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天下之国命”的江淮经济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安徽地区的经济有了较为稳定的发展。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发河南、淮北诸郡百万余人，开挖名为通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汴水，引汴水由商丘经今河南的夏邑、永城进安徽，经宿县、灵璧、泗县入淮河；又发动淮南十万余民众开邗沟，由山阳(今江苏淮安市)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市)入长江。大运河的修建沟通了东南与中原地区的水运，对促进江淮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进入唐代，江淮地区由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社会相对稳定，农、矿、商和手工业均有较大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长江流域已成为李唐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关中地区因连年灾荒而粮仓空竭，士兵因得不到粮饷而正酝酿闹事时，经大运河漕运江淮米3万斛到陕，才平息了事端，使唐王朝化险为夷。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朝廷每年财赋的三分之二以上来自淮南东道、宣歙池、江东、两浙等江南8道49州，其中，和州纳赋16万贯，舒州纳税31万贯，宣州近百万贯，连较小的濠州每年也上缴粮食30万石。上缴如此之多的财赋虽是封建王朝的残酷搜括，也反映了当时江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所以，唐时就称：“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并认为“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经过五代十国的60余年混乱，北宋时期安徽地区经济又进入一个相对发展期，社会较为稳定，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农业、矿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发展。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到北宋末年的崇宁元年(1102年)，安徽地区的户口总数达1342493户，是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2.92倍，而同期全国的户口增长为2.41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安徽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正因如此，北宋朝廷将江淮地区视为重要的财赋来源。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今安徽地区上缴赋税503万贯，占同年全国赋税总额的八分之一，江淮地区仍是当时的“天下之国命”，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地位。
南宋时期，国家分割，安徽北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但南部地区经济却相对活跃。南宋初年，由于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皖南地区人口增加较多，如徽州6县在北宋末年有人口10万户，到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增加到12.2万户，数十年间人口增加近四分之一。人口的急骤增长促进了农桑开发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之皖南地区近邻南宋京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与江东、两浙地区经济文化联系密切，是南宋时期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地区，也是关乎南宋朝廷之“国命”的财赋重要来源地。可以说，系“天下之国命”的江淮经济是隋唐至两宋的六百余年间安徽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农业及茶叶、蚕桑业的发展
隋唐两宋时期，安徽地区的农业、茶叶和蚕桑业有较大发展，农业的发展是由于水利的兴建和垦田的扩大，一定程度改善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条件。唐代中前期，各地修复了一些被废弃的陂塘，也新修了若干水利工程。比较著名的有；寿州安丰塘、颍州汝阴县椒(焦)陂塘、下蔡县大崇陂等的修复，宣州德政陂、南陵县大农陂等的修建，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北宋时期，除了修复和兴建一些堰陂外，还兴起农田开垦，圩田、淤田、沙田遍及江淮。圩田起于魏晋，盛于两宋，出现一批数万亩、十多万亩的大圩。如此时兴建的芜湖万春圩，有田12.7万亩，圩中大道长22里。由于圩田较为普遍，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政府还颁布《主管干圩岸围岸法》，并派官员监督。淤田是开垦碱卤贫瘠之地的一种方法，引水入田，改善土质，多行于淮北沿古汴河一带。沙田是对沙淤地的开垦，以利种植，多行于江淮间的湖畔江边和江心小洲。为开垦丘陵，江淮地区还出现了依丘阶迭的梯田。南宋时期，江淮与皖南地区圩田更兴，官圩、私圩并举，管理渐趋完善，耕地也不断扩大。如太平州圩田占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城有官圩17万亩，私圩58万亩。由于水利兴修改善了生产条件，两宋时期粮食亩产有显著提高。北宋时，淮河流域农田亩产达4石；南宋时，沿江、皖南圩田亩产达4石，有的高达六七石。
茶叶、蚕桑和棉花种植的扩大是隋唐两宋时期安徽地区农业发展的又一大特征。安徽茶叶生产起于皖南，唐时扩展到江淮地区，太湖、潜山、霍山、舒、寿等州县也盛产茶叶，且远销西藏乃至西域。北宋时，江北茶叶进一步扩展到滁、和、庐等州，江北产量一度时期曾超过江南，但名茶集中产于江南。南宋以后，江淮地区的茶叶逐渐衰退，但江南地区的茶叶由于焙制法的发明而长足发展，不仅名茶多，产量也大增。南宋时全国有13个茶场，安徽就有5个，其中徽州年产200万斤以上，宁国年产也超过百万斤，祁门一带业茶者十之七八。安徽地区蚕桑种植历史悠久，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早年，吴楚两国曾因钟离(今凤阳)边境儿童争采桑叶而引起一场战争，后王莽便命名为蚕富县。至唐代，安徽地区的蚕桑较为普遍，皖北、皖南和江淮地区都有养殖，其中，皖南地区最为兴盛，宣城就有“惜寸土以养蚕桑”之说。安徽的棉花种植是南宋时期由粤闽传入，由于适应性好，种植区域逐步向北扩展，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对安徽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具有变革性的影响。从此，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更具有明显的“耕织农业”特色。
三、矿冶、手工业的发展
隋唐两宋时期，安徽的矿冶又有新的扩展，其特征，一是矿冶种类的增加，二是矿冶区域的扩大。隋代以前，安徽矿冶主要是铜铁的开采与冶炼，到了唐代，矿冶又扩展到云银、铅、云团、石斛、碌青等种类。《新唐书·食货志》提到的，就有南陵县和宁国县的银，绩溪县的银、铅，池州的铅，庐州和舒州的石斛，濠州的云母，宣州的碌青等，但规模都比较小，铜、铁冶炼仍是矿冶的主体。北宋时期，矿冶业又扩展到煤、矾的开采，如今淮北市及萧县一带的采煤始于北宋中期，苏轼任徐州刺史时曾作《石炭行》，描写当时萧县白土镇一带以煤代炭炼铁的情景。庐江的矾矿也开采于北宋中期，且规模较大，如北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年)矾的年产已达120万斤，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年产增到150万斤。此外，铜陵和池州一带在北宋时期也曾产矾。南宋时期，今安庆地区已有用煤取暖，可见煤矿开采已规模不小，煤的销售已达沿江。
在这个期间，安徽地区的手工业更有较大发展，不仅门类多种多样，制造工艺也达到较高水平。最突出的是制瓷、绢织及文房四宝的发展。
唐时，制瓷技术已完成由陶到瓷的转变，在安徽地区，寿州开提高制瓷技术之风，所烧瓷器细润光泽，且有黄、紫等多种色彩。北宋是安徽制瓷业的兴盛时期，不仅分布广、规模大，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最著名的是萧县白土窑、宣州符里窑和皖中地区黑釉窑。萧县白土窑烧制的白瓷，瓷品有刻花或剔花，不仅质量上乘，且规模较大，有的窑户一家拥有30余窑，雇佣数百陶匠；宣州符里窑规模更大，仅上缴的税额即等于江淮间各县之和；黑釉瓷器发展于北宋后期，霍山、庐江、太湖等县均有生产，所制作的瓷器釉色莹润明亮，纹饰优美，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由于蚕桑养殖的扩大，安徽地区的绢丝织造在唐时已很兴旺。《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的各州向朝廷的贡品中，安徽地区的贡品以绢织制品最多，上缴的州县有颍州、濠州、滁州、和州、寿州、舒州、庐州、宣州等。可见，绢丝织造不仅质量上乘，且范围甚广。到南宋，由于棉花种植的扩大，手工棉织业也在各地发展起来。
两宋时期，安徽地区的文房四宝(宣纸、徽黑、宣笔、歙砚)已驰名天下。宣纸产于宣州泾县，歙州、池州等地也有出产，唐宪宗时，宣纸已列为贡品，到南宋末年，泾县的宣纸最为有名。徽黑起于唐末，兴于宋代，产地以歙州为中心，很快扩展到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等县。宣笔起于魏晋，兴于唐，到两宋时期已发展到“千金求买市中无”的程度，甚为珍贵。歙砚始于唐，石料来源于婺源、祁门2县，到宋时已成为中国的名砚。文房四宝的精美制作及其经久不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徽地区多种多样手工业的发展盛况。
四、商业及城镇的发展
随着矿冶、茶叶、绢织等手工业的发展，隋唐两宋时期安徽地区的商业贸易甚为活跃，出现了一些经营矿产品、茶叶和绢织品的大商人。唐时，绢丝织品多由手工业者经营，也有贩卖逐利的专营商人经营。唐中前期，安徽的茶叶已闻名遐迩，专营贩运的茶商也逐渐增多。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朝廷开始征收茶税，经营之利“十取一”，全国茶税年收入就达40万贯，可见茶叶贸易已有相当规模。北宋时，茶业贸易又进一步扩大，太湖、无为、舒州、寿州等地出现了一批经营十数万斤、资财累百万的大茶商。寿州大茶商陈氏甚至能通达皇太后，势力甚大。南宋时期，为适应商业贸易的发展，纸币逐步代替铜钱，成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而流行，当时的纸币称“会子”，大约始于南宋高宗绍兴末年。史载绍兴三十年(1160年)，户部委托徽州造纸50万张，次年在杭州正式印造发行会子，面值1、2、3贯和200、300、500文6种；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宣州、徽州曾设局分造“会子”，规定宣州日造3万片，可见当时的纸币流通量不小。南宋后期，纸币流通扩大到与金交战的两淮地区。与南宋不同，两淮纸币称“交子”，俗称“淮交”，南宋理宗淳勣七年(1247年)规定，“淮交”每贯值铜钱720文。
受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推动，唐宋时期安徽地区的城镇进入了新的发展期。因当时的商业贸易多凭藉于水运，物资集散地多依于水码头，因此，一些城镇便依水而建，在沿江(河)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一批城镇。如在长江流域的芜湖因“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北宋始筑城，以后逐步扩大；另一沿江城市安庆古城也于北宋末期建成。位于长江支流的滁州、怀宁、宣州、泾县等，在唐宋时期或是新建，或是扩建，已成星罗棋布之势。在淮河流域，阜阳、宿县依颍河、泗河而建于唐，兴于宋；寿州城因得淮河水运之便在南宋嘉定年间又得到重建。在新安江流域，黟县、绩溪、祁门等依新安江之支流而在宋代建城，新安江畔的歙县城也因水运便捷而在宋代扩建，城周达9里余。在农桑和手工业较发达的州县，小集镇也依津而建，逢道(驿)而兴。在这个时期，城镇不仅数量增多，不少城镇的规模也有扩大，如滁州城唐初时城周仅三里三百二十步，北宋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城周扩大到九里四十八步。城镇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安徽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