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土地所有制
建国前，和县沿袭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如和城地区地主夏锦熙，在得胜河两岸及善厚等地，占有土地9000余亩，地主吴蜀侯、林绮亭、陈默、王坤元、陈义园、朱雪舟令、张朴存等人，分别在各乡占有土地2000～4000亩。土改前夕全县430055人，土地1022289.67亩，其中地主11387人，占总人口2.64%，占有土地235314.17亩，占全县土地总数23.02%，人均20.6亩；富农17270人，占总人口4.02%，占有土地99417.61亩，占全县土地总数9.72%，人均5.7亩；中农172130人，占总人口40.03%，占有土地416219.48亩，占全县土地总数40.71%，人均2.4亩；贫雇农195188人，占总人口45.38%，占有土地177217.53亩，占全县土地总数17.33%，人均0.9亩。地主人均占有土地为贫、雇农的19倍，中农的7倍。
在土地占有关系中，分自耕田和租种田。租种田一般为地主的土地，其他阶层也有少量土地出租，租种田又分永佃田和活业田两种。永佃田，地主不得随意撤佃，佃户有永久使用权；活业田，佃户仅有临时经营权。
地主主要通过出租土地，向佃户收取地租进行剥削。民国期间地租有定租制、分租制、预租制三种。
定租制又称包租，即确定租额，不论丰歉年景，都按固定租额交租。
分组制亦称议租制，即按当年产量，业佃双方议定分成。收获前，双方田头看租估产，也有抽行估产或下田分谷。分租的成数有对半、四(佃)六(业)、三(佃)七(业)。农民稍有不依，即强行撤佃。
预租制亦称押租制。佃户租种土地时，早一年交纳租额。押金数额一般为田价的20%～30%，押金不计利息，租金(粮)到次年收获时另议，方法同分组制，佃农不再租种时，地主才归还押金。
二、农民土地所有制
(一)土地改革
民国32年(1943)8月，中共和含县委在南义乡考塘村，召开千人大会，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高利贷利率减去5%～10%。会后在新桥区毛巷乡进行“减租减息”试点工作，并迅速在和含抗日根据地普遍展开。为了发动群众，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县委以毛巷乡张葛吴村大地主葛圣湘为突破口，开展说理斗争。随后，新桥、白桥、南姥、娘望等区有11个乡，发动群众，对破坏“减租减息”的13个不法地主，开展说理斗争，从而保证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顺利进行。在双减工作中，以乡为单位，成立“评租委员会”，由各村(保)选出5至7人，组成的农抗小组联席会议，乡政府负责人或乡农抗理事长为主任委员，少数乡、村(保)还吸收个别表现好的开明地主参加。为保障佃农的佃权，保证减租工作顺利进行，县委在政策上作相应规定，提出了“二、五减租、保障佃权”的意见。据有关资料统计，和县根据地内总户数21170户，得到双减受益的有11344户，占总户数49%，新桥区前唐乡大庄村共有39户，其中佃农8户，双减前，缺衣少食，债主逼债。双减后，吃穿不愁，有几户还杀猪过年。
1950年12月，和县开始土地改革运动，成立和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和土地改革工作队。队员202人。首先，在沈朝、何村、永乐、石马等6个乡进行试点。1951年2月至4月，在其余的104个乡全面展开。经过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划分阶级成份，开展说理斗争，没收地主五大财产(土地、耕牛、农具、粮食、其他实物)，分配给贫苦农民，颁发土地证等。
在土地改革中，县委有效地贯彻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为保卫土改工作顺利进行，组成人民法庭，对破坏生产，破坏土改，威吓或杀害干部群众的不法地主，依法予以严惩。
1951年6月，进行土改结束工作，全县分三批进行：第一批，选择好、中、差不同类型的三个乡试点；第二批，问题较多的19个重点乡；第三批，问题较少的89个乡。土改结束工作主要内容是检查发动群众，执行政策，摧毁封建势力等，发现和解决遗留问题，对错划为地主、富农的292户，予以纠正，对漏划为地主、富农的327户，均予补划。同年12月，完成土改结束工作。
经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和征收地主、半地主式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全县分得土地的雇农、贫农、中农55698户，231772人，分得土地281644.30亩，房屋17064间，耕牛811头，粮食1774611.5公斤。从而，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51年粮食总产15.73万吨，棉花935吨，油料6755吨，分别比1949年粮食增长57％，棉花增长4.5％，油料增长48％。
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比较表

土地改革中五大财产分配情况统计表

（二）、农业互助合作
农业互助组
民国32年（1943）冬，中共和含县委在白渡区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增加生产。次年春，在白渡区的孙家庄、老袁、螺丝滩等村，有130户农民参加变工队。1950年冬，为了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道路，县委派出干部，在濮集、腰埠、沈朝等地着手试办互助组。1951年2月，县委又派出两个工作组，在濮集区、腰埠区，树立了谢成贵、王仁英两个互助组典型。同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先后召开“农代会”和“劳模会”，评选出70余人出席巢湖专署召开的会议，这些代表以实际行动，带头生产，带头组织互助组。在他们的推动下，经过冬修和爱国增产运动，至1952年5月，全县互助组发展到3114个（其中临时性互助组2648个），入组农户29870户，占总农户31％。大多数互助组发挥了集体生产优势，增加了产量和收入。但是也有一些临时性互助组，由于干部强迫命令，按户口编组，部分群众存在平均主义思想，否认私人财产，不记工不算账，违反了“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因此，垮掉了一部分，如基础较好的北戴乡，原有互助组104个，垮掉19个，群众埋怨互助组是“糊涂组”。同年8至9月，开展以党团员为骨干，互助组为核心的秋收“四评”（评爱国、评互助、评技术、评庄稼）活动。通过评比，各互助组进行系统整顿，至年底，全县互助组增加到4061个，入组农户39012户，占总农户37.10％。其中临时性互助组3439个，参加农户32596户，占总农户31％。至1955年，全县组织互助组4849个，参加农户64103户，占总农户59.9％，其中常年性互助组2458个，参加农户32070户，占总农户30.01％，临时性互助组2391个，参加农户31943户，占总农户29.89％。
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县委在濮集乡试办和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20户，是和县最早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区也选择条件较好的互助组试办初级社，至年底，全县试办初级社9个，参加农户108户，占总农户0.1％。1954年初级社发展到409个，参加农户9163户，占总农户8.52％。1955年9月，县成立办社办公室，区成立办社小组，配备专职办社指导员136人，培训骨干1417人，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掀起了合作化高潮。至1956年春，通过扩社并社，全县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288个，入社农户107964户，占总农户98.69％，其中高级社159个，入社农户96697户，占总农户88.39％。由于高级社发展过快，一部分农民缺乏思想准备，干部缺乏管理知识，有少数高级社减产，有些农民要求退社。同年2月至7月，先后进行三次整社工作，主要内容：处理耕牛、农具折价问题，分摊股份基金，减少管理层次，推行管理委员会和生产队两级生产责任制，确定社、队干部报酬，实行包工包产制，贯彻勤俭办社，对丧失劳动力的鳏寡孤独实行“五保”等。通过整社工作，合作社得到巩固，合作社的优越性得到发挥，特别表现在集中使用、统一调配人力、财力、物力方面，能有效地抗拒自然灾害，以利获得丰收或减少灾害损失。如绰庙乡绰联社的裕民圩，1956年先涝后溃破，排除积水后，抢栽晚稻220亩，收粮2.85万公斤。群众反映：“合作社真正好，能抗旱、能排涝。”白桥乡新民社的潘门荡子，有田230亩，过去连年因涝无收，是有名的“囤水滩”，合作化后，靠集体力量，筑起了堰埂，1957年收粮4.5万公斤。1957年底，全县建立高级农业社210个，参加农户10.26万户，占总农户100％，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人民公社
1958年，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在城南乡试点建立红旗人民公社，至9月下旬，全县210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立黄马、五显、白桥、功桥、姥桥、南义、西埠、城南、城北、乌江、香泉、绰庙、高关、善厚、历阳等15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在组织上推行军事编制，全县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成立15个团、157个营（大队）、715个连（生产队）、2580个排、8589个班。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生活上推行伙食供给制，全县办食堂2899个，参加人数39.38万人。同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无偿调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农民外流，抛荒耕地等不正常现象。
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后，开始纠正“共产风”的失误，进行算账、退赔工作。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县委总结前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制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规划》，确定了“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使生产单位同分配单位统一起来，改进劳动管理，改变干部作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1961年3月，根据中共安徽省委部署，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简称“责任田”），县委书记周骏在西埠公社西埠大队岗坂生产队蹲点，试行“责任田”办法，并迅速在全县推行。同年8月，实行“责任田”办法的有3122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93.4％；坚持包产到队的有221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6.6％。“责任田”办法的特点，是把集体责任制与个人责任制结合起来，包工与包产结合起来，生产成果与计算奖赔结合起来，人人关心产量，讲究农活质量，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1962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下达《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指责“责任田”是“方向性的错误”。县委根据“积极慎重”的方针，及时改正了“责任田”的办法。1963年春，已改正881个生产队，占推行“责任田”办法的生产队总数25.5％。至年底，其余实行“责任田”办法的生产队全部改正过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春，沈巷区黄渡公社首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午季获得丰收，小麦总产50万公斤，比1978年增产100％，除完成30万公斤征购任务外，还超购9.5万公斤，油菜籽总产20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35％，完成征购任务14万公斤后，超购3.5万公斤，归还贷款13万元，改变了过去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的状况。黄渡公社的变化震动很大，群众强烈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有少数干部认识不足，抵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说服教育和实践证明，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分配上平均主义，是调动群众积极性，增产增收的好办法，从而转变思想，积极支持。1980年底，全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5421个，占生产队总数77.3％；其中沈巷新桥两区均为100％，乌江区仅占2％。1981年底，全县所有生产队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冬，为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县委在濮陈公社进行试点，全县普遍签订了新的经济合同。1984年，县委抽调干部20余人，在善厚公社试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延长土地承包期，稳定农民情绪。1985年后，继续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调整产业结构，在确保粮食增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林业、渔业、牧业和瓜果蔬菜生产，大力发展乡村企业。1988年，全县农村有个体专业户和重点户1.1万余户，还出现一批联合体和专业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