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辈出、文风很盛的地方。安徽的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庞大的作家群和众多的作品。它通过广泛的交流、传播、汇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滔滔洪流，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安徽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
安徽的文学创作可追述到春秋的老子。老子，即老聃，楚国苦县(河南鹿邑东，今安徽涡阳一带)人。著有《道德经》，约五千字，多用韵，词约义丰，富有哲理意味，不仅是部精深的哲学著作，而且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与老子并称的庄子(前369～280年)，战国蒙人(今安徽蒙城)。他的散文诙诡奇特、汪洋恣肆，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其中洋溢的浪漫主义精神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他的代表作《逍遥游》在《庄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先秦的理论文章中，乃至后世的古典散文中，亦是罕与其匹的。
汉末魏晋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自觉时代。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文学受到重视，文人自觉进行文学创作，五言诗走向成熟，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其中建安文学最为光辉灿烂，在建安诗坛上开风气之先的是曹操。曹操(155～220年)，谯(今亳州市)人。他的诗歌沉雄悲凉，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雄伟抱负。他的散文清峻通脱，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魏文帝曹丕的诗歌大多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归，形式多样，其中《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他还擅长散文，文风通脱自然。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著作，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自觉。曹植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的诗歌以五言为主，词采华茂骨气奇高，被钟嵘誉为“建安之杰”，为五言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辞赋突出抒情，其中《洛神赋》最为著名。他的文章或散或偶，因情敷采，别具一格，艺术性极高。
曹氏父子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影响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成就，而且在于他们集中了“七子”和蔡琰等众多的作家，这些作家都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表现了国家统一的思想，慷慨悲凉，形成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面的旗帜。
曹氏政权很快旁落到司马氏手中，政权的更迭伴随着残酷的杀戮。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广大文人只好涉玄论佛，崇尚虚无，企图与政治保持距离。汉末《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更主要地反映了人生无常，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是社会动乱中人们内心苦闷的体现。《古诗十九首》的特点此期更加张扬，对生命的忧患日益加重，“忧生之嗟”响彻文坛，正始文学遂之代替了建安文学。正始文学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嵇康(225～264年)谯郡铚(今宿县西南)人。嵇康的诗歌四言成就显著，风格清逸。他的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嘻笑怒骂，笔锋犀利，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治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他写下《酒德倾》，宣扬老庄思想，公然纵酒放诞，对“礼法”表示出极大的蔑视。“竹林七贤”名士风流为许多人所景仰和模仿，一度成为全社会群体性的行为模式，即魏晋风度。嵇康的炼药，刘伶的嗜酒便是其中两个典型的代表，对历代文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历史翻过魏晋六朝这中国史上社会大动乱的一页，经过隋的短暂统一，终于迎来了大唐帝国。如果把整个中国文学史比喻成一部气象万千的交响曲，那么唐诗就是其中最辉煌的一章，这里也有来自江淮地区的声音。中唐新乐府运动轰轰烈烈，其主要干将张籍(约767～830年)生长在和州乌江(今和县乌江镇)。他的乐府诗采用古题和新题各占一半，都是反映当时民生疾苦。新乐府运动的主将白居易称赞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王建说：“君诗发大雅，正气加我肠”。宋代王安石也说：“看似寻常最奇岖，成如容易却艰辛”，其成就与影响可见一斑。
逮乎晚唐，诗歌的风格形式日益走向华艳纤巧，但仍然有一些人坚持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杜荀鹤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杜荀鹤(846～907年)，字彦之，池州石埭(今石台县)人。他文学主张与白居易接近，专攻近体，尤善七律，诗风平易委婉，反映了唐末的社会黑暗和人民的痛苦。
宋代诗坛革新运动的一位干将梅尧臣(1002～1060年)，宣城(今宣州市)人。他仕途不得意，在诗坛则享有盛名。他有意识地纠正西昆体过分追求形式的弊端，主张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宋人龚啸说他：“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谈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光”很有见地。梅尧臣对宋代的诗风的转变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宋诗的工巧和散文化、议论化特点，在梅尧臣的诗中以露出端倪。他的诗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贫困，表现了对劳动者的同情。艺术特点方面写景抒情，意境新颖。
北宋诗坛的后期几乎是江西派的一统天下，“江西派”一名来源于南宋初吕本中所著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吕本中(1084～1145年)，寿州(今寿县)人。吕氏本人的创作早期受黄庭坚的影响，其后有所变化，诗风较明畅，南渡后也有悲慨时事的作品，较为沉痛。吕本中在当时诗坛颇负盛名，陆游称其诗“汪洋宏肆，兼备众体，间出新意，愈奇而俞浑厚”，道出吕本中诗歌的艺术特点。
宋词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奇葩，他从闺阁走向广阔的社会天地，苏东坡、辛弃疾等功不可没，但在苏辛之间，南宋之初的一批爱国词人承前启后，多有贡献，其中张孝祥影响尤大。张孝祥(1132～1169年)，历阳乌江(今和县)人，南宋初年著名的爱国志士，善于诗词，精于书法，尤以词著称，其词颇多感怀时事之做，多悲壮激烈，如《六州歌头》；写景抒情之作则潇洒飘逸，如《念奴娇》。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世祖灭宋，统一了中国。元代文坛的主流是散曲和杂剧，相形之下，诗文学传统文学的发展因此黯然失色。在这个大背景下，六代文坛的两位安徽作家方回和贡师泰虽然以诗文著称一时，但成就并不算高。其中，方回(1227～1307年)歙县人，评选唐宋以来律诗、编成《瀛奎律髓》，标榜江西诗派，并倡“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倒是影响很大。贡师泰(1298～1362年)，宣城人，以诗文擅名。
随着明王朝的建立，明代文学也经历了起伏的发展过程。明中叶后，文坛上开始出现繁荣局面，江淮一带也前后涌现了一批作家，如休宁程敏政、程嘉燧、贵池吴应箕、桐城钱澄之、方维仪、方以智等。程敏政(1444～1499年)，文与李东阳齐名。程嘉燧(1565～1644年)寓居嘉定，论诗主张先立人和，然后有诗格，反对前后七子剽窃模拟之风。其诗朴实无华，颇为时人推许。吴应箕、钱澄之、方维仪、方以智都活动在明末，经历过国破家亡的痛苦。他们的创作虽然风格不一，但都反映了当时的民生疾苦，表现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清代是安徽历史上文学家出现最多，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诗歌方面，清初施闰章(1618～1683年)，宣城人。他的诗较为平实，但有些作品，在反映下层社会的苦难方面，较有特色。他和宋琬被王士祯称为“南施北宋”。施闰章雄踞东南诗坛数十年，创下“宣城体”的独特诗风。在清初诗坛，他的影响仅次于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和以顾炎武、屈大均为首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在小说方面，歙县人张潮曾编集明末清初人的文言传奇，名为《虞初新志》。但更值得安徽骄傲的是全椒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广泛地揭露了社会黑暗，尤其对士林的种种丑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检讨，辛辣地嘲讽了封建科举制度。它的艺术成就也同样值得称道，它的结构、语言都各具特色，讽刺艺术更是炉火纯青，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讽刺之作”，在题材、手法和风格上均具有开创意义，对晚清谴责小说乃至鲁迅都极有影响。散文方面，桐城派古文虽然一直遭到反对，但它在200余年内风行海内，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方苞、刘大櫆、姚鼐时序相接，人称“桐城三祖”。此后桐城派日益门庭光大，拥有众多作家，仅桐城一地就有方东树、刘开、姚莹、吴汝纶等人。在它的直接影响下，还产生了湘乡派和阳湖派两个支派，也都很有影响。
从民国6年(1917年)1月至民国38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3个10年的历史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皖籍作家活动的身影。
第一个10年(1917～1927年)，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一页。胡适(绩溪人)、陈独秀(怀宁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前者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后者的《文学革命论》分别发表于民国6年1月和2月，它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理论文字，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宣言和纲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最早的、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之一。胡适还创作了白话诗文，民国8年《终身大事》的刊发、民国9年《尝试集》的出版，为话剧和诗集的滥觞，领风气之先，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产生了很大影响。黄仲苏(舒城人)，民国9年赴美后，通过《少年中国》向国内读者介绍泰戈尔，并且创作多篇富有哲理的诗章，成为《少年中国》诗人群中突出的一位。
新文学创作日趋繁荣，新文学运动遂与一般文化运动剥离，文学社团、流派也应运而生。据茅盾统计，仅《小说月报》记载，从民国11年到民国14年间成立的文学团体不少百余个，实际还要多一倍。安徽的青年学子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求学时，也有参与其中活动，如汪静之(绩溪人)参与杭州晨光社和尔后的湖畔诗社，朱湘(太湖人)参与文学研究会，蒋光慈(六安人)参与春雷社，章衣萍(绩溪人)参与莽原社。朱湘对新诗创作尤其是新诗格律化发表过不少精辟见解。韦漱园(霍邱人)、台静农(霍邱人)和韦丛芜(霍邱人)等未名社作家，曾受鲁迅的指点和支持，在小说创作和翻译活动中成绩突出。
第二个10年(1927～1937年)。民国14年“五卅”运动后，特别是民国16年大革命失败后，“整个中国历史添上了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争议》)，即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学更高地融合了社会的和阶级的要求。蒋光慈是最早的“普罗”作家之一，其诗与小说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钱杏邨(阿英，芜湖人)和吴组湘(泾县人)的小说，显示出左翼文学前后期创作的风貌。与革命文学并行还有其它文学流派和作家。方令孺(桐城人)和方玮德(桐城人)是新月派的后期的代表诗人。苏雪林(太平县今黄山区人)30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和晚年的楚骚研究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朱光潜(桐城人，今枞阳人)学贯中古，是京派的美学代表，他的美学生涯和学术翻译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外均有影响。
第三个10年(1937～1949年)。抗战爆发后，民族自强的呐喊，自立的沉思和抗战胜利后民族振兴的追求及工农兵文学的确立，形成这一阶段的总体格局。田间(无为人)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诗人，他的诗音节短促，节奏明快，语言通俗，被称为“时代的鼓手”，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宣传鼓动作用。周而复(旌德人)是一位多产而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工农兵文学的新的作风。姚克(歙县人)的历史剧多描写历史事件中女性的命运，其中著名的《清宫怨》，民国37年(1948年)改编为电影《清宫秘史》。方令孺的散文，丁易(桐城人)的杂文，朱光潜的《诗论》，吕荧(天长人)的《人的花朵》和以群(歙县人)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等著作，与解放区文学相呼应、相融汇，形成多元而趋一的文学态势。
此外，被称为通俗文学大师的潜山县人张恨水的创作贯穿3个历史阶段。他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八十一梦》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广泛流行，拥有大量读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的文学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不断得到发展。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话剧及电影文学剧本，各有传世之作。而且改变了旧中国无专业创作队伍，无专业文学报刊，无文学社团组织的局面。1954年在皖北和皖南文联筹委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省文联)，1960年2月，成立了省作家协会。早在省文联成立前的1952年，《安徽文艺》已创刊，后成为省文联的机关刊物。一支专业文学创作队伍业已形成，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安徽就有8名代表参加，显示了专业创作队伍的实力和创作的实绩。代表之一的鲁彦周所作的独幕话剧《归来》，在全国首届话剧观摩演出中获剧本一等奖，这是安徽省文学作品首次获国家奖项。从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召开了多次文学工作者会议，旨在推动和繁荣安徽文学事业。陈登科的以《风雷》为代表的小说创作、鲁彦周的《凤凰之歌》等电影文学剧作，吕宕电影文学剧本《鸦片战争》，严阵的诗歌作品等在全国范围产生较大反响。
“文化大革命”10年，安徽的文学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四人帮”垮台后极“左”文艺思潮较快也较彻底地得到清算。1979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关于坚决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安徽省文联彻底平反的决定》，为刘秀山、陈登科、那沙等受到诬陷和迫害的作家平反，为被打成毒草的《毒手》、《风雷》、《归来》、《还魂草》等作品平反。老作家依然保持着创作的活力，不断有新作品问世；一批青年作家登上文坛，显示了安徽文学创作队伍后继有人，不断发展的趋势。1979年7月，由省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清明》正式创刊，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声誉较高、影响较大的一种。1985年创刊的《诗歌报》，是中国最有影响的诗歌报刊之一，198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文学院，集中了一批有创作潜力和培养前途的青年创作者，使他们安心从事文学创作。从80年代以来，安徽有多位作家的小说(包括以儿童生活题材的小说)、诗歌以及由小说原作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在全国获得多种奖项。如奚立华的《神圣的篝火》、方君默、张子仪的《神奇的黄山》、严阵的《荒漠奇踪》、刘先平的《云海探奇》均在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评奖中入围。鲁彦周、张弦的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公刘的诗、张锲的报告文学被公认为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具有拨乱反正和思想启蒙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