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计划生育
1953年政务院批发卫生部《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未能引起全民重视，形成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由1952年10.99‰，上升到27.18‰。
1957年专区以卫生、妇联部门为主，负责节育指导工作，宣传节育意义，介绍避孕知识。1958年在反右斗争中，错误地对《新人口论》进行批判，人口问题成了禁区，节育工作遂无人过问。1962年形成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达到47.99‰，为了控制人口过猛增长，专区和各县相继建立计划生育机构，积极开展节育的宣传发动工作。无偿供应避孕药械，医疗单位做好节育咨询和结扎手术。为时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机构解散，人员调出，计划生育工作停顿，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
1971年根据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精神，地区和各县恢复了计划生育机构，重新开展工作，贯彻“晚、稀、少”的生育原则，提倡晚婚晚育，宣传“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少生要求，过高的人口增长势头得到控制，自然增长率减少到11‰左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生育工作步入一个新时期。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提高了全党全民对计划生育的认识，地区加强了计划生育机构，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区、乡配备计划生育专干，培训计划生育干部794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各县、市根据省《关于计划生育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结合本县情况制订实施细则和奖惩办法，使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由1982年9.4‰下降到1985年5.68‰，全区有5个区、112个乡(镇)，1845个村无多孩生育，金寨、霍山两县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
一、晚婚晚育
建国前，在“早生贵子”传统思想影响下，婚龄偏小。明、清两代一般婚龄男16岁，女14岁。民国时期民法规定婚龄男18岁，女16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皖西苏区规定婚龄为男18岁，女17岁。早婚现象由来已久，并与当时法律与传统风俗紧密相关。
建国初，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婚龄规定为男20岁，女18岁。1972年开展晚婚晚育宣传。晚婚标准：城镇青年男性28周岁，女性25周岁；农村青年男性25周岁，女性23周岁。当时城镇青年大批下放农村，国家征兵、招工、招生、提干均要未婚青年，因此响应晚婚者较多。据1975年统计，全区初婚男青年16097人，其中晚婚11963人，占74.32％；女青年14861人，晚婚10916人，占73.4％。1979年晚婚年龄调整为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上结婚为晚婚，妇女24周岁以上生育为晚育。凡晚婚初婚者，属国家和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延长婚假20天，晚育的初产妇延长产假30天，工资照发。这项措施得到男女青年拥护，晚婚率有很大提高。1980年，男性初婚25755人.晚婚者24673人，占95.8％；女性初婚24435人，晚婚21812人，占89.27％。
1980年9月颁布的新婚姻法，婚龄规定为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1981年全区初婚女青年26849人，晚婚19383人，占72.19％。1985年初婚女青年38661人，晚婚28302人，占73.2l％。
二、避孕节育
建国前育龄妇女为了减轻孩子拖累和家庭负担，暗地采取隔房、延长哺乳期、吞服蝌蚪、芸台籽(油菜籽)、贴麝膏、堕胎等办法，实行节育，既不安全，又影响母子健康和家庭和睦。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制订了“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人口政策，把计划生育视为一项基本国策，不断研制安全有效的避孕药械，实施各种长效节育措施，指导群众节育。
50年代末至60年代，避孕以外用为主，避孕约具有避孕套、阴道隔膜、避孕栓、避孕膏等，由于使用不便，又受旧风俗影响，避孕面不广。城镇机关单位职工只有3——10％实行避孕，施行结扎绝育的数量很少。70年代初，避孕以内服为主，口服避孕药有1号、11号、0号、复方十八甲等，方便有效。农村由妇女干部定期发药到育龄妇女手中，避孕人数有较大增加。1973年后，推广节育环，安全长效，比口服药更为方便，口服避孕药随之减少。
1979年以后，大力推行结扎、上环、人工引流为主的节育措施，对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节育环；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育龄夫妇，一方结扎，确有手术禁忌病的允许采取其他避孕方法，已退出生育旺期的妇女亦可采取其他避孕方法。同时规定各种奖惩办法，凡有生育能力表示终身只生一个孩子，发给独生子女光荣证，属国家和集体企事业干部职工子女，从领证之日起由单位按月发给儿童保健费，男孩5元，女孩6元，至14岁。农村进行奖励，在入学、入托、就医、招工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照顾。对违背计划生育规定的，视情节予以经济、行政或纪律处分。国家、企事业职工计划外生育二胎，按夫妻双方月工资10％征收社会抚育费7年；生育3胎的，按夫妻双方月工资15％征收社会抚育费14年。农民和城镇居民计划外生育2胎的，按夫妻双方年总收入10％征收社会抚育费7年；生育3胎的，按夫妻双方年总收入的15％征收社会抚育费14年。由于措施合理，奖惩分明，1985年，全区有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774987人，落实节育措施700716人，占90.42％。其中男女结扎431608人.上环223020人，其他避孕方法46088人。
六安地区节育情况统计表
表3——8(1972——1985)
三、优生优育
建国前，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经常可以见到痴呆、低能、畸形、偏瘫等遗传病患者，主要是山区流行地方性甲状腺瘤和克汀病(简称两地病)，患者痴呆、低能，但性功能正常，生育的后代同样痴呆、低能。其次是近亲结婚，产生各种遗传疾病。据霍邱调查，姑舅、姨婊兄弟姐妹结婚，约占20％左右。
建国后，1951年推广新法接生，培训接生员、保健员，控制了新生儿破伤风的感染。在两地病流行的山区，采取积极治疗和长期服用碘盐方法，使大部分山区根绝了两地病。
1979年推行优生优育，一面普及优生优育的教育，一面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一是在流行两地病的地区，给在校学生及两地病患者332606人服用碘油丸，给13057名新婚女青年及批准生育第二胎的孕妇注射碘油针，积极治好两地病。二是实行婚前检查，严格婚姻登记管理。金寨县1984年、1985年婚前检查的青年男女有10320人，占结婚青年总数的98.2％。结婚登记时，对近亲结婚者，按婚姻法规定予以劝阻，对患病暂不宜结婚的人，动员先治病后结婚。三是做好孕产妇系统管理和产期保健，开展科学育儿活动。对7岁以下婴幼儿建立健康卡，定期检查身体，按时注射或服用预防天花、白喉、脑炎、破伤风、小儿麻痹症等药物。四是进行早期教育开发智力。
1957年专区以卫生、妇联部门为主，负责节育指导工作，宣传节育意义，介绍避孕知识。1958年在反右斗争中，错误地对《新人口论》进行批判，人口问题成了禁区，节育工作遂无人过问。1962年形成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达到47.99‰，为了控制人口过猛增长，专区和各县相继建立计划生育机构，积极开展节育的宣传发动工作。无偿供应避孕药械，医疗单位做好节育咨询和结扎手术。为时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机构解散，人员调出，计划生育工作停顿，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
1971年根据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精神，地区和各县恢复了计划生育机构，重新开展工作，贯彻“晚、稀、少”的生育原则，提倡晚婚晚育，宣传“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少生要求，过高的人口增长势头得到控制，自然增长率减少到11‰左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生育工作步入一个新时期。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提高了全党全民对计划生育的认识，地区加强了计划生育机构，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区、乡配备计划生育专干，培训计划生育干部794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各县、市根据省《关于计划生育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结合本县情况制订实施细则和奖惩办法，使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由1982年9.4‰下降到1985年5.68‰，全区有5个区、112个乡(镇)，1845个村无多孩生育，金寨、霍山两县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
一、晚婚晚育
建国前，在“早生贵子”传统思想影响下，婚龄偏小。明、清两代一般婚龄男16岁，女14岁。民国时期民法规定婚龄男18岁，女16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皖西苏区规定婚龄为男18岁，女17岁。早婚现象由来已久，并与当时法律与传统风俗紧密相关。
建国初，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婚龄规定为男20岁，女18岁。1972年开展晚婚晚育宣传。晚婚标准：城镇青年男性28周岁，女性25周岁；农村青年男性25周岁，女性23周岁。当时城镇青年大批下放农村，国家征兵、招工、招生、提干均要未婚青年，因此响应晚婚者较多。据1975年统计，全区初婚男青年16097人，其中晚婚11963人，占74.32％；女青年14861人，晚婚10916人，占73.4％。1979年晚婚年龄调整为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上结婚为晚婚，妇女24周岁以上生育为晚育。凡晚婚初婚者，属国家和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延长婚假20天，晚育的初产妇延长产假30天，工资照发。这项措施得到男女青年拥护，晚婚率有很大提高。1980年，男性初婚25755人.晚婚者24673人，占95.8％；女性初婚24435人，晚婚21812人，占89.27％。
1980年9月颁布的新婚姻法，婚龄规定为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1981年全区初婚女青年26849人，晚婚19383人，占72.19％。1985年初婚女青年38661人，晚婚28302人，占73.2l％。
二、避孕节育
建国前育龄妇女为了减轻孩子拖累和家庭负担，暗地采取隔房、延长哺乳期、吞服蝌蚪、芸台籽(油菜籽)、贴麝膏、堕胎等办法，实行节育，既不安全，又影响母子健康和家庭和睦。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制订了“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人口政策，把计划生育视为一项基本国策，不断研制安全有效的避孕药械，实施各种长效节育措施，指导群众节育。
50年代末至60年代，避孕以外用为主，避孕约具有避孕套、阴道隔膜、避孕栓、避孕膏等，由于使用不便，又受旧风俗影响，避孕面不广。城镇机关单位职工只有3——10％实行避孕，施行结扎绝育的数量很少。70年代初，避孕以内服为主，口服避孕药有1号、11号、0号、复方十八甲等，方便有效。农村由妇女干部定期发药到育龄妇女手中，避孕人数有较大增加。1973年后，推广节育环，安全长效，比口服药更为方便，口服避孕药随之减少。
1979年以后，大力推行结扎、上环、人工引流为主的节育措施，对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节育环；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育龄夫妇，一方结扎，确有手术禁忌病的允许采取其他避孕方法，已退出生育旺期的妇女亦可采取其他避孕方法。同时规定各种奖惩办法，凡有生育能力表示终身只生一个孩子，发给独生子女光荣证，属国家和集体企事业干部职工子女，从领证之日起由单位按月发给儿童保健费，男孩5元，女孩6元，至14岁。农村进行奖励，在入学、入托、就医、招工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照顾。对违背计划生育规定的，视情节予以经济、行政或纪律处分。国家、企事业职工计划外生育二胎，按夫妻双方月工资10％征收社会抚育费7年；生育3胎的，按夫妻双方月工资15％征收社会抚育费14年。农民和城镇居民计划外生育2胎的，按夫妻双方年总收入10％征收社会抚育费7年；生育3胎的，按夫妻双方年总收入的15％征收社会抚育费14年。由于措施合理，奖惩分明，1985年，全区有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774987人，落实节育措施700716人，占90.42％。其中男女结扎431608人.上环223020人，其他避孕方法46088人。
六安地区节育情况统计表
表3——8(1972——1985)
三、优生优育
建国前，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经常可以见到痴呆、低能、畸形、偏瘫等遗传病患者，主要是山区流行地方性甲状腺瘤和克汀病(简称两地病)，患者痴呆、低能，但性功能正常，生育的后代同样痴呆、低能。其次是近亲结婚，产生各种遗传疾病。据霍邱调查，姑舅、姨婊兄弟姐妹结婚，约占20％左右。
建国后，1951年推广新法接生，培训接生员、保健员，控制了新生儿破伤风的感染。在两地病流行的山区，采取积极治疗和长期服用碘盐方法，使大部分山区根绝了两地病。
1979年推行优生优育，一面普及优生优育的教育，一面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一是在流行两地病的地区，给在校学生及两地病患者332606人服用碘油丸，给13057名新婚女青年及批准生育第二胎的孕妇注射碘油针，积极治好两地病。二是实行婚前检查，严格婚姻登记管理。金寨县1984年、1985年婚前检查的青年男女有10320人，占结婚青年总数的98.2％。结婚登记时，对近亲结婚者，按婚姻法规定予以劝阻，对患病暂不宜结婚的人，动员先治病后结婚。三是做好孕产妇系统管理和产期保健，开展科学育儿活动。对7岁以下婴幼儿建立健康卡，定期检查身体，按时注射或服用预防天花、白喉、脑炎、破伤风、小儿麻痹症等药物。四是进行早期教育开发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