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
建国后，政务院规定元旦(1月1日)、春节(正月初一至初三)、劳动节(5月1日)、国庆节(10月1日)为全国性的节假日。另有妇女节(3月8日)、青年节(5月4日)、儿童节(6月1日)、党的生日(7月1日)、建军节(8月1日)、教师节(9月10日)等。以上法定节日内，各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放假或举行庆祝活动。其中国庆节最为隆重。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县政府在影剧院举行庆祝大会，表彰先进教师，赠送纪念品，开展尊师重教活动。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家家团圆欢乐，为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黎明，放鞭炮“接天神”，老少穿戴一新，合用一盆水洗脸，洗后水不攉以示聚财不散。焚香、烛、燃表纸、放鞭炮，叩拜天地神明和祖先牌位祈福求平安。小辈给长辈磕头拜年，长辈赐“压岁钱”。男持香炮出门迎财神、喜神，向井沿、路坝、畜圈、打谷场焚香，祈求合家平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晨吃素水饺(扁食)，其中包一制钱，食者有当家理财之兆。饭后，出门拜年(先亲后朋，守孝者免)，绅士、学生互赠贺年片。是日，推牌九、掷骰子、抹纸牌、打麻将，官府不禁。初五日俗称“破五”，为忌日，忌走亲访友，午设家宴，晚焚香送年。建国初，政务院规定春节放假三日，各级政府组织锣鼓秧歌宣传队，慰问军烈属。严禁赌博，开展移风易俗活动。1958年春节，家家上河工，搞水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倡“过革命化春节”，普遍组织吃“忆苦饭”(豆饼煮红芋叶)，听忆苦思甜报告，讲三史(村史、家史、厂史)，严禁焚香放炮，祭祖先，贺新年。1976年后，传统习俗逐步恢复，节日气氛较为浓郁，机关举行团拜，慰问军烈属、离退休老干部、五保户，举办各类球赛、棋赛及文艺会演。
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日，人们“闹花灯”、“放烟火”。花灯品种繁多，有龙灯、狮子灯、走马灯、西瓜灯、莲花灯、宫灯等。县城灯会以龙灯为首，前面一对牌灯，上书“龙灯盛会”，一对九莲彩灯，分别书写“龙飞凤舞升平世；燕语莺歌锦绣春”。后有花鼓、小车子、旱船、高跷、骑驴等。农村蒸豆面灯，薄暮置各处燃亮。儿童结队赛灯，燃“花筒”，撂“火把”、放“云灯”和“稀屎漏”(用风筝把裹好的炭粒点燃后带上天，洒落下来犹如万点金星)。晚吃汤圆。民国38年(1949年)元宵节，中共蒙城县委在三义举办龙灯会，持续三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传统节日被禁。1978年后，节日晚赏灯(以电代烛)、猜灯谜等传统文艺活动，逐渐恢复。1981年元宵节晚，在新城路百货公司楼顶施放焰火(架花)。有葡萄架、大红伞、九莲灯、箭射杨七郎等。1984年节日晚，再次在该处施放礼花弹、阿波罗火箭、组合烟花等，频频射入200米高空，如天女散花，似彩蝶纷飞，历时50多分钟。
清明节清代，“清明日”各家坟茔添土，插竹柳，挂纸钱，具馒头牲醴祭之。家家门前皆插柳或簪柳于首。是日前后，士民携酒肴游郊外谓之踏青。民国时期此俗仍存。节日前后开始植树，青少年放风筝(俗称放“晦气”)。建国后，民间仍有添坟、插柳、“踏青”之习。机关、学校组织职工、师生祭扫烈士陵墓，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日，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相沿成俗。清康熙时“端午日，取菖蒲及艾插门户或系以五色寿缕佩于小儿之身，亲友各以角黍相馈送”。民国时，节前门旁贴“端午符”(黄表纸印张天师像)，室悬钟馗像(以钤印灵璧县印为佳)镇宅避邪。包粽子，炸糖糕、油条。午饮雄黄酒。姑娘以彩布缝制“香荷包”，外缀饰物相馈赠。儿童颈佩香荷包，手腕、脚脖系耍线(五色线)，穿虎头黄鞋，耳、鼻、手、脚、肚脐涂雄黄酒，以避五毒(蝎子、蜈蚣、蛇等)。出嫁闺女给父母送节礼，岳父回赠新婿草帽一顶，扇子两把，夏衣一袭叫“追节”。建国后，喝雄黄酒之习已革，其他习俗仍存。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各家置瓜果醴饼，祭月为宴以玩至深夜。民国时，各家置酒、杀鸡、烙焦馍、炒花生。晚，院内设桌，燃烛、焚香，陈月饼和水果等供品，合家团聚以敬月。民谚：在家不敬月，出门遇雨雪。孩子有“摸秋”之习。每当此时，塾师解馆，长工换饭(改吃杂面)。建国后，赏月、品尝月饼、水果之习仍存。1978年后，党政各部门每逢此日晚，邀请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各阶层人士、侨眷、台属赏月座谈，以表慰问。
腊八节农历十二月初八日，相传为释加牟尼成佛之日，牧女为佛祖敬献乳糜。家家晨食“腊八粥”(用小米、黄豆、豆芽、粉丝、菠菜等煮成)，食后稍剩，取“年年有余”。吃过腊八饭，从此开始置办年货，有“吃过腊八饭，便把年来办”之谚。
祭灶清康熙时，“腊月二十四日，各家拂尘扫舍，其夜祀灶神”。民国时，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晚，家家灶前设供(两碟麦芽糖)，点烛、焚香、燃表纸、放鞭炮、行跪拜礼为灶君送行，祈求灶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年初一迎灶神回宫。建国后，祭灶之习一度革除。1978年后，祭灶恢复，但不再点烛、燃表纸，不拜神，只燃放鞭炮，打扫室内卫生。
除夕农历每年最后一日，是日进行节前大扫除，理发、洗澡，民谚：“有钱无钱，剃头过年”。午前，庭院内插两棵枝叶俱全的青竹竿，上系铜钱，门贴春联或门神，室挂年画，倒贴“福”字(福到)。午时焚香放炮，举家盛宴(外出未归者亦虚设匙箸)。晚设供(必有鱼，取年年有余)，燃烛、炷香、焚纸箔、放鞭炮，祭祀天地神祗和祖先，全家叩头祈福。晚餐后，合家围炉喝浑酒(黍米做)，吃瓜子、花生、糖，玩牌直至深夜，称“守岁”(熬岁)。睡前放关门炮。旧社会，穷人把年称作“年关”，财主常以岁杪结账为名加紧逼租、逼债，很多穷人被迫外出躲灾。建国后，除夕夜废除燃烛、炷香、焚纸箔，祭祀天地之习。燃放鞭炮之习一直很盛。1978年后，人们以听广播、看电视、打牌、打扑克、下棋等方式“守岁”。
家庭
蒙城地处淮北、自古文化落后，封建礼教影响颇深，家喜同堂，以人口众多为佳，故多早婚。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全县户均15.09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户均8.36人。清，县城八大家族和城东马姓、城西丁姓、戴姓，这些豪门望族多组成四世同堂、五代同居的大家庭，由男性长辈主持家政，对家庭中的财务、社交、婚姻等问题有绝对处置权，形成家长式的统治局面。家长殁后由嫡长子继承。尊长居上房，坐首席。昆仲之间子女要按年龄排行。教育子女是家庭的功能，父母按照自己的理想教育子女，为其选择职业多以士、农为主。家长对子女有体罚权，还有送审权，子女不孝告到官府，由衙门出面给以惩处。妇女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约束，屈居附属地位，恪守男尊女卑之习，来男客要回避，更不准在外抛头露面。家中大事无权过问，更无受教育与继承家产的权利，无子由族党议立嫡亲为继嗣。妇女嫁后随夫婿姓氏。丈夫可以纳妾，妻子必须从一而终。以迄清代，政府从不判处离婚。夫可以休妻，凡“不贞”或“无子嗣”均属“七出”之罪。如遇分家，同官亲族人立据析产。这种大家族式的家庭拥有人口多则百人，少则四、五十人，占社会总家庭数的10%。中等人家，为两对夫妇和儿孙组成的直系家庭，家庭人口6至10人。贫穷人家由一对夫妇和未成年子女组成核心家庭，人口约3至6人。妇女除生儿育女、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外还兼负田间劳动。视子女为私人财物，在赋税、地租、高利贷的逼迫下，遇上天灾人祸，有时靠卖儿鬻女以渡难关。城北一农民由于荒年加上高利贷的追索，只得将自己年仅十四岁的女儿卖给县城丁姓家做妾。儿子成人结婚后，给锅碗一套，分爨而居，各自谋生。子女另立门户后，对年老父母轮流赡养。以上两类家庭构成社会主体。少数鳏寡孤独残缺户家庭，亦占社会总家庭数的10%。
农村多聚族而居。城西戴窑，东从小涧集，西至涡阳西阳集，南至岳坊寺，沿涡河南岸，长达四、五十余华里，大小村落数十座，除少数外姓杂居外，90%以上的人家姓戴，一呼百应，使盗贼不敢侵扰。城东双涧集涡北马洼，素有马头、马腰、马尾之称，数百户人家均姓马，南北三寨遥相呼应。邻里之间，平时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战乱遇兵匪骚扰，则相互救护。由齿德俱尊的长辈任族长，家庭中遇有矛盾由族长出面调停。如子孙中出现不轨行为，由族长会同家长进行教育和处治。城西南篱笆乡某人为匪，作恶多端，经族人商量由族长出面派人给以制裁。抗日战争时期，虽经战火，县城内仍有弟兄6、7人合为一大家，人口达四、五十口的。至民国34年(1945年)，全县户均7.37人。
建国后，由于社会制度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历经互助组，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家庭规模日渐变小，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享有继承家产和受教育的权利，夫妇之间平等互助，互敬互爱。妇女除操持家务，负责对子女的管理教育外，家庭中日常经济支配和发生的大事，均参预解决，成为家庭的主要成员。家庭也逐渐分解成一对夫妇或隔代同居(祖辈与未婚孙辈)两类小家庭。在六十年代中期全县户均人口5.28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激增。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计划生育工作的日益开展、深入，加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城乡家庭结合日趋小型化。青年人破除“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重视优生优育，对子女增加智力投资。多数老人乐于承担家务，与儿孙和睦相处，安度晚年。1985年，全县户均4.7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