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的演进
元、明至清代中期的600余年间，安徽农业的演进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耕地面积的扩大，二是经济作物的发展。
由于宋金、宋元在两淮地区的长期对峙和多次战争，致使淮北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灭宋后，全国统一，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元朝廷把江淮地区作为垦荒重点地区，由淮北向淮南推行屯田。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宿州、寿州、颍州一带是军屯的集中区，庐州一带多为民屯。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朝廷颁行屯田法，大量召募百姓垦种，对开荒垦种者免6年租税徭役。经过十数年，淮北、江淮地区人口增多，垦田大增。明代，朱元璋更是强调“兵农兼资”的方针，对他的家乡凤阳府和发迹地皖南太平、宁国、广德、徽州等州县减免赋税，并多次移民江淮屯田，安徽的耕地面积渐有扩大。明朝在垦田中注重兴修水利，为利洪水渲泄，还禁止在石臼湖等沿岸围湖造田。清代，开荒垦植间有推展，到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建省时，全省耕地已达3300万亩，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省耕地面积又增加到4144万亩。清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颁布“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即把全国征收的田赋和丁税总额固定下来，分摊到熟田，“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安徽与江苏省于雍正五年(1727年)首批推行。这一税赋改革废除了人头税，缓松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有利于休养生息，也有利于垦荒耕植。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也逐步增加。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曾规定凤阳、太平、滁州、庐州、和州5府州及今江苏的应天府等5州共交运漕粮220万右，占当时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说明从明代中期起，安徽地区就是全国的产粮大省和赋税大省。
元代以后，安徽地区农业发展的又一特征是经济作物的扩大，尤其是棉花种植发展较快。淮南、淮北已普遍种植，著名农学家王桢的《农书》，就专有“淮民”种棉技术的记载。元代的另一著名农学家鲁明善曾长期在安徽地区为官，著有《农桑衣食撮要》，十分强调棉植蚕桑。明代，朱元璋十分重视经济作物，早在称帝前就在对其控制的皖南地区，强制农民种植桑、麻、棉花，并规定种植面积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对未达规定者加以惩罚；在其称帝后又规定，凤阳、滁州、庐州、和州等地的农民每户种桑、枣、柿各200株，并将这一规定推行全国。清代，花生、玉米、芝麻、番薯等作物先后于顺治、乾隆、嘉庆年间由南方传到安徽，这些作物或耐旱、或耐瘠，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全省渐次推开。从元明到清代，安徽地区的茶叶生产亦有发展，据《明史》载，庐州、池州、徽州3府是全国的重点产茶区，霍山茶叶也渐有名气，产量大增。到清代，安徽的茶叶也名品迭出，成为全国的产茶大省。
二、矿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元代，安徽地区的经济恢复较为缓慢，矿业和手工业有所回落，到明代以后才有新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矿业主要是矾矿和煤炭开采，手工业主要是纺织印染、手工炼钢和印刷业的兴起。
安徽地区的元代矿业，主要是以庐江矾为主的无为州的矾矿开采。当时全国有七大矾矿区，庐江矾矿位居第一，而北宋时，庐江矾矿位居全国第三。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以庐江矾矿为主的无为州的矾税达72万斤左右，规模已很不小。明初，对矾矿开采实行民煮官卖政策，矾矿年缴矾课22万斤，规模比元代有所缩小；明代中期以后，庐江矾矿才有所发展。清代废除了对矾矿的专卖政策，允许民办自卖，庐江矾矿又获发展，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年产量已达360万斤。
明代，安徽地区的煤炭开采有所扩大，矿区已扩展到江淮地区和皖南，除萧县白土镇矿、宿州符离集矿、淮南洛河矿以外，含山的牛头山、池州的馒头山和宣州一带也有煤炭开采，其中，符离集煤矿的规模最大。到明熹宗天启初年(1621年)，符离集煤矿已有70多座煤窖，煤工300多人。清代，不仅恢复了明代停开的淮北烈山、淮南洛河煤矿，皖南煤炭开采也有所发展。据光绪《广德州志》载，康熙年间(1662～1722年)，此地曾“聚众数万人”入山采煤，规模颇大。
明清时期，随着棉、桑、麻种植的扩大，沿江、皖南地区民间手工棉纺较为普遍，芜湖逐渐成为这个地区的纺织印染中心。明代初年，芜湖就有十几家小染坊，生产的青光布品质上乘，销售甚广。皖南地区一直是明代官府的纺织品供应基地。明永乐年间，歙县设立了官营染织工场织造局，以后又陆续在宁国府、广德州增设两局，主要是织造绢帛绸缎。到明代中期，全国有22个织染局，皖南地区就有3个，芜湖已与苏州(丝织)、松江(棉麻)、铅山(造纸)和景德镇(制瓷)并称为全国五大手工业比较集中的商镇。到了清代，芜湖和皖南的纺织印染又有发展，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产品畅销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区。
芜湖的手工炼钢业起于南宋，衰于元代，复兴于明清。明代中期，有濮氏兄弟在芜湖兴建濮万兴钢坊，全盛时设有总坊和东西两坊。到了清代，芜湖的手工炼钢业又有发展，据《芜湖县志》载，清嘉庆、道光年间，“业此者有十八家，作工垣达百余人”。芜湖手工炼钢的产品是著名的“三刀”，即剪刀，菜刀、剃刀，产品销售全国，甚至海外。清康熙初年，铁工汤鹏首创铁画，兰竹草虫，无不入妙，尤工山水，大幅积成，炉锤之巧，前所未有，堪称手工炼钢业的一大奇品而称誉海内外。
安徽的印刷业一度居于全国前列。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旌德县尹王桢首创木活字，印刷长达6万余字的《旌德县志》，由此而拓开皖南活字印刷之先河。明代，安徽的印刷业更加发展，官刻、私刻风行全省，尤以徽州地区为著，120回本《水浒传》的最早刻本就出于明代的徽州。明万历三十至三十五年(1602～1607年)，歙县程涓用朱墨两色套印了《闺苑》、《程氏墨苑》等书，堪称中国印刷业的创举，比国外套色印刷技术早一百余年。清初，休宁人胡正言发明凸印法，使套色印刷更加完善。清乾隆年间，泾县人翟金生研制出5种字号的泥活字，并印制了多种书籍。明末清初，安徽地区的印刷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留有光辉的一页。
三、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明清时期安徽地区的商业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二是商业性中心城市的发展，三是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人集团的出现。这里先述前两个特征。
随着棉、麻、油、桑等经济作物在全省各地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商品市场明显扩大。元末，安徽著名的农学家鲁明善在其所著《农桑衣食撮要》中，就强调农副产品上市买卖，可见，农家这种为买而卖的商品交换在安徽农村早已出现。明末清初，菸(烟)开始传入安徽地区，凤阳、定远、怀宁、桐城、宿松等农村多有种植，每到秋天，扬州、江宁、厦门等烟贾蜂至。烟叶交易的兴隆，是安徽继茶叶之后出现的另一大宗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清初，巢湖、芜湖平原已成为重要的商品米生产区，各地米商纷沓而至，致使雍正皇帝曾谕令户部，“速即行文各省总督、巡抚，凡有米商出境，任便放行，使湖广，江西、安徽等米船到苏州……毋得阻挠。”皖北的亳州盛产芍药，农民多种于田间，药商采购者甚多，中药材市场渐兴，至明清，亳州被喻为一大“药都”。农产品与经济作物的上市交易，标志着商品性农业的渐生，对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商业贸易的发展必然导致商业性城镇的出现，明清时期，安徽的城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诸多的小城镇作为乡里间的物资集散地和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在各地逐步成长，另一方面，具有较大区位优势的城镇发展更快，逐渐成为区域性的商业城市。芜湖、安庆是明清时期发展较快的两座商业性城市。
芜湖濒临长江，青弋江、水阳江交汇于此，是皖南入江的水运枢纽。早在元代，芜湖已船舶云集，商贾纷至。明代中期，芜湖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商业长街，纺织印染、手工炼钢、酱果菜蔬等手工业前店后坊，各种店铺栉比林立。清代，芜湖的手工业和商业更趋繁荣，商船舟楫内伸广阔农村，外达长江诸省，城市规模也渐有扩大。康熙《太平府志》称，当时的芜湖城内外“市廛鳞比，百物翔集”，“聚舟车之多，货殖之富，衣寇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埒”，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性中心城市。正因为工商业发达，明王朝于成化七年(1471年)就在芜湖设立税关，初期的年税额仅1000两，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增至3.7万两，31年增长37倍，翻了五番多，可见工商业发展之快。沿江城市安庆建城于南宋嘉庆二年(1217年)，元明期间商业逐渐发展，清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建省，省会设于此，也为重要的商业性城市。
四、徽商
徽州人多田少，明初以后人口逐增，经商谋生之风渐开。明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之际，徽商作为以乡族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商界。明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赋税由实物征收逐渐向货币征收转化，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商人长途贩运获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徽商也进入了大发展阶段，渐而雄飞中国商界。徽州有谚语称“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并流行“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的乡俗；徽商也有体会，谓“土而成功也十一，贾而成功也十九”，终成徽州商人“富贵大贾，周流天下”的局而。明代中叶以后，徽商的活动范围北达华北各地，南达粤闽，东达江浙，西达川楚，并扬帆海上，贸贩于沿海各地，徽商已成为与晋商齐名而称雄于全国的重要商邦了。明末清初，受社会动乱和战争的摧残，徽商曾遭受很大挫折，时人评说：“明末徽商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日有及前之十一矣”。直到清康熙(1662～1722年)年间，社会稳定，徽商又重新活跃，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一百数十年的经营，徽商的实力、经营与活动范围均超过了明代，走上了新盛期。徽商走遍大半个中国，各地大小商业都会无不有徽州会馆，从而有“无徽不成市”之说。徽商的能力也急骤增长，不少商人通过向清廷“捐纳”而获得官爵，有的竟被加授布政使衔，荐至一品。
徽商主要出自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今属江西省)等徽州六县，其中以歙县的商人最多，也最富有。如明万历年间，歙县有称“业贾者什家而七”，休宁则有“以货殖为恒产”之说，祁门也“服田者十三，贾十七”。徽商主要经营盐、茶、木、粮、墨、典当和棉布业，其中以两淮盐业最为优势，也得利最厚。明中叶和清康熙时期，徽商联袂两次大规模来两淮，凭其强大的能力，获得对两淮盐业的经营垄断权。这些盐商多居于扬州，一时扬州古城也空前繁荣起来，正所谓“扬州之盛，徽商开之”。徽州地区种茶普遍，名茶济济，茶叶经营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一向是徽商的经营大宗；徽商的木材经营主要是外购外销，多购于西南诸省而销于全国，在贱买贵卖中获取丰富的利润；徽商的粮食经营先为满足本地的粮食需求，明代以后发展到参与全国各地区粮食市场的角逐，川、鄂、赣、皖、江、浙等沿江区域的粮食市场几乎被徽商长期操纵；通过经营典当业放债谋利是徽商的一大经营特色，许多徽州商人经商与典当并行，徽商的典铺为数甚多，分布甚广，江浙一带的许多地区，典当业几为徽商所垄断；明嘉靖之后，徽商又染指于江南棉织业，几经发展，到清嘉庆、道光年间已辏集于上海、常熟、无锡等东南地区，并进入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广阔市场，获利颇丰。徽商由于是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往往一人为业，乡里从之，经商营业有明显的乡里特色。如歙县人盐商居多，休宁人典当业甚多，而黟县又多从木业者。
清道光中叶以后，徽商逐渐衰落而最终解体，其直接原因，一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清廷改变了淮盐运销办法，徽商失去了世袭的行盐专利权，作为徽商中坚的盐商纷纷破落，给徽商以沉重打击；二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洋货的大量倾销，以及晚清政府对商人捐厘税赋的不断加重，使徽商的经营日陷困境；三是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徽商行商区大多是战区，徽州地区又是太平军和清兵激烈争夺地带，徽商的损失极为惨重。但是，徽商衰落和解体更深刻的原因，是徽商在其兴起、发展和衰落过程中，往往是封建政治势力的附庸，其资本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凭藉封建政治权力积累起来的，而资本的出路又具有明显的封建化色彩，大部转化为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封建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奢侈性的生活消费，以及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消耗方面，商业的经营组织从未突破封闭落后的封建宗法性乡族关系，而终未能像16、17世纪的西欧商人那样，将主要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摆脱封建政治的束缚而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徽商对封建政治的严重依赖性，也就从本质上决定其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而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又是安徽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