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粮油购销
一、收购
征粮1949年，为支援解放军渡江和解决城市粮食供应，本县在午、秋两季按田亩和人口向农民征粮，共征收公粮3548万公斤，筹集军粮100．4万公斤。1950年，六安专员公署下达本县征粮任务为3250万公斤，实征粮4998万公斤。1951年，因筹集水利粮，午季免征；秋粮开征前，对不同地区的田赋作了调整：人口稠密、田地较少的城南、毛坦厂、苏埠、张店等区平均税率为14～15％；人口少、田地多的马头、丁集、新安、南岳庙、双河、孙岗、罗管庙等区平均税率为16～17．5％，全县平均税率为16．2％。是年，筹集水利粮湾区每亩1公斤，其余地区每亩O．5公斤，计筹269．5万公斤。土地改革后，粮食增收，为适应农民卖余粮的要求，1952年实行大买大卖调剂余缺，平抑粮价。市价一般低于或相当于政府的收购价格，就大力收购，如高于牌价5％以上，就按销售价格出售，确保了粮价稳定。1950年至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共征购22514万公斤，销售4252万公斤，调出3722万公斤，并从公粮中拨出大批粮食，供应缺粮地区。
统购1953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购统销。本县统购的粮食品种有稻、米(包括糙米)、小麦、高梁、玉米、黄豆、红豆、绿豆、豌豆9种，油料作物有芝麻、菜籽、花生仁3种。当年收购粮食12144．5万公斤，油脂90万公斤。1954年，本县遵照“交易、托购、托销、吞进、吐出”五个自由的方针，对农村多余的粮食采取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办法，当年收购原粮13114万公斤，占计划收购量的104．3％。1955年2月4日，本县颁布了《关于六安县国家粮食市场试行守则》，在农村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到户办法，明确向农民宣布“定产、定销，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是年，全县购余粮12610．5万公斤。
超购1957年，在“三定”的基础上，本县执行以包工包产的产量计购计销，超产增购，减产减购的政策，以生产队计算征购，超过包产的增产部分，国家只征购40％，其余60％归生产队所有，留足口粮(以全年每人240公斤为限)、种子、饲料粮和机动粮，不购过头粮。这一年是土地改革后粮食产量的最高年份，粮食入库量达13323万公斤。1958年至1961年，本县连遭自然灾害，加之“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盛行，粮食减产，入库量陡降。1961年，粮食入库量仅4764万公斤，而且在行政干预下，农民所生产的粮食，未经整晒就被强行收购，水份、杂质大，当年粮食亏损203．5万元。为了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多卖余粮，从1960年起，本县实行粮食征购加价奖励办法。1962年，又实行工业品奖励办法。其标准：每售贸易粮50公斤，奖励布证1．7公尺、胶鞋票证1双、针织品券5．7公尺、香烟票证10包、食糖票证1．75公斤；每售食油50公斤，奖售化肥票证15公斤、布证1．7公尺、针织品券5．7公尺、香烟票证5包、食糖票证0．65公斤。1964年，为了多收油料(油脂)，本县实行超购超奖办法，凡生产队完成计划任务时，超售部分按统购牌价给予货币奖励；社员自留地生产的油料，如自愿卖给国家，亦按超购超奖办法奖给工业品。1965年，实行超产超购加价办法，其幅度为：籼稻、黄豆、红豆、小麦加价30％，其它粮食加价25％。自1972年9月1日起，超购粮一律加价30％。1966年到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盛期，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粮食产量由50年代中期的3亿公斤左右，下降到2．5亿公斤上下，入库量由1．2亿公斤下降到7500万公斤左右，尤其是1967年，全县粮食入库量不足3500万公斤，为建国以来最少的年份。
1976年以后，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79年，粮食总产量第一次突破5亿公斤大关。这一年粮食入库量近1．4亿公斤，农村占有量3．87亿公斤，是本县建国后农村占有粮最多的年份。1980年，本县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粮食征购任务也实行“大包干”，一定5年。这一变革，使粮食收购形式由8000个生产队转变为28万多农户。是年，午季征购采取统一交售，分户验质过磅，以生产队结帐，非现金结算的办法，秋季改为划片定点过磅，以户卖粮，以队结算办法。这年全县油脂征购任务148万公斤，油菜籽一季就入库油脂208万公斤，超额收购油脂35％。1981年起，为适应新的生产形式，午季征购逐步改为以户凭证卖粮，先征后购，以户结算的方法，减少了不必要的环节，使入库进度加快，超额完成午季大包干征购任务。1983年、1984年，农村各项经济政策进一步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持续丰收，粮食入库量猛增，一度出现“卖粮难”局面；粮食部门采取边收、边调、边加工，腾仓并库，设“露天堆”、租房设点、就近收购等多种办法，给农民卖粮创造方便。这两年粮食入库量分别为23004万公斤和23184万公斤，占全县征购任务14000万公斤的164．6％和165．6％，与1953年粮食收购量相比将近翻一番。1984年，按全县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贡献商品粮188．5公斤，居建国以来的首位。油脂收购量1983年为674万公斤，1984年为825万公斤，也是建国后的最高年份。
合同定购1985年4月1日起，本县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收购价格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农村粮食供应实行购销同价，定购的数量、品种、质量、价格全部签订合同，落实到户。对订购以外的品种，如大麦、玉米、绿豆、黄豆等均实行自由购销，多渠道直线流通，并由议价公司与各区营业所委托粮油交易所代购。对定销以外的粮食，如市价低于原统购价，粮站仍按原统购价收购，以保护农民利益。非定购的品种，一律随行就市收购。
二、销售
城镇供应建国前，本县城镇居民到私营粮行购买口粮，大多数居民是随买随吃，家无存粮。建国后，自1952年起，国家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由单位根据需要分季按月报送计划，无口粮定量标准。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后，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按户计算，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供应的粮食品种主要是大米。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在城镇实行“以人定量”。根据城镇居民所从事的劳动工种差别、年龄大小和消费习惯，规定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供应的粮食品种增多，有“标一、标二”大米和面粉，还有黄豆、绿豆、豌豆等杂粮；油脂有菜子油、花生油、黄豆油、芝麻油等。一律凭粮票、油票供应。当时，在本县使用的粮票有四种；“全国流通粮票”、“安徽省通用粮票”、“安徽省定点粮票”、“农村调剂粮票”；油票有两种：“全国通用油票”、“安徽省通用油票”。每季度发放一次，后改为按月发放。1956年本县执行的粮食定量标准分为工人、机关、学校、居民4类22个等级。工人分为特重、重体力、轻体力9个等级，每人每月供应15～25公斤；学生1个等级，每人每月16．5公斤；机关工作人员分为4个等级，每人每月15～17公斤；居民3个等级，每人每月11．5～13公斤，10周岁以下儿童分为5个等级，每人每月4～10．5公斤。食油定量不分轻重体力、成人儿童，每人每月供应100克。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歉收，产量陡降，粮食定量标准也随着下降，平均紧缩定量标准6％。1960年，重体力劳动者平均定量最高24公斤、最低20公斤；机关工作人员平均定量12．75公斤；学生平均定量15公斤；居民定量最高12．75公斤、最低12公斤，普遍实行低标准、瓜菜代。1962年后，随着粮食产量上升，供应状况有所好转，恢复1959年前的定量标准。1975年后，居民定量标准提高到13．75公斤，食油也由100克增至200克。1981年后，食油增至250克，每逢国庆、元旦、春节，每人另外补助食油250克，1986年，又增加食油补助至500克，并开始对城镇居民销售“中价”食油。
农村返销1953年11月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后，本县即对茶林山区、经济作物区和受灾缺粮队，实行口粮返销。1955年开始对农村缺粮户的供应，以农业社为单位在余缺相抵后，逐户分月报区粮站汇总，经县粮食局批准，发行调剂粮票。1980年对茶林山区、经济作物区、灾区以及缺粮队，戴余粮帽子(即：帐面算余粮实则缺粮)队改为定销，本着多缺多供应，少缺少供应，不缺不供应的原则，在核实产量的基础上，按供应标准分配到队，评议到户，一次发证，分月供应。从1984年4月起，农村返销又采取指标到户，丰收不减，灾年不增，节约归己，丰歉调剂，跨年有效的办法。在手续制度上，改为“外证”加“内卡”，逐户造册。1985年粮食制度改革，对农村安排的回销供应，包括经济作物区、常年缺粮队以及国家供应的农村人口粮、农田水利等各项补助粮、种子粮、饲料粮、救灾粮和其它用粮(含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离土不离乡”从事副业生产者，乡镇吃定销和补差粮人员)，均实行购销同价，取消奖励粮。
议销从1981年开始，本县开展粮油议销业务，仅1984年就议销粮油2400万公斤，总值1680万元，获利194万元，这是用粮油议销议购补充统购统销成效最好的一年。
1953年～1986年全县粮食购、留情况统计表
1955年～1986年全县食油购、留情况表
1953年～1986年全县粮食销售统计
单位：万公斤
1955年～1986年全县食油销售统计表
单位：万公斤
征粮1949年，为支援解放军渡江和解决城市粮食供应，本县在午、秋两季按田亩和人口向农民征粮，共征收公粮3548万公斤，筹集军粮100．4万公斤。1950年，六安专员公署下达本县征粮任务为3250万公斤，实征粮4998万公斤。1951年，因筹集水利粮，午季免征；秋粮开征前，对不同地区的田赋作了调整：人口稠密、田地较少的城南、毛坦厂、苏埠、张店等区平均税率为14～15％；人口少、田地多的马头、丁集、新安、南岳庙、双河、孙岗、罗管庙等区平均税率为16～17．5％，全县平均税率为16．2％。是年，筹集水利粮湾区每亩1公斤，其余地区每亩O．5公斤，计筹269．5万公斤。土地改革后，粮食增收，为适应农民卖余粮的要求，1952年实行大买大卖调剂余缺，平抑粮价。市价一般低于或相当于政府的收购价格，就大力收购，如高于牌价5％以上，就按销售价格出售，确保了粮价稳定。1950年至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共征购22514万公斤，销售4252万公斤，调出3722万公斤，并从公粮中拨出大批粮食，供应缺粮地区。
统购1953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购统销。本县统购的粮食品种有稻、米(包括糙米)、小麦、高梁、玉米、黄豆、红豆、绿豆、豌豆9种，油料作物有芝麻、菜籽、花生仁3种。当年收购粮食12144．5万公斤，油脂90万公斤。1954年，本县遵照“交易、托购、托销、吞进、吐出”五个自由的方针，对农村多余的粮食采取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办法，当年收购原粮13114万公斤，占计划收购量的104．3％。1955年2月4日，本县颁布了《关于六安县国家粮食市场试行守则》，在农村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到户办法，明确向农民宣布“定产、定销，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是年，全县购余粮12610．5万公斤。
超购1957年，在“三定”的基础上，本县执行以包工包产的产量计购计销，超产增购，减产减购的政策，以生产队计算征购，超过包产的增产部分，国家只征购40％，其余60％归生产队所有，留足口粮(以全年每人240公斤为限)、种子、饲料粮和机动粮，不购过头粮。这一年是土地改革后粮食产量的最高年份，粮食入库量达13323万公斤。1958年至1961年，本县连遭自然灾害，加之“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盛行，粮食减产，入库量陡降。1961年，粮食入库量仅4764万公斤，而且在行政干预下，农民所生产的粮食，未经整晒就被强行收购，水份、杂质大，当年粮食亏损203．5万元。为了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多卖余粮，从1960年起，本县实行粮食征购加价奖励办法。1962年，又实行工业品奖励办法。其标准：每售贸易粮50公斤，奖励布证1．7公尺、胶鞋票证1双、针织品券5．7公尺、香烟票证10包、食糖票证1．75公斤；每售食油50公斤，奖售化肥票证15公斤、布证1．7公尺、针织品券5．7公尺、香烟票证5包、食糖票证0．65公斤。1964年，为了多收油料(油脂)，本县实行超购超奖办法，凡生产队完成计划任务时，超售部分按统购牌价给予货币奖励；社员自留地生产的油料，如自愿卖给国家，亦按超购超奖办法奖给工业品。1965年，实行超产超购加价办法，其幅度为：籼稻、黄豆、红豆、小麦加价30％，其它粮食加价25％。自1972年9月1日起，超购粮一律加价30％。1966年到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盛期，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粮食产量由50年代中期的3亿公斤左右，下降到2．5亿公斤上下，入库量由1．2亿公斤下降到7500万公斤左右，尤其是1967年，全县粮食入库量不足3500万公斤，为建国以来最少的年份。
1976年以后，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79年，粮食总产量第一次突破5亿公斤大关。这一年粮食入库量近1．4亿公斤，农村占有量3．87亿公斤，是本县建国后农村占有粮最多的年份。1980年，本县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粮食征购任务也实行“大包干”，一定5年。这一变革，使粮食收购形式由8000个生产队转变为28万多农户。是年，午季征购采取统一交售，分户验质过磅，以生产队结帐，非现金结算的办法，秋季改为划片定点过磅，以户卖粮，以队结算办法。这年全县油脂征购任务148万公斤，油菜籽一季就入库油脂208万公斤，超额收购油脂35％。1981年起，为适应新的生产形式，午季征购逐步改为以户凭证卖粮，先征后购，以户结算的方法，减少了不必要的环节，使入库进度加快，超额完成午季大包干征购任务。1983年、1984年，农村各项经济政策进一步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持续丰收，粮食入库量猛增，一度出现“卖粮难”局面；粮食部门采取边收、边调、边加工，腾仓并库，设“露天堆”、租房设点、就近收购等多种办法，给农民卖粮创造方便。这两年粮食入库量分别为23004万公斤和23184万公斤，占全县征购任务14000万公斤的164．6％和165．6％，与1953年粮食收购量相比将近翻一番。1984年，按全县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贡献商品粮188．5公斤，居建国以来的首位。油脂收购量1983年为674万公斤，1984年为825万公斤，也是建国后的最高年份。
合同定购1985年4月1日起，本县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收购价格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农村粮食供应实行购销同价，定购的数量、品种、质量、价格全部签订合同，落实到户。对订购以外的品种，如大麦、玉米、绿豆、黄豆等均实行自由购销，多渠道直线流通，并由议价公司与各区营业所委托粮油交易所代购。对定销以外的粮食，如市价低于原统购价，粮站仍按原统购价收购，以保护农民利益。非定购的品种，一律随行就市收购。
二、销售
城镇供应建国前，本县城镇居民到私营粮行购买口粮，大多数居民是随买随吃，家无存粮。建国后，自1952年起，国家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由单位根据需要分季按月报送计划，无口粮定量标准。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后，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按户计算，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供应的粮食品种主要是大米。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在城镇实行“以人定量”。根据城镇居民所从事的劳动工种差别、年龄大小和消费习惯，规定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供应的粮食品种增多，有“标一、标二”大米和面粉，还有黄豆、绿豆、豌豆等杂粮；油脂有菜子油、花生油、黄豆油、芝麻油等。一律凭粮票、油票供应。当时，在本县使用的粮票有四种；“全国流通粮票”、“安徽省通用粮票”、“安徽省定点粮票”、“农村调剂粮票”；油票有两种：“全国通用油票”、“安徽省通用油票”。每季度发放一次，后改为按月发放。1956年本县执行的粮食定量标准分为工人、机关、学校、居民4类22个等级。工人分为特重、重体力、轻体力9个等级，每人每月供应15～25公斤；学生1个等级，每人每月16．5公斤；机关工作人员分为4个等级，每人每月15～17公斤；居民3个等级，每人每月11．5～13公斤，10周岁以下儿童分为5个等级，每人每月4～10．5公斤。食油定量不分轻重体力、成人儿童，每人每月供应100克。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歉收，产量陡降，粮食定量标准也随着下降，平均紧缩定量标准6％。1960年，重体力劳动者平均定量最高24公斤、最低20公斤；机关工作人员平均定量12．75公斤；学生平均定量15公斤；居民定量最高12．75公斤、最低12公斤，普遍实行低标准、瓜菜代。1962年后，随着粮食产量上升，供应状况有所好转，恢复1959年前的定量标准。1975年后，居民定量标准提高到13．75公斤，食油也由100克增至200克。1981年后，食油增至250克，每逢国庆、元旦、春节，每人另外补助食油250克，1986年，又增加食油补助至500克，并开始对城镇居民销售“中价”食油。
农村返销1953年11月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后，本县即对茶林山区、经济作物区和受灾缺粮队，实行口粮返销。1955年开始对农村缺粮户的供应，以农业社为单位在余缺相抵后，逐户分月报区粮站汇总，经县粮食局批准，发行调剂粮票。1980年对茶林山区、经济作物区、灾区以及缺粮队，戴余粮帽子(即：帐面算余粮实则缺粮)队改为定销，本着多缺多供应，少缺少供应，不缺不供应的原则，在核实产量的基础上，按供应标准分配到队，评议到户，一次发证，分月供应。从1984年4月起，农村返销又采取指标到户，丰收不减，灾年不增，节约归己，丰歉调剂，跨年有效的办法。在手续制度上，改为“外证”加“内卡”，逐户造册。1985年粮食制度改革，对农村安排的回销供应，包括经济作物区、常年缺粮队以及国家供应的农村人口粮、农田水利等各项补助粮、种子粮、饲料粮、救灾粮和其它用粮(含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离土不离乡”从事副业生产者，乡镇吃定销和补差粮人员)，均实行购销同价，取消奖励粮。
议销从1981年开始，本县开展粮油议销业务，仅1984年就议销粮油2400万公斤，总值1680万元，获利194万元，这是用粮油议销议购补充统购统销成效最好的一年。
1953年～1986年全县粮食购、留情况统计表
1955年～1986年全县食油购、留情况表
1953年～1986年全县粮食销售统计
单位：万公斤
1955年～1986年全县食油销售统计表
单位：万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