按此基数的1.5％计算留县。1981年，将企业收入、农业税、其它收入3项超收部分改按70％留县。1982～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亦称“分灶吃饭”，包干范围：收入和支出原则上按隶属关系划归县级财政并以1980年收支决算扣除专项经费后，计算确定收支包干基数。本县属于定额贴县，补贴率可按年递增。3年中省规定县财政收入上缴率为：1982年23％，1983年与1984年24.7％。1985年后，省对县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办法，以1983年收入决算与实际留成收入为基础，经过调整，作为县财政包干收入与支出基数。本县新确定的收入分成比例为80％。1988～1990年，省对县实行“定额上交递增，定额补助递减”的办法，调整收支包干基数，以1987年参与总额分成的收入和决算收入，分别作为收入和支出基数。调整后，收入基数大于支出基数的部分为定额上交数，收入基数小于支出基数的部分为定额补助数。本县支大于收，实行“定额补助递减”办法，省核定本县定额补助为244.5万元。年定额递减补助为11万元。另根据各地收入增长情况和财力状况，确定收入递增率，本县收入递增率为5％，包干上交比例为22.5％，超过递增率的全部留县，低于递增率的按确定的递增率上交。
本县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中，设乡、镇财政所，建立乡级财政。同时核定各乡、镇的农业、农林特产等应征税额的包干基数，超过基数的乡、镇的农业、农业特产等应征税额的包干基数，超过基数的乡、镇按比例分得40％，上交县财政60％。1986年对乡、镇实行“核定收支基数，收入逐年递增，支出逐年调整，超收比例分成，短收扣支补齐，一定三年不变”的财政包干办法，即以1986年下达给乡镇的工商税收入计划为基础，核定留成比例，工商税收基数在10万元以下的，实际入库数超过核定基数部分，扣除上交中央20％外(下同)，全部留给乡镇，年度超收不足5000元的，由县财政予以补足；核定基数在10～30万元的，实际入库数超过核定基数部分，乡镇留成40％；核定基数在30万元以上的，实际入库超过核定基数部分，乡镇留成30％；对农业税按应征正附税的90％作为包干基数，10％作为超基数，由县与镇按比例分成；农林特产税(丹皮除外)及国有资源(除矿藏)、山林出拚、芦苇、草滩、公产、罚没等其它收入，除上交中央20％外，上交县50％，乡镇留成50％。1989年，县对乡镇财政包干改为“定额补助递减，工商税收超收分成，支出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办法，即工商税收按1986～1988年3月实际入库年均数底数，以年递增10％为每年核定的收入基数，对年度基数任务在20万元以下的乡镇，超收全留；20～50万元的乡镇，超收上交40％，留成60％；50～100万元的乡镇，超收上交50％，留成50％；100万元以上的乡镇，超收上交70％，留成30％。对屠宰税按每产1头猪(以1988年各乡镇农户数)、每头征税3元计算，再按应征税额50％纳入包干基数；农业税收按94％纳入包干基数；农林特产税按应征税额(经1988年乡镇统计数计算)的20％纳入包干基数；其它收入按应征费额(以1988年乡镇上报的应征品种、产值计算)的30％纳入包干基数，以上各项收入过基数的均由乡镇留成。支出基数核定后，结余留用，超支不补。
财政收入
清代，本县财政收入限在地丁杂税中坐支抵解物部分。民国初期，田赋附加作为本县财政收入。倪嗣冲督皖后，将此项附加提归省有。此后县财政收入则靠各种附加、杂捐。民国24年(1935年)本县始有地方岁入，据《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县地方预算汇编》记载：本县岁入有田赋附加、契税附加、牙税附加、杂项捐款、县有款产、杂收入等17项，其中以各项地方杂捐和田赋附加为主，年预算核定数为63545元。抗日战争时期，铜陵大部分沦陷，财政收入极少，民国29年，财政收入仅为18681.68元。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军费开支剧增，财政收入预算倍增，民国36年，县财政预算岁入为856768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8倍多。
建国后，本县财政收入分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分农业税收、工商税收、企业收入和其它收入四项。建国初期，本县财政收入以农业税收为主。1949年，全县预算内收入为90.4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占80％，工商税收占19％，其它收入1％。此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预算内财政收入逐步上升，各项收入比重亦发生重大变化。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年)，随着国营与供销合作商业的发展以及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工商税收的比重开始增大。3年计收入465.9万元，年均收入155.3万元，其中：工商税收的比重上升至36％，农业税比重降至62％，其它收入比重2％。“一五”时期(1953～1957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城乡购买力的提高，工商税收继续增长，年均收入“恢复”时期的55.6万元增至111.7万元，增长101％，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至60％。这一时期总收入为456.9万元，年增收入155.3万元，比1949年增长近30％。“二五”时期(1958～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财政收入产生不正常现象，前期各项收入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企业收入，1960年由1957年的0.1万元增至28.3万元；而后期各项收入又大幅度下降。1962年，企业收入降至1.6万元，工商税收、农业税收、其它收入分别由1959年的176.9万元、136.2万元、31.7万元降至128.5万元、67.6万元、3.3万元。这一时期，财政总收入为1417.5万元，年均收入283.5万元，其中农业税收的比重降至32％，工商税收的比重降至55％，企业收入和其它收入分别占比重的5％和8％。“调整”时期(1963～1965年)，3年收入为813.7万元，年均收入277.2万元，比上一时期下降2.2％。其中：农业税收的比重上升，占总收入的40％，工商税收、企业收入，其它收入的比重均下降，分别占总收入的53％、4％、3％。“三五”时期(1966～1970年)，工商税收的比重继续下降，企业收入的比重上升。这一时期总收入为1451.8万元，年均收入290.4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占39％，工商税收占46％，企业收入占13％，其它收入占2％。“四五”时期(1971～1975年)，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商税收和企业收入的比重上升。这一时期总收入为2399.1万元，年均收入479.8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65.22％，其中：农业税收占29％，工商税收占53％，企业收入占17％，其它收入1％。“五五”时期(1976～1980年)，工商税收的比重继续增长，农业税收的比重继续下降，这一时期总收入为2778.3万元，年均收入555.7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15.82％，其中：农业税收占22％，工商税收占60％，企业收入占15％，其它收入占3％。“六五”时期(1981～1985年)，各项税收的比重涨落势态未变。这一时期总收入3415.6万元，年均收入683.1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2.93％，其中：农业税收占18％，工商税收66％，企业收入占14％，其它收入占2％。“七五”时期(1986～1990)，县财政收入分别于1987年与1989年两次突破1000万元与2000万元大关。5年共计收入7671.3万元(年均1534.3万元)，其中1990年为2273.4万元，比“六五”期末增长1.6倍。这一时期随着县、乡工业的较快发展及城乡购买力的大幅度提高，工商税收迅速增长，5年共计收入6762.4万元(年均1352.5万元)，其中1990年为2086.5万元，比“六五”期末增长2.26倍，占当年预算内收入的91.8％。但企业收入因政策性亏损补贴出现负增长，1990年负82.4万元。农业税收入比重由“六五期间”的18％降至13％。
预算外收入，1953年县总预算设置后，对乡村自筹经费由县实行管理，不纳入预算，当时称之为“特种资金”。1954年各种税收附加及公房出租收入等亦列入该项资金。1957年改称“预算外资金”。预外资金收入有：工商税附加、农业税附加、其它收入等。从1954年至1978年，共计收入542.5万元(年均收入21.7万元)，其中：工商税附加38万元、农业税附加287.7万元，其它收入214.6万元。1979年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预算外资金收入亦随之增长。但80年代中期后，工商税附加停征，增城市公用事业费附加收入，从1979年至1990年共计收入425.2万元，年增收入35.4万元，其中：工商税附加24.2万元，农业税附加271.7万元，财政集中的企业收入84.3万元，其它收入58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8.3万元。
另县财政从1986年起对事业和行政单位、国营企业及主管部门的预算外收入资金实施管理。从1986年至1990年，上述部门预算外收入资金共计5462.8万元，其中：事业和行政单位为2093.6万元，国营企业及主管部门为3369.2万元。
1949～1990年铜陵县财政收入统计表
财政支出
清代，本县经费支出均由国库开支。民国初年，县政府各项政务经费均由省款开支，地方性各项开支则仰赖于各种附加和杂捐。民国24年(1935年)，县政府支出项目有薪金奉给、办公费、服装费等，支出总额为22480元。民国29年省县财政分开后，县政府各项经费和地方开支均列入县级预算，由县统一支付。
建国后，本县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并与财政收入相对应。1953年形成预算内支出和预算外支出两条渠道，以适应和满足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预算内支出项目有经济建设类支出，包括工业基本建设和农业基本建设；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支出，包括文化、教育、科技、卫生、通讯、广播、体育、计划生育等事业费及抚恤、社会救济、劳动就业和人口安置费等；行政管理费支出，包括国家机关经费、干部训练费、行政事业费等；其它支出包括城市维护费、城镇青年就业经费、其它部门事业费、价格补贴等。
“恢复”时期，总计支出109.3万元，年均36.4万元。这一时期主要为行政管理费支出，为67.1万元，占总支出的61.4％，其次是社会科技文教卫生费支出，为36.7万元，占总支出的33.6％。经济建设类支出占总支出的4.1％，其它支出占总支出的0.9％。“一五”时期，总支出705.6万元，年均支出141.1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88倍。这一时期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支出比例增大，占总支出的56.8％，比上一时期增长23.2％；行政管理类支出比例下降，占总支出的37.3％，比上一时期下降24.1％，经济建设类占总支出的5.7％，其它支出占总支出的0.2％。“二五”时期，总支出为899.8万元，年均支出180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7.5％。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类支出比例增大，占总支出的26.4％，比上时期增长20.7％；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和行政管理类的比重下降，分别占总支出的44％和28.6％，其它支出的比重增至10％。“调整”时期，总支出为505.8万元，年均支出168.6万元，年均支出比上一时期下降6.3％。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经济建设类支出比重下降，占总支出的19.2％；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行政管理类、其它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42.3％、34.5％和4％。“三五”时期，总支出为1147.5万元，年均支出229.5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36.1％。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类和行政管理类的支出比重下降，分别占总支出的16.7％和23.6％，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和其它支出的比重上升，分别占总支出的51％和8.7％。“四五”与“五五”时期，财政支出5124.5万元。年均支出512.45万元，比“三五”时期年均增长1.23倍。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类支出增加，尤其是“五五”期间，经济建设类支出占总比重的29.3％，比“三五”时期年均增长3.63倍。“六五”期间，财政支出4665万元，年均支出933万元，比“五五”期间年均增长54％(“五五”时期为605.8万元)。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类支出的比例下降，占总支出的13.9％，比“五五”时期下降15.4％；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行政事业费、其它支出年占的比例均上升，分别由“五五”时期的47.6％、14.3％、8.8％升至53.4％、17.7％、15％。“七五”时期，总计支出10421.6万元，年均支出2084.3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1.1倍，经济建设类支出所占比例继续下降，占总支出的10.6％，比上一时期下降3.3％；其它支出因价格补贴等因素，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占总支出的23.1％(五年中价格补贴共计873.2万元，占其它支出的36.3％)；社会科技文教卫生类和行政事业费的支出所占分别为43.5％与22.8％。预算外支出项目有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行政管理费及其它支出等4类。1954～1978年共计支出527.3万元。年均支出21.1万元，其中：经济建设费296.3万元，社会文教费为113.5万元，行政管理费为96.5万元，其它支出为21万元。1979年后，随着收入的增加，1979～1990年共计支出600.4万元，年均支出50万元，其中：经济建设费为196.2万元，社会文教费为248.3万元，行政管理费为133.1万元，其它支出为22.3％万元。
另县财政从1986年起对事业和行政单位、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预算外支出实施管理。1986～1990年上述单位共计支出5462.8万元。
1949～1990年铜陵县财政支出统计表
财务管理监督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建国初期，对机关单位采取定员定额管理，对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1950～1952年供给制分供给和薪金两种，由县政府统一造预决算，按月上报核销；主要办公费用按规定开支。1953年县级财政建立后，统一开支标准，经费实报实销。1954年，改为在规定标准范围内按年度计划严格控制，同年，改供给制为包干制。1955年7月改为工资制。1959年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收支预算实行包干管理，并采取全额预算、差额补助、自收自支3种包干办法。1960年实行包干报销，即核定各项定额费用后包干使用，并建立财务辅导与互审制度。
1979年，本县实行部分预算包干，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费、水电费、自行车修理费3项取定额包干使用，节约全留，翌年继续使用的办法。1982年改部分预算包干为按人定额、项目包干的管理办法，即公务费按人定额、业务费按前3年平均额度，结合事业发展*情况核定数额，结余部分40％转为单位福利费，60％结转下年度使用。1981年起，实行预算包干制度，年初将人员工资、公务费、事业费等核定到单位，由单位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约全留。
企业财务管理建国后至1955年，本县国营商业由省垂直管理，国营工业企业尚未建立。1956年8月县财政科配备1人，对国营企业财务实行管理。1957年随着国营企业的增多，开始对国营企业的财务加强管理。60年代，以整顿财务基础、建立健全各项财务规章制度为主。70年代以促进经济核算，实行民主理财，加强成本管理、清仓查库、扭亏增盈、挖潜促产等为主。1979年后，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和承包制等为主。
固定资产管理：50年代，本县国营工业刚刚起步，县财政部门尚未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作出规定。60年代初，开始建立规章制度。1961年对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登记。1964年省人委规定：从4月1日起，国营企业报废的固定资产变价收入扣除清理费后，不再上交财政，留给企业重新购置固定资产；国营企业调给集体所有制单位实行有偿调拨，收回价款上交县财政，不得留用。1979年7月起，国营企业固定资产一律实行有偿调拨，1981年对扩大自主权的试点企业试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的办法，征收固定资产占用费。1983年对实行利税的工业企业停征固定资产占用费。1990年全县各业固定资产原值计5536.2万元，其中：工业部门2686.6万元，商业部门424.3万元，供销部门986.4万元，物资部门203.1万元，粮食部门869.1万元，文教部门7.6万元，交通部门279万元，建筑部门79.5万元。
流动资金管理：1958年前，本县预算内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均由县财政拨款，当年全县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为25个单位、68.7万元。1964年县财政局核定地方工业流动资金定额11.7万元。同年，本县各企业清理不合理资金占用57.7万元，核定全县工业流动资金定额10.4万元。1973年，为加强流动资金管理，把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基本建设资金与流动资金分开管理。1981年1月1日起，对全县国营企业所拨的流动资金均实行有偿占用。1983年7月11日起根据国务院规定：县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停拨流动资金。
成本管理：1957年前，县财政部门尚未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实行管理，1957年后，县财政科设经建组，开始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实施管理。1959年企业生产成本比原主管部门制定的计划降低14.4％。1960年全县46个企业中推行班组核算的有39个，占总数84.8％，当年全县可比成本在上年的实绩上降低7.6％。翌年，根据省委和省人委文件规定，对不应列入成本的各项费用，一律不计入成本；对亏损企业按亏损金额的多少分级核销。1963年全县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降低46％。1971年，县财政部门帮助企业落实生产计划，改善经营管理，加强成本管理，使平均成本比上年下降6％，企业增加收入4.2万元。此后，县财政部门把降低成本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1984年3月起，县财政部门依据国务院颁发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对国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实施管理。
利润监交与留成：50年代，县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上交利润开始监交。1958年1月起，县供销社改交纳所得税为上交利润，纳入监交范围。1983年与1984年，国营企业先后实行第一步与第二步的利改税，国营企业及供销社均改为交纳所得税，受税务部门监督。50年代后期，随着县办国营工业的逐步兴起，县财政开始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1960年县人委下文规定：工业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为8～18％，按企业大小、利润情况分等确定。1962年起，国营饮食业利润70％上交财政，商业部门留成30％，后曾经2次调整，1966年又改为对半分成，即50％上交县财政，商业部门留成50％。1978年，为促进企业扭亏增盈，县财政局规定：国营企业利润实行四六分成，即40％上交财政，60％留给企业。1981年县财政局对企业分别采取“盈利包干超收分成或留用”、“亏损包干，超亏不补，减亏留用”、“亏损递减包干，超亏不补，节亏留用”等包干和利润留成办法。1983年，根据财政厅文件规定，对小型工业企业税后利润超过国家核定合理留利额20％以上的；小型商业企业税后利润人均超过270元以上的，其超过部分均上交县财政。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后，国营企业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和调节税。
财务检查1949年7月曾对基层财务进行清查。1952年，为配合“三反”运动，在全县开展财务大检查，共查出贪污、挪用、浪费等案件16起，计贪污、挪用公款114.49万元，并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依法惩处及党纪、政纪处分，此后至1958年先后开展4次财务检查，并对查出的问题分别给予处置。1960年，县政府组织72人次，先后两次开展财务检查，经检查收回预算内资金22.1万元，预算外资金21.4万元。1965年，先后6次对有关单位进行财务检查。“文革”中，财务检查基本停止。1978年后，财务检查得到恢复，当年曾组织各财务单位进行自查。1984年后，县财政局财务检查组对全县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财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或组织其自查、互查。1985年后，县财政部门参加一年一度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审计1984年4月县审计局成立，根据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负责对全县财政、信贷计划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务进行审计、监督。到1985年底，先后对5个单位的财务进行审计，共审计出各类部门的资金10.9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2.2万元，当年已上缴财政6421.46元。1986年后，审计力量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1990年审计局设工交商贸、行政事业和综合3个股，下设审计事务所，职工由1985年的7名增至22名。随着审计力量的加强，审计工作亦逐渐走上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从1986年至1990年，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普遍进行定期报送审计；并对自筹资金来源、厂长(经理)任期终结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实施审计。同期，对一些行业和部门开展重点审计，5年中，共对261个单位进行重点审计，审计项目计41个(含重复项目)，共审计出各类违纪金额526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金额90.25万元，均已全部上缴。
税收、财务、物价检查1985年8月，县政府成立税收、财务大检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首次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当年查出各类违纪金额47.52万元，其中：偷税款和能源交通基金及应上缴财政金额47.28万元，其它违纪金额0.24万元；至年底，计补交偷漏税款、能源交通基金、上缴财政金额30.72万元，占应缴金额的66.4％。此后每年8月均开展一次大检查。1987年大检查内容改为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1987～1990年，共查出各类违纪金额370.51万元，其中：应缴入库金额(偷漏税及应上缴财政金额)277.11万元，在大检查中上缴入库223.43万元，占应缴金额的80.6％。
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与管理为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1961年2月27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下发《关于缩紧财政支出和控制货币投放的紧急指示》规定：对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收音机、扩音机、打字机、桌椅床铺等非生产性设备实行控购，如确须购买，应在社会集团控购指标内，经过批准方能购买。翌年，上级核定本县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指标为84万元。1968年国家确定控购商品为32种。70年代后控购商品品种有所减少，1979年减到27种，当年本县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指标为65万元，实际执行60.9万元，占指标的92.4％。1981年，控购商品品种又增至32种，当年本县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指标为90万元，实际执行87.5万元，占指标的97.2％。1983～1984年，控购商品品种又逐渐减少，至1984年9月，控购商品品种减少到14种。1985年后，控购商品品种复又增加，到1989年，增至32种。当年铜陵市下达本县控购指标为22.5万元，实际执行45万元，超过指标1倍。1990年本县社会集团购买力控购指标为650万元，其中专控指标60万元；实际执行810万元，其中专控指标6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