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种植业
一、作物分布及农业区划
本县自古以种植业为主。南部高岗丘陵区生产水稻；中部低岗平原区，麦、稻兼有；北部湖湾区，则以麦为主，麦、豆轮作。至于棉、麻、油等经济作物，各区都有，大多分散零星种植，仅限于农户自种自用。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各种农作物的布局极不合理，土地利用率和产量也很低。
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从不间断地兴修农田水利，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因地制宜进行耕作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农作物布局。比较大的布局调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4年至1957年，当时省委提出农业“三改”（即改变季节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以及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改变广种薄收习惯）。本县重点抓住扩种午季作物，提高夏粮收成比重。同时，在易涝区抓旱改水；在易旱区抓水改旱。1955年，全县夏粮扩大到164万亩，占耕地的56.9％，比1953年增加46.5万亩。旱改水2.2万亩，水改旱6400亩。还从东北引进高产的马铃薯种，栽种5.23万亩；引进胜利百号山芋良种，栽种3.3万亩；试种双季稻6.5万亩。这年粮食总产达6.19亿斤，比正常的1952年增产1.8亿斤，增长41.5％。1957年，继续抓扩大午季作物，沿淮地区夏粮收成由70％提高到80％以上。同时旱改水8万多亩，粮食总产量达6.5亿斤（实为7.042亿斤）创历史最好水平。
第二次调整布局是从1961年至1965年。由于史河灌区工程建成通水后，全县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各地不失时机地进行旱改水。到1965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22.9万亩，比1961年增增加23.6万亩；粮食总产达6.14亿斤，比1961年3.67亿斤，增长67.3％。在此期间进行了棉花布局调整，1966年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到20万亩，并由分散零星种植，发展为适当集中连片。在调整过程中，出现了“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的偏差，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但总的来讲，农作物布局日趋合理，土地利用率和各种农作物产量均有很大提高。
为了充分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加快农业发展，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于1981年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开展了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1985年编写成《霍邱县综合农业区划报告》，根据农业地域分异的客观规律，采取较科学严谨的方法，将全县分为两大农业区，七个农业亚区（即二级区）。
第三次调整是根据《综合农业区划报告》和专家们的意见进行的。本着既积极而又循序渐进的方针，充分发挥各个区域的特点，扬长避短，利用优势、突出重点。在粮食生产上，总的调整目标是：稳定面积，主攻单产。重点抓杂交稻、优质稻米生产基地建设，和沿淮易涝区的麦豆基地建设。同时，注意恢复和发展豆类生产，以及适当安排杂粮生产。
在经济作物生产上，采取稳定棉花生产，适当压缩麻类生产，积极发展油料生产和桑、果园，建设好商品生产基地。这次调整虽然尚在进行中，但从已实施的调整成果来看，就种植业而言，已初步形成五大商品生产基地。
杂交稻和优质稻米生产基地杂交稻生产全县计划发展到80万亩左右，单产400公斤左右，以南部叶集、姚李、长集、扈胡以及城郊、孟集南部为主。1987年已发展到57.1万亩，占水稻总面积的45.7％；单产420公斤，总产4.8亿多斤，占水稻总产的58.6％。其中叶集、姚李两区已达7万多亩，长集、扈胡两区超过11万亩。
优质稻米生产。计划发展到25万亩，以孟集、石店两区为主，当家品种为密阳23号。1987年已达到20万亩，但因该品种易感染白叶枯病，且单产也没有杂交稻高，又无新的抗病的优质稻米品种更新，因此近年已很少种植，逐步为杂交稻代替。
小麦、大豆生产基地以周集、石店、城郊、孟集四个区为主，计划小麦稳定在100万亩左右，主攻单产。大豆发展到17万亩以上，重点在沿淮陈嘴、陈郢，王截流、朱港等乡。1987年，小麦已达92.9万亩，大豆已恢复到6.9万亩，与计划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
棉花生产基地计划发展到20万亩左右，主要集中在新店、陈家埠、临淮、石店、邵岗、吴集、冯井等18个乡镇种植，1987年才恢复到6.14万亩，差距很大。
麻类生产基地计划红麻稳定在55万亩上下、主要集中在沿淮行蓄洪区和低洼易涝地区。大麻稳定在1万亩左右，主要集中在柳树、西隐贤两个乡。因销路不畅，1987年红麻下降到25万亩，大麻恢复到8312亩。今后随着销路的拓宽，麻类生产会有新的发展。
油菜生产基地全县计划种植油菜50万亩左右，主要集中在南部四个区。其中低芥酸油菜30万亩。1987年，全县实收油菜虽然已达44.4万亩，但是低芥酸油菜因缺少较理想的品种，尚未起步。现有的高芥酸油菜品种较杂，粗种粗管，单产很低。
二、产量
（一）粮食
建国前，本县粮食生产水平很低，加之自然灾害频繁，除少数丰年粮食尚能自给或略有盈余外，多数年份粮食自给不足。据民国35年（1946）县国民政府向省政府报告，全县粮食总产2.8亿斤，消费量3.2亿斤，缺粮4020万斤。
1949年，粮食播种面积286.6万亩，单产134斤，总产3.8亿斤，人均占有粮食563斤。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到1957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扩大到373.8万亩，单产提高到173.8斤，总产6.5亿多斤，比1946年增长1.3倍多，比1949年增产69％，平均年递增8.6％，人均占有粮食810斤，建国后第一次出现卖粮难。1958年以后，由于过早过急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和随之出现的“五风”，加上自然灾害，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272.8万亩，单产下降到110斤。总产2.99亿斤，比1949年减产8357万多斤，比1957年减产3.5亿斤，人均占有粮食351斤。连续三年的天灾人祸，使农村生产力受到很大的破坏，后来用了10多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到1970年，全县粮食总产恢复到6.5亿斤，但从人均占有粮食579斤来看，仍低于1957年的水平。“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生产一直在6～8亿斤上下徘徊，时增时减。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粮食总产首次突破10亿斤大关，以后又连续四年在9亿斤左右徘徊。1981年，农业生产全面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生产才较为稳定的增长，当年粮食总产达11.66亿斤，人均占有粮食954斤，出现建国后第二次卖粮难。1987年，粮食总产虽然稳定在11亿以上，但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均占有粮食却下降到829斤，比1981年人均减少125斤。
（二）棉花
解放前，本县棉花生产面积少、产量低。据民国32年（1943）《安徽省统计简编》载：当时全县植棉7.47万亩，总产1.87万担，仅能维持本县人民自身的穿着需要。
1949年，全县棉花面积虽然扩大到12万亩，但由于大多分散种植在荒岗薄地，单产仅12斤，总产1.44万担，人均占有皮棉2.1市斤。50年代，棉花种植仍然比较分散，面积和产量长期低而不稳。1957年，全县植棉8.3万亩，单产24斤，总产2万担，人均占有皮棉2.5市斤。“三年困难时期”，棉花生产同样受到严重破坏。1960年，棉花面积减少到3.5万亩，总产降到9316担，人均占有皮棉1.3市斤，连维持本县人民自身穿着都有困难。60年代中期，本县被列为全国集中产棉县之一，确定一名副县长专抓棉花生产，调整了棉花生产布局，由零星分散到集中连片种植。对集中产棉社队，保证棉农的口粮供应，实行售棉奖励化肥和超售加价的政策，调动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到1966年，全县棉花面积扩大到20万亩，单产提高到30斤，总产6万担，人均占有皮棉7.6市斤。“文化大革命”期间，棉花生产同样受到“左”倾路线影响，面积不稳定，单产上不去。10年间，种植面积始终在15万亩左右，单产在30斤上下徘徊。1969年，棉花面积曾减少到10万亩，单产下降到19斤，总产1.6万担，人均占有皮棉2市斤，低于建国初期的水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棉花面积才逐年上升，单产也有所提高。当年全县植棉16.9万亩，单产提高到46斤，总产7.76万担，人均占有皮棉5.8市斤。1980年，对棉花布局又作了进一步调整，集中产棉乡由原来的66个集中为50个；其中万亩以上的7个乡，8000亩以上的4个乡，5000亩以上的23个乡，1000亩以上的村75个，100亩以上的生产队1148个。同时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有关棉花生产的政策，调动了广大棉农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全县植棉19万亩，总产10.9万担，单产56.8斤，人均占有皮棉8.9市斤。1984年，棉花生产更上一层楼，全县植棉19万多亩，单产提高到64斤，总产12.3万担，人均占有皮棉9.2市斤，是建国后产量最高的年份，出现了卖棉难。1985年，由于农用物资不断涨价，植棉成本高，棉花价格低，植棉经济效益不如种粮、种麻，加之政策不兑现，挫伤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1985年，棉花面积下降到4.5万亩，单产虽然提高到73斤，总产3.3万担，比1984年减产2.6倍，人均拥有皮棉2.5市斤。1987年，全县植棉6.1万亩，单产70斤，总产4.3万担，人均拥有皮棉3市斤，仍处于1965年的水平。
（三）油料
建国前，本县油料作物有芝麻、花生、油菜，大多零星分散种植在荒岗薄岭和沙地里，面积少，产量低，自给不足。据《安徽省统计简编》记载：民国32年（1943），本县种植20多万亩油料作物，但是种的多，收获面积少，有收的面积单产很低。油菜籽亩产30斤，芝麻亩产59斤。当时人们的食油主要靠大豆油。
1949年，全县油料作物种植6.5万亩，单产57斤，总产3.7万担，人均仅有油料5.4市斤。1957年，油料作物发展到13万亩，单产192斤，总产25.3万担，人均油料31.5斤；与1949年对比，面积扩大一倍多，单产提高2.3倍，总产增长5.7倍。“三年困难时期”，油料生产同样受到严重破坏。1960年，全县油料面积减少到3.26万亩，单产下降到38斤，总产1.2万担。“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左”的路线影响，油料面积始终在10万亩左右徘徊，单产6年未突破100斤。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油料生产稳定增长。1981年，全县油料作物25.3万亩，单产131斤，总产33.3万担，人均占有油料27.2斤，与1957年比，虽然总产超过8万担，但单产和人均油料仍分别少61斤和4.3斤。1982年，是建国后油料生产最好的一年，全县油料面积发展到29万亩，单产139斤，总产40.69万担，人均占有油料33.3斤，首次出现了卖油难。1987年，全县种植油料作物49.7万亩，单产106斤，总产52.3万担，人均占有油料37.7斤，是建国后产油料最多的年份；但是单产仍比1982年低31％。
表3-9几个代表年份粮食生产实绩
（四）麻类
本县麻类生产历史甚久，主要是茴麻和大麻。茴麻大多分散零星种植，供农民自用。大麻则集中在沿史河湾区柳树乡，品质较忧，远销省内外。但在建国前，面积少，产量低。据《安徽省统计简编》记载：民国28年（1939），全县麻类总产仅有4928担。
表3－10几个代表年份棉、麻生产实绩表
表3－11几个代表年份油料生产实绩表
1949年，全县麻类种植面积1.4万亩，单产131斤，总产1.8万担。1962年，完成土地改革后，全县麻类种植面积扩大到3万亩，单产136斤，总产4.1万担。是民国28年的7.3倍，比1949年翻了一番多。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麻类生产一直在2万亩左右，单产在200斤上下徘徊。1965年，县农业局从湖南省麻科所引进黄麻种，并聘请辅导员，此后连续多年在沿淮地区试种、推广，但因湖洼地地下水位高，不适宜黄麻生长，其单产仅有100多斤，到1971年被淘汰。1972年，又从广东省引进红麻种试种，表现为适应性广，产量高，品质好，经济效益也很高，深受农民欢迎。1978年，全县麻类扩大到11.15万亩，单产264斤，总产29.4万担。此时，种植红麻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尽快脱贫致富的一项门路。1985年，压缩粮食面积，扩种红麻，全县麻类面积猛增到70万亩，单产351斤，总产246.4万担，导致当年粮食面积减少30多万亩，粮食总产较上年减产近2000万斤。而所产的红麻又卖不出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随后两年，麻类种植面积大减。1987年，全县植麻26万亩，单产372斤，总产97万担。如表3－9、表3－10、表3－11。
（五）蚕桑
建国前，只有少数农民在家前屋后零星栽植实生乔木桑，养殖少数土种蚕，供纺丝线和编织丝网用。1949年，全县仅产蚕茧89担。
50年代推广种植蓖麻，并引种养殖蓖麻蚕。1957年，蚕茧量上升到150担，后因国家不收购而停止养殖。
60年代中期，栽桑养蚕才开始起步，发展很缓慢。当时叶集区农技站曾引进少量桑树种子，在柳树公社彭洲大队育苗，并从合肥、金寨引进湖桑嫁接成功，本县开始出现小面积桑园。此期还引进改良蚕种。1966年，全县桑园发展到584亩，年产桑蚕茧178担。“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左”的路线干扰，加上技术水平低，桑园荒芜，僵蚕病不断发生，不少地方将桑树砍掉改种其他农作物，或栽植用材林。到1976年，全县仅剩桑园29亩，年产蚕茧15担。
80年代初，本县再次重视蚕桑生产，到1985年，全县有桑园1565亩，当年养蚕302张，产茧137.5担。1986和1987年，因收购网点少，蚕农卖茧难，加之价格不合理，奖励粮、肥未及时兑现，再次挫伤蚕农的积极性，不少地方又出现毁桑种粮和不愿养蚕的势头。1987年，全县桑园面积减少到554亩，全年养蚕120张，产茧68.4担，分别比1985年减少2倍左右。本县栽桑养蚕潜力很大，1985年开展农业区划工作时查明，仅河堤、渠埂可以栽桑的面积即达3500余亩；此外尚有大片荒岗、荒难和“四旁”可栽植中、高杆乔木桑。
（六）茶叶
本县叶集、姚李两区镇有大面积的高岗坡地可以种茶，但一直未引起重视。60年代中期开始种茶。1965年，全县有茶园40亩，年产干茶18担。以后10多年间，国家投资从外地购进大量茶种，无偿地供给社队种植。同时，又聘请辅导员帮助指导，到1975年才发展到1705亩，平均每年新辟茶园150多亩；其中可供采摘的茶园569亩，年产干茶75担。后因认识不足，管理不善，不少茶园荒芜，茶叶单产低，经济效益差。1984年，茶园面积减少到1427亩，其中可采茶园1202亩，当年产干茶236担，平均每亩产干茶19.6斤。以后仍然是逐年“滑坡”，到1987年，全县仅剩茶园1250亩，茶叶总产163担，面积比1975年1705亩减少26.6％，产量比1983年333.7担减产一倍多。
三、栽培技术
（一）水稻
水稻在本县栽培历史久，面积、总产均居粮食作物首位。建国前，由于水、肥条件差，水稻大多靠天收，面积时多时少，产量低而不稳。1949年，水稻播种面积100万亩，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32％；单产211斤，总产2.1亿斤，占粮食总产的55％。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后，广大翻身农民积极兴修农田水利。特别是1960年淠史杭灌渠通水后，水稻种植面积逐渐扩大。1964年，水稻发展到134万亩，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50％；单产294斤，总产3.9亿斤，占粮食总产的78％。1976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47.5万亩，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57％；单产543斤，比1949年提高2.5倍，总产8亿斤，占粮食总产的77.2％。此后，水稻面积一直稳定在120万亩左右，单产不断提高。1987年，水稻面积125万亩，单产654斤，总产8.1亿斤；比1949年面积扩大25％，单产提高2倍多，总产增长3倍多。
因水稻占有重要地位，建国后，较有成效地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革。
耕作制度建国前及建国后的50年代，水稻以中稻为主。当时因水、肥和畜力不足，75％的农田实行一年一熟制，即沤水——中稻或晒垡——中稻及少量早稻。栽早稻主要是为了早接口，面积仅占10％左右，单产不足200斤。25％的塝田和近田，则实行一麦一稻或一油一稻。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引进矮秆高产早稻良种和红、蓝花草等绿肥作物种植成功，沤水田面积逐渐减少，早稻面积逐年扩大，同时发展双季稻。此时，多数农田则实行一肥一稻、一油一稻或一麦一稻；少数农田则实行一油两稻、一肥两稻或仍实行一熟制的一季中稻。1973年全县种植双季稻9.8万亩，占四稻（即早稻、中稻、晚稻、双季稻）总面积的7.5％。最多的1977年，双季稻发展到13.9万亩，占四稻总面积的9.8％。但是，在双季稻生产上，仍存在着许多难解决的矛盾。因为双季稻需要抢季节，早稻要提早育秧，常遇低温烂秧；“双晚”要抢在“立秋”前栽上，不仅劳、畜力紧张，而且常受早霜冻害，往往有种无收；部分有收的双晚，单产也很低。从1969年至1980年12年间，只有一年单产达211斤，其余11年均在150斤上下徘徊。农民群众说：“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因此，不愿栽种。1981年，仅栽70亩，近几年已无人种植。80年代起，沤水田面积又有所回升。一麦一稻、一油一稻面积逐年扩大。1987年中稻和单季晚稻面积达90.8万亩，占水稻总面积的72.7％，比1978年扩大35.1万亩。
良种推广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水稻品种主要是高秆不耐肥的籼稻品种。从5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中秆和矮秆良种，表现高产、耐肥、抗病，深受群众欢迎，很快普及。70年代，为了发展双季稻，曾大批引进早稻早熟、中熟良种和双季晚稻良种。虽然高产，但米质欠佳。80年代，在继续推广常规水稻良种的同时，又引进推广了高产、米质优良的杂交稻和密阳23、水源258等良种，促使本县水稻生产向高产、优质方向发展。1987年，全县杂交稻面积达57万亩，单产840斤，平均每亩较常规稻增产近100斤，总产4.8亿多斤，占水稻总产的58.6％。现在，姚李、长集、扈胡、叶集、城郊等区（镇），已成为杂交优质米的生产基地。
技术改革一是育秧。改旧式用草包泡稻种、草包催芽为用缸泡稻种，淘净胎水，打堆催芽、地窖催芽；改旧式秧田一块板为合式秧田，推广旱育秧、小苗育秧、薄膜育秧、蒸气育秧、温室无土育秧，提高秧苗素质，培育出适龄壮秧；每亩播量由原来的三四百斤，改为早稻播150斤，双晚80～120斤，杂交稻25～30斤；秧苗嫩壮分蘖多，缩短了移栽大田缓苗期。
二是合理密植。建国前及50年代初，因水、肥条件差，加之老品种本身不耐肥，水稻大都是大撮稀植，通常一尺挂两头，一般每亩栽插5000至6000穴。正常年景亩产200斤左右，肥田亩产也不超过300斤。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倡合理密植，同时引进推广矮秆、耐肥、高产的新品种。一般水稻行株距4×6或3×7；生长期短的早稻早、中熟品种，行株距4×4、4×5，每亩插20至31万基本苗，亩产提高到600斤左右，70年代中后期，推广杂交稻，因其分蘖力强，则以发为主，每亩插足8～10万基本苗。并改等行距为扩大行距，缩小株距，由过去的8×8、6×6，改为3×8、4×7，既能充分利用光热资源，改善通风条件，又便于田间管理；亩产提高到800斤以上。
三是田间管理。中耕除草，在50年代是一项艰辛的劳动。全县120多万亩水田，有三分之一的田长满三棱草、荸荠秧，栽上水稻常被野草“吃掉”（因野草生命力强，与水稻争土、争水、争肥、争光），好年景亩产也不过100斤。“五四”高级农业社，有6200亩荸荠田，在1956年以前，栽上水稻，每亩只收六七十斤。1956年春，建成高级社后，坚持两年冬耕深翻，拾草根，挖荸荠；夏天，组织2000多个劳动力，顶烈日，冒酷暑，拔除三棱草、稗草和荸荠秧。1957年，这6200亩水稻获得丰收，平均亩产320斤，比1955年提高5倍多。到60年代中期，全县约40万亩的草荒田的杂草，硬是靠人工手拔，将其基本消除。80年代，大多数农户仍沿用刮刀耘田除草，但有少部分农户已推广使用机械除草和喷洒化学除草剂除草。在施肥上，改变过去不施肥和单一施用氮肥，注重氮、磷、钾肥混合使用。从60年代开始，大力推广化肥打耖口。进入80年代以后，有不少农户接受农业科技部门建议，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和作物需要，配方施肥。在灌溉上，改变过去深水闷灌、串田漫灌为浅水勤灌、田头毛渠专灌，前期浅水发棵，中期烤田晾脚，后期湿润管理的技术。
（二）小麦
小麦在本县粮食作物中居第二位。建国前及50年代前期，种植面积不稳定，单产很低。1949年，全县小麦面积71.7万亩，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25％，单产60.4斤，总产4302万斤，占粮食总产的11.2％，人均占有小麦63斤。1954年，按照农业“三改”精神，扩大秋种面积，提高夏粮收成比重。1957年，小麦扩大到109万亩，单产首次突破100斤，总产1亿多斤，占粮食总产的16.7％，人均占有小麦136斤。随后20年，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面积始终在70万亩左右徘徊，单产一直未过200斤。直到1978年，才有新的突破。当年小麦面积66万亩，单产228斤，总产1.5亿斤，占粮食总产的16.4％。1982年更上一层楼，面积达78.9万亩，单产328斤，总产2.59亿斤，是建国后小麦生产最好的一年。与1949年比，单产提高4.4倍，总产增长5倍，人均占有小麦212斤。1987年，面积达92.9万亩，单产278斤，总产2.57亿斤；面积虽有所扩大，但单产和总产仍低于1982年的水平。
建国后，小麦生产比水稻生产发展慢些，但也曾进行了如下技术改革。
耕作制度本县大体分为稻麦区和麦杂区，后者是小麦生产区。在稻麦区中，水田实行麦——稻或油——稻轮作；旱地则麦——麻或麦——山芋、麦——花生轮作。在麦杂区中，实行麦——豆、麦——山芋、麦——玉米、麦——麻、麦——花生、麦——打瓜等轮作，或麦——山芋——冬闲——高粱轮作，前者一年两熟制，后者两年三熟制。
良种推广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本县小麦品种大都是不抗病、不耐肥的土种，而且混杂退化严重。从50年代开始，引进良种，并逐步推广普及。所有这些良种，都具有抗病虫、耐肥、抗倒伏、高产等优点，对促进小麦增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技术改革旧时，小麦生产广种薄收，耕作粗放。建国后，把小麦生产作为避灾保收的一项战略措施，曾大力推广一些行之有效的技术改革。首先改浅耕、撒播为深耕、条播；第二改不施肥或很少施肥为重施底肥，适时追肥，混合施肥。80年代，局部地区采取根外喷施磷酸二氢钾。1984年和1985年，省拨救灾化肥KH2qO46吨，作小麦返青肥，县土肥站组织在姜家湖乡用飞机喷洒小麦叶面，浓度7.5％，共60架次，计喷施2.7万亩，小麦籽粒饱满，明显增产。第三改不选种、不处理为年年选种，提纯复壮和播种前用泥盐水选种，药剂拌种，减轻了病虫害，促使苗全、苗壮。第四改大田一块板为小墒、深沟、高畦，有利排水，减轻了涝渍。第五改不防病治虫为适时防治病虫害。80年代有部分农户开始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
（三）油菜
建国前及建国初期油菜种植面积很小，单产也很低。1949年，全县油菜面积2.4万亩，占油料总面积的36％，单产45斤，总产1.08万担，占油料总产的28.9％，人均占有油菜籽1.6市斤。1952年，油菜面积2.4万亩，单产68斤，总产1.6万担，人均占有油菜籽也只有2.2市斤，略有增长。以后油菜发展十分缓慢，从1949年到1980年，仅有1967年一年单产突破100斤，仅有1978年一年面积突破10万亩。最低的是1963年，油菜面积仅为1215亩，单产32斤，总产为384担，人均占有油菜籽0.05斤。1981年，全县种油菜20.8万亩，占油料总面积的82.4％；单产123斤，总产25.7万担，占油料总产的77.1％；人均油菜籽21斤。1982年，更上一层楼，油菜面积25.4万亩，单产147斤，总产37.3万担，人均占有油菜籽30斤。与1949年对比，面积扩大9.6倍，单产提高2.26倍，总产增长33.5倍，这是建国后油菜生产最好的一年。以后又连续三年面积在20万亩，单产在100斤上下徘徊。1987年，油菜面积猛增到44.4万亩，单产88斤，总产38.7万担，人均占有油菜籽27.9斤，虽然总产超过了1982年1.4万担，但单产和人均占有油菜籽却分别下降41％和7％。
耕作制度建国前及建国后60年代，中南部实行油——稻制，北部湖湾地区实行油——豆制。70年代，随着麻类面积扩大，油——麻制的面积在逐年增加。此时，形成了稻——油连作，油——麻连作，稻——油——麻轮作及油菜、花生轮作。并且试验免耕直播油菜，在稻板茬、花生茬内播种油菜，均获成功。
良种推广建国前及建国初期，油菜品种有腊油菜（芥菜型），产量低，品质劣，出油率低。50年代，引进推广黄善子（白菜型）、胜利油菜（甘兰型）。60年代从湖北省引进稀水白及从本省芜湖引进104（均系白菜型）。70年代从上海引进沪油4号（甘兰型），并聘请辅导员，试种后高产、出油率高，深受群众欢迎。到80年代，又引进推广甘兰型油菜76——09、70——3435、202——23、130，淮油6号、武油1号和杂交种秦油2号。
技术改革旧时油菜生产大多是撒播，不施肥，很少管理。自60年代开始，良种良法一齐推广，种油菜大都是带肥点播，并做到深沟高畦，利水排灌。70年代，又先后推广育苗移栽，巧施苔肥，以及免耕播种等先进技术，使油菜产量不断提高。据土肥站试验，油菜初花期喷硼，每亩增产32.8斤，盛花期喷硼，每亩增产39.1斤，这些技术改革已逐步为广大农民接受。
（四）棉花
耕作制度建国前及50年代，在棉花生产上是广种薄收，其耕作制度多数是麦、豆——棉花连作制，在小麦乳熟时，将棉籽撒在麦棵里，麦收后，抢墒深锄，棉田“一块板”，棉苗“满天星”。1957年以后，改麦——棉连作制（当时无接茬棉品种）为冬闲地一年一熟制。即在秋种时预留好棉地，并进行深耕冻垡，熟化土层，减轻病虫害。翌春，再耕耙做成小墒“二板田”，进行点播。目前大多数农户仍沿袭这一耕制。从70年代开始，在部分人多地少的农村，推行麦——棉、油——棉两熟制，即在秋种时，做成小墒，在小墒中间播种一行大麦、小麦或油菜，第二年春，于小墒两边点播春棉，或提前在田边地头育苗，麦、菜收后移栽。这样做，既延长了棉花生长期，又夺得了粮、棉双收。新店乡断塘村农民唐青庸，在2亩油菜茬用育苗移栽的方法，亩产皮棉220斤，连续几年获地区奖。
良种推广建国前及50年代前期，是以中棉为当家品种，品劣产低，1951年，县农场从正阳农场引进陆地棉岱字15号，经多年多点试种、示范，表现衣分高、品质优、产量高，很快在全县推开；但由于忽视提纯复壮，品质退化，产量徘徊。1972年，引进岱字16号，同时建立县棉花原种场，实行三圃制，生产原种，供应社队。1977年，又引进沪棉204及479，从此，打破了棉花产量徘徊的局面。1981年，又引进徐州514及油、麦——棉两熟制的接茬品种中棉所10号，但由于中棉所10号品质差，商品价低，未能推开。
技术改革建国后，在棉花生产上，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革，促进棉花增产。一是推广小墒二板地，旧时，大田一块板，不仅缺苗多，病虫害严重，也不便管理。1959年开始，逐步推广开小墒二板地。即冬季耕翻冻垡，次年开春后，再耕耙二次，并根据地力做成3.2市尺、3.6市尺、4市尺等不同宽度的小墒子，等雨打板后，再用打眼器（定距）开穴点播。因二板地上实下虚，提高了地温，减轻了病虫害，保证了密度，充分利用光能，做到一播全苗。
二是适时播种，合理密植。过去是“椿树盘大，种得棉花”或“枣树发芽，好种棉花”，这是老农的经验，往往播期偏迟。现在按照棉种在地温稳定12℃以上和吸收了为本身等量水份后即可发芽出苗的生育规律，充分利用本地自然温度和以人工控制小气候的方法确定播期。根据本县多年的气象资料平均，在“谷雨”边种棉是最佳播期。20多年的实践证明，除少数年份气候异常外，多数是成功的，它能一播全苗，延长生育期，促早发，增加有效铃，早熟、优质、高产，增产效果十分明显。在密植方面，50年代以前，每亩2000株左右，密度偏稀。60年代以后，推广小墒宽窄行，密度增加到4000株左右。70年代有不少地方密度上升到5000～6000株，出现了过密现象。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因地制宜，合理密植，密度调到3000～5000株。育苗移栽的棉苗3500株。
三是改棉田粗管为科学精管。过去棉田仅锄几交就等拾花。50年代以后，推广“抹耳朵”、“脱裤腿”等技术。60年代推广防治“二病五虫”，打边心，摘老叶，改善通风透光。70年代推广打顶心，开始时“满把揪”，“一刀切”。以后则因苗制宜，“一叶一心”，分期适时打顶，改造株型，集中养分，控制疯长，提高结铃率，增加铃重，起到了优质高产作用。
四是科学施用化肥、农药。50年代前期，不使用化肥。50年代后期，虽推广使用化肥，但方法不当，前重后轻，出现苗蕾期生长过旺，后期脱肥早衰。60年代，推广了“基肥足、苗肥早，蕾肥巧，花铃肥重”的一套施肥技术，棉花产量上升一步。70年代，推广巧施接力肥，花铃肥分两次施及根外施肥技术。实践证明，促早发、稳长、不早衰，三桃齐结，增产效果明显。棉花病虫防治始于50年代后期，宣传植保知识，开展多点示范，典型引路，现场指导等方法，将技术逐步普及到群众中去，减轻了病虫危害。
五是推广地膜覆盖新技术。从80年代开始，农业部门首先在一些科技示范户推广这一技术，连续三年试验，累计覆盖面积296.2亩，平均皮棉单产134.5斤，比对照棉田每亩增产30.5斤。用地膜覆盖，保温保湿，利于棉籽早出苗，生长壮，改善三桃比例，增加伏前桃，并避开秋后因连阴雨烂桃。此项技术，已逐步为广大农民接受。
四、土壤、肥料
（一）土壤普查及成果应用
建国后，本县曾进行两次土壤普查。第一次是1959年，方法是群众运动，虽然基本搞清群众命名的土种分布情况，但因时间短，技术力量薄弱，又缺少必要的设备和养分测试手段，科学价值不大。
第二次是从1979年冬开始，先由地区统一组织在姚李区洪集乡进行试点，1981年3月全面展开。采取“分组包社”的技术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5月，结束外业工作。随后转入内业资料整理和化验、分析，1985年9月全面完成。这次土壤普查工作，先后参加2629人次，其中干部92人次，科技工作者124人次，农民群众2353人次，城西湖军垦农场解放军干部、战士60人次。挖取各种土壤剖面标本8421个，化验3.6万项次，获得各种普查成果500余件，耗费12万元。经过对大量数据资料综合整理分析，编写出《霍邱土壤》一书。1987年2月，荣获省农牧渔业厅、省土壤普查办公室颁发的“土壤普查科技成果一等奖”。通过土壤普查，摸清了全县土壤底细，了解土壤发生、发育、分类及利用现状，为今后土壤改良和利用，提出科学依据和意见。
成果应用：土壤普查的目的在于应用。本县土壤分类虽然有7个土类、14个亚类、26个土属、83个土种，但就耕作土壤的现状来讲，又可分为高产、中产、低产三大类。其中高产土壤仅占耕地的12％左右，大部分耕地仍处于中产、低产状态；尤以岗区旱地的低产面积更为突出。
全县低产土壤共有40个土种，面积为101.4万亩，占耕作土壤面积的30.6％，主要分布在周集、石店、孟集、城郊4个区。这类土壤的共性是浅（耕层12厘米左右）、瘦（有机质含量低，缺磷、少氮，部分土壤缺钾）、障碍因子多（主要有粘盘层、潜育层、砂砾层、白土层等）、水利条件差（排灌工程工不配套，易涝易旱，有的常年沤水，形成低产沤水田）。这是目前急待改良的重点，但通过改良，增产潜力最大、见效最快。
1983年至1986年，国家农牧渔业部和省农牧渔业厅，把霍邱县作为中低产地区小麦增施化肥和配方施肥的试点县之一，连续三年扶持专用化肥1万多吨，其中1983年至1984年，增施化肥10万亩。据18个示范点资料分析，增施化肥比习惯施肥平均每亩增产小麦83.8公斤，合计增产小麦8380吨。1984年至1985年，增施化肥面积12万亩，据22个示范点的资料分析，增施化肥比习惯施肥平均每亩增产小麦36.1公斤，合计增产小麦4332吨，两年合计共增产小麦12712吨，总纯收益达384.62万元。
其次，全县各地在土壤普查的基础上，也都注意抓成果的应用，采取深翻平整土地，逐步加深耕层，增施有机肥料、科学施用化肥；因土种植、合理轮作，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用水等改良措施，经初步改良的中、低产田，三年累计达37.6万亩。据多点调查，平均每亩增产粮食50多斤，合计增产粮食近2000万斤。
在此之前，本县对低产土壤的改良建国后一直都在进行。并且涌现出一批改土的先进典型。朱港乡洪舟村紧靠淮河边，1950和1954两年大水，都是从该村决口，大片土地被冲刷沙压。合作化后，他们依靠集体力量，从1953年开始坚持翻沙改土。到1964年，硬是用人工锹挖，累计翻沙改土1100多亩。改良后的土地，实行花生——小麦、大豆——小麦轮作，增施农家肥，同时植树固沙，粮食产量由原来每亩平均100多斤，提高到400斤。从1961年开始，摘掉靠国家供应粮的落后帽子，并且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花生30多万斤。多次荣获省农业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1986年开始，本县又引进外资进行低产土壤改良，先在孟集、冯瓴、彭塔、刘李四个乡镇搞综合改良试验示范点。到1987年，共投资21.6万元，其中劳务投资15.6万元，平整机具2.4万元，化肥投资2.5万元，土壤肥力与化肥监测仪器投资1.07万元，共安排低改土壤1.9万亩。但由于组织实施不当，效果不佳。
（二）肥料
有机肥本县农民久有积肥、施肥习惯，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庄稼一技花，全靠肥当家”。但在建国前，因受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限制，施肥水平很低，传统的肥源有人畜粪、草木灰、沟塘泥，每年施肥面仅占耕地的20％左右，大多数农田则很少施肥或根本不施肥，长期成为“兔子不拉屎的卫生田”。
建国后，人民政府发动农民大积农家肥，每年都要开展二、三次突击积肥活动，肥源不断扩大，方法日益增多。特别是合作化后，农业社把社员私人积攒的肥料用工分收购，参加收益分配，调动起社员群众的积肥积极性。人民公社化后，许多社队还组织起积肥专业队，坚持常年积肥和突击积肥相结合。大力推广高温堆肥、火龙熏烟，打青沤肥等积制肥料方法，施肥水平不断提高。50年代末、60年代初，施肥面积已达全县耕地40％以上。进入60年代中期，农业部门从外地先后引进泥豆、红、蓝花草、苜蓿、紫穗槐、柽麻、田青等多种绿肥种植成功，并逐步推开。其中以红花草发展较快、面积最大。1965年，全县绿肥面积3.7万亩，1967年发展到10.9万亩，1972年又进一步扩大到54.7万亩。最多的1975年，全县种植绿肥62.4万亩，一般亩产鲜草3000斤左右，好田亩产鲜草5000—8000斤，可肥二、三亩田。此一时期，施肥面积提高到70％以上。60年代末，又引进“三水一红”（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红萍），但因越冬保种困难，发展缓慢，70年代初，砖洪公社社员臧好章创造“地窖土法保种”成功。此后，虽有所发展，全县最多曾放养“三水一红”5万多亩，但大都用于养猪，直接在农田施用很少。1980年以后，因指导上失误和部分农户只顾眼前利益，片面追求产量增长，忽视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绿肥大幅度的减少。到1981年，全县仅种植绿肥3.57万亩。1983年以后，又开始回升。1985年绿肥面积为5.07万亩，但仍不稳定，1987年又下降到2.18万亩。因此，有些土壤出现板结、肥力下降。
无机肥料民国35年（1946），安徽省救济分署曾分四批配发给霍邱化肥（硫酸镀）200吨，同时拨给推广费和督导费3.25万元（法币），此乃本县使用化肥之开端。当时仅限于省立农业职业学校，县农林场和少数乡村农户施用。农民叫不出化肥名字，而称之为“肥田粉”。
建国后，县供销社首次于1953年购进硫酸铵1吨，因农民不习惯施用，而先在国营农场和少数重点农业社做试验示范，随后才逐步推开，但发展缓慢。到1957年，全县施用化肥1497吨，按总耕地平均，每亩仅有0.6公斤，使用化肥的面积不足15万亩。当时，曾采取贷款和赊销的办法进行推广，直到70年代才大面积施用。1970年，全县使用化肥1万吨，平均每亩4.5公斤。1975年增加到2.57万吨，平均每亩12公斤。1980年施用化肥5.02万吨，每亩平均24公斤。1987年增加到11万多吨，每亩用量53公斤（表3－12）。
表3-12历年化肥用量与粮食亩产对照
在化肥种类和使用方法上，80年代以前，大多偏重氮肥，忽视磷、钾肥和微肥。1983年以后，开展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普及科学施用化肥技术，不仅氮、磷、钾三要素化肥能合理使用，还开始注意微肥应用。
推广配方施肥从1983年开始，首先在小麦生产上大面积应用配方施肥，四年共推广23.5万亩。据45个试验、示范点的资料分析，应用配方施肥的小麦，四年的亩产分别为255.8公斤、245.8公斤、234.1公斤、328公斤，比对照亩产105.8公斤、105.3公斤、78.3公斤、228公斤，分别增产150公斤、140.5公斤、155.8公斤、100公斤，三年累计增产小麦1.82万吨。广大农民亲眼看到配方施肥效益高，1987年秋种时，小麦配方施肥面积猛增到45万亩。现在这项新技术已扩展到油菜、杂交稻生产上。
1987年春，省农牧渔业厅向本县投放杂交水稻配方施肥与叶色诊断施肥的优质化肥350吨，折尿素175吨，安排在姚李、长集、石店、孟集4个区，合计面积5万亩（包括带动面积），平均每亩增产70公斤，合计增产稻谷3500吨，每亩净增纯收入20元以上。并安排4个试验点，从中筛选出较好的氮、磷、钾配比。以石店区为例，在马肝土田中每亩施纯氮12.9公斤、五氧化二磷6.45公斤，氧化钾11.25公斤，产量最高，亩产达514公斤，比对照田增产252公斤，每亩净收入61.45元。
推广增施磷肥首先在黄白土田上进行，该土壤，分布广、面积大，全县有107.6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32.6％。这类土壤严重缺磷、含氮量也很少，有机质低，是提高作物产量的限制因子。从1983年开始，边试验示范，边推广应用。1983年至1984年推广增施磷肥30万亩，每亩增施五氧化二磷8公斤，纯氮12公斤，平均亩产小麦293公斤，比对照（氮12公斤／亩）平均亩产198.4公斤，亩增小麦95.3公斤。1984年至1985年，又推广增施磷肥50万亩（同样施肥量，下同），平均亩产296.9公斤，比对照田亩增小麦97.5公斤。1985年至1986年再推广50万亩，平均亩产234.1公斤，比对照田每亩增产小麦121.6公斤。三年累计推广130万亩，共增产小麦1.38万吨。
应用微肥首先在油菜生产上喷硼（0.2％），由试验转向大田。1983年至1986年，累计油菜喷硼面积10.5万亩，共增产菜籽832吨，纯收益达74.8万元。
为解决沿淮地区大豆“花而不实”问题，自1986年起，在陈嘴乡进行大豆氮、磷及微肥试验，结果表明，每亩施五氧化二磷1.8公斤（合普钙15公斤——含五氧化二磷12％），加钼酸铵拌种（每斤豆种拌2克），大豆产量最高，亩产达167.65公斤，比对照田增产23.86％。单纯用钼酸铵拌种，每斤豆种用2克、4克、6克，比不拌种的每亩分别增产8.5公斤、12公斤、24.5公斤。
飞机喷肥1984年至1985两年，在城西湖、姜家湖行蓄区，于小麦孕穗期，喷施磷酸二氢钾，累计面积9万亩，每亩增产小麦7～7.6公斤，合计增产小麦651吨。
五、种子
建国前，农民用种，主要靠自留、自用。每项作物收获后，通常是在扬场时，于上沿尖上留下一些较饱满的籽粒做种。很少引种和选种，往往一个品种要沿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若遇灾荒之年，所留种子也难保住。临近播种时，经常是向亲朋好友告贷，或到集市上高价买点种子。因此，地里长的大都是“三蓬楼”、“五花头”，混杂退化严重，产量极低。民国35年（1946），县农业推广所引进少量的美国白皮小麦和2905，在县农林场试种，共收19石（折合6650市斤），其品质和产量均超过当地土种。他们以兑换方式向陈家埠、新店埠两乡农民推广。因当时国民党发动内战，民不聊生，故未推开。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种子工作，制定一系列有关种子工作的方针、政策。1958年全国种子工作会议确定：农业社所用种子，主要靠自选、自育、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的方针（简称“四自一辅”种子工作方针）。本县遂于1962年建立县种子站，配备6名干部，其中技术干部4人，专门负责种子繁育推广业务。1970年，改为县种子公司，充实和加强技术力量，兴建种子仓库，开展经营业务。1983年，本县被定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建立起良种繁育推广体系，除加强县公司和良种场建设外，还新成立7个种子分公司，负责良种的繁育推广工作。
从50年代开始，本县农作物种子更新，主要靠引进。30多年来，先后引进的良种有288个；其中水稻良种172个，麦类良种43个，豆类良种19个，山芋良种6个，高粱3个，玉米6个，油料29个，麻类3个，其他3个。每次引进良种，首先在国营农场和重点社队进行试种，表现好的（高产、耐肥、抗病、优质、适合本县气候和土壤生长），就扩大种植示范，繁殖。并在收获前组织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观摩，扩大影响，然后采取收购、供应或组织农民串换，普及到全县，作为一时的当家品种。虽然年年都有新品种引进，但是当家品种大都稳定七、八年后才更新，建国后较大的更新也只有三、四次。50年代更新主要是老品和混杂品种，水稻由高秆向中秆比较耐肥的方向发展，当时推广的水稻良种有胜利籼、399、矮脚南特；小麦良种有疙瘩燥、南大2419、金大2905，棉花良种岱字15号；山芋良种胜利百号；大豆良种东北紫大豆；油菜良种黄鳝子。60年代向矮秆、耐肥、抗病虫的方向发展，当时推广的水稻良种有老来青、连塘早、陆财号、珍珠矮、广场矮；小麦良种有华东6号、内乡5号、吉利、阿勃、阿夫；油菜良种稀水白、芜油104、胜利油菜；花生良种伏花生；大豆良种平顶四、平顶五；山芋良种北京553及黄麻等。70年代，为了发展双季稻，水稻良种，特别是早稻良种引进较多，主要有朝阳1号、29青、矮南早2号、辐早1号、圭陆矮8号、辐矮20号、先锋1号、广陆矮4号；中稻南京12号、南特粘、胜矮7号、台山糯；晚稻农垦57、早熟农垦、东方红1号、沪选19；小麦良种有矮秆早、丰产3号、扬麦1号、早红、早白、万年青、7023、墨他；油菜良种武油1号、1307、76-09、702-23；棉花良种岱字16号、沪棉204；山芋良种农大红；大豆良种徐州424、徐州68；红麻良种青皮3号、红皮7号。80年代良种不仅要求高产、耐肥、抗病，而且优质，除常规良种外，还向杂交方面发展。水稻有广陆矮4号、矮珍、原丰早、桂朝2号、矮脱谷、密阳23、协优64；小麦良种有马场2号、博爱74-22、泰山1号、安农8号、小燕6号；油菜良种有武油选、花37、花28、海花1号；棉花有徐州514、中棉所10号；山芋有徐薯18；大豆良种有跃进5号、鲁豆1号以及杂交高粱、杂交玉米等。
每一次大面积的良种推广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产量的大提高。1954年至1969年，全县水稻平均亩产一直在300斤左右徘徊10多年，1970年以后，大量高产水稻良种普及，加上绿肥面积扩大，水稻亩产1972年422斤，1974年又增长到536斤。1987年扩大杂交稻种植面积后，全县水稻亩产达654斤，其中杂交稻平均亩产840斤。据各地多年实验证明，一个新的良种与老品种对比，在同等土壤和同样栽培、施肥、管理下，一般要比老品种增产20％左右。
为了加快良种的推广普及，保持良种的优良特性，防止退化，县委、县革委于70年代初将全县4个农场改为良种繁殖场。同时在十里井新建棉花原种场，并以国营农场为中心，以重点大队为桥梁的良种繁殖基地。1972年，全县确定水稻良种繁殖村72个，小麦良种繁殖村14个，棉花良种繁殖村13个。这些村均属县、区、乡的重点，同时还有技术干部蹲点指导，进行良种繁殖和试验，建立“三圃”制，分段把关、除大田防杂外，还分品种插单本田，进行提纯复壮。收获时，单收、单打、专仓储存，除国家收购外，大部分由社队自行串换。大田用种，每年午秋两季，县区乡三级都要召开现场会议，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块选、片选和穗选。1987年，在完善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基础上，着重抓了良种繁殖和良种经营，午季麦、油良种繁殖基地2900多亩，共繁殖良种40多万公斤，其中国家收购17万公斤，群众串换23万多公斤。同时，种子公司还从外地调进各类良种215.4万公斤，比上年增加112.2万公斤，满足了农民用种的需要。
杂交稻制种：从70年代中期开始，曾三次派人前往海南岛制种，因路途远、花费大、繁殖量少而停顿。80年代杂交稻用种主要靠从外地调进。1986年调进24万公斤，1987年调进53万公斤，仍不能满足农民需要，且花费大、成本高。县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急农民之所急，立足于本县自己制种。当年夏季，在扈胡区开展杂交稻制种，270亩制种田，共收杂交稻种2.75万公斤，平均单产101.6公斤，最高的亩产150公斤，创本县杂交稻制种新纪录。此后，杂交稻制种面积逐年扩大，农民发展杂交稻用种，已逐步实现自给有余。
六、植物保护
建国前，本县一无植保组织和机构，二无专业技术人员，农民只凭经验进行病虫防治。当时流行农谚：“蝗虫打，苞虫梳，钻心虫没奈何”。农作物的病虫害和水旱灾害一样，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
建国后，植保机构和专业植保科技人员逐步建立和充实。此后，不断宣传植保知识，推广农药防治技术，使广大农民逐步掌握使用药剂防治病虫的方法。60年代，又进一步完善病虫测报和防治体系，并不断改进防治技术和策略，由单一的药剂防治到综合防治，不仅确保了农业丰收，而且降低了成本。
（一）灭蝗
本县系老蝗区，据明、清时期《霍邱县志》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夏五月、蝗虫成灾”。民国33年（1944）8月，本县叶集区的彭州、孙滩、戚家畈、阎桥、新桥、太平等地发生蝗虫，损害农作物1.3万多亩。到1949年，不仅沿淮湖洼区经常发生蝗虫，而且由北向南扩展到全县。在长达1753年中，蝗虫成灾的有74年，其中酿成“蝗飞蔽天，人相食”的特大蝗灾8起。
建国初期，本县蝗区面积已达164.3万亩，其中常发型蝗区62.5万亩，间发型蝗区62.4万亩，次要蝗区39.4万亩。在之后的38年中，从蝗区蝗发量的规律分析，可分成三个阶段：1950年至1958年为高密度发生阶段；1959年至1963年为中密度发生阶段；1964年至1987年为低密度发生阶段。38年中，有两次蝗虫大发生年，即1953年，发生面积为104万亩；1958年发生面积为53.6万亩。蝗虫发生最少的年份为1983年，其面积仅4000亩。1987年，发生夏蝗14.3万亩，秋蝗4.66万亩。总之，蝗虫在本县年年都发生，只是轻重程度不同。
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灭蝗，县成立灭蝗指挥部，县委书记、县长负责此项工作。各区、乡都设立指挥所，并配备蝗虫侦察员3～8名，常年坚持四查（残蝗、蝻、卵、天敌），划定灭蝗作业区，灭蝗时实行吃、住、药械、防治四统一。1961年，在十里井建立灭蝗飞机场，开始用飞机灭蝗，同时增加机防队和侦察队。
灭蝗工作也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至1955年以人工扑打为主，辅之以药剂（666粉）防治。1953年夏秋蝗虫大发生时，县委书记张云彩、副书记郝利钧等亲赴蝗区，组织干部1045人，投入劳动力10.5万人次，经过1个多月的日夜奋战，共扑打蝗虫15.5万多斤，消灭了蝗害，确保农业丰收。第二阶段从1956年至1960年以药剂防治为主，结合人工扑打；第三阶段，从1961年开始，进入以飞机灭蝗为主，辅以药械人工防治。38年中共发生蝗虫面积648.2万亩，防治363.5万亩。其中药械防治134.6万亩，飞机灭蝗共578架次，防治77.1万亩，施药694吨，人工扑打151.8万亩。参加灭蝗的干部1000多人，医务人员161人，民工60万人次。
在治蝗同时，对蝗区逐年进行改造，目前已改造的蝗区有141.9万亩，占原蝗区的86％；其中围垦72.4万亩。稻改34.55万亩，种植杞柳、芦苇、荻柴59.5万亩，固定水面29万亩，尚有22.4万亩蝗区被分割成小块，零星分布在沿淮湖区，基本上改变了蝗区面貌。
1986年，城西湖军垦农场退田还湖，本县蝗区扩大10多万亩。由于湖区水位不固定，给飞蝗孳生繁殖造成有利条件，将成为本县农业生产上一大隐患。
（二）稻麦棉病虫害防治
主要病虫害50年代至60年代初，威胁农作物的主要病虫害水稻有稻螟虫（包括二化螟、三化螟，俗称“钻心虫”、稻苞虫（俗称“结虫”）；小麦有秆锈病（俗称“黄疸”）、线虫病、黑穗病（俗称“灰苞”）、麦蜘蛛、吸浆虫；棉花有蚜虫、红铃虫、棉铃虫、盲椿象、立枯病；旱杂粮有豆天蛾、山芋黑斑病，地下害虫有地老虎、金针虫、蝼蛄。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作物良种不断引进，施肥水平的日益提高，耕作制度的变更，农作物病虫害的种类增多，危害程度加重。但有的主要病虫害下降为次要，一些次要或没有发生过的病虫则上升为主要病虫害。小麦吸浆虫50年代大发生，60年代至70年代得到控制，80年代又回升，现列为监测对象。水稻白叶枯病因大量引进种子，加上检疫不严格而传入本县。1958年开始，仅在柳树公社荷棚大队、大桥公社唐家畈和乌龙公社少数稻田轻度发生。此病传播途径广、蔓延快，现已危害全县，很难根绝。1974年、1982年、1986年三年大发生，面积均在50万亩以上，一般染病田块减产20％左右，严重的田块减产50％以上。80年代末威胁农作物的主要病虫害是：水稻白叶枯病、纹枯病、稻瘟病、三化螟、二化螟、稻纵卷叶螟；小麦赤霉病、麦粘虫、吸浆虫；棉花立枯病、炭疽病、棉蚜虫、红蜘蛛、红铃虫、棉铃虫、地老虎；还有油菜菌核病、豆夹螟、豆秆潜叶蝇、蝼蛄等。
防治措施一是农业防治、健身栽培。50年代推广冬季铲田埂，减少病虫冬季寄主，压低越冬病虫基数；对水稻白叶枯病，推广抗病品种，浅水勤灌，中期适时烤田，后期控制使用氮肥等措施；对水稻螟虫采取拾稻茬、沤制肥料。沤水田则做到冬不淹垡，春不露脊，冻死、淹死螟虫蛹，降低越冬虫口密度。70年代又推行“万家灯火”点灯灭蛾和人工采摘卵块；对麦锈病、赤霉病采取清沟沥水，氮肥早施等办法；对棉花、花生、油菜等病害，采取轮作换茬；山芋采取二次高剪苗，防止黑斑病。这些农业措施的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二是种子处理。水稻、小麦普遍推广应用泥、盐水选种，以清除因病害造成的不饱满籽粒和小麦线虫病粒。对患有白叶枯病的水稻及黑穗病的小麦种子，采用1％石灰水浸泡。棉花普遍推广“三开一凉”温汤浸种或用呋喃丹、3911农药拌种。凡是经过处理的种子，病害大大减轻，而且苗齐苗壮。
三是药剂防治。50年代，对病虫防治提出：“治早、治小、治了”的策略，曾起到积极作用。但对病虫发生量、发生趋势未做考虑，盲目用药，甚至盲目加大用药量，致使有些害虫产生抗药性，常用一种农药往往效果不佳，农民反映农药失效。70年代提出“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加强病虫测报。70年又提出“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在综合防治的思想指导下，为减轻污染，降低农本，讲求效益，提出防治指标。如水稻三化螟，每亩卵块达到30块以上。稻纵卷叶螟每100丛有15片以上的叶片初卷。纹枯病发病率分蘖期在10％以上。根据植保站的病虫测报，凡达到上述指标及时施药，均收到良好效果。使用的农药械，工农16型背负式喷雾器，70年代大量普及。80年代推广使用东方红18型机动喷雾器，全县共有523部，每年机防面积占全部防治面积的25％以上。
四是生物防治。从70年代开始，推广杀螟杆菌、白僵菌、金小茧蜂、瓢虫等益菌、益虫防治农作物病虫害，面积在逐年扩大，效果也较显著。
1986年，农业部门全年共发病虫情报75期1.7万份，推广抗病品种68.2万亩，种子处理56.6万亩，合理灌溉、施肥烤田50.5万亩，生物防治15.7万亩，建立和发展承包防治专业队39个，植保专业户512个，承包防治面积33万亩次，推出新农药227吨。由于实行综合防治，有效地控制住病虫发展，使化学防治面积、用药数和施药量都大为减少。全年稻麦棉等作物各种病虫发生面积252万亩，仅用化防184.5万亩。
七、商品粮基地建设
1983年，本县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5月7日，省计委批准基地建设计划，总投资1000万元，用于水利建设600万元，农业建设400万元。
（一）农业建设
1984年至1987年，三年共完成投资358.9万元，其中建成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完成投资186.8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设：总投资127.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27.7万元，建成各类用房5064.6平方米。其中教学楼1051.3平方米，学员宿舍楼719.3平方米，化验楼658平方米，厨房餐厅461.83平方米，门市部205.11平方米，仓库73.41平方米，车库、浴室、厕所、泵房等224.55平方米，职工宿舍878.6平方米；购置汽车、静电复照仪、书写投影仪、电影放映机、幻灯机、收录扩音机、照像机等18台套，东方红18型喷雾器520部，土肥、植保、栽培常规仪器设备配齐，宣传、办公、生活、体育、植保、修配机械等设施已配套，新置250人规模的全套培训设施等。还建温室、网室各一座，以及深眼井、水塔、自来水管道等。
县农业实验站和8个区农技站扩建：县农业实验站扩建完成投资2万元，建职工宿舍280平方米。
区农技站扩建实完成投资45.12万元，占计划的101.2％（其中自筹0.52万元）。建成各类用房2975.7平方米，购置50至60人规模的培训设备、收录扩音等宣传设备、植保修配机械各8套。8个站都配备了土壤、植保、栽培常用测试仪器设备，增置了部分办公、生活器具等。
16个乡农技站建设：共完成投资12万元，建成实践农技活动室1469平方米，购置农业书籍、工作用具等16套。
建成良种繁育推广体系。三年共完成投资172.6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扩建县种子公司：完成投资38.1万元，建成仓库600平方米，晒场800平方米，宿舍436平方米，购置种子精选机12台、汽车3部、检验仪器13套。
新建7个种子分公司和1个经营点：完成投资82.6万元，建成仓库2505平方米，晒场3000平方米，宿舍705平方米，以及仪器、机械等。
加强5个国营农场的基本建设，完成投资55.4万元，建成仓库929平方米、晒场3000平方米、宿舍1040平方米，购置了器具、机械等。
县公司与处公司增添了办公室，营业间、加工房及检验室等。
（二）水利建设
1984年至1987年，实完成投资500万元，兴建、改建林店、高庄、齐王、高镇电灌站，兴建各类小型水利工程，改善部分水利“死角”，的排灌条件。
本县在商品粮基地建设中，做到了边建设边发挥效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5年来共生产粮食56.26亿斤，以1982年粮食总产10.03亿斤为基数，5年共增产6.1亿斤，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22亿斤。
八、农业引用外资
从1984年5月开始，农业引用外资进行淠史杭灌区水利配套和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引用外资总额5677万元，其中种植业194.3万元，用于兴建和扩建农技中心、稻麦良种场、乡农技站、良种基地村和低产土壤改良；林业224.8万元，用于改善县苗圃，扩建森林病虫防治站和林技站，兴办乡村林场；畜牧业109.25万元，用于建设畜牧技术推广站和防疫灭病中心、区兽医站、乡配种站，扩建县淮猪场；水产60.5万元，用于扩建鱼苗场、兴修鱼塘和兴建蟹苗场；农村公路365.1万元，用于三元至大固店、刘李至彭塔、郭圩至王圩、孟集至单王（六安县）等公路建设；农村供电166.05万元，用于架设孟集至花园、孟集至彭塔等10千伏输电线路和兴建潘集变电所；机电排灌站78万元，兴建陈楼、汪庙、刘郢等7个机电排灌站，水利配套4479万元，主要用于史河总干渠、汲东干渠配套及支、斗、农渠的配套建设。农业引用外资以来，已建成的项目已初步发挥效益。
架设10千伏输电线路98公里：使孟集区彭塔、花园、中心、刘李4个乡18个村通电，仅以机改电加工农副产品一项，就获利10多万元。由于供电能力的提高，1988年全区乡镇企业新增产值4万元。
铺筑四级泥结碎石公路58公里：使孟集至刘李、孟集至彭塔晴雨通车。兴建三元、大桥和王店公路桥，使三元、王店、大桥、大固店等商品粮产区联结起来，并沟通105国道（北京—阜阳—金寨），为进出大别山区缩短了里程。
续建3个区畜牧站和林技站，兴建19个乡农技站和19个乡畜牧配种站。大桥乡农技站，1987年推广良种7.1万斤，农药5000斤，农药械178件，支持农民科学种田。同时，农技站本身也获利近万元，做到以站养站。
兴建蟹苗场：1987年建成，当年产蟹苗55.37公斤，为发展成蟹养殖提供种苗。
九、国营农场
民国32年（1943），国民政府曾在本县城东郊三里桥保建立农业推广所，同时设立一个农林场，有职员4人、工人18人、土地151亩；其中农田120亩，林地和苗圃31亩。1949年2月，霍邱解放初，县爱国民主政府接收该所，更名为霍邱县农场，土地扩大到200亩。1952年，本县完成土地改革后，各区利用土改后保留的国有地又兴建13个区农场，共有土地1600多亩。1957年农场裁减，除县农场外，仅保留扈胡、冯井、潘集3个农场，属于县农场的分场。70年代，各农场改为良种繁殖场，均系事业单位，主要任务是繁殖稻麦良种，供应社队。每年按其生产良种多少，给予一定的补贴。1972年，又在城郊十里井建立棉花原种场，同时将原县农场作为棉种场的分场。至此，全县有5个农场。这些场在繁殖推广良种，促进全县农业的发展上，曾发挥很大作用。
县棉花原种场位于新店镇十里井村，建于1972年，1987年有干部职工112人（内有离退休职工9人），土地740亩，办公室、仓库、轧花场、宿舍等生产、生活用房1887平方米，水泥晒场1640平方米，拖拉机、柴油机14台。建场10多年间，共生产棉花原种162万多斤，供应全县棉区。
扈胡水稻良种场位于扈胡镇，建于1952年，1987年有干部、职工37人（内有退休职工6人），土地220亩，房屋1077平方米，水泥晒场1000平方米，该场主要繁育水稻、小麦良种。从60年代始，经营管理好，生产水平高，年年盈余，多次受到省、地、县的表彰奖励。自建场以来，共繁殖推广稻、麦良种448.5万斤。
冯井水稻良种场位于冯井乡，1952年建场。主要繁育稻、麦良种。1987年底，有职工34人（内有退休职工9人），土地200亩，生产、生活用房820平方米，水泥晒场800平方米，拖拉机、柴油机9台，建场以来，共繁育推广稻、麦良种405.9万斤。
潘集水稻良种场位于潘集乡陈郢村，1952年建场，1987年有干部、工人48人（内退休职工3人），土地230亩，生产、生活用房1960平方米，水泥晒场680平方米，拖拉机、柴油机9台。该场土地瘠薄（有名的西老荒），又处于汲东灌渠下游，常受旱灾，因此，多年亏损。1984年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扭亏为盈。自建场以来，共繁育稻、麦良种466.3万斤。
马冲水稻良种场位于城郊牌坊乡，原系县示范繁殖农场，建于1949年，1987年有职工27人（内退休职工6人），土地116亩，房屋319平方米，水泥晒场1500平方米，主要繁育稻、麦良种，建场以来，共繁育推广良种232.3万斤。
本县自古以种植业为主。南部高岗丘陵区生产水稻；中部低岗平原区，麦、稻兼有；北部湖湾区，则以麦为主，麦、豆轮作。至于棉、麻、油等经济作物，各区都有，大多分散零星种植，仅限于农户自种自用。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各种农作物的布局极不合理，土地利用率和产量也很低。
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从不间断地兴修农田水利，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因地制宜进行耕作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农作物布局。比较大的布局调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4年至1957年，当时省委提出农业“三改”（即改变季节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以及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改变广种薄收习惯）。本县重点抓住扩种午季作物，提高夏粮收成比重。同时，在易涝区抓旱改水；在易旱区抓水改旱。1955年，全县夏粮扩大到164万亩，占耕地的56.9％，比1953年增加46.5万亩。旱改水2.2万亩，水改旱6400亩。还从东北引进高产的马铃薯种，栽种5.23万亩；引进胜利百号山芋良种，栽种3.3万亩；试种双季稻6.5万亩。这年粮食总产达6.19亿斤，比正常的1952年增产1.8亿斤，增长41.5％。1957年，继续抓扩大午季作物，沿淮地区夏粮收成由70％提高到80％以上。同时旱改水8万多亩，粮食总产量达6.5亿斤（实为7.042亿斤）创历史最好水平。
第二次调整布局是从1961年至1965年。由于史河灌区工程建成通水后，全县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各地不失时机地进行旱改水。到1965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22.9万亩，比1961年增增加23.6万亩；粮食总产达6.14亿斤，比1961年3.67亿斤，增长67.3％。在此期间进行了棉花布局调整，1966年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到20万亩，并由分散零星种植，发展为适当集中连片。在调整过程中，出现了“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的偏差，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但总的来讲，农作物布局日趋合理，土地利用率和各种农作物产量均有很大提高。
为了充分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加快农业发展，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于1981年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开展了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1985年编写成《霍邱县综合农业区划报告》，根据农业地域分异的客观规律，采取较科学严谨的方法，将全县分为两大农业区，七个农业亚区（即二级区）。
第三次调整是根据《综合农业区划报告》和专家们的意见进行的。本着既积极而又循序渐进的方针，充分发挥各个区域的特点，扬长避短，利用优势、突出重点。在粮食生产上，总的调整目标是：稳定面积，主攻单产。重点抓杂交稻、优质稻米生产基地建设，和沿淮易涝区的麦豆基地建设。同时，注意恢复和发展豆类生产，以及适当安排杂粮生产。
在经济作物生产上，采取稳定棉花生产，适当压缩麻类生产，积极发展油料生产和桑、果园，建设好商品生产基地。这次调整虽然尚在进行中，但从已实施的调整成果来看，就种植业而言，已初步形成五大商品生产基地。
杂交稻和优质稻米生产基地杂交稻生产全县计划发展到80万亩左右，单产400公斤左右，以南部叶集、姚李、长集、扈胡以及城郊、孟集南部为主。1987年已发展到57.1万亩，占水稻总面积的45.7％；单产420公斤，总产4.8亿多斤，占水稻总产的58.6％。其中叶集、姚李两区已达7万多亩，长集、扈胡两区超过11万亩。
优质稻米生产。计划发展到25万亩，以孟集、石店两区为主，当家品种为密阳23号。1987年已达到20万亩，但因该品种易感染白叶枯病，且单产也没有杂交稻高，又无新的抗病的优质稻米品种更新，因此近年已很少种植，逐步为杂交稻代替。
小麦、大豆生产基地以周集、石店、城郊、孟集四个区为主，计划小麦稳定在100万亩左右，主攻单产。大豆发展到17万亩以上，重点在沿淮陈嘴、陈郢，王截流、朱港等乡。1987年，小麦已达92.9万亩，大豆已恢复到6.9万亩，与计划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
棉花生产基地计划发展到20万亩左右，主要集中在新店、陈家埠、临淮、石店、邵岗、吴集、冯井等18个乡镇种植，1987年才恢复到6.14万亩，差距很大。
麻类生产基地计划红麻稳定在55万亩上下、主要集中在沿淮行蓄洪区和低洼易涝地区。大麻稳定在1万亩左右，主要集中在柳树、西隐贤两个乡。因销路不畅，1987年红麻下降到25万亩，大麻恢复到8312亩。今后随着销路的拓宽，麻类生产会有新的发展。
油菜生产基地全县计划种植油菜50万亩左右，主要集中在南部四个区。其中低芥酸油菜30万亩。1987年，全县实收油菜虽然已达44.4万亩，但是低芥酸油菜因缺少较理想的品种，尚未起步。现有的高芥酸油菜品种较杂，粗种粗管，单产很低。
二、产量
（一）粮食
建国前，本县粮食生产水平很低，加之自然灾害频繁，除少数丰年粮食尚能自给或略有盈余外，多数年份粮食自给不足。据民国35年（1946）县国民政府向省政府报告，全县粮食总产2.8亿斤，消费量3.2亿斤，缺粮4020万斤。
1949年，粮食播种面积286.6万亩，单产134斤，总产3.8亿斤，人均占有粮食563斤。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到1957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扩大到373.8万亩，单产提高到173.8斤，总产6.5亿多斤，比1946年增长1.3倍多，比1949年增产69％，平均年递增8.6％，人均占有粮食810斤，建国后第一次出现卖粮难。1958年以后，由于过早过急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和随之出现的“五风”，加上自然灾害，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272.8万亩，单产下降到110斤。总产2.99亿斤，比1949年减产8357万多斤，比1957年减产3.5亿斤，人均占有粮食351斤。连续三年的天灾人祸，使农村生产力受到很大的破坏，后来用了10多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到1970年，全县粮食总产恢复到6.5亿斤，但从人均占有粮食579斤来看，仍低于1957年的水平。“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生产一直在6～8亿斤上下徘徊，时增时减。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粮食总产首次突破10亿斤大关，以后又连续四年在9亿斤左右徘徊。1981年，农业生产全面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生产才较为稳定的增长，当年粮食总产达11.66亿斤，人均占有粮食954斤，出现建国后第二次卖粮难。1987年，粮食总产虽然稳定在11亿以上，但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均占有粮食却下降到829斤，比1981年人均减少125斤。
（二）棉花
解放前，本县棉花生产面积少、产量低。据民国32年（1943）《安徽省统计简编》载：当时全县植棉7.47万亩，总产1.87万担，仅能维持本县人民自身的穿着需要。
1949年，全县棉花面积虽然扩大到12万亩，但由于大多分散种植在荒岗薄地，单产仅12斤，总产1.44万担，人均占有皮棉2.1市斤。50年代，棉花种植仍然比较分散，面积和产量长期低而不稳。1957年，全县植棉8.3万亩，单产24斤，总产2万担，人均占有皮棉2.5市斤。“三年困难时期”，棉花生产同样受到严重破坏。1960年，棉花面积减少到3.5万亩，总产降到9316担，人均占有皮棉1.3市斤，连维持本县人民自身穿着都有困难。60年代中期，本县被列为全国集中产棉县之一，确定一名副县长专抓棉花生产，调整了棉花生产布局，由零星分散到集中连片种植。对集中产棉社队，保证棉农的口粮供应，实行售棉奖励化肥和超售加价的政策，调动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到1966年，全县棉花面积扩大到20万亩，单产提高到30斤，总产6万担，人均占有皮棉7.6市斤。“文化大革命”期间，棉花生产同样受到“左”倾路线影响，面积不稳定，单产上不去。10年间，种植面积始终在15万亩左右，单产在30斤上下徘徊。1969年，棉花面积曾减少到10万亩，单产下降到19斤，总产1.6万担，人均占有皮棉2市斤，低于建国初期的水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棉花面积才逐年上升，单产也有所提高。当年全县植棉16.9万亩，单产提高到46斤，总产7.76万担，人均占有皮棉5.8市斤。1980年，对棉花布局又作了进一步调整，集中产棉乡由原来的66个集中为50个；其中万亩以上的7个乡，8000亩以上的4个乡，5000亩以上的23个乡，1000亩以上的村75个，100亩以上的生产队1148个。同时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有关棉花生产的政策，调动了广大棉农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全县植棉19万亩，总产10.9万担，单产56.8斤，人均占有皮棉8.9市斤。1984年，棉花生产更上一层楼，全县植棉19万多亩，单产提高到64斤，总产12.3万担，人均占有皮棉9.2市斤，是建国后产量最高的年份，出现了卖棉难。1985年，由于农用物资不断涨价，植棉成本高，棉花价格低，植棉经济效益不如种粮、种麻，加之政策不兑现，挫伤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1985年，棉花面积下降到4.5万亩，单产虽然提高到73斤，总产3.3万担，比1984年减产2.6倍，人均拥有皮棉2.5市斤。1987年，全县植棉6.1万亩，单产70斤，总产4.3万担，人均拥有皮棉3市斤，仍处于1965年的水平。
（三）油料
建国前，本县油料作物有芝麻、花生、油菜，大多零星分散种植在荒岗薄岭和沙地里，面积少，产量低，自给不足。据《安徽省统计简编》记载：民国32年（1943），本县种植20多万亩油料作物，但是种的多，收获面积少，有收的面积单产很低。油菜籽亩产30斤，芝麻亩产59斤。当时人们的食油主要靠大豆油。
1949年，全县油料作物种植6.5万亩，单产57斤，总产3.7万担，人均仅有油料5.4市斤。1957年，油料作物发展到13万亩，单产192斤，总产25.3万担，人均油料31.5斤；与1949年对比，面积扩大一倍多，单产提高2.3倍，总产增长5.7倍。“三年困难时期”，油料生产同样受到严重破坏。1960年，全县油料面积减少到3.26万亩，单产下降到38斤，总产1.2万担。“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左”的路线影响，油料面积始终在10万亩左右徘徊，单产6年未突破100斤。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油料生产稳定增长。1981年，全县油料作物25.3万亩，单产131斤，总产33.3万担，人均占有油料27.2斤，与1957年比，虽然总产超过8万担，但单产和人均油料仍分别少61斤和4.3斤。1982年，是建国后油料生产最好的一年，全县油料面积发展到29万亩，单产139斤，总产40.69万担，人均占有油料33.3斤，首次出现了卖油难。1987年，全县种植油料作物49.7万亩，单产106斤，总产52.3万担，人均占有油料37.7斤，是建国后产油料最多的年份；但是单产仍比1982年低31％。
表3-9几个代表年份粮食生产实绩
（四）麻类
本县麻类生产历史甚久，主要是茴麻和大麻。茴麻大多分散零星种植，供农民自用。大麻则集中在沿史河湾区柳树乡，品质较忧，远销省内外。但在建国前，面积少，产量低。据《安徽省统计简编》记载：民国28年（1939），全县麻类总产仅有4928担。
表3－10几个代表年份棉、麻生产实绩表
表3－11几个代表年份油料生产实绩表
1949年，全县麻类种植面积1.4万亩，单产131斤，总产1.8万担。1962年，完成土地改革后，全县麻类种植面积扩大到3万亩，单产136斤，总产4.1万担。是民国28年的7.3倍，比1949年翻了一番多。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麻类生产一直在2万亩左右，单产在200斤上下徘徊。1965年，县农业局从湖南省麻科所引进黄麻种，并聘请辅导员，此后连续多年在沿淮地区试种、推广，但因湖洼地地下水位高，不适宜黄麻生长，其单产仅有100多斤，到1971年被淘汰。1972年，又从广东省引进红麻种试种，表现为适应性广，产量高，品质好，经济效益也很高，深受农民欢迎。1978年，全县麻类扩大到11.15万亩，单产264斤，总产29.4万担。此时，种植红麻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尽快脱贫致富的一项门路。1985年，压缩粮食面积，扩种红麻，全县麻类面积猛增到70万亩，单产351斤，总产246.4万担，导致当年粮食面积减少30多万亩，粮食总产较上年减产近2000万斤。而所产的红麻又卖不出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随后两年，麻类种植面积大减。1987年，全县植麻26万亩，单产372斤，总产97万担。如表3－9、表3－10、表3－11。
（五）蚕桑
建国前，只有少数农民在家前屋后零星栽植实生乔木桑，养殖少数土种蚕，供纺丝线和编织丝网用。1949年，全县仅产蚕茧89担。
50年代推广种植蓖麻，并引种养殖蓖麻蚕。1957年，蚕茧量上升到150担，后因国家不收购而停止养殖。
60年代中期，栽桑养蚕才开始起步，发展很缓慢。当时叶集区农技站曾引进少量桑树种子，在柳树公社彭洲大队育苗，并从合肥、金寨引进湖桑嫁接成功，本县开始出现小面积桑园。此期还引进改良蚕种。1966年，全县桑园发展到584亩，年产桑蚕茧178担。“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左”的路线干扰，加上技术水平低，桑园荒芜，僵蚕病不断发生，不少地方将桑树砍掉改种其他农作物，或栽植用材林。到1976年，全县仅剩桑园29亩，年产蚕茧15担。
80年代初，本县再次重视蚕桑生产，到1985年，全县有桑园1565亩，当年养蚕302张，产茧137.5担。1986和1987年，因收购网点少，蚕农卖茧难，加之价格不合理，奖励粮、肥未及时兑现，再次挫伤蚕农的积极性，不少地方又出现毁桑种粮和不愿养蚕的势头。1987年，全县桑园面积减少到554亩，全年养蚕120张，产茧68.4担，分别比1985年减少2倍左右。本县栽桑养蚕潜力很大，1985年开展农业区划工作时查明，仅河堤、渠埂可以栽桑的面积即达3500余亩；此外尚有大片荒岗、荒难和“四旁”可栽植中、高杆乔木桑。
（六）茶叶
本县叶集、姚李两区镇有大面积的高岗坡地可以种茶，但一直未引起重视。60年代中期开始种茶。1965年，全县有茶园40亩，年产干茶18担。以后10多年间，国家投资从外地购进大量茶种，无偿地供给社队种植。同时，又聘请辅导员帮助指导，到1975年才发展到1705亩，平均每年新辟茶园150多亩；其中可供采摘的茶园569亩，年产干茶75担。后因认识不足，管理不善，不少茶园荒芜，茶叶单产低，经济效益差。1984年，茶园面积减少到1427亩，其中可采茶园1202亩，当年产干茶236担，平均每亩产干茶19.6斤。以后仍然是逐年“滑坡”，到1987年，全县仅剩茶园1250亩，茶叶总产163担，面积比1975年1705亩减少26.6％，产量比1983年333.7担减产一倍多。
三、栽培技术
（一）水稻
水稻在本县栽培历史久，面积、总产均居粮食作物首位。建国前，由于水、肥条件差，水稻大多靠天收，面积时多时少，产量低而不稳。1949年，水稻播种面积100万亩，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32％；单产211斤，总产2.1亿斤，占粮食总产的55％。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后，广大翻身农民积极兴修农田水利。特别是1960年淠史杭灌渠通水后，水稻种植面积逐渐扩大。1964年，水稻发展到134万亩，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50％；单产294斤，总产3.9亿斤，占粮食总产的78％。1976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47.5万亩，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57％；单产543斤，比1949年提高2.5倍，总产8亿斤，占粮食总产的77.2％。此后，水稻面积一直稳定在120万亩左右，单产不断提高。1987年，水稻面积125万亩，单产654斤，总产8.1亿斤；比1949年面积扩大25％，单产提高2倍多，总产增长3倍多。
因水稻占有重要地位，建国后，较有成效地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革。
耕作制度建国前及建国后的50年代，水稻以中稻为主。当时因水、肥和畜力不足，75％的农田实行一年一熟制，即沤水——中稻或晒垡——中稻及少量早稻。栽早稻主要是为了早接口，面积仅占10％左右，单产不足200斤。25％的塝田和近田，则实行一麦一稻或一油一稻。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引进矮秆高产早稻良种和红、蓝花草等绿肥作物种植成功，沤水田面积逐渐减少，早稻面积逐年扩大，同时发展双季稻。此时，多数农田则实行一肥一稻、一油一稻或一麦一稻；少数农田则实行一油两稻、一肥两稻或仍实行一熟制的一季中稻。1973年全县种植双季稻9.8万亩，占四稻（即早稻、中稻、晚稻、双季稻）总面积的7.5％。最多的1977年，双季稻发展到13.9万亩，占四稻总面积的9.8％。但是，在双季稻生产上，仍存在着许多难解决的矛盾。因为双季稻需要抢季节，早稻要提早育秧，常遇低温烂秧；“双晚”要抢在“立秋”前栽上，不仅劳、畜力紧张，而且常受早霜冻害，往往有种无收；部分有收的双晚，单产也很低。从1969年至1980年12年间，只有一年单产达211斤，其余11年均在150斤上下徘徊。农民群众说：“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因此，不愿栽种。1981年，仅栽70亩，近几年已无人种植。80年代起，沤水田面积又有所回升。一麦一稻、一油一稻面积逐年扩大。1987年中稻和单季晚稻面积达90.8万亩，占水稻总面积的72.7％，比1978年扩大35.1万亩。
良种推广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水稻品种主要是高秆不耐肥的籼稻品种。从5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中秆和矮秆良种，表现高产、耐肥、抗病，深受群众欢迎，很快普及。70年代，为了发展双季稻，曾大批引进早稻早熟、中熟良种和双季晚稻良种。虽然高产，但米质欠佳。80年代，在继续推广常规水稻良种的同时，又引进推广了高产、米质优良的杂交稻和密阳23、水源258等良种，促使本县水稻生产向高产、优质方向发展。1987年，全县杂交稻面积达57万亩，单产840斤，平均每亩较常规稻增产近100斤，总产4.8亿多斤，占水稻总产的58.6％。现在，姚李、长集、扈胡、叶集、城郊等区（镇），已成为杂交优质米的生产基地。
技术改革一是育秧。改旧式用草包泡稻种、草包催芽为用缸泡稻种，淘净胎水，打堆催芽、地窖催芽；改旧式秧田一块板为合式秧田，推广旱育秧、小苗育秧、薄膜育秧、蒸气育秧、温室无土育秧，提高秧苗素质，培育出适龄壮秧；每亩播量由原来的三四百斤，改为早稻播150斤，双晚80～120斤，杂交稻25～30斤；秧苗嫩壮分蘖多，缩短了移栽大田缓苗期。
二是合理密植。建国前及50年代初，因水、肥条件差，加之老品种本身不耐肥，水稻大都是大撮稀植，通常一尺挂两头，一般每亩栽插5000至6000穴。正常年景亩产200斤左右，肥田亩产也不超过300斤。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倡合理密植，同时引进推广矮秆、耐肥、高产的新品种。一般水稻行株距4×6或3×7；生长期短的早稻早、中熟品种，行株距4×4、4×5，每亩插20至31万基本苗，亩产提高到600斤左右，70年代中后期，推广杂交稻，因其分蘖力强，则以发为主，每亩插足8～10万基本苗。并改等行距为扩大行距，缩小株距，由过去的8×8、6×6，改为3×8、4×7，既能充分利用光热资源，改善通风条件，又便于田间管理；亩产提高到800斤以上。
三是田间管理。中耕除草，在50年代是一项艰辛的劳动。全县120多万亩水田，有三分之一的田长满三棱草、荸荠秧，栽上水稻常被野草“吃掉”（因野草生命力强，与水稻争土、争水、争肥、争光），好年景亩产也不过100斤。“五四”高级农业社，有6200亩荸荠田，在1956年以前，栽上水稻，每亩只收六七十斤。1956年春，建成高级社后，坚持两年冬耕深翻，拾草根，挖荸荠；夏天，组织2000多个劳动力，顶烈日，冒酷暑，拔除三棱草、稗草和荸荠秧。1957年，这6200亩水稻获得丰收，平均亩产320斤，比1955年提高5倍多。到60年代中期，全县约40万亩的草荒田的杂草，硬是靠人工手拔，将其基本消除。80年代，大多数农户仍沿用刮刀耘田除草，但有少部分农户已推广使用机械除草和喷洒化学除草剂除草。在施肥上，改变过去不施肥和单一施用氮肥，注重氮、磷、钾肥混合使用。从60年代开始，大力推广化肥打耖口。进入80年代以后，有不少农户接受农业科技部门建议，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和作物需要，配方施肥。在灌溉上，改变过去深水闷灌、串田漫灌为浅水勤灌、田头毛渠专灌，前期浅水发棵，中期烤田晾脚，后期湿润管理的技术。
（二）小麦
小麦在本县粮食作物中居第二位。建国前及50年代前期，种植面积不稳定，单产很低。1949年，全县小麦面积71.7万亩，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25％，单产60.4斤，总产4302万斤，占粮食总产的11.2％，人均占有小麦63斤。1954年，按照农业“三改”精神，扩大秋种面积，提高夏粮收成比重。1957年，小麦扩大到109万亩，单产首次突破100斤，总产1亿多斤，占粮食总产的16.7％，人均占有小麦136斤。随后20年，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面积始终在70万亩左右徘徊，单产一直未过200斤。直到1978年，才有新的突破。当年小麦面积66万亩，单产228斤，总产1.5亿斤，占粮食总产的16.4％。1982年更上一层楼，面积达78.9万亩，单产328斤，总产2.59亿斤，是建国后小麦生产最好的一年。与1949年比，单产提高4.4倍，总产增长5倍，人均占有小麦212斤。1987年，面积达92.9万亩，单产278斤，总产2.57亿斤；面积虽有所扩大，但单产和总产仍低于1982年的水平。
建国后，小麦生产比水稻生产发展慢些，但也曾进行了如下技术改革。
耕作制度本县大体分为稻麦区和麦杂区，后者是小麦生产区。在稻麦区中，水田实行麦——稻或油——稻轮作；旱地则麦——麻或麦——山芋、麦——花生轮作。在麦杂区中，实行麦——豆、麦——山芋、麦——玉米、麦——麻、麦——花生、麦——打瓜等轮作，或麦——山芋——冬闲——高粱轮作，前者一年两熟制，后者两年三熟制。
良种推广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本县小麦品种大都是不抗病、不耐肥的土种，而且混杂退化严重。从50年代开始，引进良种，并逐步推广普及。所有这些良种，都具有抗病虫、耐肥、抗倒伏、高产等优点，对促进小麦增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技术改革旧时，小麦生产广种薄收，耕作粗放。建国后，把小麦生产作为避灾保收的一项战略措施，曾大力推广一些行之有效的技术改革。首先改浅耕、撒播为深耕、条播；第二改不施肥或很少施肥为重施底肥，适时追肥，混合施肥。80年代，局部地区采取根外喷施磷酸二氢钾。1984年和1985年，省拨救灾化肥KH2qO46吨，作小麦返青肥，县土肥站组织在姜家湖乡用飞机喷洒小麦叶面，浓度7.5％，共60架次，计喷施2.7万亩，小麦籽粒饱满，明显增产。第三改不选种、不处理为年年选种，提纯复壮和播种前用泥盐水选种，药剂拌种，减轻了病虫害，促使苗全、苗壮。第四改大田一块板为小墒、深沟、高畦，有利排水，减轻了涝渍。第五改不防病治虫为适时防治病虫害。80年代有部分农户开始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
（三）油菜
建国前及建国初期油菜种植面积很小，单产也很低。1949年，全县油菜面积2.4万亩，占油料总面积的36％，单产45斤，总产1.08万担，占油料总产的28.9％，人均占有油菜籽1.6市斤。1952年，油菜面积2.4万亩，单产68斤，总产1.6万担，人均占有油菜籽也只有2.2市斤，略有增长。以后油菜发展十分缓慢，从1949年到1980年，仅有1967年一年单产突破100斤，仅有1978年一年面积突破10万亩。最低的是1963年，油菜面积仅为1215亩，单产32斤，总产为384担，人均占有油菜籽0.05斤。1981年，全县种油菜20.8万亩，占油料总面积的82.4％；单产123斤，总产25.7万担，占油料总产的77.1％；人均油菜籽21斤。1982年，更上一层楼，油菜面积25.4万亩，单产147斤，总产37.3万担，人均占有油菜籽30斤。与1949年对比，面积扩大9.6倍，单产提高2.26倍，总产增长33.5倍，这是建国后油菜生产最好的一年。以后又连续三年面积在20万亩，单产在100斤上下徘徊。1987年，油菜面积猛增到44.4万亩，单产88斤，总产38.7万担，人均占有油菜籽27.9斤，虽然总产超过了1982年1.4万担，但单产和人均占有油菜籽却分别下降41％和7％。
耕作制度建国前及建国后60年代，中南部实行油——稻制，北部湖湾地区实行油——豆制。70年代，随着麻类面积扩大，油——麻制的面积在逐年增加。此时，形成了稻——油连作，油——麻连作，稻——油——麻轮作及油菜、花生轮作。并且试验免耕直播油菜，在稻板茬、花生茬内播种油菜，均获成功。
良种推广建国前及建国初期，油菜品种有腊油菜（芥菜型），产量低，品质劣，出油率低。50年代，引进推广黄善子（白菜型）、胜利油菜（甘兰型）。60年代从湖北省引进稀水白及从本省芜湖引进104（均系白菜型）。70年代从上海引进沪油4号（甘兰型），并聘请辅导员，试种后高产、出油率高，深受群众欢迎。到80年代，又引进推广甘兰型油菜76——09、70——3435、202——23、130，淮油6号、武油1号和杂交种秦油2号。
技术改革旧时油菜生产大多是撒播，不施肥，很少管理。自60年代开始，良种良法一齐推广，种油菜大都是带肥点播，并做到深沟高畦，利水排灌。70年代，又先后推广育苗移栽，巧施苔肥，以及免耕播种等先进技术，使油菜产量不断提高。据土肥站试验，油菜初花期喷硼，每亩增产32.8斤，盛花期喷硼，每亩增产39.1斤，这些技术改革已逐步为广大农民接受。
（四）棉花
耕作制度建国前及50年代，在棉花生产上是广种薄收，其耕作制度多数是麦、豆——棉花连作制，在小麦乳熟时，将棉籽撒在麦棵里，麦收后，抢墒深锄，棉田“一块板”，棉苗“满天星”。1957年以后，改麦——棉连作制（当时无接茬棉品种）为冬闲地一年一熟制。即在秋种时预留好棉地，并进行深耕冻垡，熟化土层，减轻病虫害。翌春，再耕耙做成小墒“二板田”，进行点播。目前大多数农户仍沿袭这一耕制。从70年代开始，在部分人多地少的农村，推行麦——棉、油——棉两熟制，即在秋种时，做成小墒，在小墒中间播种一行大麦、小麦或油菜，第二年春，于小墒两边点播春棉，或提前在田边地头育苗，麦、菜收后移栽。这样做，既延长了棉花生长期，又夺得了粮、棉双收。新店乡断塘村农民唐青庸，在2亩油菜茬用育苗移栽的方法，亩产皮棉220斤，连续几年获地区奖。
良种推广建国前及50年代前期，是以中棉为当家品种，品劣产低，1951年，县农场从正阳农场引进陆地棉岱字15号，经多年多点试种、示范，表现衣分高、品质优、产量高，很快在全县推开；但由于忽视提纯复壮，品质退化，产量徘徊。1972年，引进岱字16号，同时建立县棉花原种场，实行三圃制，生产原种，供应社队。1977年，又引进沪棉204及479，从此，打破了棉花产量徘徊的局面。1981年，又引进徐州514及油、麦——棉两熟制的接茬品种中棉所10号，但由于中棉所10号品质差，商品价低，未能推开。
技术改革建国后，在棉花生产上，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革，促进棉花增产。一是推广小墒二板地，旧时，大田一块板，不仅缺苗多，病虫害严重，也不便管理。1959年开始，逐步推广开小墒二板地。即冬季耕翻冻垡，次年开春后，再耕耙二次，并根据地力做成3.2市尺、3.6市尺、4市尺等不同宽度的小墒子，等雨打板后，再用打眼器（定距）开穴点播。因二板地上实下虚，提高了地温，减轻了病虫害，保证了密度，充分利用光能，做到一播全苗。
二是适时播种，合理密植。过去是“椿树盘大，种得棉花”或“枣树发芽，好种棉花”，这是老农的经验，往往播期偏迟。现在按照棉种在地温稳定12℃以上和吸收了为本身等量水份后即可发芽出苗的生育规律，充分利用本地自然温度和以人工控制小气候的方法确定播期。根据本县多年的气象资料平均，在“谷雨”边种棉是最佳播期。20多年的实践证明，除少数年份气候异常外，多数是成功的，它能一播全苗，延长生育期，促早发，增加有效铃，早熟、优质、高产，增产效果十分明显。在密植方面，50年代以前，每亩2000株左右，密度偏稀。60年代以后，推广小墒宽窄行，密度增加到4000株左右。70年代有不少地方密度上升到5000～6000株，出现了过密现象。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因地制宜，合理密植，密度调到3000～5000株。育苗移栽的棉苗3500株。
三是改棉田粗管为科学精管。过去棉田仅锄几交就等拾花。50年代以后，推广“抹耳朵”、“脱裤腿”等技术。60年代推广防治“二病五虫”，打边心，摘老叶，改善通风透光。70年代推广打顶心，开始时“满把揪”，“一刀切”。以后则因苗制宜，“一叶一心”，分期适时打顶，改造株型，集中养分，控制疯长，提高结铃率，增加铃重，起到了优质高产作用。
四是科学施用化肥、农药。50年代前期，不使用化肥。50年代后期，虽推广使用化肥，但方法不当，前重后轻，出现苗蕾期生长过旺，后期脱肥早衰。60年代，推广了“基肥足、苗肥早，蕾肥巧，花铃肥重”的一套施肥技术，棉花产量上升一步。70年代，推广巧施接力肥，花铃肥分两次施及根外施肥技术。实践证明，促早发、稳长、不早衰，三桃齐结，增产效果明显。棉花病虫防治始于50年代后期，宣传植保知识，开展多点示范，典型引路，现场指导等方法，将技术逐步普及到群众中去，减轻了病虫危害。
五是推广地膜覆盖新技术。从80年代开始，农业部门首先在一些科技示范户推广这一技术，连续三年试验，累计覆盖面积296.2亩，平均皮棉单产134.5斤，比对照棉田每亩增产30.5斤。用地膜覆盖，保温保湿，利于棉籽早出苗，生长壮，改善三桃比例，增加伏前桃，并避开秋后因连阴雨烂桃。此项技术，已逐步为广大农民接受。
四、土壤、肥料
（一）土壤普查及成果应用
建国后，本县曾进行两次土壤普查。第一次是1959年，方法是群众运动，虽然基本搞清群众命名的土种分布情况，但因时间短，技术力量薄弱，又缺少必要的设备和养分测试手段，科学价值不大。
第二次是从1979年冬开始，先由地区统一组织在姚李区洪集乡进行试点，1981年3月全面展开。采取“分组包社”的技术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5月，结束外业工作。随后转入内业资料整理和化验、分析，1985年9月全面完成。这次土壤普查工作，先后参加2629人次，其中干部92人次，科技工作者124人次，农民群众2353人次，城西湖军垦农场解放军干部、战士60人次。挖取各种土壤剖面标本8421个，化验3.6万项次，获得各种普查成果500余件，耗费12万元。经过对大量数据资料综合整理分析，编写出《霍邱土壤》一书。1987年2月，荣获省农牧渔业厅、省土壤普查办公室颁发的“土壤普查科技成果一等奖”。通过土壤普查，摸清了全县土壤底细，了解土壤发生、发育、分类及利用现状，为今后土壤改良和利用，提出科学依据和意见。
成果应用：土壤普查的目的在于应用。本县土壤分类虽然有7个土类、14个亚类、26个土属、83个土种，但就耕作土壤的现状来讲，又可分为高产、中产、低产三大类。其中高产土壤仅占耕地的12％左右，大部分耕地仍处于中产、低产状态；尤以岗区旱地的低产面积更为突出。
全县低产土壤共有40个土种，面积为101.4万亩，占耕作土壤面积的30.6％，主要分布在周集、石店、孟集、城郊4个区。这类土壤的共性是浅（耕层12厘米左右）、瘦（有机质含量低，缺磷、少氮，部分土壤缺钾）、障碍因子多（主要有粘盘层、潜育层、砂砾层、白土层等）、水利条件差（排灌工程工不配套，易涝易旱，有的常年沤水，形成低产沤水田）。这是目前急待改良的重点，但通过改良，增产潜力最大、见效最快。
1983年至1986年，国家农牧渔业部和省农牧渔业厅，把霍邱县作为中低产地区小麦增施化肥和配方施肥的试点县之一，连续三年扶持专用化肥1万多吨，其中1983年至1984年，增施化肥10万亩。据18个示范点资料分析，增施化肥比习惯施肥平均每亩增产小麦83.8公斤，合计增产小麦8380吨。1984年至1985年，增施化肥面积12万亩，据22个示范点的资料分析，增施化肥比习惯施肥平均每亩增产小麦36.1公斤，合计增产小麦4332吨，两年合计共增产小麦12712吨，总纯收益达384.62万元。
其次，全县各地在土壤普查的基础上，也都注意抓成果的应用，采取深翻平整土地，逐步加深耕层，增施有机肥料、科学施用化肥；因土种植、合理轮作，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用水等改良措施，经初步改良的中、低产田，三年累计达37.6万亩。据多点调查，平均每亩增产粮食50多斤，合计增产粮食近2000万斤。
在此之前，本县对低产土壤的改良建国后一直都在进行。并且涌现出一批改土的先进典型。朱港乡洪舟村紧靠淮河边，1950和1954两年大水，都是从该村决口，大片土地被冲刷沙压。合作化后，他们依靠集体力量，从1953年开始坚持翻沙改土。到1964年，硬是用人工锹挖，累计翻沙改土1100多亩。改良后的土地，实行花生——小麦、大豆——小麦轮作，增施农家肥，同时植树固沙，粮食产量由原来每亩平均100多斤，提高到400斤。从1961年开始，摘掉靠国家供应粮的落后帽子，并且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花生30多万斤。多次荣获省农业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1986年开始，本县又引进外资进行低产土壤改良，先在孟集、冯瓴、彭塔、刘李四个乡镇搞综合改良试验示范点。到1987年，共投资21.6万元，其中劳务投资15.6万元，平整机具2.4万元，化肥投资2.5万元，土壤肥力与化肥监测仪器投资1.07万元，共安排低改土壤1.9万亩。但由于组织实施不当，效果不佳。
（二）肥料
有机肥本县农民久有积肥、施肥习惯，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庄稼一技花，全靠肥当家”。但在建国前，因受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限制，施肥水平很低，传统的肥源有人畜粪、草木灰、沟塘泥，每年施肥面仅占耕地的20％左右，大多数农田则很少施肥或根本不施肥，长期成为“兔子不拉屎的卫生田”。
建国后，人民政府发动农民大积农家肥，每年都要开展二、三次突击积肥活动，肥源不断扩大，方法日益增多。特别是合作化后，农业社把社员私人积攒的肥料用工分收购，参加收益分配，调动起社员群众的积肥积极性。人民公社化后，许多社队还组织起积肥专业队，坚持常年积肥和突击积肥相结合。大力推广高温堆肥、火龙熏烟，打青沤肥等积制肥料方法，施肥水平不断提高。50年代末、60年代初，施肥面积已达全县耕地40％以上。进入60年代中期，农业部门从外地先后引进泥豆、红、蓝花草、苜蓿、紫穗槐、柽麻、田青等多种绿肥种植成功，并逐步推开。其中以红花草发展较快、面积最大。1965年，全县绿肥面积3.7万亩，1967年发展到10.9万亩，1972年又进一步扩大到54.7万亩。最多的1975年，全县种植绿肥62.4万亩，一般亩产鲜草3000斤左右，好田亩产鲜草5000—8000斤，可肥二、三亩田。此一时期，施肥面积提高到70％以上。60年代末，又引进“三水一红”（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红萍），但因越冬保种困难，发展缓慢，70年代初，砖洪公社社员臧好章创造“地窖土法保种”成功。此后，虽有所发展，全县最多曾放养“三水一红”5万多亩，但大都用于养猪，直接在农田施用很少。1980年以后，因指导上失误和部分农户只顾眼前利益，片面追求产量增长，忽视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绿肥大幅度的减少。到1981年，全县仅种植绿肥3.57万亩。1983年以后，又开始回升。1985年绿肥面积为5.07万亩，但仍不稳定，1987年又下降到2.18万亩。因此，有些土壤出现板结、肥力下降。
无机肥料民国35年（1946），安徽省救济分署曾分四批配发给霍邱化肥（硫酸镀）200吨，同时拨给推广费和督导费3.25万元（法币），此乃本县使用化肥之开端。当时仅限于省立农业职业学校，县农林场和少数乡村农户施用。农民叫不出化肥名字，而称之为“肥田粉”。
建国后，县供销社首次于1953年购进硫酸铵1吨，因农民不习惯施用，而先在国营农场和少数重点农业社做试验示范，随后才逐步推开，但发展缓慢。到1957年，全县施用化肥1497吨，按总耕地平均，每亩仅有0.6公斤，使用化肥的面积不足15万亩。当时，曾采取贷款和赊销的办法进行推广，直到70年代才大面积施用。1970年，全县使用化肥1万吨，平均每亩4.5公斤。1975年增加到2.57万吨，平均每亩12公斤。1980年施用化肥5.02万吨，每亩平均24公斤。1987年增加到11万多吨，每亩用量53公斤（表3－12）。
表3-12历年化肥用量与粮食亩产对照
在化肥种类和使用方法上，80年代以前，大多偏重氮肥，忽视磷、钾肥和微肥。1983年以后，开展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普及科学施用化肥技术，不仅氮、磷、钾三要素化肥能合理使用，还开始注意微肥应用。
推广配方施肥从1983年开始，首先在小麦生产上大面积应用配方施肥，四年共推广23.5万亩。据45个试验、示范点的资料分析，应用配方施肥的小麦，四年的亩产分别为255.8公斤、245.8公斤、234.1公斤、328公斤，比对照亩产105.8公斤、105.3公斤、78.3公斤、228公斤，分别增产150公斤、140.5公斤、155.8公斤、100公斤，三年累计增产小麦1.82万吨。广大农民亲眼看到配方施肥效益高，1987年秋种时，小麦配方施肥面积猛增到45万亩。现在这项新技术已扩展到油菜、杂交稻生产上。
1987年春，省农牧渔业厅向本县投放杂交水稻配方施肥与叶色诊断施肥的优质化肥350吨，折尿素175吨，安排在姚李、长集、石店、孟集4个区，合计面积5万亩（包括带动面积），平均每亩增产70公斤，合计增产稻谷3500吨，每亩净增纯收入20元以上。并安排4个试验点，从中筛选出较好的氮、磷、钾配比。以石店区为例，在马肝土田中每亩施纯氮12.9公斤、五氧化二磷6.45公斤，氧化钾11.25公斤，产量最高，亩产达514公斤，比对照田增产252公斤，每亩净收入61.45元。
推广增施磷肥首先在黄白土田上进行，该土壤，分布广、面积大，全县有107.6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32.6％。这类土壤严重缺磷、含氮量也很少，有机质低，是提高作物产量的限制因子。从1983年开始，边试验示范，边推广应用。1983年至1984年推广增施磷肥30万亩，每亩增施五氧化二磷8公斤，纯氮12公斤，平均亩产小麦293公斤，比对照（氮12公斤／亩）平均亩产198.4公斤，亩增小麦95.3公斤。1984年至1985年，又推广增施磷肥50万亩（同样施肥量，下同），平均亩产296.9公斤，比对照田亩增小麦97.5公斤。1985年至1986年再推广50万亩，平均亩产234.1公斤，比对照田每亩增产小麦121.6公斤。三年累计推广130万亩，共增产小麦1.38万吨。
应用微肥首先在油菜生产上喷硼（0.2％），由试验转向大田。1983年至1986年，累计油菜喷硼面积10.5万亩，共增产菜籽832吨，纯收益达74.8万元。
为解决沿淮地区大豆“花而不实”问题，自1986年起，在陈嘴乡进行大豆氮、磷及微肥试验，结果表明，每亩施五氧化二磷1.8公斤（合普钙15公斤——含五氧化二磷12％），加钼酸铵拌种（每斤豆种拌2克），大豆产量最高，亩产达167.65公斤，比对照田增产23.86％。单纯用钼酸铵拌种，每斤豆种用2克、4克、6克，比不拌种的每亩分别增产8.5公斤、12公斤、24.5公斤。
飞机喷肥1984年至1985两年，在城西湖、姜家湖行蓄区，于小麦孕穗期，喷施磷酸二氢钾，累计面积9万亩，每亩增产小麦7～7.6公斤，合计增产小麦651吨。
五、种子
建国前，农民用种，主要靠自留、自用。每项作物收获后，通常是在扬场时，于上沿尖上留下一些较饱满的籽粒做种。很少引种和选种，往往一个品种要沿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若遇灾荒之年，所留种子也难保住。临近播种时，经常是向亲朋好友告贷，或到集市上高价买点种子。因此，地里长的大都是“三蓬楼”、“五花头”，混杂退化严重，产量极低。民国35年（1946），县农业推广所引进少量的美国白皮小麦和2905，在县农林场试种，共收19石（折合6650市斤），其品质和产量均超过当地土种。他们以兑换方式向陈家埠、新店埠两乡农民推广。因当时国民党发动内战，民不聊生，故未推开。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种子工作，制定一系列有关种子工作的方针、政策。1958年全国种子工作会议确定：农业社所用种子，主要靠自选、自育、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的方针（简称“四自一辅”种子工作方针）。本县遂于1962年建立县种子站，配备6名干部，其中技术干部4人，专门负责种子繁育推广业务。1970年，改为县种子公司，充实和加强技术力量，兴建种子仓库，开展经营业务。1983年，本县被定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建立起良种繁育推广体系，除加强县公司和良种场建设外，还新成立7个种子分公司，负责良种的繁育推广工作。
从50年代开始，本县农作物种子更新，主要靠引进。30多年来，先后引进的良种有288个；其中水稻良种172个，麦类良种43个，豆类良种19个，山芋良种6个，高粱3个，玉米6个，油料29个，麻类3个，其他3个。每次引进良种，首先在国营农场和重点社队进行试种，表现好的（高产、耐肥、抗病、优质、适合本县气候和土壤生长），就扩大种植示范，繁殖。并在收获前组织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观摩，扩大影响，然后采取收购、供应或组织农民串换，普及到全县，作为一时的当家品种。虽然年年都有新品种引进，但是当家品种大都稳定七、八年后才更新，建国后较大的更新也只有三、四次。50年代更新主要是老品和混杂品种，水稻由高秆向中秆比较耐肥的方向发展，当时推广的水稻良种有胜利籼、399、矮脚南特；小麦良种有疙瘩燥、南大2419、金大2905，棉花良种岱字15号；山芋良种胜利百号；大豆良种东北紫大豆；油菜良种黄鳝子。60年代向矮秆、耐肥、抗病虫的方向发展，当时推广的水稻良种有老来青、连塘早、陆财号、珍珠矮、广场矮；小麦良种有华东6号、内乡5号、吉利、阿勃、阿夫；油菜良种稀水白、芜油104、胜利油菜；花生良种伏花生；大豆良种平顶四、平顶五；山芋良种北京553及黄麻等。70年代，为了发展双季稻，水稻良种，特别是早稻良种引进较多，主要有朝阳1号、29青、矮南早2号、辐早1号、圭陆矮8号、辐矮20号、先锋1号、广陆矮4号；中稻南京12号、南特粘、胜矮7号、台山糯；晚稻农垦57、早熟农垦、东方红1号、沪选19；小麦良种有矮秆早、丰产3号、扬麦1号、早红、早白、万年青、7023、墨他；油菜良种武油1号、1307、76-09、702-23；棉花良种岱字16号、沪棉204；山芋良种农大红；大豆良种徐州424、徐州68；红麻良种青皮3号、红皮7号。80年代良种不仅要求高产、耐肥、抗病，而且优质，除常规良种外，还向杂交方面发展。水稻有广陆矮4号、矮珍、原丰早、桂朝2号、矮脱谷、密阳23、协优64；小麦良种有马场2号、博爱74-22、泰山1号、安农8号、小燕6号；油菜良种有武油选、花37、花28、海花1号；棉花有徐州514、中棉所10号；山芋有徐薯18；大豆良种有跃进5号、鲁豆1号以及杂交高粱、杂交玉米等。
每一次大面积的良种推广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产量的大提高。1954年至1969年，全县水稻平均亩产一直在300斤左右徘徊10多年，1970年以后，大量高产水稻良种普及，加上绿肥面积扩大，水稻亩产1972年422斤，1974年又增长到536斤。1987年扩大杂交稻种植面积后，全县水稻亩产达654斤，其中杂交稻平均亩产840斤。据各地多年实验证明，一个新的良种与老品种对比，在同等土壤和同样栽培、施肥、管理下，一般要比老品种增产20％左右。
为了加快良种的推广普及，保持良种的优良特性，防止退化，县委、县革委于70年代初将全县4个农场改为良种繁殖场。同时在十里井新建棉花原种场，并以国营农场为中心，以重点大队为桥梁的良种繁殖基地。1972年，全县确定水稻良种繁殖村72个，小麦良种繁殖村14个，棉花良种繁殖村13个。这些村均属县、区、乡的重点，同时还有技术干部蹲点指导，进行良种繁殖和试验，建立“三圃”制，分段把关、除大田防杂外，还分品种插单本田，进行提纯复壮。收获时，单收、单打、专仓储存，除国家收购外，大部分由社队自行串换。大田用种，每年午秋两季，县区乡三级都要召开现场会议，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块选、片选和穗选。1987年，在完善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基础上，着重抓了良种繁殖和良种经营，午季麦、油良种繁殖基地2900多亩，共繁殖良种40多万公斤，其中国家收购17万公斤，群众串换23万多公斤。同时，种子公司还从外地调进各类良种215.4万公斤，比上年增加112.2万公斤，满足了农民用种的需要。
杂交稻制种：从70年代中期开始，曾三次派人前往海南岛制种，因路途远、花费大、繁殖量少而停顿。80年代杂交稻用种主要靠从外地调进。1986年调进24万公斤，1987年调进53万公斤，仍不能满足农民需要，且花费大、成本高。县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急农民之所急，立足于本县自己制种。当年夏季，在扈胡区开展杂交稻制种，270亩制种田，共收杂交稻种2.75万公斤，平均单产101.6公斤，最高的亩产150公斤，创本县杂交稻制种新纪录。此后，杂交稻制种面积逐年扩大，农民发展杂交稻用种，已逐步实现自给有余。
六、植物保护
建国前，本县一无植保组织和机构，二无专业技术人员，农民只凭经验进行病虫防治。当时流行农谚：“蝗虫打，苞虫梳，钻心虫没奈何”。农作物的病虫害和水旱灾害一样，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
建国后，植保机构和专业植保科技人员逐步建立和充实。此后，不断宣传植保知识，推广农药防治技术，使广大农民逐步掌握使用药剂防治病虫的方法。60年代，又进一步完善病虫测报和防治体系，并不断改进防治技术和策略，由单一的药剂防治到综合防治，不仅确保了农业丰收，而且降低了成本。
（一）灭蝗
本县系老蝗区，据明、清时期《霍邱县志》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夏五月、蝗虫成灾”。民国33年（1944）8月，本县叶集区的彭州、孙滩、戚家畈、阎桥、新桥、太平等地发生蝗虫，损害农作物1.3万多亩。到1949年，不仅沿淮湖洼区经常发生蝗虫，而且由北向南扩展到全县。在长达1753年中，蝗虫成灾的有74年，其中酿成“蝗飞蔽天，人相食”的特大蝗灾8起。
建国初期，本县蝗区面积已达164.3万亩，其中常发型蝗区62.5万亩，间发型蝗区62.4万亩，次要蝗区39.4万亩。在之后的38年中，从蝗区蝗发量的规律分析，可分成三个阶段：1950年至1958年为高密度发生阶段；1959年至1963年为中密度发生阶段；1964年至1987年为低密度发生阶段。38年中，有两次蝗虫大发生年，即1953年，发生面积为104万亩；1958年发生面积为53.6万亩。蝗虫发生最少的年份为1983年，其面积仅4000亩。1987年，发生夏蝗14.3万亩，秋蝗4.66万亩。总之，蝗虫在本县年年都发生，只是轻重程度不同。
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灭蝗，县成立灭蝗指挥部，县委书记、县长负责此项工作。各区、乡都设立指挥所，并配备蝗虫侦察员3～8名，常年坚持四查（残蝗、蝻、卵、天敌），划定灭蝗作业区，灭蝗时实行吃、住、药械、防治四统一。1961年，在十里井建立灭蝗飞机场，开始用飞机灭蝗，同时增加机防队和侦察队。
灭蝗工作也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至1955年以人工扑打为主，辅之以药剂（666粉）防治。1953年夏秋蝗虫大发生时，县委书记张云彩、副书记郝利钧等亲赴蝗区，组织干部1045人，投入劳动力10.5万人次，经过1个多月的日夜奋战，共扑打蝗虫15.5万多斤，消灭了蝗害，确保农业丰收。第二阶段从1956年至1960年以药剂防治为主，结合人工扑打；第三阶段，从1961年开始，进入以飞机灭蝗为主，辅以药械人工防治。38年中共发生蝗虫面积648.2万亩，防治363.5万亩。其中药械防治134.6万亩，飞机灭蝗共578架次，防治77.1万亩，施药694吨，人工扑打151.8万亩。参加灭蝗的干部1000多人，医务人员161人，民工60万人次。
在治蝗同时，对蝗区逐年进行改造，目前已改造的蝗区有141.9万亩，占原蝗区的86％；其中围垦72.4万亩。稻改34.55万亩，种植杞柳、芦苇、荻柴59.5万亩，固定水面29万亩，尚有22.4万亩蝗区被分割成小块，零星分布在沿淮湖区，基本上改变了蝗区面貌。
1986年，城西湖军垦农场退田还湖，本县蝗区扩大10多万亩。由于湖区水位不固定，给飞蝗孳生繁殖造成有利条件，将成为本县农业生产上一大隐患。
（二）稻麦棉病虫害防治
主要病虫害50年代至60年代初，威胁农作物的主要病虫害水稻有稻螟虫（包括二化螟、三化螟，俗称“钻心虫”、稻苞虫（俗称“结虫”）；小麦有秆锈病（俗称“黄疸”）、线虫病、黑穗病（俗称“灰苞”）、麦蜘蛛、吸浆虫；棉花有蚜虫、红铃虫、棉铃虫、盲椿象、立枯病；旱杂粮有豆天蛾、山芋黑斑病，地下害虫有地老虎、金针虫、蝼蛄。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作物良种不断引进，施肥水平的日益提高，耕作制度的变更，农作物病虫害的种类增多，危害程度加重。但有的主要病虫害下降为次要，一些次要或没有发生过的病虫则上升为主要病虫害。小麦吸浆虫50年代大发生，60年代至70年代得到控制，80年代又回升，现列为监测对象。水稻白叶枯病因大量引进种子，加上检疫不严格而传入本县。1958年开始，仅在柳树公社荷棚大队、大桥公社唐家畈和乌龙公社少数稻田轻度发生。此病传播途径广、蔓延快，现已危害全县，很难根绝。1974年、1982年、1986年三年大发生，面积均在50万亩以上，一般染病田块减产20％左右，严重的田块减产50％以上。80年代末威胁农作物的主要病虫害是：水稻白叶枯病、纹枯病、稻瘟病、三化螟、二化螟、稻纵卷叶螟；小麦赤霉病、麦粘虫、吸浆虫；棉花立枯病、炭疽病、棉蚜虫、红蜘蛛、红铃虫、棉铃虫、地老虎；还有油菜菌核病、豆夹螟、豆秆潜叶蝇、蝼蛄等。
防治措施一是农业防治、健身栽培。50年代推广冬季铲田埂，减少病虫冬季寄主，压低越冬病虫基数；对水稻白叶枯病，推广抗病品种，浅水勤灌，中期适时烤田，后期控制使用氮肥等措施；对水稻螟虫采取拾稻茬、沤制肥料。沤水田则做到冬不淹垡，春不露脊，冻死、淹死螟虫蛹，降低越冬虫口密度。70年代又推行“万家灯火”点灯灭蛾和人工采摘卵块；对麦锈病、赤霉病采取清沟沥水，氮肥早施等办法；对棉花、花生、油菜等病害，采取轮作换茬；山芋采取二次高剪苗，防止黑斑病。这些农业措施的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二是种子处理。水稻、小麦普遍推广应用泥、盐水选种，以清除因病害造成的不饱满籽粒和小麦线虫病粒。对患有白叶枯病的水稻及黑穗病的小麦种子，采用1％石灰水浸泡。棉花普遍推广“三开一凉”温汤浸种或用呋喃丹、3911农药拌种。凡是经过处理的种子，病害大大减轻，而且苗齐苗壮。
三是药剂防治。50年代，对病虫防治提出：“治早、治小、治了”的策略，曾起到积极作用。但对病虫发生量、发生趋势未做考虑，盲目用药，甚至盲目加大用药量，致使有些害虫产生抗药性，常用一种农药往往效果不佳，农民反映农药失效。70年代提出“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加强病虫测报。70年又提出“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在综合防治的思想指导下，为减轻污染，降低农本，讲求效益，提出防治指标。如水稻三化螟，每亩卵块达到30块以上。稻纵卷叶螟每100丛有15片以上的叶片初卷。纹枯病发病率分蘖期在10％以上。根据植保站的病虫测报，凡达到上述指标及时施药，均收到良好效果。使用的农药械，工农16型背负式喷雾器，70年代大量普及。80年代推广使用东方红18型机动喷雾器，全县共有523部，每年机防面积占全部防治面积的25％以上。
四是生物防治。从70年代开始，推广杀螟杆菌、白僵菌、金小茧蜂、瓢虫等益菌、益虫防治农作物病虫害，面积在逐年扩大，效果也较显著。
1986年，农业部门全年共发病虫情报75期1.7万份，推广抗病品种68.2万亩，种子处理56.6万亩，合理灌溉、施肥烤田50.5万亩，生物防治15.7万亩，建立和发展承包防治专业队39个，植保专业户512个，承包防治面积33万亩次，推出新农药227吨。由于实行综合防治，有效地控制住病虫发展，使化学防治面积、用药数和施药量都大为减少。全年稻麦棉等作物各种病虫发生面积252万亩，仅用化防184.5万亩。
七、商品粮基地建设
1983年，本县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5月7日，省计委批准基地建设计划，总投资1000万元，用于水利建设600万元，农业建设400万元。
（一）农业建设
1984年至1987年，三年共完成投资358.9万元，其中建成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完成投资186.8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设：总投资127.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27.7万元，建成各类用房5064.6平方米。其中教学楼1051.3平方米，学员宿舍楼719.3平方米，化验楼658平方米，厨房餐厅461.83平方米，门市部205.11平方米，仓库73.41平方米，车库、浴室、厕所、泵房等224.55平方米，职工宿舍878.6平方米；购置汽车、静电复照仪、书写投影仪、电影放映机、幻灯机、收录扩音机、照像机等18台套，东方红18型喷雾器520部，土肥、植保、栽培常规仪器设备配齐，宣传、办公、生活、体育、植保、修配机械等设施已配套，新置250人规模的全套培训设施等。还建温室、网室各一座，以及深眼井、水塔、自来水管道等。
县农业实验站和8个区农技站扩建：县农业实验站扩建完成投资2万元，建职工宿舍280平方米。
区农技站扩建实完成投资45.12万元，占计划的101.2％（其中自筹0.52万元）。建成各类用房2975.7平方米，购置50至60人规模的培训设备、收录扩音等宣传设备、植保修配机械各8套。8个站都配备了土壤、植保、栽培常用测试仪器设备，增置了部分办公、生活器具等。
16个乡农技站建设：共完成投资12万元，建成实践农技活动室1469平方米，购置农业书籍、工作用具等16套。
建成良种繁育推广体系。三年共完成投资172.6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扩建县种子公司：完成投资38.1万元，建成仓库600平方米，晒场800平方米，宿舍436平方米，购置种子精选机12台、汽车3部、检验仪器13套。
新建7个种子分公司和1个经营点：完成投资82.6万元，建成仓库2505平方米，晒场3000平方米，宿舍705平方米，以及仪器、机械等。
加强5个国营农场的基本建设，完成投资55.4万元，建成仓库929平方米、晒场3000平方米、宿舍1040平方米，购置了器具、机械等。
县公司与处公司增添了办公室，营业间、加工房及检验室等。
（二）水利建设
1984年至1987年，实完成投资500万元，兴建、改建林店、高庄、齐王、高镇电灌站，兴建各类小型水利工程，改善部分水利“死角”，的排灌条件。
本县在商品粮基地建设中，做到了边建设边发挥效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5年来共生产粮食56.26亿斤，以1982年粮食总产10.03亿斤为基数，5年共增产6.1亿斤，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22亿斤。
八、农业引用外资
从1984年5月开始，农业引用外资进行淠史杭灌区水利配套和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引用外资总额5677万元，其中种植业194.3万元，用于兴建和扩建农技中心、稻麦良种场、乡农技站、良种基地村和低产土壤改良；林业224.8万元，用于改善县苗圃，扩建森林病虫防治站和林技站，兴办乡村林场；畜牧业109.25万元，用于建设畜牧技术推广站和防疫灭病中心、区兽医站、乡配种站，扩建县淮猪场；水产60.5万元，用于扩建鱼苗场、兴修鱼塘和兴建蟹苗场；农村公路365.1万元，用于三元至大固店、刘李至彭塔、郭圩至王圩、孟集至单王（六安县）等公路建设；农村供电166.05万元，用于架设孟集至花园、孟集至彭塔等10千伏输电线路和兴建潘集变电所；机电排灌站78万元，兴建陈楼、汪庙、刘郢等7个机电排灌站，水利配套4479万元，主要用于史河总干渠、汲东干渠配套及支、斗、农渠的配套建设。农业引用外资以来，已建成的项目已初步发挥效益。
架设10千伏输电线路98公里：使孟集区彭塔、花园、中心、刘李4个乡18个村通电，仅以机改电加工农副产品一项，就获利10多万元。由于供电能力的提高，1988年全区乡镇企业新增产值4万元。
铺筑四级泥结碎石公路58公里：使孟集至刘李、孟集至彭塔晴雨通车。兴建三元、大桥和王店公路桥，使三元、王店、大桥、大固店等商品粮产区联结起来，并沟通105国道（北京—阜阳—金寨），为进出大别山区缩短了里程。
续建3个区畜牧站和林技站，兴建19个乡农技站和19个乡畜牧配种站。大桥乡农技站，1987年推广良种7.1万斤，农药5000斤，农药械178件，支持农民科学种田。同时，农技站本身也获利近万元，做到以站养站。
兴建蟹苗场：1987年建成，当年产蟹苗55.37公斤，为发展成蟹养殖提供种苗。
九、国营农场
民国32年（1943），国民政府曾在本县城东郊三里桥保建立农业推广所，同时设立一个农林场，有职员4人、工人18人、土地151亩；其中农田120亩，林地和苗圃31亩。1949年2月，霍邱解放初，县爱国民主政府接收该所，更名为霍邱县农场，土地扩大到200亩。1952年，本县完成土地改革后，各区利用土改后保留的国有地又兴建13个区农场，共有土地1600多亩。1957年农场裁减，除县农场外，仅保留扈胡、冯井、潘集3个农场，属于县农场的分场。70年代，各农场改为良种繁殖场，均系事业单位，主要任务是繁殖稻麦良种，供应社队。每年按其生产良种多少，给予一定的补贴。1972年，又在城郊十里井建立棉花原种场，同时将原县农场作为棉种场的分场。至此，全县有5个农场。这些场在繁殖推广良种，促进全县农业的发展上，曾发挥很大作用。
县棉花原种场位于新店镇十里井村，建于1972年，1987年有干部职工112人（内有离退休职工9人），土地740亩，办公室、仓库、轧花场、宿舍等生产、生活用房1887平方米，水泥晒场1640平方米，拖拉机、柴油机14台。建场10多年间，共生产棉花原种162万多斤，供应全县棉区。
扈胡水稻良种场位于扈胡镇，建于1952年，1987年有干部、职工37人（内有退休职工6人），土地220亩，房屋1077平方米，水泥晒场1000平方米，该场主要繁育水稻、小麦良种。从60年代始，经营管理好，生产水平高，年年盈余，多次受到省、地、县的表彰奖励。自建场以来，共繁殖推广稻、麦良种448.5万斤。
冯井水稻良种场位于冯井乡，1952年建场。主要繁育稻、麦良种。1987年底，有职工34人（内有退休职工9人），土地200亩，生产、生活用房820平方米，水泥晒场800平方米，拖拉机、柴油机9台，建场以来，共繁育推广稻、麦良种405.9万斤。
潘集水稻良种场位于潘集乡陈郢村，1952年建场，1987年有干部、工人48人（内退休职工3人），土地230亩，生产、生活用房1960平方米，水泥晒场680平方米，拖拉机、柴油机9台。该场土地瘠薄（有名的西老荒），又处于汲东灌渠下游，常受旱灾，因此，多年亏损。1984年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扭亏为盈。自建场以来，共繁育稻、麦良种466.3万斤。
马冲水稻良种场位于城郊牌坊乡，原系县示范繁殖农场，建于1949年，1987年有职工27人（内退休职工6人），土地116亩，房屋319平方米，水泥晒场1500平方米，主要繁育稻、麦良种，建场以来，共繁育推广良种232.3万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