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立国之本，中国作为文明发达的古国，教育的历史渊远流长。相传夏商时期已有“痒”、“序”、“校”等3种学校，对贵族子弟进行礼乐和军事训练，使之“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周时有国学和乡学，公卿子弟可入而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且已形成一定的选拔考核制度，着重考查学生的德行道义。但这一漫长时期的教育仅限于王公贵戚的后代，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东周时王权衰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讲学、贵戚权相养士之风兴起，教育下移，儒、墨、法、道等学派林立，及至汉武帝时，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蓬勃发展，在中央设太学，招收博士弟子员。其时，蜀郡太守文翁选拔郡县小吏中聪明而有培养前途者10余人亲自教诲，遣送京师，受业博士，后又在成都创设“学宫”，渐成制度，致蜀地因之大治。此举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推广文翁的郡国办学经验，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从此，太学、郡学、县学和私学得以相辅相成，成为古代教育的几个重要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翁是汉庐江郡(治今舒城)人，其在蜀地大兴教育在全国起了典范的作用，是为皖籍人士对教育的贡献。皖地郡县学当亦兴起于此时。
其后九江郡(治今寿县，所辖15县均在今安徽境内)人梅福因通晓儒家经典中的《尚书》而被任为本郡的郡文学，掌全郡的教育。庐江、沛、丹阳、六安、楚、梁等郡国也前后设置郡国文学，开创了地方官学蓬勃兴起的局面。
到王莽秉政的平帝时，规定郡国办学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各置“孝经”师一人，形成一整套地方教育体系，一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不久政局动荡，学校教育衰败。东汉时，郡国学校大部分恢复。东汉初，李忠任丹阳郡太守，在郡治宛陵(今宣州市)创办郡学，数年间，丹阳郡学子好学成风，人才济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作为的学生，不少人通晓儒学，担当地方官吏或僚属，也有人在汉末争雄中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如徐州刺史陶谦就曾是丹阳郡学的官学生。汉末动乱，军阀混乱，生灵涂炭，学校纷纷关门，建安五年(200年)，刘馥任扬州刺史，镇守合肥，他到任后曾重建学校，招收生员，延师讲学，这在动荡年代是极少见到的现象。
民间私人讲学授业自春秋以降即不断发展，至汉代大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安徽在这方面也很突出，汉时涌现出好几位教学大师，沛郡(治今淮北市，所辖县大都在今安徽境内)龙亢县(今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桓荣，世代以收徒讲学为生，学生数以千计。汝南郡细阳县(今太和县东北)人张酺门下生徒数百人，声名远播。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西汉时今安徽境内知名学者有11人，其中有创立高氏《易》经学派的高相；创立《周礼》庆氏学派的庆普；有任王莽的讲学大夫、精通毛氏《诗》经的陈侠；有通晓齐氏《诗》经，官至王莽时大司徒的张邯等。这一时期安徽的文化教育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淮北地区毗邻中原，文化教育相对发达，江南开发稍迟，相对滞后。经济开发的早迟与发达的程度是造成文化教育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政权更迭频繁，加上九品中正选官制的推行与演变，对文化教育的影响甚巨，呈现出明显不同于汉代的特点。其时官办学校时兴时废，私学继续昌盛发达，成为地方教育的主导。伴随着魏晋北朝和立国于南方的六朝的兴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大凡有作为的君主都重视兴教办学，广揽人才。如曹操早在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就令郡国各修文学、县置校官，选乡中俊秀而教学之。曹丕即位之初就下令扫除太学灰尘，置博士，兴辟雍，立课试。孙吴亦曾立五经博士，设国学和地方官学。东晋时一些地方官学一度颇为兴盛，这些政权对地跨大江南北的安徽教育均曾有一定的影响。
宋文帝时曾在京师建康设立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馆，分别招收学生传道授业，其中主持玄学的何尚之是庐江潜县(今霍山县东北)人氏，曾吸收当地一批玄学名士游学其门下，玄学馆一度成为江南玄学的中心，被誉之为“南学”。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诏立总明观，征学士分儒、道、文、史、阴阳5部分进行教学与研究。
私学的相对繁荣表现在民间教育持续稳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颓败。一些士人淡泊仕途，退而招徒授业，将希望寄托在年轻的学子身上，这时私学的规模不大，但范围很广，遍及城乡各地，家境殷实甚至并不富有人家的子女大都受过程度不同的教育。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民间教育家。如东晋庐江潜人杜夷、刘宋沛郡相(今淮北市)人刘等。
及至隋唐，国家昌盛，经济文化繁荣，科举取士大大地促进了官私教育的发展，安徽境内各地教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无论淮河南北，沿江江南官办学校、私塾均气象更新。至宋代，安徽境内主要用于讲学、读书的书院逐渐兴起，其中的绩溪“槐溪书院”为最早，较有名气的还有贵池“八桂书院”、歙县的“紫阳书院”、休宁的“西山书院”等。大都集中分布在皖南及沿江一带，这些书院既不同于官学，又与一般私学有所区别，是私学发展的高级形态，由当地名士硕儒创办，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既是学士读书之所，又是私人主持的聚徒讲学之地，有的办出成绩后又为官府所控制，获得官府的帮助。书院对传播文化、滋泽士林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宋以后千余年间成为集藏书、教学、研究于一体的新型教学机构。唐宋以降，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安徽尤其是江淮之间和江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才辈出，一改以往文苑空荡寂寞之状。唐中叶安史之乱后，中原名士纷纷南渡，较著名者如：韩愈寓居符离，李白漫游江淮，杜牧先后为宦宣州、池州，白居易寄家甬桥，刘禹锡官和州、游池州等，他们对当地文气的振作大有裨益，出现“符离七子”、“芳林十哲”、“江淮四夔”、“九华四友”等名目繁多的文人团体，产生了如唐时张籍、杜荀鹤等皖籍著名诗人，宋时姚铉、梅尧臣、张孝祥等散文改革家和杰出词人。与文教关系密切的文房四宝，在唐宋时成为安徽的名产。宣纸、歙砚、徽墨、宣笔名闻遐迩，为文人学士所喜欢，也是上贡朝廷的特产。
及至明清，安徽经济不断发展，商品经济相对而言比较繁荣，徽州地区尤为突出。所以徽州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全省乃至全国都非常出名，犹如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当地民间渐渐养成重视读书，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徽商发达后，尤其重视教育，儒而好贾蔚然成风。在徽州一些在外做生意而发达的人，大多数都回原籍购置田产，兴建祠堂，投资教育，所以在徽州兴教办学颇为普遍。为培养教育子侄，他们热心于社会办学，或捐资创办社学、村学、宗(族)学和助学院，或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办家庭私塾。一些家境困难者，宁可忍饥挨饿、节衣缩食甚至典卖家财也要送子读书。元代徽州书院仅9所，明代猛增至32所，其发展速度由此可见。此外，当地结社讲学之风常年不衰，渐成习俗，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明清两代徽州产生了一大批状元、榜眼、探花和进士，成为全国知名的人文荟萃之地，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数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最终形成影响遐迩的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建筑等文化科技方面的一大流派，被现代人称为“徽学”。明清时期，桐城县及其周围地区教育也相当发达，人才踊动，是安徽省光耀全国的又一个亮点。有明一代仅桐城县就出了80多名进士，165名举人，在清代文坛上“桐城派”出现之前，桐城已涌现一批诗人文豪，他们或结社讲学，或著书立说，或收徒执教，有利地推动了桐城及其周围区文化繁荣与教育的发展。至清代“桐城派”成为影响全国文坛的重要流派，产生出诸如方苞、方以智、刘大櫆、姚鼐等思想家、文学大师。
总观安徽古代教育，魏晋以前淮北地区相对发达，无论官私教育大体上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同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淮之间尤其是江南在官学兴废无常的情况下，私学逐渐兴盛，这一趋势在隋唐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使大江南北的教育趋于平衡发展的状态。此后，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沿江江南与江浙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徽州、安庆地区所拥有的独特经济、文化环境，使之成为省内乃至国内闻名的文化教育发达地区。在古代中国，朝廷和地方官府在正常情况下均设置官学，以培养青年学子，但各级官学的规模都极有限，并非一般平民百姓子弟受教育的场所，所以民间的私塾、家塾、教馆、族学以及宋以后的大小书院吸纳了更多的普通学子，安徽与全国一样，各地府学、县学虽历朝历代都有，却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教育的普及更无从谈起，一些发达地区即使私学、族学较为兴盛，其受教育的面仍十分有限。自从汉代确立儒家独尊地位以后，儒家教育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隋开科举后，学子的功名利禄系于科举考试，而科举又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古代文教兴盛之地，儒家也必然兴盛，在这方面安徽似乎与国内其它地区没多大区别，但仔细分析就可发现，进入明清之际，由于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又称雄商界，足迹遍布全国的徽商，一批儒雅之士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明，在西方科技文化的冲击下，安徽科技界人才辈出，以梅文鼎、戴震、方以智等著名皖籍学者为代表在万马齐喑的中国科技界独放异彩。安徽教育成为全国率先起步迈向近代教育的少数省份之一。
雅片战争以后，安徽传统的封建教育呈现衰落破败的景象。全省府县儒学仅70所，学生(含初入学的附生和正式廪生)仅3000余人，科举考试舞弊成风，书院及形形色色的私塾教育也明显萎缩。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文化渗透也日见明显，至清末，欧美各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各地办了一些小学、中学，西式教育方法在科举被废前后逐渐为先进的中国人所认识，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安庆首办尚文小学堂，其后芜湖的育英小学堂、广益学堂等一批教会学堂相继创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诏令各地兴办学堂，一些地方书院、官学纷纷改为官立或私立小学，3年后全省官私小学38所，府、厅、直隶州设中学堂，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有中学堂27所。这些新式学堂从初创到辛亥革命的几十年间，从办学形式、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在吸收西方教育制度，引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同时更多的保留了封建教育的传统，尊孔读经仍是这些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安徽新式教育的草创时期，这种新旧教育方式同时并存的现象在全国相当普遍，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是早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发展，猛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教育，在宣传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倡导民主自由，开阔国人眼界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起步较早，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安徽省城安庆的敬敷书院改名求是学堂，这是安徽第一所高等学堂，癸卯学制公布后，先后改名安徽大学堂和安徽高等学堂。嗣后相继成立了安徽省公立政法学堂、安徽优级师范学堂、安徽省立存古学堂、安徽省官立政法学堂、安徽高等农业学堂等九所高等学堂，办学期间早，规模都不大，大部分存在的时间都不长，辛亥革命后，或因教学改制而改为其它学校，或因经济拮据而停办。五四运动前后，一批皖籍有识之士，屡次举办大学，并成立了筹备处，但终因军阀混战，经费无着，安徽高等教育一度处于停顿状态。其后外患内战，时局动荡，虽先后设立过安徽高等学堂、江淮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学院、安徽工业专科学校、苏皖技艺专科学校等6所高等学校，大多旋办旋停，动荡不安，到解放前夕，仅存安徽大学、安徽学院两所高校，无论办学规模、条件和发展速度，均远远不如发达省市。这种状况为安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民国成立后，改学堂为学校，承认男女受教育权利平等，废止读经和奖励出生制度，各类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安徽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始办新学到宣统三年(1911年)，13年间共办学校1087所。辛亥革命后，重建安徽高等学校并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增办370所学校。使学校总数达到1457所，其中小学1420所，在校生48375人。其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安徽战祸连年，经济凋敝，安徽教育居全国落后状态，未有大的起色。民国16年(1927年)至民国26年全省教育又有了生机，学校各项制度得以建立，实施《中等教育改造方案》，教育状况被列为政府政绩考核重要内容之一。又制定教育视导制度，建立视导网，奖励作出特殊贡献的中学教师，对校舍建设和教学设施也予相应充实，以满足教学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徽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除皖南山区少数学校尚能继续维持外，其余学校大多停办，校产损失惨重。这一时期安徽的教育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发展。
抗日战争结束后，安徽教育事业稍有恢复。民国35年(1946年)，国民党统治下的安徽教育事业发展到最高峰时，全省有高等学校2所，学生1407人；中学206所，学生7.4万；小学12904所，学生103.6万；幼稚园44所，在园幼儿1778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仅10%左右，全省90%的人是文盲。其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社会混乱，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停滞不前。至全省解放时，仅有高校2所，学生1052人，中学167所，学生3.6万；小学12399所，学生66.3万人。平均每万人各级学生的比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华东地区也是最落后的。
建国后，安徽省教育经历了恢复、调整、初步发展和稳步提高的不同阶段，在曲折中前进，在调整改革中求得发展。建国初期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完成对各类学校的接受改造，废除旧的训育制度、管理制度，恢复整顿学校秩序，建立、健全各类组织机构，使安徽教育初步纳入正常发展轨道。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生总数超过200万，教学秩序稳定，教学方法也有初步改进，教学质量稳步上升，为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批亟需的人才。但在肃清旧的教育制度的影响的过程中，机械地、生搬硬套地吸收了前苏联的经验，将一整套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安徽省情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加以引进和推广，加之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极大的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安徽教育喜中有忧。
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安徽教育有起有伏，在调整改革中波浪式前进。为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加速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度出现头脑发热，只求速度，不顾基本实力的盲目发展势头，仅1958年就新建29所高等学校，1960年底全省高校已有44所，在校生23048人，办学经费、校舍、设备、师资等基本办学条件严重匮乏。中小学教育虽也存在发展过热失衡的现象，但在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改革旧的教育体系等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1961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改善，安徽省对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必要地压缩、裁减一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适当控制全日制普通中小学的发展，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和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做法，教育质量稳步提高。1965年，调整后的安徽教育呈现出结构合理、运作正常、协调发展的态势。全省全日制普通高校15所，普通中学665所，中专213所，小学105846所，此外还有半工(农)半读学校、农业中学2000多所，业余高专、初等高校也有明显发展，各类在校生总数达538.45万人，比建国初增长了6.7倍。
从建国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安徽教育与全国教育一样，经历了发展、调整、改革几个阶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的落后状态，虽然道路曲折，存在着“左”的干扰，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起伏，成绩还是显著的。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革旧的教育体系，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知识分子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同时也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教育事业遭到严重劫难。初期各级教育行政机关陷入瘫痪，学校的干部和大多数教师受到残酷迫害和冲击，大字报满天飞，教学停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后军、工宣队进驻，由“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大搞“斗、批、改”，高等学校被合并、下迁或停办，大批图书资料、仪器设备被焚被毁，损失无法估量。高校、中专、技校和部分中小学连续多年不招新生，成人教育基本停顿。另一方面普通中学为接纳未经考试的学生而盲目办学，普通高中学校数10年间增加了12.2倍，高中学生增加了近10倍。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大量高中毕业生既不能报考大学又无法就业，只有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条路可走。更为严重的是随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出笼，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两个估计”极大地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开展的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智育第一”、“师道尊严”以及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倡言“灵魂深处闹革命”等运动一个接一个，不仅极大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各种错误论调如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泛滥，无政府主义思潮蔓延。安徽教育事业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教学质量下降，已经出现的全面发展的势头遭到破坏，甚至存在部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急剧倒退，使基本基础薄弱的安徽教育元气大伤。
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安徽对各级教育进行整顿，恢复大、中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整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恢复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全省教育纳入正常发展轨道，在较短的时间里，比较成功地开拓了一条适应安徽经济文化发展的教育改革之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面临的问题极为严重。人心混乱，读书无用论的流毒甚广，校舍被侵占、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匮乏，师资流失，经费奇缺等等，可以说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整顿，恢复大、中学校考试制度，极大振奋了民心；同时整顿教学秩序，恢复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平反冤假错案，提高教师待遇和政治地位；整顿各级学校领导班子；充实和加强师资队伍，恢复中断近20年的职称评定；加强教育立法等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在拨乱反正中，制定和颁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关于试行中等教育改革意见》(1979年)、《关于加强和改革普通教育的决定》(1983年)、《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加强高等教育工作的决定》(1983年)、《安徽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若干规定》(1984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1985年)、《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1986年)等等重要的规定和法规。使教育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为教育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省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有所增加，办学条件得到改善。1983年6月，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改革和加强普及教育的决定》，要求“今后若干年内教育经费的增长率应略高于经济发展的增长率，切实从经费上保证教育这个战略重点”。“六五”期间，普教事业经费每年比上年实际指标增长幅度不低于8%。此外，各市、县地方机动财力用于教育的比例不少于20%。1985年8月，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省、市、县三级从当年开始，在今后一定时期，“保证教育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1981年，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23.65%；1985年分别为20.20%和20.0%；1990年为11.63%和17.32%。1985年根据国家规定，安徽省开始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1987年4月，省人大六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安徽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中，对全省征收教育费附加、学校勤工俭学、社会集资办学、教育经费使用管理等问题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正式把多渠道解决教育费问题纳入了法制轨道。在积极筹措教育经费的同时，安徽加强了对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开展勤工俭学，发展校办产业，积极筹措教育经费。校办产业到1990年底，总产值已达41564万元，纯收入达8761.1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15.4倍。10年中，学校勤工俭学收入达3亿多元。1981年初，省政府推广了滁县、和县、全椒县的经验，并确定21个县为建校重点县，用“三结合”的方法集资建校。1988年，省政府又把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列入当年要办的18件实事之一，经过10年的努力，现在中小学危房面积由1980年的16.1%降至2.5%。
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教师的质量，1977年，为加强师范教育，经省政府批准，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分别在滁县、六安、池州等13个地市开办教学点，扩大师资培养，1987年扩建两所师范学院并恢复多所师专学校的建制。改善师范办学条件，坚持稳定本科，重点发展专科的方针。在1997年新的形势下，专门为中学教师开设“专”升“本”自学考试，为小学教师开设专科自学考试，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现全省高师院校已发展到13所，其中本科院校5所，专科院校8所，年招生能力超万人，在校生3万余人，初步形成了布局和层次结构趋向合理、总体规模较为适当的高师教育体系。中等师范教育近年来得到了稳步的发展。1990年，全省中师毕业生计10.33万人，基本满足了普及初等教育的需要。
另外，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师资培训活动。1978年，恢复了省教育学院，新建了蚌埠、芜湖、阜阳、淮南教育学院。1985年，又创办了淮北、宿县、宣州教育学院。1990年，全省教师进修院校在籍学员达3.7万人。1986年，又开展了中小学教师教材教法和专业合格证书考试，有10多万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两证考试”。通过各种形式的进修学习，到1990年全省有8000多名小学教师取得了中师毕业证书，有1.1万人取得了电视中师毕业证书，有3500名初中教师获得了大专毕业证书，322名高中教师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到9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又有新的突破。
1980年以后，全省每年约培养师范毕业生1.5万人。为保证这些毕业生能充实到中小学第一线任教，安徽省逐步改革了师范院校招生和毕业分配制度，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这一制度坚持10多年，加上其它一些优惠政策，使老、少、边、穷地区的师资状况有所改善。1987年，国家安排安徽省专项劳动指标1.2万名，用于民师择优选招。1990年全省中小学民师已从1978年的26.52万人减到15.86万人，民师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比例也由1978年的90.6%降到33.4%。1987年，给全省17万民师评聘了教师职务，兑现了职务工资。1990年以后，民师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待遇也有所提高。
尊师重教开始形成风气。全省有上万教师受到国家教委、省市表彰，有的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获“五一”劳动奖章，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或全国教委系统劳模。从1985年开始，国家设立教师节，提高全民族的尊师重教的意识，对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安徽是个人口大省，又是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省，基础教育的面广点多摊子大，普通教育“普九”教育的难度可想而知。首先积极创造条件，从幼儿抓起，有计划、多层次地发展城乡幼教事业。1990年全省有幼儿园1763所，在园幼儿49.6万人，与1980年相比，增加幼儿园35.6万人。10年来，普及初等教育结束了徘徊局面，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稳步上升。到1990年，全省共有小学3.51万所，在校生633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98.2%，在校生年巩固率为97.9%，毕业班学生毕业率为97.1%，初等教育普及率为96.4%。全省105个县级单位，已有94个经省级验收普及了初等教育。1983年以后，各地小学的戴帽初中班大部分被撤并。至1985年，全省普通高中的校数比1977年减少了931所，初中的校数增加了1720所，既改变了单一化的普通高中教育结构，又发展了初中教育。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安徽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后又制定颁布了《安徽省中小学办学基本标准》、《安徽省农村中小学分级管理职责的暂行规定》、《招收适龄儿童、少年就业的处罚办法》等配套文件，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及学校、家庭的职责和义务，对学校的设置、经费、办学条件、师资等都作了规定。1987年安徽省制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划，要求到20世纪末，全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占全省人口70%的城镇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普及初中阶段义务教育。从1986年起省人大、省政府每年都认真组织检查《义务教育法》实行情况。90年代，上述规划明显加快执行步伐，预计20世纪末即可基本完成“普九”规划，在新情况不断出现的状况下，“普九”仍将付诸努力。
1979年以来安徽省开始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积极发展职业技术，全省职业由试点向稳定发展阶段过渡。到1990年全省中专学校135所，其中中等技术学校90所，中等师范学校45所，在校职校生21万人，近几年这一数字又有较大的增长。为全省各行各业输送了大批有技术的劳动者。同时农职业中学也有较大的发展，到1990年，全省农职业高中招生34089人，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22%，并取得3种地区(徽州地区、滁州地区、沿江淮蓄洪区)的办学经验。此外，技工学校也有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农科教统筹协调与“燎原计划”也顺利实施。
80年代以来，安徽省高教事业发展较快，主要表现在：
初步建立了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了普通高等学校办学规模，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还筹建了部分新校，同时扩大了老校规模，改造和新建了部分专业，实行了国家计划、委托培养、自费生3种招生形式，并把注意力集中到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教育结构调整上，使全省高等教育事业改变了长期以来农医师本科教育状况，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学校数从1980年的22所增加到36所；其中省属院校从15所增加到28所，本、专科在校生1980年末9492人，1990年已达到62448人；在校研究生，1980年仅300人，现已发展到720人。1980～1990年，累计向社会输送本、专科毕业生152184人。
调整了高等教育结构，使科类、层次比例和学校布局有了一定的改善。一是压缩了长线专业，增设和发展了一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应用性专业。二是扭转了本、专科比例倒挂的严重状况。1990年，全省本、专科生比例为1∶1.8，其中省属院校本、专科生比例为1∶1.93。三是调整高等学院的布局。
1985～1989年，全省高等学校共承担国家、中央部委、省(市)和大中型企业单位等各级科研课题739项，出鉴定成果867项，其中达国际水平37项，属国内首创和达先进水平的493项。经鉴定并获奖435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奖7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10项，省、部级奖387项。出版专著580部，发表论文14535篇，其中国外学术刊物发表1096篇。“七五”期间仅转让科研成果一项，学校纯收入就达1001.9万元。
改革学校内部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积极慎重地在部分院校试行了校(院)长负责制，干部实行了岗位负责制，工人实行了定额承包制，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改革毕业分配制度，对毕业生实行择优分配，对贫困县和落后区县给予优惠和照顾，保证了需要。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后，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恢复发展。1979年，创办了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设立了电大地、市分校和辅导工作站，形成了总校、分校、工作站、教学班一体化的电化教育网络。经国家教委批准备案的高校函授部有13个，夜大学16所。1984年，开办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后开考了26个专业、100门课程，有15万多人参加了考试。截止1990年，已有1.93万人通过考试获得大专以上文凭，有55.3万人获得单科合格证书。全省还开展了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证书”制度。按照“专业对口、按需培养、从严要求、保证质量”的原则，先后在民政、商业、科技、医药、统计、财政等54个部门举办了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证书班，入学人数达2.6万人。全省共有成人高等学校28所(其中部属院校7所)，在校学生50681人，教职工4367人，总体规模与普通高校大体相当，每年可培养1万多名专科以上毕业生。1980～1990年，全省成人高校共向社会输送高级专业人才10万多人。另外，全省成人中专学校已达134所，在校生5.4万人。成人中专学校累计招生8.1万人，毕业6.02万多人，干部中专专修班已结业5万多人。
职工文化教育与农民扫盲教育在普及中发展。1979年，安徽省恢复开展农民扫盲工作，各地相继建立了农民教育机构，增拨了专项经费。1980年春，全省农村约有80万人参加了扫盲学校，又举办了农村技术教育。在行政村举办文化技术班，组织部分脱盲学员和小学辍学青少年继续学习，既巩固扫盲，又增加科普知识和实用技术的学习。到1990年，全省有各类成人中小学4278所，在校生90.91万人，专职教师1930人，兼职教师2.57万人。其中扫盲班1890个，学生41.04万人，到1990年的10年间，全省共扫除文盲248万人，青壮年文盲率由41.04%降到20%。有54个县和县级单位已基本扫除文盲，占全省县级单位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