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物价管理
一、管理体制
民国初期，本县无物价管理机构。物价调节，名义上由商会领导的同业公会协商议定，各商店共同执行，但实际是由少数大商户操纵。服务行业及砖、木工匠劳务收费，一般由同行议定，约定俗成。
抗日战争初期，县政府组织物价评议会，但机构不健全，流于形式。民国28年(1939)，县政府聘请各机关11人组成平衡物价委员会。民国30年该委员会下设总务、调整、评议三股，专职干事1人。民国32年，成立以县长为首的物价工资评议会，商会为执行机构。
民国35年，重新组成物价评议委员会，调整评议全县物价。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评议工作仍然流于形式。
建国后，人民政府严格物价管理。1950年，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县工商科配备兼职物价管理员，督促工商企业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取缔投机倒把，打击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保证物价基本稳定。
1955年4月，县物价管理委员会成立(1986年改为物价局)，负责全县物价统一管理和综合平衡，对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和主要项目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对中小农具、地方工业品价格及其他收费标准，视情核定。同时各专业公司(或主管局)和供销社均配备专职或兼职物价管理员。
1982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全县聘请50名义务物价检查员，检查监督市场价格，对百货、针织、五金、文化、食品等220种小商品实行浮动价格，上浮限额15％，下浮不限，由企业自定。
1984年，实行指令性、指导性、市场调节三结合的价格体制，下放地方产品物价管理权限，内销部分由企业定价，外销部分由主管部门定价。小商品和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优质加价、批量优惠，扩大浮动价格品种范围。计划物资执行平价、议价“双轨”制，允许计划外市场调节价格。零售部门对指令价格(国家规定价格)的商品用红色标签，指导价(在规定幅度内上下浮动价格)的商品用蓝色标签，市场调节价(随行就市自行定价)的商品用绿色标签，明码标价出售。县物价部门每年会同工商、计量部门多次不定期检查市场物价，并设物价监督专用电话(131号)，依靠群众对市场物价进行监督，及时纠正乱涨价等不法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
二、市场物价
民国16年(1927)以前，物价基本稳定。大米每百市斤2．22元，猪肉每百市斤16．7元，食盐每百市斤2．7元，白细布每市尺0．1元、黑线布每市尺0．11元。正常年景市价在1～3％幅度内涨落。
民国17～25年，物价缓慢上涨，大米上涨13％，猪肉上涨6％，食盐、白布上涨20％，煤油、火柴、肥皂、卷烟、矿烛价格基本未动。抗日战争期间，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民国26年7月，大米每百市斤4．7元，民国30年底涨至每百市斤67元。民国32年5月，县政府公布的粮价上涨指数，是民国26年的48倍。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夕，物价几乎天天上涨，甚至一天几次，人心惶惶，苦不堪言。仅民国36年到次年底一年多时间，米价上涨14万多倍，升米亿元。群众讥讽说：“真是心(升)满意(亿)足了”。
建国后，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为了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尽力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价，在稳定工业品价格的基础上，提高农副产品价格10～30％。
60年代初，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商品供不应求，集市贸易价格上涨。国家对18类主要商品统一定价，凭票定量供应，包括粮食、棉布、针棉织品、絮棉、食盐、鞋类、酱油、肉类、食油、食糖、蔬菜、火柴、煤炭、煤油、文具、主要西药、其他主要日用工业品和房租水电交通费等。同时，为了加速货币回笼，先后对高级针棉织品、食糖、糖果、糕点、烟酒、钟表、自行车、高级点心、菜肴等高价销售，敞开供应。高价工业品比平价高三倍左右，点心、菜肴比平价高二倍左右。1962年后，随着生产发展，商品上市量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1962年底比1961年平均下降50％以上，大米每市斤由1．5元降至0.27元，菜油每市斤由5元降至2．2元，猪肉每市斤由8元降至1．8元，鱼每市斤由8元降至1．2元。1963年绝大部分商品恢复平价供应，挂牌价格和市价差距逐渐缩小，至1965年恢复正常，并调整了旅馆和工匠收费标准。国营乙级旅馆降低价格8．4％，合作丁级旅馆提高价格10％；砖、木工每工收费1．8元，竹工1．6元。
1966年8月，国家提高粮食购销价格，中等籼稻每百市斤收购价由8．2元提高到9．6元，标二籼米销售价每百市斤由9．2元提高到11．7元。此后十年，物价冻结。
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稻谷统购价每50公斤由9．6元提高到11．6元，提高20.83％，超购部分加价50％。生猪、禽蛋、茶叶、蚕茧、苎麻等农副产品亦相应提高购销价格。对三类农副产品、三类工业品，允许农商之间、工商之间、生产单位之间产销直接挂钩，自行议价。嗣后，砖、木工由劳雇双方自议工价，一般每工在3～5元之间，洗澡、理发、旅馆、饮食价格和医疗收费、电影票价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981年，降低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涤棉布等工业品价格，较大幅度地提高烟、酒价格。
1983年，降低化纤织品、手表、收音机等商品销售价格，适当提高棉纺织品销售价。
1984年，提高尿素、磷肥、碳铵、絮棉等销售价格。
1985年，粮食由统购价改为定购价，稻谷、小麦、玉米按“倒三七”比例作价：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定购外的粮食自由上市，议价销售。城镇居民口粮仍按原统销价不变，购销差价由国家补贴。生猪购销实行议价，县城肥猪肉每市斤0.8元，瘦肉每市斤1．5～1．6元，1987年底每市斤上升至2.5元。
若干年份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表
若干年份县城主要生活用品零售价格表
若干年份县城主要生活用品零售价格表
民国初期，本县无物价管理机构。物价调节，名义上由商会领导的同业公会协商议定，各商店共同执行，但实际是由少数大商户操纵。服务行业及砖、木工匠劳务收费，一般由同行议定，约定俗成。
抗日战争初期，县政府组织物价评议会，但机构不健全，流于形式。民国28年(1939)，县政府聘请各机关11人组成平衡物价委员会。民国30年该委员会下设总务、调整、评议三股，专职干事1人。民国32年，成立以县长为首的物价工资评议会，商会为执行机构。
民国35年，重新组成物价评议委员会，调整评议全县物价。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评议工作仍然流于形式。
建国后，人民政府严格物价管理。1950年，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县工商科配备兼职物价管理员，督促工商企业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取缔投机倒把，打击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保证物价基本稳定。
1955年4月，县物价管理委员会成立(1986年改为物价局)，负责全县物价统一管理和综合平衡，对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和主要项目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对中小农具、地方工业品价格及其他收费标准，视情核定。同时各专业公司(或主管局)和供销社均配备专职或兼职物价管理员。
1982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全县聘请50名义务物价检查员，检查监督市场价格，对百货、针织、五金、文化、食品等220种小商品实行浮动价格，上浮限额15％，下浮不限，由企业自定。
1984年，实行指令性、指导性、市场调节三结合的价格体制，下放地方产品物价管理权限，内销部分由企业定价，外销部分由主管部门定价。小商品和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优质加价、批量优惠，扩大浮动价格品种范围。计划物资执行平价、议价“双轨”制，允许计划外市场调节价格。零售部门对指令价格(国家规定价格)的商品用红色标签，指导价(在规定幅度内上下浮动价格)的商品用蓝色标签，市场调节价(随行就市自行定价)的商品用绿色标签，明码标价出售。县物价部门每年会同工商、计量部门多次不定期检查市场物价，并设物价监督专用电话(131号)，依靠群众对市场物价进行监督，及时纠正乱涨价等不法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
二、市场物价
民国16年(1927)以前，物价基本稳定。大米每百市斤2．22元，猪肉每百市斤16．7元，食盐每百市斤2．7元，白细布每市尺0．1元、黑线布每市尺0．11元。正常年景市价在1～3％幅度内涨落。
民国17～25年，物价缓慢上涨，大米上涨13％，猪肉上涨6％，食盐、白布上涨20％，煤油、火柴、肥皂、卷烟、矿烛价格基本未动。抗日战争期间，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民国26年7月，大米每百市斤4．7元，民国30年底涨至每百市斤67元。民国32年5月，县政府公布的粮价上涨指数，是民国26年的48倍。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夕，物价几乎天天上涨，甚至一天几次，人心惶惶，苦不堪言。仅民国36年到次年底一年多时间，米价上涨14万多倍，升米亿元。群众讥讽说：“真是心(升)满意(亿)足了”。
建国后，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为了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尽力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价，在稳定工业品价格的基础上，提高农副产品价格10～30％。
60年代初，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商品供不应求，集市贸易价格上涨。国家对18类主要商品统一定价，凭票定量供应，包括粮食、棉布、针棉织品、絮棉、食盐、鞋类、酱油、肉类、食油、食糖、蔬菜、火柴、煤炭、煤油、文具、主要西药、其他主要日用工业品和房租水电交通费等。同时，为了加速货币回笼，先后对高级针棉织品、食糖、糖果、糕点、烟酒、钟表、自行车、高级点心、菜肴等高价销售，敞开供应。高价工业品比平价高三倍左右，点心、菜肴比平价高二倍左右。1962年后，随着生产发展，商品上市量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1962年底比1961年平均下降50％以上，大米每市斤由1．5元降至0.27元，菜油每市斤由5元降至2．2元，猪肉每市斤由8元降至1．8元，鱼每市斤由8元降至1．2元。1963年绝大部分商品恢复平价供应，挂牌价格和市价差距逐渐缩小，至1965年恢复正常，并调整了旅馆和工匠收费标准。国营乙级旅馆降低价格8．4％，合作丁级旅馆提高价格10％；砖、木工每工收费1．8元，竹工1．6元。
1966年8月，国家提高粮食购销价格，中等籼稻每百市斤收购价由8．2元提高到9．6元，标二籼米销售价每百市斤由9．2元提高到11．7元。此后十年，物价冻结。
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稻谷统购价每50公斤由9．6元提高到11．6元，提高20.83％，超购部分加价50％。生猪、禽蛋、茶叶、蚕茧、苎麻等农副产品亦相应提高购销价格。对三类农副产品、三类工业品，允许农商之间、工商之间、生产单位之间产销直接挂钩，自行议价。嗣后，砖、木工由劳雇双方自议工价，一般每工在3～5元之间，洗澡、理发、旅馆、饮食价格和医疗收费、电影票价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981年，降低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涤棉布等工业品价格，较大幅度地提高烟、酒价格。
1983年，降低化纤织品、手表、收音机等商品销售价格，适当提高棉纺织品销售价。
1984年，提高尿素、磷肥、碳铵、絮棉等销售价格。
1985年，粮食由统购价改为定购价，稻谷、小麦、玉米按“倒三七”比例作价：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定购外的粮食自由上市，议价销售。城镇居民口粮仍按原统销价不变，购销差价由国家补贴。生猪购销实行议价，县城肥猪肉每市斤0.8元，瘦肉每市斤1．5～1．6元，1987年底每市斤上升至2.5元。
若干年份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表
若干年份县城主要生活用品零售价格表
若干年份县城主要生活用品零售价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