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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
一、市场收购
民国时期，粮油均由城乡私商进行市场收购。1949年，全区有粮行(店)1086家(前店后坊)。年收购粮食(原粮，下同)约73960吨，食油2965吨。1950年春，中国粮食公司六安支公司成立，在舒城、霍山、金寨县麻埠、寿县正阳关、霍邱河口集设立5个办事处，在六安城关设立直属门市部，并在各粮油产区的集镇设立营业所，逐步代替私商经营。1950～1952年，全区收购粮食72.40万吨，其中，六安粮食支公司收购粮食54.45万吨。1953年冬，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自由贸易市场关闭。1960年前后，因粮食供需紧张，一时黑市盛行，每斤大米价高——4元。1962年秋，重新开放城乡粮油集市贸易，由粮食部门组织交易所进行余缺调剂。1963～1965年，全区议价收购粮食35630吨。“文化大革命”期间，粮油贸易市场再次关闭。1978年，在完成征购任务后，以粮食部门经营为主，恢复粮油集市贸易，价格随行就市。地、县两级相继设立议购议销公司。至1985年，全区设立交易所55个，门市部422个，开展大批量的议价粮油经营。1978～1985年，全区国家议价收购粮食18.05万吨，占同期统购量的4％，其中稻谷16.02万吨，小麦1.12万吨，大豆5480吨，杂粮3488吨，薯类92吨；议价收购食油3777吨，占同期统购量2.3％。其间1981～1985年，全区议价经营各种粮食约50万吨，盈利1467.11万元，上缴地方财政440.1万元。交易后剩余粮食，国家以超购价购入国库，充实库存，共转入国库的贸易粮1万多吨。集市贸易已形成粮油供求的一条补充渠道。
二、计划收购
1.粮食。1953年冬，境内各级政府贯彻执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以户为单位，自报公议方法，本着“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委托基层供销社代购，将农户余粮由国家统购入库，取缔私商经营。是年，征购粮食39.69万吨，占当年产量39.9％。1954年秋，开展粮食“四定”工作(评定实际产量，核实留用量，规定起购点，确定供应量)。1955年秋，改“四定”为“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将任务落实到户，一定三年不变，受灾减购，增产不增购，从而落实和完善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9～1961年，天灾兼“五风”盛行，粮食产量锐减到建国初期水平。为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全区增设收购点600多处，加强征购。3年计征购粮食85.44万吨，占同期总产量的37％。由于购了“过头粮”，致使境内普遍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了人口不正常死亡现象。为弥补粮食不足，曾收进各种代食品原料3250多吨。
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粮食产量逐渐回升。为贯彻不购“过头粮”和以丰补歉的方针，年均征购量占产量比例由37％减少到23.2％。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自1964年起，实行超购政策，即以生产队为单位，人均向国家提供商品粮超过50公斤者(不含公粮)，其超过部分加价12％。为稳定农民粮食负担，1965年始，继续实行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全区核定年征购任务为31.8万吨。
1979年，为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调动农民售粮积极性，粮食征购基数调减为30.27万吨。其征购价亦提高21.32％，并实行超购部分在征购提高的基础上，再加价50％。是年，计征购、超购粮食41.51万吨。1984年，全区征、超购任务为49.25万吨，其中征购23.25万吨，占47.2％，实际征、超购76万多吨，超额完成54.3％。1985年，改统购(含征购、超购)为合同定购，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30％为征购价，70％为超购价)。全区定购任务为71.8万吨，后因库容不足，仅购39.99万吨。出现卖粮难。
1953～1985年，全区累计收购粮食1298.19万吨(含议购)，占同期总产量27.07％，年均收购量39.34万吨。按全区农业人口计，人均年提供商品粮98.7公斤。其中1981～1985年，收购粮食336.01万吨，年均收购量67.20万吨，比1976～1980年间增长81.2％。全区农业人口人均年提供商品粮132公斤，其中1983年收购79.81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农业人均提供商品粮157公斤。
“一五”计划期间，全区粮食收购量占同期产量的41％，农业人均占有量仅262公斤。“六五”计划期间，粮食收购量占同期产量的30.3％，农业人均占有量达339公斤，其中1985年收购量占当年产量22.3％，农业人均占有量402公斤。
六安地区粮食收购以稻谷为主，次为小麦。1953～1985年，计收购稻谷1029.52万吨，小麦1775.万吨，分别占总收购量的79.3％和13.7％，杂粮、大豆、薯类等仅占7％。
六安、寿县、霍邱、舒城四县为余粮县，自1953～1985年，计收购粮食1212.30万吨，占全区同期收购总量的93.90％，四县分别占全区总收购量28.1％，27％，25.4％，13.4％。金寨、霍山两县多为缺粮区，两县的同期收购量仅占全区总收购量的6.10％。
2.油脂。1954年，食用油脂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年人均留口油1.5公斤，余油统购。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改为余油社(户)年人均留口油2.5～3公斤；自足社(户)2～2.5公斤；缺油社(户)1.5公斤。1964年始行超购加价20％奖励。1972年实行超购加价30％。1979年统购价提高25.5％，超购价在统购价提高的基础上再提高50％。1983年，取消征购、超购，改为按“倒四六”比例计价(即40％为原征购价，60％为原超购价)。
1978年以前，由于价格低，油料产量长期处于徘徊状态，收购量少。1955～1978年，全区收购食油10705吨，年均仅2141吨。1979年大幅度提高收购价，促进了油料生产的发展，收购量亦随之大幅度增加。1981～1985年，全区收购食油14.57万吨，占1955年以来全区总收购量56％，年均收购量2.91万吨，为1955～1980年收购量总和的1.27倍，其中1982年收购食油3.82万吨，年收购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1955～1985年，全区累计收购食油26.02万吨。其中菜籽油占65.6％(折合油菜籽55.12万吨)。1981～1985年，收购的菜油折合油菜籽39.57万吨，占1955年以来收购油菜籽总数的71.8％。1985年，收购各种食油34540吨，为1955年收购量的3.7倍。油料产区主要在六安、寿县、舒城、霍邱四县，1955～1985年，四县合计年收购食油24.21万吨，占全区食油收购量的93.1％。
非食用油脂。1955年，实行“统一收购，重点供应”政策。1955～1980年，全区收购非食用油料4.04.万吨，其中桐仁2.42万吨，占收购总量的61.8％。1981年转为多渠道经营，收购量难以统计。
表13——11955年粮食“三定”农村留粮标准
单位：公斤
民国时期，粮油均由城乡私商进行市场收购。1949年，全区有粮行(店)1086家(前店后坊)。年收购粮食(原粮，下同)约73960吨，食油2965吨。1950年春，中国粮食公司六安支公司成立，在舒城、霍山、金寨县麻埠、寿县正阳关、霍邱河口集设立5个办事处，在六安城关设立直属门市部，并在各粮油产区的集镇设立营业所，逐步代替私商经营。1950～1952年，全区收购粮食72.40万吨，其中，六安粮食支公司收购粮食54.45万吨。1953年冬，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自由贸易市场关闭。1960年前后，因粮食供需紧张，一时黑市盛行，每斤大米价高——4元。1962年秋，重新开放城乡粮油集市贸易，由粮食部门组织交易所进行余缺调剂。1963～1965年，全区议价收购粮食35630吨。“文化大革命”期间，粮油贸易市场再次关闭。1978年，在完成征购任务后，以粮食部门经营为主，恢复粮油集市贸易，价格随行就市。地、县两级相继设立议购议销公司。至1985年，全区设立交易所55个，门市部422个，开展大批量的议价粮油经营。1978～1985年，全区国家议价收购粮食18.05万吨，占同期统购量的4％，其中稻谷16.02万吨，小麦1.12万吨，大豆5480吨，杂粮3488吨，薯类92吨；议价收购食油3777吨，占同期统购量2.3％。其间1981～1985年，全区议价经营各种粮食约50万吨，盈利1467.11万元，上缴地方财政440.1万元。交易后剩余粮食，国家以超购价购入国库，充实库存，共转入国库的贸易粮1万多吨。集市贸易已形成粮油供求的一条补充渠道。
二、计划收购
1.粮食。1953年冬，境内各级政府贯彻执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以户为单位，自报公议方法，本着“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委托基层供销社代购，将农户余粮由国家统购入库，取缔私商经营。是年，征购粮食39.69万吨，占当年产量39.9％。1954年秋，开展粮食“四定”工作(评定实际产量，核实留用量，规定起购点，确定供应量)。1955年秋，改“四定”为“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将任务落实到户，一定三年不变，受灾减购，增产不增购，从而落实和完善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9～1961年，天灾兼“五风”盛行，粮食产量锐减到建国初期水平。为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全区增设收购点600多处，加强征购。3年计征购粮食85.44万吨，占同期总产量的37％。由于购了“过头粮”，致使境内普遍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了人口不正常死亡现象。为弥补粮食不足，曾收进各种代食品原料3250多吨。
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粮食产量逐渐回升。为贯彻不购“过头粮”和以丰补歉的方针，年均征购量占产量比例由37％减少到23.2％。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自1964年起，实行超购政策，即以生产队为单位，人均向国家提供商品粮超过50公斤者(不含公粮)，其超过部分加价12％。为稳定农民粮食负担，1965年始，继续实行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全区核定年征购任务为31.8万吨。
1979年，为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调动农民售粮积极性，粮食征购基数调减为30.27万吨。其征购价亦提高21.32％，并实行超购部分在征购提高的基础上，再加价50％。是年，计征购、超购粮食41.51万吨。1984年，全区征、超购任务为49.25万吨，其中征购23.25万吨，占47.2％，实际征、超购76万多吨，超额完成54.3％。1985年，改统购(含征购、超购)为合同定购，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30％为征购价，70％为超购价)。全区定购任务为71.8万吨，后因库容不足，仅购39.99万吨。出现卖粮难。
1953～1985年，全区累计收购粮食1298.19万吨(含议购)，占同期总产量27.07％，年均收购量39.34万吨。按全区农业人口计，人均年提供商品粮98.7公斤。其中1981～1985年，收购粮食336.01万吨，年均收购量67.20万吨，比1976～1980年间增长81.2％。全区农业人口人均年提供商品粮132公斤，其中1983年收购79.81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农业人均提供商品粮157公斤。
“一五”计划期间，全区粮食收购量占同期产量的41％，农业人均占有量仅262公斤。“六五”计划期间，粮食收购量占同期产量的30.3％，农业人均占有量达339公斤，其中1985年收购量占当年产量22.3％，农业人均占有量402公斤。
六安地区粮食收购以稻谷为主，次为小麦。1953～1985年，计收购稻谷1029.52万吨，小麦1775.万吨，分别占总收购量的79.3％和13.7％，杂粮、大豆、薯类等仅占7％。
六安、寿县、霍邱、舒城四县为余粮县，自1953～1985年，计收购粮食1212.30万吨，占全区同期收购总量的93.90％，四县分别占全区总收购量28.1％，27％，25.4％，13.4％。金寨、霍山两县多为缺粮区，两县的同期收购量仅占全区总收购量的6.10％。
2.油脂。1954年，食用油脂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年人均留口油1.5公斤，余油统购。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改为余油社(户)年人均留口油2.5～3公斤；自足社(户)2～2.5公斤；缺油社(户)1.5公斤。1964年始行超购加价20％奖励。1972年实行超购加价30％。1979年统购价提高25.5％，超购价在统购价提高的基础上再提高50％。1983年，取消征购、超购，改为按“倒四六”比例计价(即40％为原征购价，60％为原超购价)。
1978年以前，由于价格低，油料产量长期处于徘徊状态，收购量少。1955～1978年，全区收购食油10705吨，年均仅2141吨。1979年大幅度提高收购价，促进了油料生产的发展，收购量亦随之大幅度增加。1981～1985年，全区收购食油14.57万吨，占1955年以来全区总收购量56％，年均收购量2.91万吨，为1955～1980年收购量总和的1.27倍，其中1982年收购食油3.82万吨，年收购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1955～1985年，全区累计收购食油26.02万吨。其中菜籽油占65.6％(折合油菜籽55.12万吨)。1981～1985年，收购的菜油折合油菜籽39.57万吨，占1955年以来收购油菜籽总数的71.8％。1985年，收购各种食油34540吨，为1955年收购量的3.7倍。油料产区主要在六安、寿县、舒城、霍邱四县，1955～1985年，四县合计年收购食油24.21万吨，占全区食油收购量的93.1％。
非食用油脂。1955年，实行“统一收购，重点供应”政策。1955～1980年，全区收购非食用油料4.04.万吨，其中桐仁2.42万吨，占收购总量的61.8％。1981年转为多渠道经营，收购量难以统计。
表13——11955年粮食“三定”农村留粮标准
单位：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