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农业技术
一、种植制度
水田种植制度50年代以前，以冬季沤水，一年一熟为主，兼有油——稻、麦——稻、肥——稻，复种指数120％。50年代中期，推广“三改”(改变午、秋收成比重、改一年一熟为二年三熟，改变广种薄收习惯)措施，扩大间种、套种，平均年复种指数提高到160％。60年代，基本上稳定一年二熟和二年三熟，秋种夏插、冬沤夏插并重，兼有部分双季稻种植，平均年复种指数减少到13日％。70年代，发展双季稻，以一年三熟为主，一年二熟、二年三熟仍保持一定面积，平均年复种指数160％。80年代以来，因地种植，调整双季稻。北部地区形成麦——稻、油——稻，兼有少量肥——稻，南部圩畈仍以权季稻一年三熟为主，实行油——稻——稻、肥(绿肥)——稻——稻，兼有一定面积麦——稻——稻轮作换茬制度。具体种植制度有：
冬沤——中稻，这种传统的种植制度，一直沿袭到50年代初，约占稻作面积80％。主要利用早秋高温及冬春沤水，深留稻茬，早犁板田腐烂稻茬，恢复地力，故群众有“担粪栽秧，不如扛犁割稻。”的说法，丘陵地区秋收后，多加高田埂做成“水囤子”。在缺水少肥的情况下，这种种植制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农谚“丢了沤水田，赛似小旱年”就是这个道理。60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而逐步减少。
麦——稻，以丘陵塝田居多，圩畈亦有种植。50年代中后期约占20～25％，80年代南部地区只占5％，北部及丘陵占25～35％，个别地区高达50％。
油——稻，建国前即有种植，面积较少。建国后有所发展，1985年丘陵地区占50％。
肥——稻，建国前占稻作面积2％，60年代初占3％，70年代发展绿肥，北部比例提高到30％，南部丘陵圩畈则为一肥两稻或一油两稻所代替。80年代绿肥面积减少，一肥一稻制相应减少至3～5％。
肥——稻——稻，70年代中后期栽种面积130万亩，最高年份近200万亩，占稻作面积25％，南部丘陵圩畈占70％。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部地区基本不种，南部地区因一油两稻的扩大而有所减少，但舒城仍占70％。
油——稻——稻，主要分布在南部丘陵和圩畈，由70年代15％，提高到80年代初30％。
再生稻，民国期间据六安县农业技术推广所工作总结称：民国32年(1943年)全县蓄留再生稻33480亩，总产1674吨，亩产50公斤。建国后，1954年曾蓄留190万亩，总产2.5万吨，亩产15公斤。次年蓄留2.5万亩。80年代初，再次推广再生力强的品种(如协优系列)适时施肥、管理，产量高、米质好，深得群众喜爱。
间作稻，70年代推广双季稻，曾在山区推行间作稻，即将早稻行距留大，秋后在行间栽种晚稻，以争取季节，达到一年两熟的要求，终因费工费时,操作不便，未获成功。
旱地耕作制度50年代初脊薄地只种一季高梁、山芋，秋后深耕晒垡，肥力较好的地一年二熟，小麦——豆类、花生、山芋或留春茬种棉花。50年代后期，逐渐淘汰高粱，旱地基本上以麦——大豆或山芋、花生为主。70年代后期，麦——黄红麻占有一定比例，1985年黄红麻种植133万亩，占旱地面积60％。河湾地以大麻——玉米(间作豆类)为主，有的实行大麻——玉米——大白菜、萝卜，一年三熟。
二、良种推广
境内农家栽培品种，水稻有：五十早、六月临、三粒寸、天生稻、小白稻、下马看、三朝齐、气死麻、柳条稻、涨破壳、麻籼晚、小红稻、等苞齐、乌嘴糯、驴毛粘、雁来乌、深水红等。小麦有：三月黄、四月黄、青稍、红稍、汤水白、和尚头、白芒红麦、红芒白麦等。这些品种一些已经绝迹，大部渐次淘汰。民国期间先后引进一些品种进行试验示范。水稻有红南早、乌嘴川、黄皮川、胜利籼、桂花糯、湖南籼、中农4号、中农34号等；小麦有金大2905、美国玉皮、红皮麦、碧玉麦；棉花有脱字棉、珂字棉、斯字棉、德字棉等。还有蕃茄、马铃薯、大白花豌豆、瓜哇四川甘蔗等。由于引种量较少，未大规模更新。六安县民国31年(1942年)倡导糯改籼，当年改种76850亩，每亩增产13.5公斤。
建国后，1950年国家制定《五年良种普及计划》，1951年地区成立种子工作站，指导农户进行片选、穗选良种和串换良种。1958年贯彻“四自一辅”(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以国家调剂)种子方针，各级成立选种领导机构，生产队成立选种小组，全区选留种规模进一步扩大，随着良种的逐步普及，70年代建立三级良种繁育体系——生产队建种子田，人民公社建种子队，各县建良种繁殖场。1977年全区选留各项种子0.9亿公斤，占用种量的70％。1978年国家投资在舒城县进行种子“四化一供”(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种子加工机械化、种子质量标准化，以县为单位统一组织供种)试点。由于没有建立稳定的良种繁殖基地，良种供应难以满足需要，生产用种大部仍以生产队自选自留为主。1979年普查，全区农作物品种共有12类，30多种，1936个品种(品系)。其中水稻370个，大小麦144个，棉花10个，蔬菜375个，瓜果264个。在总数中推广良种占70％，地方品种约占30％。水稻、小麦、棉花和油菜良种化程度，分别达到种植面积的90％、85％、100％和70％。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选留种以农户为单位进行，辅以良种场制种，专业户繁育体系供应良种，1981年全区有种子专业户4500户，生产良种180万斤。建国后，稻、麦、棉、油大宗作物种子，分别进行二到四次的大规模更新。
水稻种子四次更新。第一次始于50年代初、中期，重点推广胜利籼、中农4号，取代天生稻、黄皮川，使水稻亩产由130公斤上升到150公斤。第二次始于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重点推广中稻399(南京1号)、南京11号和老来青、农垦58等单季晚粳，使水稻亩产提高到170公斤。中籼399种植20余年，常兴不衰，1973年曾出口几内亚150万公斤。第三次更新是围绕高杆改矮杆、单季改双季进行的。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重点推广矮脚南特、广场矮、珍珠矮、二九矮、取代莲塘早、中性白、胜利稻，水稻亩产增加到200公斤。70年代中后期重点推广二九青为代表的早熟早稻品种以及武农早、早熟农垦为代表的双晚品种，加速双季稻的发展，水稻亩产250公斤。第四次更新始于70年代末，大力推广杂交稻汕优6号、汕优3号、四优6号、四优3号、威优6号、威优3号等。杂交稻种植面积由1976年55.8万亩、1979年23.2万亩、1984年76.9万亩增加到1985年129.7万亩，使水稻亩产提高到330公斤。杂交稻的推广，给全区粮食生产带来新的增产途径，自1976年栽培以米，常年亩产400公斤比常规稻增产二至三成。1985年亩产466公斤，比常规稻亩产增收130公斤，仅此一项即增产17万吨，其中作中稻和单晚栽培的每亩增产92.5公斤，作双晚栽培的增产140公斤。舒城县千人桥3.71万亩双晚，亩产高达400公斤。
小麦种子三次更新。第一次于50年代，重点推广矮粒多、南大2419代替三月黄、和尚头，亩产由30公斤上升到50公斤。第二次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重点推广吉利麦、华东6号、丰产3号、内乡5号、阿夫等取代南大2419、矮粒多，小麦亩产增产120公斤。第三次80年代，着重推广扬麦2号(早白)、扬麦3号(早江)等品种，使小麦亩产提高到150公斤左右。
棉花种子两次更新。第一次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重点推广德字棉、斯字棉取代低产的土棉。第二次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重点推广岱字15号，历年种植面积占90％左右。70年代中期后推广岱字16号，取代岱字15号，1985年种植面积占60.8％，同时引进示范沪棉204、中棉所10号等作为搭配品种。
油菜种子四次更新。50年代筛选出地方良种大鸟籽、黄鳝籽扩大种植。50年代末，推广浠水白、芜湖104等白菜型良种。70年代以后，推广武油一号，同时，示范当涂202～23、川油9号、当油早1号、皖西1307等甘兰型品种。由于这些品种产量虽高，但生长期长，与稻争茬，推广有其局限性，一般只占油菜面积的20％左右。
三、病虫防治
主要病虫害
农作物病害：旧志时有记述。明正统元年(1436年)“霍山五月大雨腐二麦”；清同治八年(1869年)“六安州四至五月霪雨、麦尽伤”，但多不知其名。1949年至1985年，全区发生10类病害，多次流行成灾。麦类锈病，1956年、1958年、1965年3次流行；赤霉病，1963年、1973年、1977年、1983年4次成灾，1973年曾出现农民食用病麦面粉中毒事例；白粉病1981年流行。水稻白叶枯病，1972年、1974年、1975年、1982年4度重发，1974年发病面积231.5万亩，损失稻谷1亿公斤。稻瘟病、纹枯病，1985年并发成灾，损失稻谷1400万公斤。油菜菌核病，1965年舒城县重发。棉花立枯病、炭疽病，1984年危害严重。病毒病，1978年水稻、小麦、油菜均有发生。
农作物虫害：历史上对蝗虫记述较多，其他虫害，仅见明嘉靖十二年(1534年)“六安州夏青虫损稼，民饥食”。民国19年山区稻苞虫猖獗，满田结苞。1949年至1985年全区发生16种虫害，多次暴发成灾。水稻螟虫，1956年、1962年两度重发，成灾面积分别为138万亩、112万亩，螟害率严重的达30～40％；稻纵卷叶螟，1971年、1972年两年连续为害；稻苞虫1951年成灾130万亩，1979年发生146万亩，群众形容：“远看灰蓬蓬，近看都是虫，扯起一丛秧，满田都摇动”；褐飞虱，1975年、1980年为害晚稻，损失稻谷4100多万斤。小麦吸浆虫，1955年在沿淮和湾区特大发生，为害损失率达40～50％；麦粘虫，1964年、1967年爆发成灾，寿县、霍邱两县平均虫量每平方米22～27.2只，六安淠东公社部分小麦被咬成光杆；麦蚜虫1978年重发，苗期百株蚜量2000只以上。棉花红铃虫，1965年、1971年、1984年3次爆发，其中1984年为害29.47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4.5％，僵瓣率13.2～33％，籽棉含虫量每市斤19.8～50.4只；棉铃虫，1973年为害，青铃被害率占48％；棉叶螨，1984年为害严重，被害株率59.3％。茶叶小绿叶蝉，1982年、1985年曾两度重发，金寨、霍山两县茶园受害3.1万亩，新稍被害率35％；蝗虫，1951年、1953年、1958年、1961年、1978年先后5次发生，面积均在60万亩左右。1953年沿淮飞蝗密度达到每平方丈500～1000只，并出现三代，近距离迁飞。斜蚊夜蛾、豆天蛾、山芋天蛾，1964年同时暴发，霍邱姜家湖7.4万亩晚秋作物，有4.2万亩幼苗被吃光。
防治方法
建国以前，对于病虫害的发生，旧政府不过问、农民不了解病虫害的发生规律，无好的防治方法，只好诉诸迷信或听之任之。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关心病虫害的防治，在不断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掌握发生分布为害程度的同时，先后采取一系列的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50年代，对蝗蝻采取人工捕打、挖沟掩埋、修筑埂堤、控制水位等方法消灭蝗患；对稻螟虫推广“割、拾、烧、犁、浸、封、锄、碾、拨、熏”十字冬季治虫战术，减少越冬虫源。60年代在此基础上，推行适期栽插避开螟害，结合采摘卵块，降低虫口密度。70年代推行处理带病稻草，减少侵染源，防治稻瘟病，推行浅水育秧，适时烤田，施足基肥，早施追肥，增强稻株抗病功能，防治水稻白叶枯病。80年代，普遍推行水稻分蘖期烤田，生育期干干湿湿降低田间湿度，防治水稻纹枯病。对麦类病害，自50年代起，主要推行深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改善生育条件，增强植株抗病功能。对山芋黑斑病，推广温床育苗，两次高剪苗技术，对棉花病虫害，主要推广冬耕灭虫，防草灭芽以及轮作换茬等措施。
药剂防治。50年代，杀虫剂以六六六粉剂为主防治蝗虫和小麦吸浆虫等害虫。1952年灭蝗用药4万公斤。杀菌剂主要使用西力生、赛力散拌种，防治麦黑穗病。60年代，普遍推广六六六粉剂喷粉，撒毒土防治蝗虫、稻螟虫。1960年曾用飞机喷药灭蝗9万多亩，1961年飞蝗猖獗，发生89.8万亩，再次动用飞机灭蝗62.8万亩，有效地控制了蝗害。同时，全面进行氯化苦熏蒸，防治豌豆象，效果显著。并示范推广有机氯、有机磷类农药，防治棉芽、棉红蜘蛛等害虫。70年代有机氯农药增加推广使用多种混合粉——甲六粉、乙六粉、敌六粉等，有机磷类农药增加使用乐果，3911、敌百虫、杀螟松、苏化203、磷胺、达净松等，喷雾喷粉防治棉花、麦类害虫。3911拌种，防治棉花苗期蚜虫、地下害虫等，效果良好。同时，还引进推广杀枯净、托布津、稻瘟净等农药，防治水稻的白叶枯病、稻瘟病。80年代，普遍推广高效低残毒的杀虫双、杀虫脒等农药，采取低容量喷雾、叶面喷雾、防治螟虫、稻纵卷叶螟、稻螟虫及棉花害虫；推广呋喃丹，浅施基施及拌种，防治棉花苗期害虫，叶蝉散粉剂毒土防治飞虱、叶蝉等水稻害虫，其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明显，从而逐步取代在药剂防治中占主要地位的有机氯农药。同时，示范推广菊脂类农药，防治蔬菜、茶树害虫。推广粉诱宁、富士一号、三环唑、异稻瘟净、多菌灵胶悬剂，防治稻、麦、棉、油等作物病害。大面积推广2.4——D除草醚、二四氯、杀草丹敌稗、五氯酚纳、利谷隆等防治稻、麦、棉田杂草。
生物防治。50年代末期，大搞群众运动，土法生产八合剂、4115、废纸浆液、茶饼等植物制剂防治病虫。70年代，先后土法生产杀螟杆菌、白僵菌、青虫菌、7216等微生物制剂，防治稻螟虫、稻苞虫、稻纵卷叶螟、玉米螟、豆天蛾、茶茧茶刺蛾、菜青虫等，年防治面积数十万亩。同时研究利用金小蜂防治棉花铃虫，赤眼蜂防治玉米螟、豆天蛾、山芋天蛾、松毛虫等。与此同时，推广稻田养鸭治虫、保蛛治虫等技术。80年代在治虫的同时，推广井冈霉素和春雷霉素防治水稻纹枯病和稻瘟病，并开展害虫天敌的调查、保护和利用。
据1978年和1985年普查和定点、定期控害效应调查，初步查明，全区有天敌昆虫8目32科138种，其中捕食性的50种、寄生性的88种。农田蜘蛛10科36种，其中早地蜘蛛18种，其他有益生物10种，其中蛙类5种、线虫3种、真菌2种。农田天敌伴随害虫发生现象十分明显，据地区植保站在舒城县千人桥乡稻田的五年连续监测，稻纵卷叶螟及飞虱、叶蝉等主要害虫受22种天敌类群制约，构成稻田食物链网络。因此，合理使用化学农药，减少杀伤天敌生物，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物理防治。主要是实行风筛选种、泥盐水选种汰除病粒虫瘿，同时推行石灰水浸种、温汤浸种、变温浸种防治小麦散麦穗病、水稻干尖线虫病、白叶枯病、稻瘟病。50、60年代曾推广稻田点灯诱杀稻螟蛾。70年代还采用黑光灯诱蛾。1976年最多年份点灯134万盏，使用黑光灯5000盏，同时大设糖醋诱杀盆、扎草把等数以百万计，诱杀粘虫蛾、卵，扎杨树枝数百万把，捕杀棉铃虫蛾。
综合防治。70年代中期，围绕“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宣传教育，组织实施，开展以综合防治水稻病虫害为主的植保工作。80年代初，地区植保站连续五年在舒城县千人桥乡进行稻田生态监测及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总结优化防治模式，对不同生态型稻田确定不同防治重点和相应配套措施，实行“主治早稻病害，革新双晚稻田防治，挑治双晚本田期害虫”。和“两查两定”方法，合理用药，保护天敌，从而提高防治效果，降低费用，减少污染，稻田天敌明显上升，稻谷、稻草、稻田土壤等有机氯含量均低于0.3ppm国际标准。1985年全区综合防治面积已达104万亩，其综合防治经验已被编入《中国水稻防治进展》一书。
植物检疫。自1957年国家制定《国内植物检疫试行办法》以后，1958年全区组织109人(农校学生86人、农技干部23人)开展农作物检疫对策的普查，历时40天，初步掌握了发生的检疫对象。接着每年开展2～3次专题调查，其中较大规模调查行1964年的麦田毒麦，1974年和1975年的棉花枯黄萎病、水稻白叶病等，1978年至1980年连续普查小麦腥黑穗病、线虫病，1982年、1983年再次普查棉花枯黄萎病，1984年普查桑树萎缩病，1985年凋查稻粒黑粉病、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红麻炭疽病等，从而基本上查清了全区发生检疫对象的种类、分布、危害及其疫情发生情况，相应采取控制、预防、换种和建立无检疫对策的种苗繁殖基地，防止扩大传播。与此同时，配合有关单位开展邮寄和种苗调运的检疫。1958～1965年检疫种子813.2万斤，1983年以来，加强完善邮寄调运检疫，开出检疫要求书98张(种子587万斤、苗木1377万株)，经检疫开出检疫证书90张(种子52.1万斤、苗木196万株)，1985年全区配专职检疫员12人，着装检疫，同时聘请12位特邀植物检疫员和46位兼职植保检疫员。
附：农田鼠害
农田鼠害，时有发生。经调查有黑线姬鼠、褐家鼠、黑线仓鼠、小家鼠、大拒鼠、大仓鼠等，以黑线姬鼠、褐家鼠为优势种。为害程度，依次为沿淮湖湾、江淮丘岗、淠史杭河畔和山区。受害作物麦、豆、杂粮重于水稻、油菜。据霍邱县1958～1985年统计，农田鼠害达13年。1959、1970、1971、1974四个年度，百夹日捕获率23.1％～27.7％，年损失粮食5000万斤以上。并有出血热病例112～489人／年、死亡9～34人／年。1958、1961、1962、1973、1977、1982、1983、1984、1985九个年度，百夹日捕获率11.8～19.9％。年损失粮3000万斤左右，并有出血热病例54～225人／年，死亡2～19人／年。六安县1983年鼠害猖獗，损失粮食4400万斤。
四、改土施肥
1958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境内各地普遍开展深耕运动，有的试验田深挖数尺至一丈，层土层肥，劳民伤财，毫无效果。为了因土施肥，改良土壤，1959年2月地区和各县分别成立土壤普查鉴定办公室，组织1300多名干部和脱产群众，首次开展土壤普查，历时三个月至同年五月结束。各县编制了五万分之一的土壤分布图、土壤利用改良图和土壤普查鉴定报告，地区汇总编写出《六安专区土壤调查报告(初稿)》。由于时间、人员和普查手段等条件的限制，成果较为粗糙，也没有组织应用。1979年根据国务院(1979)111号文件精神，全区于同年12月开始，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历时五年，至1985年基本完成(1987年3月结束)。土壤普查期间，国家投资100万元，参加人员18732人，调查范围1.7万平方公里。经过普查，全区共挖掘和观察土壤剖面153576个，采集土壤鉴比标本60363盒，采集土壤整段标本99个，采制和鉴定岩石标本3套，填空剖面记载表60363份，并筛选耕(表)层农化样12374个进行化验。在多次考察、外出调查和室内化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地、县土壤分类系统，并查明各种土壤的分布面积、成土条件和改化性状，找出土壤的发育特点和分布规律，先后编写出《六安地区土壤》、《六安地区土种册》和各县、市上壤志7部；编绘出六安地区土壤图和县(市)区、乡五级土壤图134幅，土壤养分图304幅，土地利用现状图17幅，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73幅。为尽快把土壤普查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转化为生产力，从1981年起，采取边普查，边应用的方法，组织农业技术部门与农户一起，广泛开展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到1985年全区先后实施了山区冷浸田改良，沿淮黑粒土改良和因土增施磷肥、钾肥和微肥，氮、磷、钾配方施肥、作物根外追肥等10多个项目。五年来应用面积达1588万亩次，增产粮食674万吨、油料5.7万吨，社会效益达2亿元。
有机肥施用历史悠久，主要有绿肥、饼肥、粪尿肥、堆肥、沤肥、土杂肥、秸杆还田等。绿肥多作水田基肥，主要是冬绿肥——紫云英。饼肥，随着油料作物的发展，1981年至1985年，年均饼肥约5万多吨，大部用作粮食和经济作物基肥和追肥，一部分外流。粪尿肥、人粪肥，经腐熟多作农作物追肥。畜禽粪尿多连同垫圈干土、杂草制作厩肥，用作农作物基肥。堆肥，主要利用作物秸杆、草皮堆放高温制肥。沤肥，农村住房家前屋后均有固定的沤肥窖，田头有田头窖，田中有“泥碗子”，丘陵地区习惯在春季气温回暖时，在田头、田中建窖，每窖七至十天翻动一次，栽秧整田时，撒翻田中用作基肥。土杂肥，有熏土肥、火土粪、“烧秧包子”等，多用作早稻基肥。秸杆还田，一是脱粒秸杆还田，一是留深茬翻耕沤水，群众称作“沤血茬”，50、60年代中期较多，以后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沤血茬”比重逐渐减少。
无机化学肥料使用历史较短，发展很快。民国35年(1946年)始引进硝酸铵和过磷酸钙84吨，在各县使用。建国后，化肥施用量急剧增长，全区由1952年110吨，耕地亩均0.1公斤，增长到1985年42.79万吨，耕地亩均63.8公斤。低于全省平均74.4公斤。其间50、60年代，耕地亩均施肥量不到5公斤，70年代30公斤，80年代增加到50公斤以上。在化肥施用总量中，1979年与1985年比较，氮肥由75.5％下降到63.9％，磷肥由22.2％上升到30.9％。对缺磷的马肝土、黄白土，单独施用磷肥，根据1982年到1985年全区145个点试验示范，每亩施磷肥15至30公斤，水稻亩产增加13～23％，旱粮和经济作物亩产增加9～32％，与氮肥按1：0.5～0.67比例配合施用，增产效果更佳。全区推广面积674万亩次。对缺钾的泥沙土，每亩施氯化钾10～15公斤，水稻增产10～30％，黄红麻皮增产12.8～18％，全区推广面积39万亩。与此同时，推广微量元素肥料，70年代用0.1～0.5％硼砂溶液150～200斤，在甘兰型油菜初花或盛花期喷肥，防止花而不实，增产10～39.2％。80年代初，霍山县对冷浸田水稻试用硫酸锌每亩1公斤作基肥，防止坐棵，增产明显，每亩增产35～51公斤，1985年推广2万亩。1983年霍邱县试用1～3克钼酸铵与0.5公斤大豆拌种的比例，用作大豆拌种肥，每亩增产7～11公斤，成本低，效益高，1985年推广1000多亩。
水田种植制度50年代以前，以冬季沤水，一年一熟为主，兼有油——稻、麦——稻、肥——稻，复种指数120％。50年代中期，推广“三改”(改变午、秋收成比重、改一年一熟为二年三熟，改变广种薄收习惯)措施，扩大间种、套种，平均年复种指数提高到160％。60年代，基本上稳定一年二熟和二年三熟，秋种夏插、冬沤夏插并重，兼有部分双季稻种植，平均年复种指数减少到13日％。70年代，发展双季稻，以一年三熟为主，一年二熟、二年三熟仍保持一定面积，平均年复种指数160％。80年代以来，因地种植，调整双季稻。北部地区形成麦——稻、油——稻，兼有少量肥——稻，南部圩畈仍以权季稻一年三熟为主，实行油——稻——稻、肥(绿肥)——稻——稻，兼有一定面积麦——稻——稻轮作换茬制度。具体种植制度有：
冬沤——中稻，这种传统的种植制度，一直沿袭到50年代初，约占稻作面积80％。主要利用早秋高温及冬春沤水，深留稻茬，早犁板田腐烂稻茬，恢复地力，故群众有“担粪栽秧，不如扛犁割稻。”的说法，丘陵地区秋收后，多加高田埂做成“水囤子”。在缺水少肥的情况下，这种种植制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农谚“丢了沤水田，赛似小旱年”就是这个道理。60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而逐步减少。
麦——稻，以丘陵塝田居多，圩畈亦有种植。50年代中后期约占20～25％，80年代南部地区只占5％，北部及丘陵占25～35％，个别地区高达50％。
油——稻，建国前即有种植，面积较少。建国后有所发展，1985年丘陵地区占50％。
肥——稻，建国前占稻作面积2％，60年代初占3％，70年代发展绿肥，北部比例提高到30％，南部丘陵圩畈则为一肥两稻或一油两稻所代替。80年代绿肥面积减少，一肥一稻制相应减少至3～5％。
肥——稻——稻，70年代中后期栽种面积130万亩，最高年份近200万亩，占稻作面积25％，南部丘陵圩畈占70％。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部地区基本不种，南部地区因一油两稻的扩大而有所减少，但舒城仍占70％。
油——稻——稻，主要分布在南部丘陵和圩畈，由70年代15％，提高到80年代初30％。
再生稻，民国期间据六安县农业技术推广所工作总结称：民国32年(1943年)全县蓄留再生稻33480亩，总产1674吨，亩产50公斤。建国后，1954年曾蓄留190万亩，总产2.5万吨，亩产15公斤。次年蓄留2.5万亩。80年代初，再次推广再生力强的品种(如协优系列)适时施肥、管理，产量高、米质好，深得群众喜爱。
间作稻，70年代推广双季稻，曾在山区推行间作稻，即将早稻行距留大，秋后在行间栽种晚稻，以争取季节，达到一年两熟的要求，终因费工费时,操作不便，未获成功。
旱地耕作制度50年代初脊薄地只种一季高梁、山芋，秋后深耕晒垡，肥力较好的地一年二熟，小麦——豆类、花生、山芋或留春茬种棉花。50年代后期，逐渐淘汰高粱，旱地基本上以麦——大豆或山芋、花生为主。70年代后期，麦——黄红麻占有一定比例，1985年黄红麻种植133万亩，占旱地面积60％。河湾地以大麻——玉米(间作豆类)为主，有的实行大麻——玉米——大白菜、萝卜，一年三熟。
二、良种推广
境内农家栽培品种，水稻有：五十早、六月临、三粒寸、天生稻、小白稻、下马看、三朝齐、气死麻、柳条稻、涨破壳、麻籼晚、小红稻、等苞齐、乌嘴糯、驴毛粘、雁来乌、深水红等。小麦有：三月黄、四月黄、青稍、红稍、汤水白、和尚头、白芒红麦、红芒白麦等。这些品种一些已经绝迹，大部渐次淘汰。民国期间先后引进一些品种进行试验示范。水稻有红南早、乌嘴川、黄皮川、胜利籼、桂花糯、湖南籼、中农4号、中农34号等；小麦有金大2905、美国玉皮、红皮麦、碧玉麦；棉花有脱字棉、珂字棉、斯字棉、德字棉等。还有蕃茄、马铃薯、大白花豌豆、瓜哇四川甘蔗等。由于引种量较少，未大规模更新。六安县民国31年(1942年)倡导糯改籼，当年改种76850亩，每亩增产13.5公斤。
建国后，1950年国家制定《五年良种普及计划》，1951年地区成立种子工作站，指导农户进行片选、穗选良种和串换良种。1958年贯彻“四自一辅”(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以国家调剂)种子方针，各级成立选种领导机构，生产队成立选种小组，全区选留种规模进一步扩大，随着良种的逐步普及，70年代建立三级良种繁育体系——生产队建种子田，人民公社建种子队，各县建良种繁殖场。1977年全区选留各项种子0.9亿公斤，占用种量的70％。1978年国家投资在舒城县进行种子“四化一供”(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种子加工机械化、种子质量标准化，以县为单位统一组织供种)试点。由于没有建立稳定的良种繁殖基地，良种供应难以满足需要，生产用种大部仍以生产队自选自留为主。1979年普查，全区农作物品种共有12类，30多种，1936个品种(品系)。其中水稻370个，大小麦144个，棉花10个，蔬菜375个，瓜果264个。在总数中推广良种占70％，地方品种约占30％。水稻、小麦、棉花和油菜良种化程度，分别达到种植面积的90％、85％、100％和70％。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选留种以农户为单位进行，辅以良种场制种，专业户繁育体系供应良种，1981年全区有种子专业户4500户，生产良种180万斤。建国后，稻、麦、棉、油大宗作物种子，分别进行二到四次的大规模更新。
水稻种子四次更新。第一次始于50年代初、中期，重点推广胜利籼、中农4号，取代天生稻、黄皮川，使水稻亩产由130公斤上升到150公斤。第二次始于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重点推广中稻399(南京1号)、南京11号和老来青、农垦58等单季晚粳，使水稻亩产提高到170公斤。中籼399种植20余年，常兴不衰，1973年曾出口几内亚150万公斤。第三次更新是围绕高杆改矮杆、单季改双季进行的。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重点推广矮脚南特、广场矮、珍珠矮、二九矮、取代莲塘早、中性白、胜利稻，水稻亩产增加到200公斤。70年代中后期重点推广二九青为代表的早熟早稻品种以及武农早、早熟农垦为代表的双晚品种，加速双季稻的发展，水稻亩产250公斤。第四次更新始于70年代末，大力推广杂交稻汕优6号、汕优3号、四优6号、四优3号、威优6号、威优3号等。杂交稻种植面积由1976年55.8万亩、1979年23.2万亩、1984年76.9万亩增加到1985年129.7万亩，使水稻亩产提高到330公斤。杂交稻的推广，给全区粮食生产带来新的增产途径，自1976年栽培以米，常年亩产400公斤比常规稻增产二至三成。1985年亩产466公斤，比常规稻亩产增收130公斤，仅此一项即增产17万吨，其中作中稻和单晚栽培的每亩增产92.5公斤，作双晚栽培的增产140公斤。舒城县千人桥3.71万亩双晚，亩产高达400公斤。
小麦种子三次更新。第一次于50年代，重点推广矮粒多、南大2419代替三月黄、和尚头，亩产由30公斤上升到50公斤。第二次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重点推广吉利麦、华东6号、丰产3号、内乡5号、阿夫等取代南大2419、矮粒多，小麦亩产增产120公斤。第三次80年代，着重推广扬麦2号(早白)、扬麦3号(早江)等品种，使小麦亩产提高到150公斤左右。
棉花种子两次更新。第一次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重点推广德字棉、斯字棉取代低产的土棉。第二次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重点推广岱字15号，历年种植面积占90％左右。70年代中期后推广岱字16号，取代岱字15号，1985年种植面积占60.8％，同时引进示范沪棉204、中棉所10号等作为搭配品种。
油菜种子四次更新。50年代筛选出地方良种大鸟籽、黄鳝籽扩大种植。50年代末，推广浠水白、芜湖104等白菜型良种。70年代以后，推广武油一号，同时，示范当涂202～23、川油9号、当油早1号、皖西1307等甘兰型品种。由于这些品种产量虽高，但生长期长，与稻争茬，推广有其局限性，一般只占油菜面积的20％左右。
三、病虫防治
主要病虫害
农作物病害：旧志时有记述。明正统元年(1436年)“霍山五月大雨腐二麦”；清同治八年(1869年)“六安州四至五月霪雨、麦尽伤”，但多不知其名。1949年至1985年，全区发生10类病害，多次流行成灾。麦类锈病，1956年、1958年、1965年3次流行；赤霉病，1963年、1973年、1977年、1983年4次成灾，1973年曾出现农民食用病麦面粉中毒事例；白粉病1981年流行。水稻白叶枯病，1972年、1974年、1975年、1982年4度重发，1974年发病面积231.5万亩，损失稻谷1亿公斤。稻瘟病、纹枯病，1985年并发成灾，损失稻谷1400万公斤。油菜菌核病，1965年舒城县重发。棉花立枯病、炭疽病，1984年危害严重。病毒病，1978年水稻、小麦、油菜均有发生。
农作物虫害：历史上对蝗虫记述较多，其他虫害，仅见明嘉靖十二年(1534年)“六安州夏青虫损稼，民饥食”。民国19年山区稻苞虫猖獗，满田结苞。1949年至1985年全区发生16种虫害，多次暴发成灾。水稻螟虫，1956年、1962年两度重发，成灾面积分别为138万亩、112万亩，螟害率严重的达30～40％；稻纵卷叶螟，1971年、1972年两年连续为害；稻苞虫1951年成灾130万亩，1979年发生146万亩，群众形容：“远看灰蓬蓬，近看都是虫，扯起一丛秧，满田都摇动”；褐飞虱，1975年、1980年为害晚稻，损失稻谷4100多万斤。小麦吸浆虫，1955年在沿淮和湾区特大发生，为害损失率达40～50％；麦粘虫，1964年、1967年爆发成灾，寿县、霍邱两县平均虫量每平方米22～27.2只，六安淠东公社部分小麦被咬成光杆；麦蚜虫1978年重发，苗期百株蚜量2000只以上。棉花红铃虫，1965年、1971年、1984年3次爆发，其中1984年为害29.47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4.5％，僵瓣率13.2～33％，籽棉含虫量每市斤19.8～50.4只；棉铃虫，1973年为害，青铃被害率占48％；棉叶螨，1984年为害严重，被害株率59.3％。茶叶小绿叶蝉，1982年、1985年曾两度重发，金寨、霍山两县茶园受害3.1万亩，新稍被害率35％；蝗虫，1951年、1953年、1958年、1961年、1978年先后5次发生，面积均在60万亩左右。1953年沿淮飞蝗密度达到每平方丈500～1000只，并出现三代，近距离迁飞。斜蚊夜蛾、豆天蛾、山芋天蛾，1964年同时暴发，霍邱姜家湖7.4万亩晚秋作物，有4.2万亩幼苗被吃光。
防治方法
建国以前，对于病虫害的发生，旧政府不过问、农民不了解病虫害的发生规律，无好的防治方法，只好诉诸迷信或听之任之。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关心病虫害的防治，在不断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掌握发生分布为害程度的同时，先后采取一系列的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50年代，对蝗蝻采取人工捕打、挖沟掩埋、修筑埂堤、控制水位等方法消灭蝗患；对稻螟虫推广“割、拾、烧、犁、浸、封、锄、碾、拨、熏”十字冬季治虫战术，减少越冬虫源。60年代在此基础上，推行适期栽插避开螟害，结合采摘卵块，降低虫口密度。70年代推行处理带病稻草，减少侵染源，防治稻瘟病，推行浅水育秧，适时烤田，施足基肥，早施追肥，增强稻株抗病功能，防治水稻白叶枯病。80年代，普遍推行水稻分蘖期烤田，生育期干干湿湿降低田间湿度，防治水稻纹枯病。对麦类病害，自50年代起，主要推行深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改善生育条件，增强植株抗病功能。对山芋黑斑病，推广温床育苗，两次高剪苗技术，对棉花病虫害，主要推广冬耕灭虫，防草灭芽以及轮作换茬等措施。
药剂防治。50年代，杀虫剂以六六六粉剂为主防治蝗虫和小麦吸浆虫等害虫。1952年灭蝗用药4万公斤。杀菌剂主要使用西力生、赛力散拌种，防治麦黑穗病。60年代，普遍推广六六六粉剂喷粉，撒毒土防治蝗虫、稻螟虫。1960年曾用飞机喷药灭蝗9万多亩，1961年飞蝗猖獗，发生89.8万亩，再次动用飞机灭蝗62.8万亩，有效地控制了蝗害。同时，全面进行氯化苦熏蒸，防治豌豆象，效果显著。并示范推广有机氯、有机磷类农药，防治棉芽、棉红蜘蛛等害虫。70年代有机氯农药增加推广使用多种混合粉——甲六粉、乙六粉、敌六粉等，有机磷类农药增加使用乐果，3911、敌百虫、杀螟松、苏化203、磷胺、达净松等，喷雾喷粉防治棉花、麦类害虫。3911拌种，防治棉花苗期蚜虫、地下害虫等，效果良好。同时，还引进推广杀枯净、托布津、稻瘟净等农药，防治水稻的白叶枯病、稻瘟病。80年代，普遍推广高效低残毒的杀虫双、杀虫脒等农药，采取低容量喷雾、叶面喷雾、防治螟虫、稻纵卷叶螟、稻螟虫及棉花害虫；推广呋喃丹，浅施基施及拌种，防治棉花苗期害虫，叶蝉散粉剂毒土防治飞虱、叶蝉等水稻害虫，其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明显，从而逐步取代在药剂防治中占主要地位的有机氯农药。同时，示范推广菊脂类农药，防治蔬菜、茶树害虫。推广粉诱宁、富士一号、三环唑、异稻瘟净、多菌灵胶悬剂，防治稻、麦、棉、油等作物病害。大面积推广2.4——D除草醚、二四氯、杀草丹敌稗、五氯酚纳、利谷隆等防治稻、麦、棉田杂草。
生物防治。50年代末期，大搞群众运动，土法生产八合剂、4115、废纸浆液、茶饼等植物制剂防治病虫。70年代，先后土法生产杀螟杆菌、白僵菌、青虫菌、7216等微生物制剂，防治稻螟虫、稻苞虫、稻纵卷叶螟、玉米螟、豆天蛾、茶茧茶刺蛾、菜青虫等，年防治面积数十万亩。同时研究利用金小蜂防治棉花铃虫，赤眼蜂防治玉米螟、豆天蛾、山芋天蛾、松毛虫等。与此同时，推广稻田养鸭治虫、保蛛治虫等技术。80年代在治虫的同时，推广井冈霉素和春雷霉素防治水稻纹枯病和稻瘟病，并开展害虫天敌的调查、保护和利用。
据1978年和1985年普查和定点、定期控害效应调查，初步查明，全区有天敌昆虫8目32科138种，其中捕食性的50种、寄生性的88种。农田蜘蛛10科36种，其中早地蜘蛛18种，其他有益生物10种，其中蛙类5种、线虫3种、真菌2种。农田天敌伴随害虫发生现象十分明显，据地区植保站在舒城县千人桥乡稻田的五年连续监测，稻纵卷叶螟及飞虱、叶蝉等主要害虫受22种天敌类群制约，构成稻田食物链网络。因此，合理使用化学农药，减少杀伤天敌生物，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物理防治。主要是实行风筛选种、泥盐水选种汰除病粒虫瘿，同时推行石灰水浸种、温汤浸种、变温浸种防治小麦散麦穗病、水稻干尖线虫病、白叶枯病、稻瘟病。50、60年代曾推广稻田点灯诱杀稻螟蛾。70年代还采用黑光灯诱蛾。1976年最多年份点灯134万盏，使用黑光灯5000盏，同时大设糖醋诱杀盆、扎草把等数以百万计，诱杀粘虫蛾、卵，扎杨树枝数百万把，捕杀棉铃虫蛾。
综合防治。70年代中期，围绕“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宣传教育，组织实施，开展以综合防治水稻病虫害为主的植保工作。80年代初，地区植保站连续五年在舒城县千人桥乡进行稻田生态监测及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总结优化防治模式，对不同生态型稻田确定不同防治重点和相应配套措施，实行“主治早稻病害，革新双晚稻田防治，挑治双晚本田期害虫”。和“两查两定”方法，合理用药，保护天敌，从而提高防治效果，降低费用，减少污染，稻田天敌明显上升，稻谷、稻草、稻田土壤等有机氯含量均低于0.3ppm国际标准。1985年全区综合防治面积已达104万亩，其综合防治经验已被编入《中国水稻防治进展》一书。
植物检疫。自1957年国家制定《国内植物检疫试行办法》以后，1958年全区组织109人(农校学生86人、农技干部23人)开展农作物检疫对策的普查，历时40天，初步掌握了发生的检疫对象。接着每年开展2～3次专题调查，其中较大规模调查行1964年的麦田毒麦，1974年和1975年的棉花枯黄萎病、水稻白叶病等，1978年至1980年连续普查小麦腥黑穗病、线虫病，1982年、1983年再次普查棉花枯黄萎病，1984年普查桑树萎缩病，1985年凋查稻粒黑粉病、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红麻炭疽病等，从而基本上查清了全区发生检疫对象的种类、分布、危害及其疫情发生情况，相应采取控制、预防、换种和建立无检疫对策的种苗繁殖基地，防止扩大传播。与此同时，配合有关单位开展邮寄和种苗调运的检疫。1958～1965年检疫种子813.2万斤，1983年以来，加强完善邮寄调运检疫，开出检疫要求书98张(种子587万斤、苗木1377万株)，经检疫开出检疫证书90张(种子52.1万斤、苗木196万株)，1985年全区配专职检疫员12人，着装检疫，同时聘请12位特邀植物检疫员和46位兼职植保检疫员。
附：农田鼠害
农田鼠害，时有发生。经调查有黑线姬鼠、褐家鼠、黑线仓鼠、小家鼠、大拒鼠、大仓鼠等，以黑线姬鼠、褐家鼠为优势种。为害程度，依次为沿淮湖湾、江淮丘岗、淠史杭河畔和山区。受害作物麦、豆、杂粮重于水稻、油菜。据霍邱县1958～1985年统计，农田鼠害达13年。1959、1970、1971、1974四个年度，百夹日捕获率23.1％～27.7％，年损失粮食5000万斤以上。并有出血热病例112～489人／年、死亡9～34人／年。1958、1961、1962、1973、1977、1982、1983、1984、1985九个年度，百夹日捕获率11.8～19.9％。年损失粮3000万斤左右，并有出血热病例54～225人／年，死亡2～19人／年。六安县1983年鼠害猖獗，损失粮食4400万斤。
四、改土施肥
1958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境内各地普遍开展深耕运动，有的试验田深挖数尺至一丈，层土层肥，劳民伤财，毫无效果。为了因土施肥，改良土壤，1959年2月地区和各县分别成立土壤普查鉴定办公室，组织1300多名干部和脱产群众，首次开展土壤普查，历时三个月至同年五月结束。各县编制了五万分之一的土壤分布图、土壤利用改良图和土壤普查鉴定报告，地区汇总编写出《六安专区土壤调查报告(初稿)》。由于时间、人员和普查手段等条件的限制，成果较为粗糙，也没有组织应用。1979年根据国务院(1979)111号文件精神，全区于同年12月开始，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历时五年，至1985年基本完成(1987年3月结束)。土壤普查期间，国家投资100万元，参加人员18732人，调查范围1.7万平方公里。经过普查，全区共挖掘和观察土壤剖面153576个，采集土壤鉴比标本60363盒，采集土壤整段标本99个，采制和鉴定岩石标本3套，填空剖面记载表60363份，并筛选耕(表)层农化样12374个进行化验。在多次考察、外出调查和室内化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地、县土壤分类系统，并查明各种土壤的分布面积、成土条件和改化性状，找出土壤的发育特点和分布规律，先后编写出《六安地区土壤》、《六安地区土种册》和各县、市上壤志7部；编绘出六安地区土壤图和县(市)区、乡五级土壤图134幅，土壤养分图304幅，土地利用现状图17幅，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73幅。为尽快把土壤普查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转化为生产力，从1981年起，采取边普查，边应用的方法，组织农业技术部门与农户一起，广泛开展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到1985年全区先后实施了山区冷浸田改良，沿淮黑粒土改良和因土增施磷肥、钾肥和微肥，氮、磷、钾配方施肥、作物根外追肥等10多个项目。五年来应用面积达1588万亩次，增产粮食674万吨、油料5.7万吨，社会效益达2亿元。
有机肥施用历史悠久，主要有绿肥、饼肥、粪尿肥、堆肥、沤肥、土杂肥、秸杆还田等。绿肥多作水田基肥，主要是冬绿肥——紫云英。饼肥，随着油料作物的发展，1981年至1985年，年均饼肥约5万多吨，大部用作粮食和经济作物基肥和追肥，一部分外流。粪尿肥、人粪肥，经腐熟多作农作物追肥。畜禽粪尿多连同垫圈干土、杂草制作厩肥，用作农作物基肥。堆肥，主要利用作物秸杆、草皮堆放高温制肥。沤肥，农村住房家前屋后均有固定的沤肥窖，田头有田头窖，田中有“泥碗子”，丘陵地区习惯在春季气温回暖时，在田头、田中建窖，每窖七至十天翻动一次，栽秧整田时，撒翻田中用作基肥。土杂肥，有熏土肥、火土粪、“烧秧包子”等，多用作早稻基肥。秸杆还田，一是脱粒秸杆还田，一是留深茬翻耕沤水，群众称作“沤血茬”，50、60年代中期较多，以后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沤血茬”比重逐渐减少。
无机化学肥料使用历史较短，发展很快。民国35年(1946年)始引进硝酸铵和过磷酸钙84吨，在各县使用。建国后，化肥施用量急剧增长，全区由1952年110吨，耕地亩均0.1公斤，增长到1985年42.79万吨，耕地亩均63.8公斤。低于全省平均74.4公斤。其间50、60年代，耕地亩均施肥量不到5公斤，70年代30公斤，80年代增加到50公斤以上。在化肥施用总量中，1979年与1985年比较，氮肥由75.5％下降到63.9％，磷肥由22.2％上升到30.9％。对缺磷的马肝土、黄白土，单独施用磷肥，根据1982年到1985年全区145个点试验示范，每亩施磷肥15至30公斤，水稻亩产增加13～23％，旱粮和经济作物亩产增加9～32％，与氮肥按1：0.5～0.67比例配合施用，增产效果更佳。全区推广面积674万亩次。对缺钾的泥沙土，每亩施氯化钾10～15公斤，水稻增产10～30％，黄红麻皮增产12.8～18％，全区推广面积39万亩。与此同时，推广微量元素肥料，70年代用0.1～0.5％硼砂溶液150～200斤，在甘兰型油菜初花或盛花期喷肥，防止花而不实，增产10～39.2％。80年代初，霍山县对冷浸田水稻试用硫酸锌每亩1公斤作基肥，防止坐棵，增产明显，每亩增产35～51公斤，1985年推广2万亩。1983年霍邱县试用1～3克钼酸铵与0.5公斤大豆拌种的比例，用作大豆拌种肥，每亩增产7～11公斤，成本低，效益高，1985年推广1000多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