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森林资源
第一次资源调查1976年6—8月，采用以公社为总体，以生产队为单元简单随机抽样法，开展实测调查，测算结果，全县有各种树木7020万棵，按农村人口每人平均79棵；木材蓄积量24.59万立方米，人均材积0.28立方米。其中全民和集体所有树木5945.9万棵，占总株数的84.7%；木材蓄积量9.15万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37.2%。林业用地为22.09万亩，森林覆被率7.4%。是年，全县有经济林11949亩，其中木本粮油林258亩，特种经济林2954亩，果木林8737亩，竹林137亩。
第二次资源调查1982年6月，开展第二次森林资源调查，测算结果，全县有各类树木1136.51万棵，按农村人口平均每人11.6棵；木材蓄积量39.45万立方米，人均材积0.4立方米，森林覆被率7%。其中成材树650.69万棵，占总株数的57.3%，木材蓄积量34.77万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88.1%。在成材树中，34.6%为泡桐树。
(二)植树造林
县内林业用地主要是“四旁植树”(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改善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条件，解决群众用材和烧柴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生活和建设用材基本可以自给。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提出“一大二公”，树归集体所有，成村树木遭到一次掠夺性采伐；未成材树木亦被砍伐当柴烧掉，有的村庄甚至成了“光腚庄”。由于森林覆被率下降，以致旱、涝次数增多，水土流失，沟河淤塞，使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1962年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纠正“左”倾错误，“一平二调”的财物、树木作了赔偿，农民植树的积极性得到恢复。到1965年，全县树木恢复到350万棵，人均树木5.2棵。1965—1970年，植树造林发展缓慢，虽然年年号召栽树，仅限于房前屋后，公路旁所植树木，年年栽，年年大部分被毁。1971—1975年，植树造林掀起高潮，开始订立管护制度，公路旁树木实行分段看管，对保障树木成活起到重要作用。这个时期树种以大官杨为主，有单纯追求数量和速生的观点，植树密度大，品质差。1976年春全县有7个公社、321个大队实现“四旁绿化”和“农田林网化”，有90%的村庄营造“环村林”，70%的河堤营造“防护林”。1976年开展农村“路线教育”，提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倾口号，社员私有树木逐棵编号、括价，收归集体所有，不愿入公的，纷纷采伐，许多社员家庭果树、尚未成材的树木被砍掉，再次挫伤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1979年底，全县树木下降到2500万棵，比1976年减少64.4%；三、四级林网面积下降到30万亩，比1976年下降70%。1980—1982年，对道路两旁和集体树木管理责任不明，一度形成乱砍滥伐，林木再度遭到破坏。1982年6月，树木总数比1979年减少54.5%，比1976年初减少83.8%。1982年5月，全县抽调3230名干部，组成59个工作组，到农村开展“林业三定”(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大面积树木，凡由水利、林业部门投资的，林权归国家所有；凡由集体投资的，林权归集体所有。茨淮新河、西淝河、阜蒙河、利阚新河两岸宜林地，分片、分段包到组、户，签订合同，收益国一、队二、户七分成。主干公路护路林，凡交通部门投资的，林权归国家、集体共有，承包到大队，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收益按国一、队九分成或国一、队二、户(组)七分成。乡村公路护路林，树随地走，承包到户，收益按队二、户八分成。农田林网，林权归集体所有，树随地走，作价记帐，承包到户管理，实行联产计酬，收益按队二、户八分成。果园、经济林归集体所有，专业承包到组(户)，签订合同，包缴产量(或产值)，增产归组(户)。环村林、集体宅基地树木归集体所有，作价记帐，承包到户，收益按队二、户八分成。田间、地边、生产路、沟、渠、塘边的零星树木，树随地走，收益分成或作价归户，以后谁栽谁有。林业“三定”有效地稳定了林业生产形势，制止了私分集体林木和乱砍滥伐。全县订立林业经济合同8400份，成立专业护林队43个，固定护林员840人，盖护林房246间，承包树木510万棵，退田还路1463条，长5240公里，退田还渠326条，长405公里，修复沟渠路166条，长340公里，退田还林14万棵。当年植树435万棵，成片造林6275亩，农桐间种4800亩，恢复林网25万亩，小片速生丰产林113亩，育苗9750亩。1983—1985年，四旁植树2166.28万棵，其中农田林网634.18万棵。1985年，全县树木已恢复到3700万棵，按农业人口每人平均36棵。
(三)森林保护
管护1971年各社队普遍制订“一二三”制度(毁1棵，罚2元，栽活3棵树)，队队建立护林组织，固定护林员，搭盖护林房。1976年秋起，管护工作放松，直到1982年实行林业“三定”，宣传贯彻《森林法》，全县制订护林公约69318份，规定“毁1棵，罚50元，栽活3棵树”。以不同形式，开展广泛宣传。1984年累计建护林房1743间，固定护林员4687人，订护林公约20万份，印刷张帖《森林法》2000份，使森林管护造成一种强大声势，其后毁林事件很少发生。
病虫防治1980年2月，林业局下设森保站。同年8月15日至9月25日，普查16个公社、138个大队，踏查面积40983亩，详查面积138.5亩，重点调查泡桐、大官杨、臭椿、刺槐、苦楝、法梧、中槐、柳、榆、桑等树种，查出虫害有27种、病害4种。虫害危害严重的有大袋蛾、金龟子、、光肩星天牛、榆树金花虫、臭椿皮蛾等。病害有泡桐丛枝病、杨树溃疡病、泡桐炭疽病、臭椿流胶病。1983年建立林业病虫测报站，用黑光灯进行诱蛾观察，发出病虫预报，指导区乡适时防治。1984年森林防护机械由2台增加到31台，专业防治人员由6人增加到500多人。是年底全县出动10万多人，摘除大袋蛾袋囊62.35吨，钩除泡桐丛枝27.4万株。
1982—1985年林木病虫防治统计表

(四)木材采伐
1965—1975年，木材年采伐量1250立方米左右。1976—1983年采伐量在6000立方米左右，其中包括间伐和乱砍滥伐的材积。1984年采伐18292立方米，1985年采伐18795立方米，主要是迹地更新和间伐，解决农村建房用材和生活用材。
(五)古树
永兴柿树在马店区永兴乡徐寨村委会周庄南，树龄有600余年，高15米，胸径78厘米，枝下高1.84米，西南、东北方向各有一大分枝，树冠呈扁圆状开伞形。至今枝叶繁茂，每年还能结果150—200公斤。相传，老柿树处原是一片大柿园，柿园南北有两个周寨。元朝末年，人民不堪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周寨人民纷纷参加刘福通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当时童谣歌颂起义军说：“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席上坐。”起义军所到之处，开仓济贫，杀官释囚，发展极其迅速，因起义军人人头裹红巾，故号红巾军，又号香军。红巾军屡败元军，元朝统治阶级曾派重兵“三洗凤阳，七洗颍州”，血腥屠杀红巾军的发祥地，前后周寨的老弱妇孺在血洗中几乎被杀光，在柿树南有一座“万人坟”即为历史见证。前后周寨只剩下一人逃脱劫难，靠吃柿子活了下来。清咸丰年间，清朝兵部侍郎周天爵率清兵驻扎王老人集、王市集一带镇压捻军，柿园被清兵砍伐，仅剩下一棵柿树活到现在。1966年老柿树曾假死一次，春季未生叶，到农历六七月份才发芽。
王营银杏在马店区王营乡孙刘村委会白果小学校门前，树龄约500余年，高22米，胸径1.2米，树冠覆盖地面200平方米，白果小学原为东岳庙遗址，寺内旧有石碑和铁钟记载：“建于唐末，明万历年间重修。”相传，王营白果树与阜阳县伍明白果树、本县双沟乡心悟古槐树为一老僧同期所栽。王营白果树曾多次遭雷击。1962年因香火引起白果树火灾，燃烧一天一夜，树干严重损伤。干已中空，有洞可入内登树上。现有7个主枝，枝叶仍茂盛，年年结果。
心悟槐树在马店区双沟乡心悟小学校前。心悟小学为心悟寺遗址。心悟古槐相传为明朝一老僧所栽。现高7米，主干胸径1.07米，树龄约500余年。曾因香火致灾损伤，死后二、三十年复萌发，心已腐，连皮平均厚只有10厘米，尚有半数枝叶茂盛。心悟小学师生用铁丝捆绑，以防风吹倾倒。
孙营桑树在孙集区刘营乡孙营村委会孙国乾门前，树龄400余年，高12米，主干胸径1米，有5大主枝，直径30厘米以上，大都中空，已死2枝。树枝茂密如龙爪下拂，树冠覆盖地面150平方米。相传植于明万历年间。清咸丰年间，捻军白旗旗主孙葵心属将孙老勉，曾在此树下竖旗起义。捻军活动时期，常有小股捻军在此树下集散。
古柘树在望疃区望疃乡河网庄李六公墓地，明万历十三年(1585)植，树干高2.3米，胸径1.3米，树冠蓬松，枝叶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