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4年(1935年)，县政府军法承审处，只审理犯法军人及土匪抢劫案件，民刑案件由阜阳地方法院审理。民国31年冬，在县城西庞楼设阜阳地方法院临泉办事处(又称“临泉分院”)。民国34年成立临泉县地方法院，设民、刑2庭，行使审理判决之权。1949年8月，县民主政府设司法科，具有审判职能。1950年9月，成立临泉县人民法院，11月各区设临时法庭，所在区长兼庭长。1951年6月24日，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临泉县人民法庭。县长兼审判长，法院院长为副审判长。1952年建立高塘、张集、白庙3个巡回法庭，1955年改为常设法庭，分片审理全县案件。1958年3月，除城关外，各区复设临时法庭，公、检、法组成三位一体工作组，携卷下乡，就地逮捕、预审、起诉、审判。12月各公社建立法庭。“文化大革命”期间，军管组内设审判小组。1973年恢复县法院，建立张集、杨桥、老集、黄岭、瓦店5个法庭。1985年，14区(镇)均建法庭。
一、刑事审判
1950年起，围绕反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判处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巩固了人民政权。1950～1965年，共审理8927件，年均595件，结案率平均为91.8%。1958年受理2144件，为建国后最高年份，相当于前3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打乱了审判程序，造成一批冤假错案。1979年7月，《刑法》颁布后，法院配合公安、检察部门进行综合治理，依法判处一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爆炸、流氓团伙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1982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112件，处结109件，结案率97%，其中经济犯罪13件16人。1983年下半年，贯彻9月2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从快判处一批罪犯，当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336件449人，结案率97.6%。其中判处死刑26人，死缓3人，无期徒刑12人，15～20年徒刑45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1984年受理345件436人，结案率百分之百。1985年发案率下降，受理197件275人全部审结。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促进综合治理的落实，当年在县城召开2次宣判大会，公开宣判各类罪犯18人，促使社会安定。
二、民事审判
1952年司法改革，反对旧法观点和衙门作风。提倡携卷下乡，就地审理。1956年成立法律顾问处，为原被告代写诉状。1963年刑、民分立，设民事法庭专门审理民事案件。1982年《民事诉讼法》颁布后，坚持起诉、受理、调解、审判、执行五个程序。在审理的民事案件中，建国初以婚姻案件为主。1950～1957年审理民事案件6181件，年平均772件，其中婚姻案件4610件，占总数的75%。1958～1966年，年平均审理327件。1973～1979年，年平均审理145件。1979年以后，发案率回升，1980～1985年，年平均审理473件。
三、经济审判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纠纷案件增多。1982年建立经济审判庭。本着“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方针，审理违反经济法规的案件。1982～1985年，共受理经济合同纠纷和其他经济纠纷案件163件，处结144件，结案率90%，诉讼标的额392.3万元。
四、案件复查
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1961年对1959～1960年的284件300人刑事案件复查出不该判刑的3件3人，余均判处正确。1962年对1957～1961年原判的3636件刑事案件中复查1636件1984人，原判正确的1436件1925人，占87.7%。1978年以后，对建国以来的案件复查，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刑的849件，经复查改判117件153人；宣布无罪的62人，免于刑事处分的97件，减轻刑罚的6件。对起义投诚、侨胞关系、知识分子历史老案21件21人进行复查，免于刑事处分的9件9人，无罪的4件4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7件7人，并予妥善安置。1985年8月，成立刑事审判二庭，专司刑事案件复查工作。
附：冤案平反二例
“大跃进”时期，公、检、法战线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办理案件上曾提出“大案不过三，一般不过天”的错误口号，因而造成部分冤假错案，兹爰举二例：
一、张炳德图财害命的冤案
原判决：被告张炳德，男，1937年生，中师肄业，中农成份，高塘公社张营人。为图财杀人一案，于1961年7月6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投入劳动改造。原判认定张在临泉师范学校上学，于1960年3月23日请假回家，从酒厂买酒渣8斤，走到大白庄西北角，遇见张龙昌(时年15岁)带豆腐渣10斤，酱豆8斤，食盐2斤。两人走到邢塘东北角，张炳德从路旁拔一棵小柳树，与张龙昌抬着两人的东西。走到小柳庄东北，天黑。张炳德用柳树棍把张龙昌打昏，又猛击头部致死，劫走全部东西。
张炳德在服刑期间，于1962年提出申诉，1964年由县公安局将其解回临泉，1966年3月由县公、检、法联合组织复查的情况是：
(一)牛福林原证明：1960年3月23日回家路过邢塘时见被告与被害人在邢塘街上同桌喝茶。复查时牛否认原证词。查阅原证词时间也是在被告入狱后补记的。
(二)被告妹子张修英和张李氏证明：1960年3月23日夜，看见被告背着东西，路过高塘集看电影。经查原证人否认。查访群众说高塘集当年3月没有放电影，同时查县气象站资料载：1960年3月23日下午与夜间下雨，并有8级阵风，高塘集无电影院，室外不可能放映。
(三)被告母亲宗氏及原妻姚秀美供词，都说被告回过家，宗氏并承认被告弄回家的全部脏物。经查姚否认原供词。
(四)被告1960年3月23日由师范学校请假5天到周冲小学，教导主任李士富接洽，并交李粮票数斤，于当月26日返回师范学校，28日去周冲小学代课，并从即日起领取代课金，并有赵忠良证明。
根据复查，原认定罪证不能成立，实属冤案。1970年8月6日报请阜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撤销原判。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于1970年9月19日以刑再(67)字第2号文件对阜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的批复“……我组于1970年9月14日讨论决定，撤销原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1961年6月16日判处张炳德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批复。并同意你组对张炳德宣布无罪，政治上平反，建议有关部门安排适当工作的意见。”临泉县革命委员会于1970年10月给予安排工作。
二、郭兰英搦死婆妹的冤案
被告郭兰英，女，1940年生，文盲，农民出身，中农成份，黄岭公社冯营人。因杀害人命一案，于1960年10月30日被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该案经本院院长发现处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12条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提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重新审理。
被告郭兰英与婆妹冯俊秀(时年16岁)同居不睦，经常打骂。于1960年4月26日夜，为琐事把冯俊秀卡住脖子勒昏倒，后苏醒。次日早晨又给勒昏倒。郭认为已把冯勒死，为躲避罪责遂外逃。冯苏醒后，幸被生产队干部张安民发觉急救脱险。认定郭经常虐待婆妹，竟两次杀害，犯罪情节严重，应予严惩，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投入劳动改造后，郭提出申诉。1966年5月6日省第三监狱将郭解送临泉法院重新审理。
经复查，该生产队干群证明，郭兰英与冯俊秀以往相处关系正常，冯本人也说过去关系很好。这次殴打是因冯偷其嫂为小孩做的馍给弟吃，引起争吵。当晚并未将冯勒昏倒。次日早晨，郭从外摘树叶回来，见冯又将她给小孩做的馍偷走。郭问冯，冯不承认。郭用树条打冯几下，把冯往外拉，并拧撕冯嘴，冯站着不动，未昏倒。郭又把冯往外拉，拉到门口跌倒，又给拉到过道里。邻居冯广心、现娘等人见证。郭兰英打冯是事实，但没有勒昏。原认定郭兰英把冯俊秀勒死时有干部张安民急救脱险。经查：张安民对冯没有进行任何抢救。因张安民当天在生产队仓库里，冯被打后自己去到仓库找张时，张还没起床。现冯已结婚，生一小孩，身体正常。
根据上述情况，复经阜阳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再次审理，认为郭无罪。1970年8月6日阜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研究决定，将郭兰英无罪释放，政治上平反。对郭提出因冤狱所引起生活困难的合理要求，应予照顾。
以上两案被告张炳德与郭兰英皆因冤案入狱，妻离子散。1970年9月均得到平反，无罪释放。同冤相怜，互相帮助，产生爱慕之情。经审判人员介绍，结为伉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