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作物
粮食生产长期以来，利辛县境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又以粮食生产为主。建县以后，粮食生产占工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谷乃国之宝，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尤其是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和国家建设的重要物质资料，是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的关键性商品，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1965—1985年，全县平均以89.7%的耕地面积播种粮食作物，以7.7%的耕地面积播种经济作物，以2.6%的耕地面积播种其他作物。1965—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徘徊在21.5万吨左右，平均每年递增1%。这个时期粮食生产量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由于“左”倾严重错误的干扰，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社员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甚至于集体经济的多种经营和工副业，都受到严厉的限制。一个时期用农业“学大寨、赶郭庄，推广柳西经验”的做法，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大队、生产队的生产，大搞形式主义和瞎指挥，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挫伤。其次是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政企合一，农民缺乏生产自主权，虽然年年高喊“以粮为纲”，而大面积的粮食亩产上不去。但是这个时期大抓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化肥、农药、农田灌溉、农业机械化，农村用电等生产条件，都有进一步的改善，因此粮食生产才得以保证一定程度的发展。1980—1985年，全县粮食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5.7%，主要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多年来形成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发挥作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965年为277.70万亩，1985年下降到258.24万亩，而粮食总产量却翻了一番。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粮食品种构成亦发生明显变化。夏、秋粮比重：其中1965—1985年，夏粮占39.3%，秋粮占60.7%，其中1965—1980年，夏粮占31.3%，秋粮占68.7%；1981—1985年，夏粮占53.9%，秋粮占46.1%。1980年以前，小麦占总产量的30%左右，红芋占总产量的45%左右。1980年以后，小麦占总产量的52.5%，红芋占总产量的30.6%。
1965—1985年粮食生产量表

几个年度粮食作物播种比重比较简图

小麦县境内栽培历史悠久。我国中原地区大约八千年前已开始了人工栽培。《诗·庸阝·载驰》：“我行其野，凡艹凡艹其麦。”明正德《颍州志·五谷部》记载，颍州地区已广泛种植大麦、小麦、火麦、春麦。1965—1985年，全县小麦播种面积平均为98.7万亩，占夏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92%，占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38.3%。其中1965—1980年，播种面积平均为94.6万亩，占夏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90.5%，占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6.7%。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1981—1985年，小麦播种面积平均为111.6万亩，占夏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96.2%，比1980年以前提高4.2%；占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43.2%，比1980年以前提高4.9%。种植制度：一年二熟制的面积占84%，主要是小麦—大豆、小麦—夏红芋轮作；二年三熟制的面积占13%，主要是小麦—大豆(夏红芋)—春江芋(或春玉米、棉花等)轮作；一年一熟制占3%，主要是瘠地晒垡或种绿肥作物。1965—1980年，小麦与豆类轮作占54.5%，小麦与红芋轮作占35%。由于小麦、红芋同是耗地作物，造成地力严重下降，形成恶性循环。1981—1985年，小麦与豆类轮作占54.5%，小麦与红芋轮作占30.6%，开始向良性循环发展。建县以后，已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县、区、公社都树立自己的“学大寨”典型，培养小麦高产队。县革命委员会以张村区柳西大队为重点，集中物力、财力支持，1968年柳西大队小麦平均单产过200公斤，1970年后平均单产过250公斤、300公斤，成为全县学习的典型。在整体结构上，先进典型大队、生产队，单产高、数量少、面积小；普通大队、生产队，单产低、数量多、面积大，全县总产量一直上不去。1965—1980年，平均亩产徘徊在68公斤左右，平均总产量徘徊在65000吨左右。1980年以后，调整了生产关系，农民舍得向承包田里投资，加上国家提高小麦收购价格，使小麦耕作制度得到迅速改变。1981—1985年，平均亩产188.3公斤，平均每年递增9.3%，比1980年前平均亩产增长1.8倍。1985年小麦播种面积116.76万亩，比1965年增加11.9%；亩产达到214公斤，比1965年提高2.7倍；总产量达到250000吨，是1965年的4.1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小麦产量结构上，亩产在300公斤以上的高产农户少，面积小；亩产在150公斤以下的低产农户少，面积小。高、低产农户约各占15%，70%的农户亩产在200—250公斤。品种改革：建县以来，进行三次品种更新换代。60年代的当家品种有碧玛1号、华东6号、内乡5号，搭配品种有阿夫、阿勃、毛颖阿夫、阜阳4号，丰产3号、安徽3号、阿1、阿2作为推广品种。1969年5月上旬连续降雨12天，降雨量达20.15毫米，使小麦锈病大发，特别是碧玛1号受灾严重，比上年减产27.7%。1970年后，丰产3号得到迅速推广，上升为当家品种，徐州14号、徐州8号、济南2号、北京8号开始推广，其中徐州14号、北京8号推广面积较大，在老一代品种中，只有内乡5号保留面积大、时间长。1973年在“主攻小麦”指导思想下，制定《1973—1980年农业生产发展规划》，小麦品种建立以丰产3号原种为主的良种基地10万亩，同时引进试种泰山1号、4号、蒙丰8号、15号，南农大黑芒，宿麦1号、郑引1号等品种。1973—1977年，是泰山1号的黄金时代，播种面积比重大，由于1976年秋旱和1977年5月连阴雨，造成发育不良，锈病严重，比上年减产37%。1978年调整品种播种面积，强调生产水平较低的生产队应选用丰产3号、南农大黑芒、徐州15号、阜阳4号、内乡5号为当家品种。1980年4月14日出现晚霜冻，16—18日三天大风，加重冻害程度，冻后9天检查，茎杆受冻伤疤尚未恢复圆杆，导致生长发育停滞，水分养分输送失调，出穗推迟5—6天，成熟推迟6—7天。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泰山1号锈病严重，2/3的剑叶布满锈斑，处于枯死状态，千粒重下降5克，以其表现渐被淘汰。1980年秋，引进博爱74—22、马场2号等150吨良种，建立良种场、苗圃、武寨、新河、蒋庄、朱楼、城东、朱瓦房、刘集等9个繁育基地，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博爱74—22，恢复扩大郑引1号、博爱70—23号播种面积，适当压缩泰山1号、丰产3号播种面积，并对本县选育的青年1号、2号、武寨1号进行鉴定。1981年夏收单产比上年提高88.7%，与调整、推广优良品种有一定关系。1981年秋，又引进博爱74—22、百农3217、阿夫1号等品种100多吨，良种推广面积达91%，1982年夏粮单产比上年提高21.7%。1982年9月，全县建立19个重点良种基地，加速繁殖百农3217为代表的良种以及百泉3199、3039、3087、温选1号、豫原1号等品种。1983年小麦主要品种播种面积百农3217有42万亩，博爱74—22有31万亩，马场2号有21万亩，郑引1号有14万亩，4个优良品种占总播种面积的96.6%。1984年引进偃师9号、泗阳936、洛阳1号、宝丰7228、扬麦4号等品种。小麦新品种来源，一是从关中地区引进碧玛1号、丰产3号、西安8号等；二是从河南省引进博爱70—23、郑引1号、博爱74—22、百农3217、百泉3039、偃师9号、宝丰7228等；三是从山东引进泰山1号、泰山4号、高8、济南13号、鲁麦1号等；四是从江苏引进南大2419、华东6号、南农大黑芒、徐州8号、15号、扬麦4号、3号，泗阳936等；五是从国外引进阿勃、阿夫、墨它等品种(推广面积不大)；六是本省品种安徽3号、阜阳4号、蒙丰8号、毛颖阿夫等。土壤培肥：1965—1967年，小麦施肥主要是农家肥，由于家畜、家禽饲养量少，肥料不足，靠挖沟泥、塘泥补充底肥。全县化肥施用量年平均3125吨，每亩平均不足2公斤。1968年提出“养、种、积、制”的肥料方针，以发展养殖家畜、家禽，种植绿肥，积攒土杂肥，制造固氮菌肥，来解决肥料不足的矛盾。由于耕作制度恶性循环，带来饲料、燃料不足，畜禽增殖十分缓慢。1969—1977年，一度开展群众性的制造“920”、“5406”固氮菌肥，虽起到一定作用，使用面积小，收效甚微。在积攒土杂肥上，大打“人民战争”，实行“四五六一”的积肥方法，即四改造：改造旧厕所、旧粪池、旧猪圈、旧牛栏；五建设：建厕所有盖、粪尿两池、大粪池、猪圈、牛房；肥料管理使用做到六统一：建立积肥专业户，大搞高温堆肥，粗肥做底肥，细肥做种肥。从1970年起掀起种植绿肥高潮，引种苜蓿、苕子、紫穗槐、草木樨、柽麻、田菁等，1972—1979年，8年间年平均种绿肥4.05万亩。由于旱地掩青有一定障碍，农民种绿肥不习惯，靠行政命令推广。1980年后，种植绿肥面积急骤下降，到1985年，全县仅种绿肥55亩。1980年起化肥施用量逐年增加，当年化肥施用量达到18.12万吨，平均每亩达到70公斤。大量施用化肥起到了以无机促有机的转化，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同时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土壤板结的副作用，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在施肥技术方面，1965—1968年，主要是撒施的传统方法。1969—1976年，改土杂肥撒施为犁翻作底肥，积制人粪尿为高温堆肥，过筛后用耧带粪作种肥，集中施于作物近根。化肥、“5406”菌肥，每亩施5—15公斤，高温堆肥每亩施150—250公斤。1977年以后，化肥的使用由追肥改作底肥，提出“三追不如一底，年后不如年里”的口号，根据不同化肥的性质，提倡氮肥特别是碳铵，犁地深施，磷肥近根分层施，改单一化肥为氮磷混合，推行依据产量指标和土壤性质，配方科学施肥。1977—1982年，土杂肥恢复传统施肥方法。1983年起，推广氮、磷1∶1的施肥方法。小麦在低产水平时，粗肥精制，使用耧带粪和化肥集中施，满足了小麦的需肥，起到增产效果。1981年后，小麦生产进入中产水平，旧有的施肥方法已不适应，应用氮磷配合、无机与有机配合，起到了增产效果。同时注意到，滥施化肥，不讲科学，单产下降，亦有教训。耕作播种：播种前，耕翻1—2遍。早茬(高粱、玉米、经济作物茬口)多耕翻2遍；中晚茬(大豆、红芋、棉花等作物茬口)，多耕翻1遍，少数人畜力强的生产队耕翻2遍。耕后耙碎，以保墒适种。小麦播期，久有“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的农谚和“八月十五看早麦”的俗语。在小麦低产水平(50公斤左右)阶段，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条件，满足小麦生长二次高峰的需要，适当早播、稀播，延长年前生长时间，是一项有效的技术措施。建县初，小麦播期早、中茬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晚茬在10月中、下旬，播量5—9公斤，晚茬12.5公斤左右。1966—1978年，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以柳西大队为代表的中产大队、生产队，采取晚播加大播量的技术措施，取得增产效果。在低产区推广这一技术时，大部分地区遭到失败。1976年秋种，县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县统一时间下种，已经播种出苗的小麦，强迫社员耖掉重播，不听指挥的干部、群众，令其扛耧游街示众，扣上“反对农业学大寨”的帽子，进行批斗。由于指挥失误，结果造成1977年夏粮比1976年减产41.2%的恶果。小麦进入中产水平(150—250公斤)后，播期在10月20日左右，播量10—30公斤，适当晚播、稠播，控制小麦年前生长高峰的养分消耗，成为增产技术措施。一部分进入高产水平(250公斤以上)的地区，播期掌握在10月上、中旬，播量8—10公斤，适时早播、稀播，注重解决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以利于单产的稳定。田间管理：小麦从播种到收获，县境内没有镇压、中耕的习惯。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曾经试行过镇压、中耕的管理措施，不久即被忽视。虫害主要是小麦粘虫，60年代每隔3—4年大发生一次；70年代每隔2—3年大发生一次。1967年、1977年每平方米虫口密度达208头和400头。80年代起发生频率下降。小麦吸浆虫，50年代大流行，60年代、70年代由于推广抗虫品种，已基本控制发生。80年代由于忽视抗虫品种的选择，已在展沟、阚疃、胡集等区局部发生，而有蔓延趋势。小麦病害主要是腥黑穗病，1976年全县首次发生4000亩，1977年发生1万亩，其后年年都有发生，时轻时重，一直未能扑灭。
与小麦同期播种的夏收粮食作物尚有大麦、豌豆、蚕豆、扁豆等小杂粮，约占小麦播种面积的十分之一。大麦品种有米大麦(亦称元麦、裸大麦)、芒大麦(带颖大麦)。豌豆多为混种。1970—1977年，提倡“豆麦混种，以豆促麦”，混种面积扩大到20—30万亩。1978年发生严重豌豆龟，影响混种小麦产量，混种面积大幅度下降。随着小麦单产不断提高，混种面积已减到不足1%。1973年引进箭舌豌豆，开始当作绿肥作物，以后当作饲料作物，近年已开始磨粉食用。
红芋亦称红薯、甘薯、山芋、地瓜、番薯。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墨西哥、秘鲁和危地马拉地区。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始传入世界各地，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后由东南沿海传入内地。红芋栽培简单，适应性强，耐瘠薄，耐旱涝，块根和叶皆可食，是解决人口增长原粮供应不足的重要补充，也是度荒充饥的重要食料。50年代主要是栽种夏红芋，每口人平均半亩左右，春红芋一般是留作剪秧作种。红芋收获后鲜藏，没有切片风干习惯。1954年推行农业“三改”(在经常遭受涝旱灾害的地区，应改变季节的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改种耐水作物，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采用深耕细作的办法进行耕种)，农村普遍扩大红芋种植面积，平均每人1亩左右，并开始晒红芋干，以利贮藏。1965—1985年，年平均红芋种植面积67.7万亩，占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26.3%，占秋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45%。平均年产量(按5斤鲜品折1斤干品计算)11万吨，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40%，占秋收粮食总产量的70%。1980年以前，红芋成为农村人口的主食，农村曾流传“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民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小麦播种面积扩大，春地减少；夏种大豆面积扩大，春、夏红芋种面积减少，1980—1985年，平均每年递减5%。1985年播种春夏红芋51.89万亩，总产量比1965年增长12.1%；总产量的比重由1965年的46.5%，1985年下降到24.8%。粮食结构的变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广大农村人口基本结束依赖红芋为主食的状况。生产红芋除用于主食调剂、粉丝、淀粉加工外，主要用于饲料和供应工业生产原料。品种改革：50年代推广胜利百号，更换传统的紫红红芋、棉柴根、白红芋等低产品种，胜利百号成为当家品种达30年之久，搭配品种有535号。1979年引进徐薯18号，重点在江集区繁育，1980年获良种2250吨，在江集、马店、王市区推广，1981年在全县推广，今已成为当家品种，基本上代替胜利百号。1983年后相继引进新大紫、丰收白、丰薯1号、岩齿红、岩高糖、龙岩—37等品种。栽培技术：传统栽培为扶垄栽秧。春红芋育苗后，一般带水栽，夏红芋乘雨栽种。红芋秧长到70厘米左右开始翻秧，尤其雨后，天晴即翻秧一次，以防蔓茎扎根。1965年以来，推广7项生产技术措施：一是红芋下蛋技术。利用小红芋(单重25—100克)在3月底直接栽种，比平常栽秧早1个月，利用光照气温，使小红芋自然生芽，发芽时间虽晚半个月，但没有栽插还苗阶段。小红芋生命力强，发芽多，生长快，产量高，一般比春红芋增产50%，高的单产达5吨。但因小红芋难挑，不易贮存，特别是育苗时间比下蛋时间早半个月，且下蛋用种量大(每亩150—250公斤)，故推广面积始终不大。随着春红芋面积压缩，单产提高，红芋下蛋技术自然消失。二是施用红芋包心肥技术。70年代肥料不足，春红芋播种面积大，解决肥料不足是提高单产的关键。积制高温堆肥、粗肥细用，加上少量氮、磷化肥，集中施于红芋垄中间，起到明显增产效果。1972年大面积推广红芋包心肥技术，1975年基本普及。1983年以来，随着土壤肥力的提高，包心肥技术的应用亦减少。三是育苗技术的改革。传统育苗方法是建育苗池，向阳，南墙高50厘米，北墙高70厘米，长1.5—2米，池内填充30厘米左右厚的麦糠等，上铺牛、马粪，把红芋种埋在粪中，让池内自然酿热催芽。60年代推广部分火炕育苗，或酿热物加火炕。1970—1971年，推广阳光池育苗，利用塑料薄膜吸收阳光热能催芽。1972—1982年，推广阳光池与酿热育苗相结合，解决阳光池受雨天和低温制约的矛盾。1983年示范试验用地膜代替普通农用膜育苗，已获初步成功。四是不翻秧技术。红芋不翻秧可以增产，推广10余年，没有被农民完全接受。五是深沟、高垄、大垄、双行栽种技术。改小垄为大垄，垄宽1—1.2米，高30厘米左右，一垄双行，既防旱防涝，又因熟土层厚，透气性能好，有明显增产效果。1983年在胡集、城郊、王人等区示范推广，一般增产50%左右。1984年起，继续在各区作示范试验。六是优、大、高、密良种繁殖技术。1983年开始试验，选用优良品种，堆制大垄，采取高肥水，密栽插的办法，繁殖种苗，示范点繁殖系数达1万倍。七是推行大型屋窖，屋内宽5米，长7—8米，屋顶用3层草、3层泥铺盖，室内贮鲜红芋25吨，遇热通风，遇冷加温。1975年后不再应用。
大豆古称菽，至汉以后始称豆。西汉农学家胜之在其所著的《胜之书》中记载：“夏至种豆，不用深耕。豆花憎见日，见日则黄烂而根焦矣”。明正德《颍州志·五谷部》记载，颍州地区有大、小黄豆、满场白、茶褐豆、大、小黑豆、黎小豆、红小豆、白小豆等。县境内长期以来形成以麦豆为主的耕作制度，既把大豆作为粮食食用，又作为榨油的原料。1965—1985年，年平均种植53.8万亩，占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21.9%，占秋季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35.8%。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豆播种面积有所增加，1981—1985年，平均每年种植面积60.86万亩，比1980年前平均每年种植面积增加17.2%。大豆产量长期处于低产状态，1965—1985年，年平均亩产50.7公斤，年平均总产量27310吨。亩产较高的年份是1967年69公斤、1981年70公斤、1983年79公斤、1985年74公斤；亩产较低的年份是1966年32公斤、1972年36公斤、1979年35公斤、1980年32公斤。大豆产量虽然低而不稳，农民仍然保持一定的种植热情，主要原因一是群众有吃豆面条的习惯，以改变食物中蛋白质与淀粉的结构；二是可以榨油、做豆腐、生豆芽，调剂日常生活；三是最佳的精饲料，耐久存；四是养地需要，调剂小麦茬口；五是市场广泛，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品种改革：在以麦为主的耕作制度中，对大豆品种的更新换代重视不够。建县21年来，品种仅更换一两次，造成种子混杂退化。1980年以前，主要品种有小茶豆、小碱壳、牛皮黄、七月半等。1980年引进友谊2号；1981年引进跃进5号、诱变10号；1982年推广跃进5号、诱变10号、阜豆3号、徐豆2号；1983年引进淮黄1号、诱变30号、阜豆25号、阜豆335、皖豆1号等。1984年普及优良品种。栽培技术：长期以来，实行免耕法，把豆种直接用耧耩在麦茬地里，苗期锄草2—3遍。建县以后推广改重茬为轮作、换茬，人工间苗，合理密植。1980年后试行每亩施磷肥30—40公斤、花期追施氮肥7—10公斤的培肥技术，有较明显增产效果。
稻谷稻谷在我国栽培已有4700多年历史。《周礼·地官》有稻人，专掌管种稻田。《诗·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胜之书》：“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古代所指“稻”为糯稻，粳稻称为“禾亢”。明正德《颍州志·五谷部》记载颍州地区稻谷的品种有鲜(籼)稻、黑稻、乌芒、獐子鲜(籼)、西天旱、山黄稻、火旱稻、红芒稻、望水白、挨天黄、虎皮糯、飞上仓、红皮糯、鲫鱼糯、龙骨早、青芒稻、七十日稻17种，既有旱稻，又有水稻。清代、民国时期，民间有少量旱稻种植。1958年提出“河网化，水稻化，淮北变江南”的口号，村村改种水稻，从南方稻区调进干部、农民，对改种水稻进行技术指导，调进龙骨水车汲水，由于水源不足，天气干旱，稻田渗水性大，结果失败。尤其1959年改种的水稻，基本无收。建县后，阚疃区种植少量早稻。随着水利工程的完善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1970年水稻播种面积扩大到5230亩，其后年年扩大播种面积，到1976年达到61184亩，占当年秋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4.1%，是历史上种植面积最多的一年，其后又开始逐年下降。1980—1982年下降的原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水利设施和排灌机械尚未完全理顺关系，一家一户种植水稻还存在一定难度。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完善，1983年种植面积由上年的6682亩增加到13454亩，亩产由上年的320.5公斤提高到427公斤。1985年播种面积已达到23881亩，亩产平均370公斤，总产量达到8836吨。耕作制度：70年代为一年一熟制，夏季栽培，冬天冻垡或种一季绿肥，种几年更换田块。80年代改为一年二熟制，即—稻→麦—稻或油菜—稻→油菜—稻。品种改革：70年代主要是籼稻类，品种有桂花黄、珍珠矮，1980年推广南京11号，1983年推广杂交水稻籼优3号、南优3号、国际661、国际24粳稻、密阳23、黎优57。栽培技术：主要是以基肥为主改追肥为主。以氮肥作追肥，重施分蘖肥，巧施季节孕穗肥；改水犁水和田插秧为旱耕旱耙灌水插秧，改水管为湿管，可减轻人、畜力的劳动强度。
高粱我国栽培高粱的历史已有5000余年。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称蜀黍，释称蜀秫、芦禾祭、芦粟、高粱。因起源于我国西南部的干旱地区，故称为“蜀黍”或“蜀秫”。明正德《颍州志·五谷部》记载有蜀秫、狼尾秫、珍珠秫、黑壳秫、鸠眼秫、金苗秫数种。1954年以前，高粱为农民的主食之一，播种面积占秋收粮食作物面积的30%左右。实行农业“三改”后，播种面积减少到秋收粮食作物面积的20%左右。1965年全县播种面积32.02万亩，占秋收粮食作物面积的19.4%，其后逐渐递减，1985年下降到5.56万亩，仅占秋收粮食作物面积的4.1%。总产量由1965年的21185吨，1985年下降到6240吨，在二年三熟制的整体耕作制度中，属于调茬作物，春高粱两年三熟和麦—豆一年二熟制中占第四位。品种改革：50年代至60年代，以扫帚苗为当家品种。1970—1973年，推广部分杂交高粱“反修1号”。杂交高粱只有一个不育系，用鹿郢歪头作为恢复系制的杂交种称“反修1号”；用三尺三作恢复系制的杂交种称“反修2号”。这两个恢复系推广多次，有成功，也有失败，其后不再种植。
玉米16世纪由国外传入我国。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已有记载，称“玉蜀黍，种出西土”。1954年以前，县境内没有成片种植习惯，仅在棉花地边垄、地头少量点种。实行农业“三改”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始有少量成片种植。1965年全县播种面积4917亩，53.6%是春玉米。其后播种面积逐年扩大，而时有起伏。1976年扩种到16.74万亩，是历史上播种面积最多的一年，其后逐年减少，1981年减少到1.2万亩。1985年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巩固、完善，农业排灌机械增加，化肥供应充裕，玉米播种面积扩大到10.3万亩。春玉米主要挤占高粱面积，夏玉米主要挤占夏红芋面积。栽培技术：春玉米播期，60年代在4月上、中旬，70年代提前到3月底，主要是防止春旱促全苗，提前抽穗开花，避免高温的影响。夏玉米适期晚播，开花授粉时避免伏旱危害。在传统的“春争日，夏争时”的习惯影响下，在推广夏玉米中强调一个“早”字，1975—1976年，学习河南省5月中、下旬在麦垄里套种玉米经验，因开花期在头伏、中伏，遇到35℃以上高温和干旱的影响，产量很低。1979年推广6月20日至25日晚播技术，对增产起到一定作用。玉米春种改夏种后，施肥技术由基肥为主改为追肥为主，亩产150公斤以下的，因肥、水、光、温供应不协调，空秆率在40%左右。播种夏玉米宜选择中等以上肥力的麦茬，在拔节高50厘米左右时，狠追一次氮肥，以肥调水，满足开花结果时对养水的需求，防止雄穗(天花)和雌穗(玉米棒)分化不一致造成空秆。品种改革：60年代推广从山东引进的马齿牙、金皇后，代替本地品种火燥子。70年代推广杂交种，主要是跃进3号和少部分复合杂交种洛阳85和三交种、单交种。80年代单交种郑单2号、丹玉6号代替双跃3号，杂交亲本由原来的4个减为2个，减少制种时间，简化制种过程。
1965—1985年主要粮食作物统计表(一)

1965—1985年主要粮食作物统计表(二)

1965—1985年主要粮食作物统计表(三)

1965—1985年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图

1965、1975、1985年油料品种构成图

1965—1985年油料生产量示意图

(二)油料作物
油料生产1965—1985年，油料作物播种面积占全部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9%，其中：1965—1978年占0.7%，1979—1985年占6.9%。1965年油料总产量308吨，1985年达到31373吨，平均每年增长26%，其中：1965—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12.8%；1979—1985年平均每年增长29.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激发了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大力发展了油菜、花生、芝麻的播种面积，同时调整了产品结构。1965—1978年，花生占油料总产量的40.8%，芝麻占油料总产量的56.2%，油菜籽占油料总产量的3%。1979—1985年，花生占油料总产量的39.5%，芝麻占油料总产量的17.4%，油菜籽占油料总产量的43.1%。
花生原产于南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约于16世纪传入我国。清初王凤九著《汇书》说：“近时有一种名落花生者，茎叶俱类豆，其花亦似豆而色黄，枝上不结实，其花落地，即结实于土中，奇物也。”19世纪末淮北地区始有种植。1965—1978年，全县平均每年种植面积4207亩，1979—1985年，平均每年种植58107亩。1981年种植面积曾达到83535亩，当年总产量达到9427吨，由于生产过剩，花生果一时难以销出，1981年《人民日报》曾刊登《望疃花生800万斤怎么办?》的报道。1982—1984年，播种面积平均每年递减18.9%。由于市场好转。1985年种植面积回升到62478亩，比1984年增加40.6%。1979年后花生发展迅速的原因，一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一家一户种植便于管理；二是农民转变了自然经济的生产观念，开始向商品经济生产进军；三是养地作物，是小麦的好茬口，种麦茬花生比种麦茬红芋、大豆经济效益高。轮作方式主要有4种：花生→小麦—大豆，花生→小麦—红芋，花生→油菜—夏红芋，花生→小麦—水稻，均为二年三熟制。近年来改变过去种春花生为种麦茬花生。品种改革：1979—1980年推广白沙1016和徐州68—4，对本地传统花生品种予以更新。徐州68—4推广2000亩失败，遂淘汰。1984年起引进花28、花33、花17。栽培技术：主要是点播，在施肥上改施化肥为有机肥料为主，单产200—300公斤，施土杂肥2500公斤、磷肥(含量12—16%)40—50公斤、碳铵30公斤。在种植密度上改稀为密，每亩1.5—1.8万株，推广第一次中耕结合清棵，第三次中耕结合培土壅根迎针。
芝麻《本草纲目·谷部》称“胡麻”，明正德《颍州志·物货部》称“脂麻”。原产于非洲。李时珍《本草纲目·胡麻·释名》：“古者中国止有大麻，其实为。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县境亦久有种植。1965—1978年，平均每年产量2665吨，成为农村商品经济重要资源之一。芝麻轮作方式有3种：小麦—芝麻，小麦—芝麻＋豇豆，小麦—大豆＋芝麻。在总播种面积中，纯种面积约占60%，以大豆混种芝麻面积，平均每年10万亩左右。芝麻喜温，历来多种夏芝麻，春种较少。春芝麻在4月底播种，夏芝麻在6月上、中旬播种。近年油菜面积扩大，油菜茬种芝麻也有一定面积，5月下旬播种最适宜，油菜茬种芝麻比其它茬口产量高，但油菜收获时易于落籽生芽，且芝麻苗期正是夏收夏种大忙季节，若管理跟不上，油菜苗容易“吃”掉芝麻苗，或造成弱、老苗，影响产量。品种改革：1965—1979年，种植本地传统品种，1979年引进试种驻芝1号、2号、熊芝1号，比老品种一般增产二至三成，1982年基本上更换为新品种。1983年引进中芝5号、7号、襄芝2号、郑芝1号。栽培技术：历年来认为芝麻不耐肥，是低产作物。1981年推广初花期施氮肥15—20公斤，可以增产1倍左右。追肥的方法是在初花期，趁雨将化肥撒布田里。1981年同时推广打顶摘心技术，一般能增产5—10%。芝麻怕水，每隔2—2.3米开一沥水沟，以防雨天受渍。
油菜1974年以前，县内没有大面积种植习惯，仅有菜园地少量栽培。1965—1974年，全县累计播种面积90亩。1975年少数生产队试种396亩。1976年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各大队都开始试种，播种面积扩大到6183亩。1977年、1978年继续摸索种植经验。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从几年的试验生产实践中，掌握了基本栽培技术，同时认识到利用冬闲地种油菜，是农村商品经济来源的渠道之一，既可开辟财源，又可培养地力，调换作物茬口，因而有了巩固地生产热情。1979—1985年，播种面积平均每年增长51.9%，平均每年播种7.33万亩。1985年种植面积达到14.64万亩。栽培技术：一是选用优良品种。县内油菜品种主要是202—23、当油早1号、宁油3号。这3个品种成熟期较早，耐肥高产，年后早发棵，能在小麦收获前7—10天成熟，可以缓和茬口矛盾和劳动力矛盾；二是培育壮苗。育苗田每亩施基肥4000公斤，施碳铵、过磷酸钙各50公斤，9月上、中旬下种，每亩播量400克。育苗田与大田比例为1∶5，苗期35天左右以2寸内见方定苗，并追肥移栽，合理密植。10月下旬至11月初移栽，每亩1—1.2万株。直播田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下种，留苗2.5—3.5万株，越冬时平均每株叶片5—7片。四是越冬保苗和重施苔蕾肥，越冬期培土和中耕松土，壅根防冻。2月中、下旬开沟条施或穴施碳铵20—30公斤。
1965—1985年油料生产统计表

(三)棉花
在小农经济时期，农民种植棉花，主要是满足自身消费，一般每口人平均种植1分半至2分地左右，产量很低。1954年9月起，实行棉花统购统配，棉花播种面积，按国家安排计划执行。建县以来，全县平均每年播种面积在11.37万亩左右。1965—1969年，平均每年播种7.84万亩；1970—1979年，平均每年播种13.83万亩。1973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棉花生产领导小组，提出“合理布局，适当集中”的原则，采取南棉北移，增加城郊、西潘楼、王市、张村、王人、马店等老棉区面积，落实万亩公社、千亩大队、百亩生产队，当年播种16.93万亩，是历史上种植最多的一年。1980年播种面积下降到8.89万亩，为控制继续下降局面，在安排生产计划时，落实重点生产大队242个，其中千亩大队2个、500亩大队8个、400亩大队22个。1980—1985年，平均每年播种10.22万亩。历史上习惯利用晚茬冬闲地种植春棉，一般为薯类→冬闲地→春棉→小麦。1973年试行粮棉套种，头年秋种时，在麦田里采取高背畦、宽窄行播种，第二年4月中旬在留出的棉畦中点播。1981年在少数地区试行以春棉改夏棉，利用油菜茬种棉花，通过试种，单产比春棉高。1982年推广—油—棉，春改夏棉7100亩，占当年棉田总面积的6.4%。农村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后，又逐步恢复到传统的耕作习惯。1965—1982年，亩产长期徘徊在15公斤左右；1983—1985年，平均亩产提高到34.5公斤。品种改革：1965年主要品种是鄂光棉，其后引种岱字棉15号和萧县107，由于是商品棉籽，混杂退化严重。1979年引种徐州142，建立19个大队良种繁殖基地，当年繁育良种280吨，推广全县，成为当家品种。1982年引种中10新品种，播种面积占7%左右。栽培技术：1951年以前，棉花生长，任其自然，不懂得打头、拿杈等管理技术。1952年原辖区各县成立棉花技术指导站，技术员到重点互助组传授管理经验。建县以后，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不断对棉农技术指导。1973年县棉花生产领导小组多次举办技术培训班和现场会，对普及棉花生产技术起到重要作用。
1965—1985年棉花面积产量表

(四)麻类
县境内很早就有麻类种植。明正德《颍州志·物货部》记载有火麻、线麻、茄皮麻等。1972年以前，县内种植麻类主要是苘麻，有少量火麻和大麻，1965—1972年，平均年播种面积1.05万亩，主要是自产自用，很少作为商品。1973年开始引种黄红麻，面积逐年扩大，1973—1984年，平均年播种面积1.54万亩，其中黄红麻面积占80.4%。1985年麻类播种面积猛增到4.86万亩，其中黄红麻面积4.62万亩，占95.2%，单产达到304公斤，总产量达14060吨，成为农业重要商品之一。黄红麻种多从广西、福建省引进，由于调供问题，种植面积不稳定。1985年因生产过剩，销售不畅，造成积压。
(五)烟叶
烟草，原产于美洲，17世纪南方由菲律宾传入福建、广东；北方由日本经朝鲜传入我国东北地区，后陆续传入内地，作为药物使用，主治气结疼痛，痈疽，疔疮，疥癣，蛇、犬咬伤。《食物本草汇纂》称之“相思草”、“返魂烟”。后为人们染上吸食嗜好痼癖。民国年间，县境内已广为种植，用于自身消费，多种于宅旁、园边，数量很少。1965—1975年，年平均播种1088亩，平均亩产量87公斤左右。1976年开始发展烤烟，西潘楼、张村、孙集为烤烟生产区，当年种植烤烟2309亩，1977年下降到1083亩，到1981年仅有烤烟344亩。1982年学习亳县烤烟致富经验，再次发展烤烟，播种面积猛增到9484亩，由于技术等问题，到1985年播种面积又递减到3149亩。
(六)糖料
县内糖料主要是甘蔗，种植数量很少，平均每年50亩左右，多种植在小菜园里，成熟后，作为果蔬消费。1971年兴建小糖厂，从北方引种甜菜，供应糖厂生产。1979年糖厂停产，甜菜不再种植。
1971—1979年甜菜生产统计表

(七)蔬菜瓜果
蔬菜县境内栽培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明正德《颍州志·菜部》记载有大小葱、蒜、韭、白菜、萝卜、芹菜、茄子、芫荽、莴苣菜等37种。小农经济时期，农民多为自种自食，集镇周围有少量菜园户，以销售为主。农业合作化时期，由生产队集体栽培，供社员食用。1962年实行社员自留地制度，多数社员家庭都有一点小菜园，自食有余，参与集市贸易。建县以后，平均每年种植3.2万亩(含复种面积)左右。1982年在城关镇建立蔬菜生产基地，以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民各显神通，各找生产致富门路。如西潘楼区陆小楼乡姜大庄的茄子，全庄都种，七分地即可收千元，上市早，可持续销售半年；江集区郑小集的韭菜，鲜嫩不老，常年出售，卖到涡阳、蒙城；西潘楼区老张集乡杜家湖的大白菜，户户栽培，体大抱紧，耐久存。各类蔬菜专业户不断涌现。1984年张村区、城关镇等地有26户开始用塑料大棚生产，已开辟温室面积25亩。1965年以前传统的蔬菜种类有白菜、菠菜、苋菜、芹菜、腊菜、黄瓜、辣萝卜、水萝卜、胡萝卜、莴苣、茄子、瓠子、笋瓜、丝瓜、南瓜、葫芦、绞瓜、蔓菁、苤蓝、疙瘩、大蒜、豆角、梅豆、葱、洋葱、山药、菊芋、茭白、荆芥、小茴香、藿香、辣椒、韭菜、黄花菜、冬瓜等30余种，其后从外地引种蕃茄、甜椒、包心菜、茼蒿、洋白菜、花菜、四季豆、刀豆、空心菜、雪里蕻等10余种。野生荠菜，亦有人开始栽培，供应市场。
瓜类县内果用瓜主要有西瓜、打瓜、小香瓜、酥瓜、地瓜等。1965—1980年，全县平均每年种植万亩左右，主要供应本地市场消费。1980年后，西瓜面积迅速扩大，在品种上引进密西瓜和杂交西瓜，老品种已渐淘汰，栽培技术上使用地膜覆盖，5月下旬已有产品上市。1985年果用瓜面积已达14406亩，盛产季节纷纷运往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销售。
果类县境内果木栽培历史悠久。明正德《颍州志·果部》记载有桃、核桃、栗子、柿子、银杏、石榴、杏子、李、李梅、梨子、枣、葡萄、花红、樱桃等20余种。清民时期尚有不少果园，如周柿园、杨梨园、蒋梨园和纪大洼、翟后湖的大梨园、程桃园、陆桃园、高皇的石榴园、陆果园等。旧志记载的栗子、花红久已绝迹。《亳州志》记载：“林檎俗呼花红(亦称沙果)，以其色可爱也。”花红不仅色泽鲜艳，清爽可口，皮薄肉脆，味甜多汁，而且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县内惜已灭绝。1958年刮“共产风”时，多数果木园被破坏。建县后尚有零星的桃、杏、梨、枣、柿、葡萄、李、樱桃、石榴、核桃等，产量很小，昔日的梨园、桃园、石榴园、柿园已不复存在。1971年少数社队建立小型梨园、桃园和苹果园。1974年建成武寨、陈营、张桥、柳东4个千亩以上的果园场。1976年大批资本主义，大割农民“资本主义尾巴”，社员幸存的果木再遭浩劫，只准发展集体果木，不准社员私有果木。1977年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果园达到14496亩，其中苹果园面积5000多亩，多数果木已开始挂果。由于生产技术和气候条件等问题，产量上不去，有些果木园被淘汰，1978年下降到6500亩。1981年果木园分散管理或承包管理，果园面积又有所下降，到1985年，全县尚有果园面积3289亩，其中苹果园1842亩，梨园951亩，桃园432亩，葡萄园64亩。当年水果产量331吨，其中苹果72吨，梨60吨，桃20吨，葡萄9吨，红枣(鲜品)38吨，柿子(鲜品)76吨。
(八)药材
建县以来，药材播种面积年平均2000亩左右。1966年张村区柳西大队开始种植白芍，很快在全县推广，至70年代已生产过剩，不再栽培。1967年从南陵引种牡丹，在张村区刘营试种，面积迅速扩大，形成一时的“丹皮热”，70年代末已生产过剩，已很少栽培。1972年引进药材品种13个，主要有白术、附子、白芷等均获成功，桔梗、人参、甘草、三七等引种失败。1973—1985年引种玄参、银柴胡、紫丹参、生地、牛蒡子、白扁豆、地黄、红花等28种和连翘4700株、杜仲300株、黄柏768株、栀子3000株。1974年引种薄荷，在程集公社试种，熬油提炼成功，当年收购薄荷油0.54吨，其后迅速发展，扩大到全县。1975—1985年，全县年平均种植面积3500亩左右。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播种面积一度突破6000亩，由于生产过剩，又迅速下降到3000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