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组
土改后，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部分牲畜农具，一家一户进行生产仍有困难。中共蒙城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1951年12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组织农民互助合作。互助组有临时和常年两种类型：临时互助组是几户或＋几户组织在一起，人畜劳作分别记工，分户核算，收益按劳动二成土地八成分配；或互相找补工时。常年组除农业互助生产外，办起副业，按股按劳分配，同时积累一些资金，扩大再生产。互助组解决一户难以解决的生产上困难，显示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农户自愿参加这一组织，到1954年全县办起1.2万个组，80%的农民组织起来。
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县派工作组到农村，把一些基础较好的互助组联合起来，办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户的土地作股份，牲口、农具作价入社，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男女同工同酬。合作社分配办法是扣除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按土地四成，劳动工分六成分红，全县办起548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贯彻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初级农业社办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由于生产资料过早地公有化，折价又偏低，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导致少数入社户闹退社，全县195个高级社有66个不稳定，其中300多户牵回耕牛要求单干，甚至卖掉耕牛。县委派出工作组做思想工作，同时开展对“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和“富裕农民思想”的批判，加强农业集体化教育，制止退社单干。高级社违背“自愿互利”的原则，挫伤了一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生产比上年减少50%多，1957年虽有好转，仍未达初级社时期的水平(1955年亩产175斤，1956年亩产73斤，1957年亩产126斤)。
人民公社
1958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县14个区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搞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建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即采用民兵建制，公社为民兵团，总支为营，村为连，生产队为排。行动战斗化，即早晨吹号集合上操，出工站队点名，成千上百人集中劳动，号子连天，红旗遍地，虽然声势浩荡但生产效率很低。甚至出现夜间突击搞生产，光打号子不干活的现象。生活集体化，实行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计工，小庄并大庄，庄庄办食堂，排队就餐。农户用的桌、椅、锅、板凳、碗、缸、盆等炊具收归食堂。老人住进敬老院，小孩住进学校或幼儿园，粮草归大堆，无柴砍树烧。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搞生产。“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在农村盛行，1959年全县平均亩产不足百斤，却上报亩产“吨”字粮。双涧公社褚庙庄把11亩水稻，集中在1.4亩田块里，让县领导干部监收监打，虚报成亩产3499公斤，放水稻“丰产卫星。”有一公社为虚报产量，车下装糠车上覆粮，敲锣打鼓向上级报喜。浮夸风造成全县农民严重缺粮，入冬食堂用红芋叶子、茅根面下锅，次年春天社员吃野草、树叶。国家返销的粮食，被基层干部层层克扣、炊事人员多吃多占或照顾亲友，致使很多社员饥饿，浮肿，部分外逃或死亡，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强迫命令、干部特殊化)，解散食堂，平调农民的东西退还，无原物的折款赔偿。
1961年，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即责任田)，全县迅速推行包产到户。大农活实行小段包工，小农活包产到户，以产计工，分户结算。牲口固定到组使用，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当年社员除完成上交任务，口粮可达一天一斤，社员称“责任田”是“救命田”。196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包产到户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批判，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土地、人口、牲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实行三大管理：①劳动管理。生产队把劳动力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男劳力赶集外出，女人走亲戚都需请假经批准，否则要倒扣工分。②计划管理。强调服从国家计划，公社安排“一年早知道”下达种植指标。生产队只能按任务去安排生产，否则当成“自由种植”的典型受到批判。1976年全县指令种植水稻20万亩，一些水利、能源、肥力、技术等条件不具备的生产队也分配任务指标，结果完成12万亩。有的生产队因缺水或无柴油，颗粒无收，有的每亩只收几十斤，全县平均亩产160公斤。全县下达的20万亩棉花任务，实际完成15.4万亩，平均亩产皮棉14公斤。这种指令性生产，不顾生产条件使农业受到严重的损失。③财务管理，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财权集中在少数干部手里，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开支两者同步增大，队委会成员吃喝浪费，少数人贪污挪用，不少生产队财务不民主，社员意见大，这些都挫伤社员劳动的积极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学习昔阳县大寨经验记“政治工分”，只要思想好，就可记高分，多劳不能多得，少劳也不少得。在粮食分配上，有的队按口粮占七成，工分粮占三成；有的分配按人头，使劳力多的吃了亏。人民公社的三大管理体制，使农业生产长时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得不到提高。1978年全县48个公社，5167个生产队，76万农民，平均每人全年分配42元，粮食182公斤。60%的生产队要靠国家贷款，才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实际是一个空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全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变，按劳分配制度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变的原则上，有的生产队分成若干个作业组，将土地，牲畜，农具联同产量指标分到作业组，把生产单位划小；有的生产队干脆把土地承包到户，其他生产资料也作价分给农户，国家的粮油棉征购，集体提留由农户来完成。1980年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精神，将生产资料全部承包给农户经营，生产队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级组织，国家农业生产计划，农副产品征购任务，由生产队与农户签定合同来完成。
群众用三句话来概括这种分配体制：“交够国家的，完成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经营方式，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连续5年大丰收，粮食产量一年以一亿斤的速度递增(由1978年2.4亿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5.5亿公斤)。1985年全县家庭承包制，经营可分为五个类型：
大农户型分布在人少地多湖洼地区，户承包耕地30亩以上，利用粮多草多的优势，发展畜牧业，同时发展农业机械。如立仓区邹圩乡高明亮一户承包土地65亩，年产粮2.5万公斤，除自用外全部卖给国家，成为全县闻名的卖粮大户。他靠农业收入购买汽车、拖拉机、收割机、喷灌机，一个家庭就像一个小农场。像这一类型的农户，约占全县农户的15%，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裕。
纯农户型大多分布在交通闭塞的村庄，一户承包10～20多亩土地，主要劳力从事农业生产，发展畜牧业，这种类型的农户约占全县总农户近一半。如阜庙乡陆集村席二队，户均牲畜3头，土地24亩，1984年户均产粮7000余公斤，除出售外，户户有余粮，生活上解决温饱，尚有余钱发展生产。
半农户型分布在集镇周围、公路沿线和涡河两岸的人多地少村庄，承包地人均不足2亩，主要劳力农忙务农，农闲搞副业。如马店乡李楼村，户均不足10亩地，1985年农业收入66万元，工副业收入41万元，户均3700元，人均700多元，这种类型的农户约占全县总农户20%。
小农户型这类农户各村都有，主要是土地少劳力不足或家底薄，长期处在贫困之中。想搞其他副业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政府把这些农户列入扶持对象，帮助脱贫，生活有困难进行救济，约占全县总农户10%。
兼业户型这部分人是农村的能人，他们有技术或资金，在改革开放政策下，从事工商、运输、建筑、服务等行业，农业成为他们的副业，是农村集市和城镇贸易的主要力量，约占全县总农户10%。1984年，县委农工部对300户农民调查：其中有工副业17户，建筑业2户，运输6户，商业5户，服务业3户，人均年收入621元，是一般农户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