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机构，清代称“善堂”，民国时称“慈善”机关、社团。
一、育婴堂、孤儿所(院)
寿州育婴堂始建于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正月，经费由淮北牙厘总局(驻寿州)提供与官绅捐助，其址在城内城隍庙后巷。民国时，将育婴堂改称育婴所与孤儿所(同址)，隶于县救济院，分别收容弃婴、孤儿(多为6岁以下者)。民众有领养者，须具保不贩卖、不虐待，并缴纳一定费用。1949年1月，两所由县民主政府接管，隶属于县民政科。1950年12月，即其址改为教养院，即今福利院。
1959—1961年困难时期，各外流人员劝阻站收容的弃婴、弃童，经县人民委员会分配各部门抚养、教育；接收单位腾出房屋，购置设备，建立“孤儿院”，招雇保姆，悉心照料。1963年“五风”平息，困难缓解，孤儿由其亲属认领回家，或由群众申请领养，一部分则由抚养单位安排就学，后来成为该单位职工。
1960年，农村尚有孤儿6003名，其中大部分由同村亲邻收养，部分无依无靠者由各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中抚养、教育，共办孤儿院67所，收容孤儿2467名；孤儿院配有院长、保育员，经费由集体公益金(含国家拨给的救济款项)中开支。1964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队孤儿院被撤销，孤儿由原生产队(出生地)教养，绝大部分被本族接回。少数留队者，比照享受“五保”待遇，至成人为止。1983年在队孤儿有78名，留养者仍享受“五保”待遇。
二、福利院
1950年12月，县人民政府将原育婴堂、孤儿所改为教养院，收养弃婴、孤儿和安置无依无靠的孤老残疾者。1951年时，共收容社会孤老21名，弃婴30名，孤儿5名；原育婴堂留下的有5名女婴由群众领养。被收容人员的生活费用，全部由国家供给。1953年，收容人员(院民)增至170名，时社会风气革新，无遗孤、弃婴；在院的孤儿、婴儿陆续被领养。为改善院民生活，县民政部门组织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生产，如轧面条、烧茶炉、打草鞋、纺麻绳等，收入全部归院民自有。1958年有院民130人，其中参加生产劳动者81人。1960年2月将教养院改为福利院。“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不降低院民生活水平，适当提高生产费用供给标准，每人每月12元(主要用于伙食)。1987年尚有院民21名，均耄耋高龄，每人月给生活费20元。
三、农村五保户敬老院
对贫苦无依靠的老、弱、病、残、幼者，施行社会救济。
土地改革后，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上述几种人土地由社、组代耕。1956年，寿县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根据中央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各社对无劳力、无依靠的社员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当时农村享受五保的社员共4810户，5778人，全年各社支出劳动工分计526.2万分，人均781分，每工分均值0.08元。五保，有全保、半保之别，对部分人可从事轻微劳动的，则保其口粮、烧草。 1958年，全县公社化后，实行生活集体化时，五保户生活由公社统一包下来。爱国公社率先办起了敬老院(初称休养所)，入院孤老26名，院方组织他们从事所能及的副业生产，如养鸡、搓绳、看稻场、打草鞋等。次年，其他社队相继仿效，全县共办起敬老院147所，收容五保老人4337名。当时，中央颁发《人民公社条例》，明确规定对鳏、寡、孤、独、残疾者实行供给，其费用由公益金中解决。1960年秋农业生产推行“责任田”制，包产到户，社、队敬老院先后撤销，五保户由生产大队、生产队统筹安排生活供给。1962年夏取消“责任田”，五保户生活供给由生产队集体提留公益金内开支。1980年农业生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五保户生活费用由乡、村集体提留中支付；部分行政村、队实行按户筹粮、筹款，或“吃派饭”，即逐户轮流供膳。
1981年10月，安丰区谷贝公社对五保户实行“四有”、“三不少”。“四有”即吃有粮，穿有衣，住有房，病有医；“三不少”即每人年口粮不少于800市斤，烧草不少于1000市斤，四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慰问品款不少于30元；生产队将供应标准订入社员承包合同。中共寿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全县予以推广。具体供给标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拟定，各公社、生产大队在实施中作了一些增补，如每人每年供给食油不少于6市斤，棉絮不少于2市斤，月用零钱不少于3元，每逢节日增发5元，住房包修，有病包治等，并填发《五保户供给卡》，建立档案。
1984年，供给形式有所改变，实行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统筹安排，年供给标准人均为360元。是时，全县农村尚有五保户2940户，3078人，均是年过花甲老者。同年，有条件的乡、村率先重建敬老院，瓦房、四合院，2—3人住一室，配有黑白电视机及扑克、象棋等。1987年底，全县乡、村办敬老院已增至26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