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开发由北向南的推进
从秦至南北朝的近800年历史中，或是因为战争动乱，或是因为国家分裂，中原地区出现了几次由北向南的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促进了安徽地区经济开发由北向南的大推进。
在秦汉前期，淮北地区由于近临中原，人口稠密，经济较为发达，而江淮地区特别是皖南地区，由于开发较晚、人烟稀少，经济还很落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浙东的越人西迁，一部分就迁到皖南的沿江一带。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为控制南方的粤人和东南的东瓯人(分布在今浙江南部)、东越人(分布在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地区)，曾几度将其移民到江淮地区。武帝征和年间(前92～89年)，因黄河泛滥，中原地区饥荒连年，西汉政府允许饥民向江淮地区移民。江淮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广阔，大量移民的到来促进了江淮地区的经济开发。整个西汉时间，江淮地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合肥就在这个期间初兴，成为江淮地区“皮革、鲍(鱼)、木输会”的商业重镇和交通枢纽。
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中国出现了大混乱，中原地区战火纷飞。为逃避战乱，北方人民纷纷南徒到江南地区，淮北乃至江淮地区亦因战争波及，有不少人南徒皖南。江南地区地广人稀，又有长江阻隔，在动乱时期相对稳定，移民的到来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开发。西晋末年发生了长达16年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一些豪富也举家南迁，徒至江南；南北朝动乱期间，徒迁江淮和江南地区的移民也未停息。移民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促进了皖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在这个历史期间，沿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芜湖、姑孰、宣州等商镇就在这个期间发展起来。
南徒的北方移民多以宗族、籍贯相聚而居，由于移民甚多，东晋南朝政府曾在江淮、江南地区设立许多侨置州、郡、县，用移民原居地名冠为行政区名，并保留移民在北方的籍贯，起初还免征租税徭役。统治者以此来加强对移民的管理和控制，客观上也有利于移民的安居和江淮、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耕织农业的发展
秦汉时期，大量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江淮和江南地区的农业开发，传统农业在这个期间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牛耕的推广，二是水利的发展，三是屯田、圩田的兴起。
牛耕在中原地区出现较早，但是，淮河以南地区到东汉前期仍不习使用，农业生产沿袭刀耕火褥的原始方式，十分落后，许多荒地也未能开发。北方的移民虽然熟悉牛耕，但大多穷困潦倒，无法沿用。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古代著名的治水专家王景就任庐州郡太守，大力提倡牛耕，把牛耕和使用铁犁的方法传授给农民。由于牛耕大大地提高了耕作效率和质量，几年后耕地面积扩大许多，粮食产量也显著增加，缓解了江淮地区因移民增多而出现的粮食不足矛盾。很快地，牛耕方法又推广到江南，农业生产力大为提高，安徽全省范围在这个时期大体奠定了传统农业的基础。王景还将种桑养蚕、织布技术刻于石碑，立于各乡，蚕桑和织布从此在江淮和江南地区兴起，传统耕织农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西汉时期比较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今安徽境内也兴建了一些重要的水利工程。比如，汉高祖刘邦之侄刘信在今舒城县发动民众兴建的七门堰，可灌溉农田数千顷；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黄河夺淮后的抢修工程和引淮灌溉工程，一度缓解了淮、泗水灾。今阜南县一带陂塘等古代水利工程较多，西汉便在此新设一县，因“陂”与“波”古代通用，该县被命名为富波县。西汉政府还在芍陂所在的九江郡特设了全国唯一的湖官“陂官”，专管芍陂水利守务。两汉之际，因战事水利失修，芍陂荒废达60余年，王景任九江郡太守后。又重新修复。东汉永元二年(90年)，汝南太守何敞组织民众大规模地整修了淮北鲷阳县(在今临泉)的旧渠系统，是今安徽地区在东汉兴建的较大水利工程，不仅使大片农田受益，还增加耕地3万多顷。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期间，各个王朝在早期大多重视水利建设，在今安徽地区也兴建一些水利工程；但到了中后期，随着王朝衰落，许多水利工程荒废，水旱灾难频繁。
安徽地区的屯田初兴于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屯田的范围也比较广。由于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农业凋落，为解决军粮问题，曹魏和孙吴分别在北方与南方屯田。曹魏屯田的重点在淮北和江淮地区，从建安五年(200年)开始到晋太康元年(280年)改屯田制为占田制止，前后达80年，其中著名的，是扬州刺史刘馥在江淮之间的屯田和邓艾在淮北地区的屯田。邓艾在淮北的屯田规模最大，屯田兵士达10万人。孙吴屯田的重点在江南，设有于湖(今当涂)、溧阳、江乘(今江苏句容)、湖熟(今南京)等四大屯区，另外，还在皖南的牛渚(今当涂)、芜湖、赭圻(今繁昌)、宣城、虎村(今池州)和新都郡(今黄山市)山区以及江淮之间的庐江郡治皖县周围开设了一些屯田区。屯田的目的是军阀筹粮，但客观上促进了安徽地区的农业发展，并屡为后来的统治者所效仿。
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徽农业发展的另一成就是圩田的兴起。圩田是在沿江河湖泊的低洼地周围筑堤拦水而形成的耕田，既可排涝，又可防旱，是因地制宜的旱涝保收良田。最初的圩田是由孙吴在皖南的当涂、江北的皖县和庐江屯田而来的，因为这些地区临江沿湖，屯田时要筑堤防水，而集中兵力可以筑修长达数里、高达丈许的防水大堤，形成了圩田。宣城县的最大圩田金宝圩，就是孙吴总兵丁奉率10万人马用4年时间围湖造田的产物；芜湖东的咸保圩、当涂县的大公圩、望江县的西圩等，都是那时修建的。到宋代，安徽地区的圩田发展到全盛时代，一直沿袭至今，对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矿冶与手工业的发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安徽境内古代矿冶和手工业的又一个发展高峰期，在矿冶方面是铜铁矿的开采与冶炼，在手工业方面称著的是造船、制笔与制漆业的兴起。
安徽地区古代铜冶发端于先秦，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到汉代，铜业采炼已有相当规模。铜矿的开采分布于皖南的东部地区，即今当涂、繁昌、南陵、铜陵、贵池一带。铜的冶炼主要集中在皖南沿江的丹阳郡(在今当涂县)，古铜器上刻有“嘉铜出丹阳”的铭文，可见丹阳铜已闻名全国。西汉朝廷还在丹阳郡设立“铜官”，是全国唯一铜冶管理的官方机构。西汉景帝时，吴王刘濞凭藉皖南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私铸铜钱，富甲天下，终于集聚力量发动了“七国之乱”。晋代以后，皖南的铜业采炼又向西扩展到铜陵、贵池一带，在今铜陵与贵池县城间的钱溪又形成了一个铜冶中心，史称“梅根冶”，以铜官山之铜矿铸造铜钱及冶炼各种铜器。东晋南朝的200多年间，梅根冶的铜冶一直不衰。
西汉武帝时，桑弘羊在朝廷提出了著名的“盐铁论”，说明铁在当时已甚为重要，朝廷设“铁官”管理铁业，庐江郡的皖县(今潜山)就设有铁官机构，可见这里的铁业很有规模。东晋以后，江南贵池的梅根冶既冶铜，亦冶铁。寿县安丰塘、寿春城遗址及淮南的东汉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犁、锄、镰、斧、锯、凿、叉等多种铁制工具，也反映了汉代安徽地区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江淮地区的庐江郡内河湖泊甚多，为用江河之利，行舟楫之便，民间制船业早即有之。到西汉初年，庐江郡可制造2～4层的“楼船”。汉武帝曾在此设立“楼船”水师，并出动配有楼船的江淮水军10万人攻南粤，说明此时造船业已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安徽地区的文房四宝——宣笔、宣纸、徽墨、歙砚是手工业的精品，至少在晋代就有制作，其中以宣笔制作成名最早。唐人封演在其《封氏见闻录》记载，东晋王羲之曾向宣城郡笔工“求笔”，说明东晋时宣笔的手工制作就很闻名。阜阳双古堆的西汉汝阴侯墓曾出土一批漆器，制作精良，其中不少漆器上有“女(汝)阴”的铭文，说明早在西汉时淮北地区的漆器制造已达到较高水平。古人以铜为镜，西汉时期安徽境内的铜镜制作也很兴盛，铜镜的抛光技术也较高。据《淮南子》记载，铜镜铸就后，抹上锡汞剂，再用白毡布在镜面上反复研磨，直至镜面完全平整光亮，这种抛光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矿冶与手工业的这些成就，体现了古代安徽地区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对中国手工业发展的重大贡献。
四、商业的北衰南兴
东汉末期，国家处于分裂状况，安徽地区的经济中心渐向南移，商业和商埠出现了北衰南兴的演变特征。
秦汉实行郡县制，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安徽境内不少郡县治所成为当地的物资集散地，商业活动较为频繁，较大的郡县治所也渐成商埠，商业经济功能逐渐增强。寿春、合肥是当时最大的两座商埠。
淮河南岸的寿春，战国末期为楚都，秦时为九江郡治所，西汉初为淮南王都邑，后为县邑，相沿至汉末，一直是江淮地区的军政要地。重要商埠和手工业中心。寿春城遗址的建筑和古墓群，就出土了两汉时期的大量铜器、铁器、陶器和兵器，足见当时的商业和手工业规模不小。合肥汉初置县，由于地处水运中枢，“受南北潮皮革、鲍(鱼)、木之输”，遂成为江北的一大商业都会。但是，到了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事蜂起，寿春、合肥作为多方争夺的战略要地而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国家分裂，江淮水运已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寿春、合肥便先后衰落。史载东汉建安五年(200年)，合肥为扬州治所，刺史刘馥到此就任，见合肥几成废墟，只得重建“合肥空城”。
与江北地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晋以后，江南地区的商业和商镇逐渐勃兴，先后出现宛陵、姑孰、芜湖3个商埠和手工业中心。宛陵(今宣州市)汉代为丹阳郡郡治，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是闽、浙、两粤到长江商运线的必经之地，商业渐有活跃；东汉末年，北方移民及一些世家望族侨居于此，人口倍增，促进了这里的经济开发和商业发展。两晋南朝期间，宛陵遂为江南地区商贾云集的重要商埠。姑孰(今当涂县)位于江边，东晋时置姑孰戌，为兵家要地，始建城池。南朝建都建康(今南京市)，姑孰为其西南重要屏障，由于地位上升，城兴市兴，加之是铜冶重地，一度成为繁盛的江南商埠和手工业中心。芜湖在西汉时置县，三国时为东吴江防要镇，由于滨江通航，地近姑孰，货物西通荆川，南达浙闽，逐渐成为皖南沿江的一大商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