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区的哲学从古代到近现代都较为发达，可以说江山代有才人出，涌现的哲学人物大都具有全国影响。
先秦各学派的创始人及主要思想家称“子”。诸子以春秋末年的孔墨显学勃兴为开端。诸子竞相争鸣，则在战国年间。最终出现儒、墨、法、道、名、阴阳等多家争鸣的局面。这些学派，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以鲁为中心，道家源于南方楚、陈、宋，后北上于齐，法家源于三晋，成就于秦……。今安徽区域地跨江淮，先秦时期，哲学方面在涡淮流域出现了管子、老子、庄子三位杰出人物。管子，后人集其思想成《管子》一书，提出水是万物之源的见解，尽管幼稚，但在神学一统时代，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千古名言。他从齐国的实际出发，积极改革内政，使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老子活动在春秋末年，其思想经后学搜集、整理成《道德经》(又称《老子》)，老子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道先天地而生”的哲学命题，以“自然”为最高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主张是“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猛烈地抨击儒家的仁义礼智，主张“绝圣弃智”，复归于人的本性，走向“自然”。《老子》一书中还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庄子著《庄子》，其思想承袭老子，更进而导向虚无和相对主义，并在老子“出世”的基础上，倡“超世”、“顺世”、“游世”，认为“虚己以游世”是人生最高境界。进一步则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士大夫进则“入世”，可以治国平天下，退则“出世”，归隐山林。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中国式的人生态度。老庄思想成为道家的渊源。
汉初，思想哲学界仍未归于一统，战国养士之流风余韵犹存，时为淮南王的刘安所招宾客多达数千人，常与宾客纵论天下治乱得失，集体撰有《淮南鸿烈》(今称《淮南子》)。该著作内容丰富，“其旨近老子”，比较系统地阐发了黄老道家思想，同时也博采诸子百家之长，认为天地、阴阳万物由“气”而成，长时期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主流。《淮南子》是秦汉思想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典籍。东汉初，沛国相(今淮北市)人桓谭反谶纬之说，著《新论》29篇，阐发儒家思想，提出著名的“以烛火喻形神”之说，是为中国古代无神论的先导。东汉另一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受其影响，对他推崇备至。
魏晋玄学兴盛，“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刘伶都是谯郡(今宿州市西南)人。嵇康好老庄之学“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批判封建君主“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丑恶。在哲学上他继承了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万物皆禀受元气而生。他还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与王充思想相衔接，指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而被杀。著有《嵇康集》十卷。刘伶才华横溢，作《酒德颂》，文中宣扬老庄思想，颂扬纵酒放荡的生活。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江淮地区涌现一批学者，较知名的有：晋谯国人桓玄，齐沛国人刘、梁庐江人何允筹，均有《易》学专著。宋庐江人何尚之为一代玄学大师，创“南学”学派。唐代高僧舒城人道宣对佛教研究精深，著作达17种之多，其中《广弘明集》30卷尤为重要，记述佛教自传入至唐初历朝的兴废及佛教义理的阐述，具有很高的价值。所著《续(及后续)高僧传》数10卷，也是佛学要籍。魏晋时期安徽的学术有一个南移的过程，由淮北而江淮，再沿江、江南。唐宋以降，江南不仅是安徽人文荟萃之地，而且在全国也称得上藏龙卧虎的重要地区之一，其中思想哲学界更是名流辈出，影响深远而持久。
南宋理学家朱熹，原籍徽州婺湃，自称“新安人氏”。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上承二程(程颢、程颐)，下开明清理学之风，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汉代董仲舒之后，儒家最有影响的学者。南宋末理学上升为官学。朱熹把天理同人性、人欲联系在一起，提出“存天理，弃人欲”的号召，要求人们都必须遵守封建伦理纲常，他运用这些理学思想去阐释儒家经典，著《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被后世封建统治者提到儒学的正宗地位。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基本建立。朱子理学在其故里徽州的影响尤其深广，宋明徽州理学家产出之盛为全国少见，新安理学即以此而形成并发展。南宋时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同佛教祥宗的某些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心即理”之说，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号召人们“存心”而“去欲”，通过反省、深思来发现心中的理。这两派有论战，也有相似相容之处。元代理学家歙县人郑玉试图调和两派，他既讲朱学，也讲陆学，长期在家乡师山书院讲学，著有《郑师山文集》。还有休宁曹泾、陈栎，祁门汪时中等皆有名于当时。
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对朱熹等宋儒进行了抨击，形成“阳明学派”。安徽学者亦深受影响，全椒戚贤，以及王心斋、黄五岳等同为宣扬阳明心学的皖籍学者。至明中期，王学在安徽已取得优势，一时成为哲学的主流，涌现出一批学者。随着历史的发展，理学到明清时代已成为僵化、虚伪的教条，完全是统治者禁锢人们思想、扼杀人才的精神武器。明末至清代前中期，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兴起考据学和新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安徽也有几位杰出人才。桐城人方以智学识渊博，会通三教，兼容中西学术而自成一家。其著作繁富今尚余约百万言，涉及哲学的有《东西均》、《易余》、《一贯问答》、《愚者智禅师语录》、《周易图象几表》等，学界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他的《物理小识》在科学史上有重大贡献。清代文网严密，大批学者为逃避现实而皓首穷经，或考证经史，或治数学天文历法，安徽学者中这一倾向十分明显，宣城梅文鼎等是其中的代表。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梅文鼎以当时西学中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来辨惑，破除传统领域里的“占星术”迷信，对清代的哲学思维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清代中期，安徽最有影响的学者、思想家是休宁人戴震。戴震一生著述丰富，青年时期即以其博学而名闻京师，被后人认为是清代学术的集大成者。在哲学方面，他认为作为物质的“气”是第一性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理”却是第二性的，他明确反对理学家将“理”置于万物之上的观点，认为“理”为“气”先实质上是佛教以“神”为“气”主宰的翻版。戴震对人性的认识具有正本清源的性质，认为人性的欲、情、知3方面是人的自然生理要求，并非“万恶之源”，是不可能扑灭的。他激烈地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揭露宋儒以理杀人，这是他思想中最富战斗性的内容，为此而遭到理学卫道者们的群起而攻之。但也有学者支持和宣扬戴震之说，如歙县洪榜，休宁程瑶田等，尤以黟县俞正燮维护戴说最力。俞将戴震斥宋儒“以理杀人”的精神推而论及社会，对封建社会压迫妇女而出现的“贞女”、节妇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清代考据学兴起，安徽成为当时考据学的重要基地，戴震、程瑶田等一批学者成为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主要集中在徽州。另一方面，桐城方苞、姚鼐和当涂的夏炯兄弟等代表的宋代理学后继者固守理学营垒，他们的活动中心在安徽沿江。他们之间的斗争和论争对全国均有影响，可以说清代安徽思想界、哲学界非常活跃，两派的代表人物均为全国知名学者，其争议内容和思想言行为全国瞩目。据光绪年间重修的《安徽通志》记载，古代安徽地区哲人的哲学论著颇丰，计有经部《易》类299家，355部；《五经总义》类251家，156部；《四书》类242家，294部；子部《儒家》类328家，476部；子部《杂家》类55家，452部；另有释、道两类68家，101部。由于古今图书分类方法不同，这一统计中包含有哲学和相关学科的著作，但大体上反映古代安徽哲学研究的活跃情况。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学日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眼光移向西方国家，提出在科学技术方面“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进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和瓜分浪潮的兴起，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近代中国在思想上、哲学上的议论多侧重时势政治，多与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抽象哲理的探讨则相对薄弱。安徽的学者在探求真理，发扬旧学中的精髓过程中，为哲学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大师从安徽走向全国，其中尤以陈独秀、胡适、陶行知最为著名，影响也最为广远。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民国4年(1915年)在北京创办《新青年》，民国7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倡导民主和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陈独秀早期哲学观点的核心是进化论和“人力胜天”论，强调宇宙万物无日不在进化之中，批判封建落后的历史观和各种迷信思想，大力提倡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遂成为“五四”时期的一面旗帜。他在科学和玄学的论战中，是唯物主义的代表，坚持把唯物历史观作为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与观念在近代各种思想流派中真正代表了前进方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革命阶级的思想武器，并在斗争中不断深入人心，发展完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功不可没。“五四”时期，安徽和全国各地一样，一批进步青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相继建立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革命组织。安徽寿县的高语罕、霍邱蒋光慈、潜山王步文等中共早期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宣传马列和唯物史观、组织发动民众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安徽绩溪人胡适。胡适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撰文批判封建礼教，宣传科学与民主，提倡个性自由，倡导白话文运动，领导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在思想哲学上师承杜威，倡导实证主义，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获取真实的知识。民国8年(1919年)胡适出版《实验主义》，系统介绍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同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用资产阶级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大争议中，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赞成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革。
民国时期(有的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籍的哲学大师还有被称之为现代新儒学代表之一的桐城方东美、美学权威桐城人朱光潜(1897～1986年)等，他们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的哲学在曲折中进步。“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主要做了干部的培训，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宣传、普及和提高工作，一大批战争年代无暇学习的领导干部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省委党校等学校系统地接受马列主义，包括哲学的学习。报刊、杂志、广播大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部分高校也相继开设哲学课，掀起了群众性的学习哲学、用哲学、讲哲学的高潮。这种宣传和普及对哲学的深入发展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浮躁、浅薄和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色彩。1958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成立，其下设哲学活动小组，1960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简称“社联”)成立，哲学小组发展为哲学学会，学会主席张春汉。同年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下设哲学研究室。50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安徽哲学学术活动主要配合形势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开展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参与全国性有关“一分为二”、真理的阶级性、事物发展动力、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问题的讨论。学术方面有一些论文发表，但有影响的不多，没有形成安徽哲学界的研究中心和特色。
“文化大革命”10年，社会大动荡，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受到猛烈冲击，思想理论界更是是非颠倒，混乱不堪，安徽与全国一样，权威被打倒，黑白混淆，实用主义、唯心主义横行，在学术方面几乎无任何建树。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批判之风席卷全国，1978年安徽省哲学学会正式恢复，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顺利展开。同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
省哲学学会恢复后，省社科所哲学研究室也得到恢复，1983年4月，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正式挂牌。其后分别成立了安徽省逻辑学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伦理学学会、美学学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邓小平思想研究会等。安徽大学哲学系与劳动大学政教系合并为安徽大学哲学系，设有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哲学原理、心理学与逻辑学、美学与伦理学、自然辩证法等7个教研室。安徽师范大学设有政教系和马列主义教研室，其他大学、教院、学院或设社会科学系，或设哲学教研室，并配备相应的师资力量，形成一支人数众多的哲学教学科研队伍。加上地区、县级的哲学研究人员和部分哲学爱好者，数量是很可观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界空前活跃，被搅乱的思想需要恢复，遭禁锢的领域要开拓，新的学派、新的思潮要加以研究，这方面哲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既有拨乱反正，又有新的发展和继承，所以哲学界的学术活动显得很活跃。在哲学的基本原理方面，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讨论、关于人的哲学问题的讨论、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问题的讨论等步步深入，对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改革的深化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哲学史方面，开展了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讨论、关于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讨论、关于戴震、方以智、胡适等安徽哲学家的学术思想的讨论等等，极大地活跃了学术气氛。在美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方面也突破禁区，开展了多方面的学术活动，如改革和道德专题讨论、全国形式逻辑讨论等，编辑出版了有关的著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研究课题大增，成果丰硕。既有哲学史、美学、伦理学、自然辩证法、逻辑学方面的专著，又有大批的学术论文，其中专门研究安徽历史上著名思想家及其著作，如对管子、老子、庄子、戴震、方以智、胡适、陈独秀及《淮南子》、《庄子》、《新论》等的研究成果尤其丰富，在全国均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