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
民国年间，市场管理由县城及较大集镇的商会承办。建国后，市场管理初归属工商税务局，1950年5月属工商科。1957年10月由商业局商政股承办。同年县及各公社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市场领导，保障合法交易，取缔投机倒把。1977年3月起，由工商行政管理局主管。
二、管理
民国时期，集市贸易由封建势力和富商把持，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民国15年(1926年)，运漕大旱，粮食匮乏，某米商购米数百石雇船外运，以图厚利。正当米商准备开船起运时，突来百余人将米搬抢一空。为于息风潮，县知事不得不会同县商会会长赴运漕查处。并由商会和地方人士组织查禁私运机关。抗日战争前后，各集镇粮行、鱼行、猪行、牛行、竹木行等充斥市场，政府不加干预，市场全由大商号和行商操纵。
1951年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扶植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同时建立商情报告制度，了解行情，整顿行业，取缔非法经营，打击投机奸商。1952年积极推动私营工商业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经销、代销乃至公私合营。1956年，私营商业、个体手工业全行业合作化，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形成。农村中一些主要物资实行派购，集市贸易受到限制。1957年根据中央放宽农村自由市场管理精神，允许三类农副产品进入市场交易，集市贸易再度繁荣。1958年人民公社化，家庭不再为社会提供商品，农副产品上市量大为减少，集市贸易一度中断。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允许和奖励社员开展家庭副业和有计划组织集市贸易，全县贸易市场逐步恢复。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集市贸易和各种经济活动限制过严，管理过死。集市贸易濒于倒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管理逐步走向正轨。三类物资全部允许上市，一、二类农副产品管理作了适当调整。1985年贯彻中央(1985)1号文件，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除粮、棉、油实行定购合同外，其它农副产品逐步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商品上市种类、数量急剧增加。集市贸易成交额成倍上升。1984年成交额1.619万元，1988年上升到5.373万元。为管好市场，含城、运漕、清溪几个较大市场，场内都设有市管办公室。含城农贸市场还设有治安办公室，有专人处理日常工作。 三、查处
1960年恢复农村集贸市场，一些不法分子不顾国家政策规定，贩卖国家统购的农副产品和计划供应的工业品，获取暴利。1963年查处投机倒把分子230人，其中，获利万元以上2人，5000元以上36人，1000元以上50人，1000元以下123人。1964年查处投机倒把分子4960人，法办1人，罚没款1157元，补税3385元。1965年查处投机、违法违章案件175起。共查获粮食3741公斤，油脂325公斤，布票1197.6尺，苎麻84公斤，土布1286.6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投机倒把分子倒买倒卖农业机械、耕牛、粮、油、布匹及各种票证。清溪公社大时村时某一人贩卖耕牛114头，从事黑市交易104头，牟取暴利2359元。一农具修配厂，从1971年到1975年5年间，私收铜17236公斤，铝12230公斤，生铁、钢材16945公斤，焦炭203863公斤。1985年至1988年，查出假冒伪劣商品有食品类：变质饮料62915瓶(袋)，不合卫生标准冰棒3200支，变质奶粉、麦乳精、罐头4214筒，变质水果糖26.5公斤，霉烂瓜子2500公斤，霉变香烟10804包，伪劣药品555种，私盐35000公斤。生产资料类：假化肥37吨，假农药1930瓶。电器类：无合格证三洋牌彩色电视机2台，劣质永东牌电风扇35台，翻版和淫秽磁带205盘，没标志插座(头)5524只，没标志电表326只，没标志互感器128只，没标志万用表5只。工具类：香港组装劣质缝纫机头36个，没标志油卡尺9把，没标志卷尺、百折尺15860把，没标志磅秤40台，不标准秤812把。
集市贸易不同发展阶段成交金额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