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生活
建国前，本县农民占总人口的97%左右。占农村总人口3.38%的地主却占有土地22.5%，人均占地25.7亩，地主、其他成份兼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共占农业总人口的8.65%，而占有的耕地为耕地总面积的36.3%；占农村人口39%的贫农、雇农仅占耕地的15.3%，人均不足一亩地，大量贫、雇农靠帮工、租种地主、富农土地和借高利贷为生。农业生产水平很低，据民国34年(1945年)统计，秋季粮食作物亩产不足百斤，午季粮食作物亩产不足70斤，全县人均占有粮食不足500斤。另据新、旧政权更替的1949年统计，粮食种植面积为2222460亩，单产111斤，人均产粮513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各阶层贫富悬殊很大，生活消费水平高低不一。处于农民最低层的贫雇农，吃的是“糠菜半年粮”，住的是草庵茅棚和低矮草房，穿的是家织粗布，半数以上冬天缺少棉衣被，夏天无蚊帐。夏天打赤脚、春秋穿草鞋、冬季穿草窝(草编的保暖鞋)较为普遍，一些特困户为了缴租还债，不得不卖儿鬻女。贫苦农民的生活真可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饥寒租债严相逼”。中等人家(中农)好年成可免强度日，每遇生灾害病、荒年旱月，也免不了逃荒要饭、背井离乡。唯地主富农不愁吃穿。较富者可穿丝绸细布衣服，佩戴金银首饰，住砖瓦房舍，用油漆木制家俱。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农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日寇恣意烧杀，涂炭生灵；汪伪为虎作伥，肆意蹂躏百姓。建国前几年，地方官吏腐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境内盗匪丛生，打家劫舍，弄得民无宁日。
1949年，新旧政权交替时，人民政府不得不发放部分救济粮以度春荒。次年又发放50万斤救济粮。直至1951年土地改革后，贫苦农民的生活才有所改善，大部分家庭始得温饱。据统计：1950年农民平均每人消费品购买力13元，1956年增至28.5元。1959—1961年社员吃粮极为紧张，最困难的1960年春，每人每天供应原粮0.2～0.4斤，民多以野菜、树皮等充饥，造成三分之一以上农村人口死亡。1962—1978年，社员人均纯收入始终徘徊在52～75元之间。人均口粮(原粮)396～540斤之间，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开始进入少数农民家庭。197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79年人均纯收入107.47元，首次超百元。人均口粮超过600斤。1980—1983年四年中，人均纯收入和口粮都迅速增加。1984年因大旱农民的收入有所减少。
1985年，全县出现卖粮难，吃饭问题彻底解决。当年人均纯收入增至395.75元，据县农村抽样调查队对百户农民家庭经济情况的调查表明，该年高收入户增加，低收入户减少。人均纯收入200～300元占11%，301～400元占35%；401～500元占28%；500元以上占26%。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352.57元，其中生活消费品支出341.55元，非商品支出11.02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进入寻常农家，先富起来的农民开始购买收录机、电风扇、电视机等高档消费品。年末每百户农民有自行车71辆，缝纫机48架，电风扇11台，电视机18台，收音机81台，收录机5台，钟表163只。农民住房条件起了明显变化，1980—1985年有6288农户盖砖木房屋20223间，为1978年底全县瓦房总数1857间的10.89倍，13%的农户告别了草房。
1990年对百户农民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人均全年总收入1020.80元，年人均纯收入597.50元(当年价，下同)，人均纯收入150～200元占2%；201～300元占6%；301～400元占9%；401～500元占15%；501～600元占13%；601～800元占40%；801～1000元占13%；1001～1500元占2%。人均全年总支出1，082.59元，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645.77元，其中生活消费品支出600.82元；非商品支出44.95元。年末每百户农民拥有自行车93辆，缝纫机56架，钟表173只，电风扇42台，收音机69台，录音机31台，电视机54台(其中彩电1台)。住房条件继续改善，农村户均使用房屋面积85.52平方米，人均15.56平方米。47.22%的房屋为砖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农民家庭的储蓄也逐步增加，1955年平均每个农民储蓄0.15元，1956年人均0.20元，1966年人均0.55元，1976年人均0.40元，1981年人均5.24元，1985年底农民人均存款17.38元。1990年末人均存款余额58.2元。
二、职工生活
建国前夕，定城镇仅有加工作坊和店铺，且大部分是一家班子，雇员很少。较大的工商业主雇员十几人，较小的仅雇三、五人，雇员大部分是破产农民。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差异较大。占职工总数极小部分的管帐、大师傅等，一般每月工薪约一石五斗米(一石米约18市斤，下同)，年终可得数量不等的“红包”(红利)，这些人家庭衣食有余。占职工大多数的工人、店员，每月薪水七、八斗米，或与业主三七分成，业主供给简单食宿，这些人家庭的生活往往是艰难竭蹶。学徒工的生活最差，学徒期一般为三年，业主仅供给衣食，绝大部分学徒是食仅充饥果腹，衣仅御寒遮体，职工的去留全凭业主的好恶，稍不如雇主之意即被解雇，若遇工伤事故，常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
建国后，随着工业的发展，职工人数不断增加。从供给制、包干制到工资制，再通过6次部分调升、两次普调、两次工资改革，职工的工资收入稳步增长，劳保福利项目和数额也逐步增加。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分别为：1949年187元，1950—1959年309元，1960—1969年450.7元，1970—1979年494.9元，1980—1985年661元。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人工资略低于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人。据1985年末统计，全民所有制职工，总人数17184人，其中固定职工11582人，工资总额1264.8万元，人均年工资736元，人均月工资61.33元，人均每年各项福利费173.47元。集体所有制总人数8786人，工资总额565.9万元，人均年工资644元，人均月工资53.67元，年人均各项福利费约120元。
据1990年末统计，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17841人，其中固定工14141人，工资总额2，911万元，人均年工资1665元，人均月工资138.75元，年人均各项福利费236.37元。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人总数14913人，工资总额1819.4万元，人均年工资1220元，人均月工资101.67元，年人均各项福利费约180元左右。1989年共有城镇个体劳动者2989人，月工资收入在300元左右，大大超过全民、集体工人的工资水平。
随着职工工资增加，职工及其家属的衣、食、住、用都起了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变化更为明显。
衣着1955—1980年，穿衣用布严格按计划实行布票制，每年发票数量不等，一般每人每年发布票10～15市尺，仅够一套单衣服，最困难的1961年仅发布票1.7尺。五、六十年代职工及其家属衣著简单，多为布衣、卫生衣。衣着费用很低，每人每年20～40元。60年代中期部分职工开始穿毛线衣。70年代人造化纤产品问世，穿衣问题逐步解决，衣着费每人每年40～60元。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30年中，服装的款式颜色单调，中山装、军干服、列宁装为主款式，蓝、黑、灰、黄、白为主色调，许多家庭都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的状况。80年代，服装新潮迭起，服饰迅速美化，质料高档耐用，款式新颖多变，人流色彩纷呈。衣服面料主要有化纤、呢绒、羽绒和丝绸等。城镇居民每年人均衣着费用猛增到90～120元。
饮食1955年以后，非农人口中实行粮油肉类计划定量供应，根据年龄和工种分为若干等级。1959年之前，居民供应的粮食略有结余。1960—1962年，粮油供应标准大幅度降低，一般居民每月供应25市斤左右，最困难时每月供应粮21市斤，油0.1斤。供应品种粗粮(高梁面、山芋干、黄豆饼、山芋滕粉)占30%～80%不等。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出现“浮肿”。1963—1979年，粮油供应稳定，每人每月供应口粮30斤左右，品种以细粮为主，或搭配少许粗粮，油0.3～0.5斤，肉1斤左右。粮食仅够吃，食油和肉蛋类偏紧。1980—1985年，居民供应粮油标准略有提高，家家有结余。农贸市场上蔬菜、肉、鱼、禽、蛋类货源充足，居民每人每月食鱼肉5斤以上。每人每月伙食费，50年代5～8元，六、七十年代正常年份伙食费人均10～15元，1985年每人每月伙食费30元左右。职工饮食质量为建国后之最好。1990年因上两年物价涨幅较高，每人每月伙食费上升到50元左右，部分职工家庭生活水平较前下降。
住房建国以后城镇居民住房条件有所改善，进入80年代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相对减少，住房问题更显突出。1986—1990年全县国家和集体单位共建宿舍33606平方米，建房速度赶不上就业人口增长速度，人均居住面积较1985年有所减少。1985年全国城镇住房普查中，定城、炉桥两镇普查结果如下表：
1985年定城、炉桥两镇住房普查表

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稳步上升，人均储蓄增加。1957年城镇人口平均8.90元。1967年人均储蓄12.7元，1980年人均69.14元，1985年城镇人口储蓄人均325元。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78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