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散文、小说、诗歌阜阳县文学创作，最早见于唐代的有《王建诗集》。宋、明、清三代，著名的散文、诗歌有152部、共456卷。张廉的《思保堂集》、郭升的《汝颍集》、储珊的《钩无集》、张思浚的《净业集》、张思洽的《双溪诗文集》，均蜚声文坛。民国年间，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一些爱国文人，有感而发，写出730多篇杂文、小品文、随笔、论说文。周传业所写《五·四运动后国民应有之觉悟》，最早提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中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的卓识灼见。抗日战争以后，散文、诗歌、小说倍盛往时，根据《淮涛》、《淮流》、《阜阳青年》、《淮上新报》、《革心报》、《动员报》、《阜阳话报》、《午报》等报刊统计，发表时事详述437篇、杂文524篇、散文634篇、随笔325篇、小品文764篇。民国30年，国民党军警逮捕《革心报》创办人吕金英、朱骏利后，文坛上出现“万马齐喑”局面。
解放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一大批工人、农民拿起笔批判旧世界，讴歌新生活。滑集乡农民潘永德在不到10年时间内，写了103篇小说，安徽人民出版社将其中一部分集为《闲事家》，于1960年出版。根据《阜阳县报》、《阜阳日报》、《文艺宣传材料》、《群众文化》等地方报刊统计，1950年至1961年，发表小品963篇，时事评述324篇，杂文437篇，小说369篇，故事334篇，游记42篇。1963年，有些报纸遵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示，批评文艺界“鼓动干单风，只讲阴暗面”。有些人生怕写出什么会引火烧身，放下了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等扬言解放后17年，文化艺术界一直被一条黑线统治着，到处抓“小爬虫”，很多人挨了斗，作品越来越少。1978年后，进行了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不同形式的作品大量涌现出来，梁如云的长诗《湘江夜》获全国青年优秀新诗奖。1978年至1985年的7年中，发表在县、地、省级报刊上的作品，计有报告文学19篇、杂文79篇、小品87篇、小说28篇。梁如云写的《永恒的情笛》、《爱之海》、《恋痕》、《野雨》均受到好评。另外，还开掘了新的文学体裁——连环画脚本。
(二)戏剧曲艺
1．戏曲演唱
戏剧：清末、民国年间，县内有梆子戏(又称沙河梆子)、京剧两个剧种。梆子戏流行于农村，京剧风靡于城市。
梆子戏常演的代表剧目有《两国和》、《七郎八虎探幽州》、《大登殿》、《薛平贵征西》、《铡美案》、《陈州放粮》、《铡包勉》、《薛仁贵征东》、《刘备招亲》、《黄鹤楼》、《将相和》、《反徐州》、《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李渊跑宫》、《赵匡胤哭头》、《二龙山》、《泗水王上吊》、《大江东》、《小江东》、《斩马谡》、《马天官打朝》、《刘镛下江南》、《渭水河》、《过五关》、《阴阳伞》、《崇贞失天下》、《寇准背靴》等。京剧常演的代表剧目有《龙凤呈祥》、《群英会》、《四进士》、《潇湘夜雨》、《乌龙院》、《奇冤报》、《南阳关》、《夜战马超》、《反潼关》、《穆柯寨》、《泗洲城》、《探皇陵》、《二进宫》、《六月雪》、《三击掌》、《翠屏山》、《坐楼杀惜》、《花田错》、《罗成叫关》、《徐母骂曹》、《黑风帕》、《探阴山》、《打龙袍》、《马前泼水》、《张松献图》、《器祖庙》、《夜观春秋》、《白马坡》、《单刀赴会》、《收姜维》、《火烧连营》、《七星灯》、《恶虎村》、《盗玉马》、《戏貂婵》、《杀子报》等。
梆剧在农村春节后或庙会上演出，事前由会头(牌户)出面邀请戏班，募集演出经费，搭戏台。有时搭两个台子，邀两个戏班对唱，俗称“对台戏”。财主做寿，也有找戏班到庭院演出的。
京剧多在城市演出，戏班由剧院老板邀请，从票房收入中付给演出费。名演员出场，票价可以提高。民国时期，一些人把京剧视作文明象征，常在公共场所清唱。同盟会员李靖宇夫人李砚痕、国民革命军57军军部秘书吴晋卿、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秘书长胡苹秋等，常到戏园登台“打炮”(扮演剧中角色)，一些著名京剧演员，如姜鹏飞(又名万里红)、九盏明、刘永奎、刘荣芳、张巧玲、蒋小楼、徐振华、何灵仙、许凤楼、许翠兰、许翠馥、兰月春、金丝猴、雪艳琴、张菊隐、筱玉燕等，也常来阜阳演出，京剧繁盛一时。
民国中期，话剧传入，群众称之为“文明戏”。民国14年（1925年），阜阳县中师生演出的《棠棣之花》，是阜阳县最早的话剧。“九·一八”事变后，省立第三中学与省立第五女子中学演出的话剧《关山月》、《八百壮士》、《祖国万岁》、《盲哑恨》、《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回春之曲》、《雷雨》、《前夜》、《交换》、《铁蹄下的人们》、《打鬼子去》、《战曲》、《马百计》等，受到各界人士称赞。
1949年，阜阳城各界青年演出自编活报剧《活捉王耀武》后，话剧又活跃起来。阜阳联中师生除演出话剧外，还演出《白毛女》、《王贵李香香》、《虎孩翻身》等歌剧，话剧和歌剧逐渐普及开来。
1958年，阜阳县曲剧团成立后，曲剧逐渐为广大群众接受，代表剧目有《杨门女将》、《卷席筒》、《大祭桩》、《三哭殿》、《烽火颍州》、《卧薪尝胆》、《黑虎岭》、《落雁江歌》、《花庭会》、《马前泼水》、《盘夫索夫》、《阎家滩》、《三孝堂》、《挑花挑》、《雷锋》、《光芒万丈》、《陈三两》、《四·九英烈》、《两匹红鬃马》和《一代新人》。所演《十二寡妇征西》受到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的好评。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观看了县曲剧团演出的《三哭殿》，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职员。1980年，县曲剧团移植的淮剧《断线风筝》，被安徽电视台拍为电视片。1970年后，随着电影的普及，特别是电视的普及，在青年中，喜看京剧、梆剧、曲剧的人愈来愈少。
曲艺：清末、民国年间，县内的曲艺，主要有大鼓、坠子、清音、淮词、琴书、渔鼓等。
大鼓书，又称安徽大鼓，艺人执剪板(或吊板)打鼓演唱。代表曲目有《大红袍》、《大宋金鸠记》、《金鞭记》、《杨家将》、《包公案》等。解放后，除改编了一些传统节目外，新编了《学雷锋》、《唱王杰》等现代节目。艺人常在逢集时的集头或农事之余的村头演唱。
坠子，有大口坠子、小口坠子两种。多是1人执剪板(或吊板)演唱，1人用坠胡伴奏。相传，明代末期，艺人常在泉河岸柳林中演唱此调，得别名“莺歌柳”。其代表曲目有《东西汉》、《月唐演义》、《隋唐演义》、《打蛮船》、《刘天顺赶船》、《大英烈》、《小英烈》、《八美图》等。解放后，对传统曲目进行了改编，并结合时事，演唱新人新事。
清音，为元朝末年槐树店(今大田集)玄坛法师所创。他编的曲谱共64个词牌。玄坛法师又称清坛法师，其曲谱则命名为《清音筝谱》。小曲牌有《樱桃久熟》、《油葫芦》、《绣荷包》、《梅花弄》、《九连环》、《纱窗外》、《方四娘》、《凤入松》、《柳叶金》、《节节高》、《万年欢》、《风摆柳》、《清雅扇》、《截断桥》、《梅花三弄》、《夜落金钱》等，大曲牌有《天下大同》、《天下太平》、《思春》、《悲秋》、《大错》、《小错》、《拷红》、《唤红》、《巧辩》、《银钮丝》、《闺中怨》、《孝女哭坟》、《平沙落雁》、《红娘传书》、《鸿雁捎书》、《满江红》、《玉连环》等。清乾隆年间，清音传入颍上、太和、亳县、沈丘、鹿邑、新蔡、上蔡等地，并各自吸收民歌小调，形成了南北两派。以阜阳城为中心的南派，为四句腔，不起板，小煞板，弦低，腔调柔和；以太和为中心的北派为三句半腔，大起板，大煞板，弦高，腔调激昂。民国年间，南派的代表为韩让国等人，解放后，清音被列为稀有曲艺加以提倡。文化大革命中，指清音为“庭院音乐”，演唱清音者已不多了。
淮调，系袁寨至口孜沿颍河一带的独有曲艺，1、2人或7、8人均可演唱。曲调幽雅、委婉，曲牌由主调和民间小调组成。主调有“穿心调”、“上河调”、“银钮丝”等。箫、笛、月琴、木鱼、碰铃为主要伴奏乐器。传统代表曲目有《王天宝下苏州》、《酒醉归家》、《劝冤家》、《猫儿捕蝶》、《虞美人》、《三击掌》、《断桥会》、《招商旅店》、《俞伯牙焚琴》等。解放后，新编的曲目有《约会》、《凡人小事》、《辞官酒》、《月到十五》、《红灯记》等。
评词，艺人执醒木助气氛，只说不唱。多在书场及农村集市上演出。传统的代表曲目有《三侠剑》、《孙膑与庞涓》。新编了《红岩》、《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曲目。，以康八(康亚东)的评词最为动人。
琴书，以打琴演唱得名，民国时期传入，演出时，1人主唱，其他人伴唱伴奏。传统代表曲目有《王天宝下苏州》、《张廷秀私访》。解放后，乐器除保存扬琴的特色外，增加了京胡、二胡。多在晚会上演出。
渔鼓，又名道情，以道情筒和剪板为主要道具。常在街头、村尾演出。传统代表曲目有《小英烈》、《丝绒记》等。解放后，新编了《红灯记》、《武松打虎》。文化大革命后，渔鼓艺人逐年减少。
2．戏曲创作
戏剧创作，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省立第五女子中学集体创作的长剧《关山月》。接着，省立三中师生集体创作了《八百壮士》、《祖国万岁》、《打鬼子去》等鼓人斗志，催人觉醒的剧本。解放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面从老解放区引进《白毛女》、《虎孩翻身》、《血泪仇》、《王贵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剧本，还对旧戏《铡美案》、《断桥会》、《六月雪》、《梁祝姻缘》、《武松打虎》等进行了改编。1958年后，文艺界掀起了创作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至1965年，共有21个剧本和212篇唱词问世。苏继坡的《双送礼》演出后，受到了社会好评，马上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潘永德、毛文治、苏庆堂等一大批农民加入了创作队伍，写了一批逗人发笑、引人深思的如《哭婆婆》、《俩迷吵架》、《稻改老师》、《也有我的份》等曲艺和故事。1966年，当创作方兴未艾时，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一些作者被揪斗。1972年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创作组，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命令作”。1978年后，落实了文艺界各项政策，创作上开始活跃起来。董学礼创作的小戏剧《红眼经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调到省里演出。
(三)书法美术摄影
1．书法
清末、民国年间，塾馆、学堂、学校均把习字作为必修课，从临摩开始，而后学闫(真卿)、学柳(公权)、学王(羲之)、学苏(轼)……翰林出身的王震昌，字体圆润，笔力苍劲；拔贡出身的尹士芳，字体凝重，笔力厚实；拔贡出身的邢元伟，字体端庄，笔力淳朴，其作品均为世人争藏。后起的李子适、李家骥、张静庵(僧人)、朱倚楼、张筱庵、李印白、周琴一、陈子贞、李靖宇、王新吾、刘桂甫、邢颍谷、方兰谷、赵椒谷、朱炎昭、宁丹澄、朱辛尧等，书法技艺各具特色，尤其是徐淮的龙门二十品，受到南北好评。
解放后，小学设有习字课。要求学生学习书法技艺。1953年后，工业发展起来，钢笔逐渐代替了毛笔，小学次第取消了习字课。“文化大革命”中，给书法技艺贴上“资本主义”标签，当作“四旧”进行查抄，在一段时间内，没人再演书法。但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一直为群众所喜爱，邢广益、袁其德、郭振中、张培公、吴芳玉、李保民、邵长安等一批笔技娴熟的书法爱好者，常被一些单位邀去写会标、春联。
1983年，在中共阜阳县委支持下，许加强组织书法爱好者成立了书法协会，对书法技艺进行了定时切磋。张星垣、张培公、吴芳玉、李保民、邵长安等人的作品，在省内外参展后，分别被全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和安徽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吸收为会员。许加强的狂草和板桥体，融篆、隶书于一体，笔力苍劲、活泼，为世人珍藏。张传亭、刘允明、刘文华、姜炳炎、金日正、连壮磊、赵允华、王锡臣、王泰波、徐耀彩、王云江、袁振华、李守荣、邢广益、宋学礼、丁可礼、魏成章、桑梓荣、刘伦曾、葛家让等人的字，或行、或草、或隶、或篆、或楷，各具特色。另外，还涌现一批如王彪、丁健、李程、李玉华等书法新秀。
2．国画
清末，油画、水彩画已从西方传入，但不为人们所接受，为社会珍视的一直是人物、山水和花鸟国画。民国时期，尹士芳、刘献瑞、刘玉英、张贞一等，在国画创作中吸取了西画的可取部分，推动了国画的发展。屈秉国、董艺、宁佩瑶、张凌九、刘笑庵、王明弼、邢韵峰、叶延昶、释宝庄、姜坤、李伯英、徐希三、刘日秋、沈志庵等人的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均为世人称道。
解放后，国画界一些有声望的高龄人物，多数已离开人世，可以作画的只有张贞一、李伯英、沈志庵等人。沈志庵改行从医，李伯英被安排到剧团参与舞台设计，张贞一从教，到了外地。国画界一度青黄不接。1970年，刘继成、李朝祥、谭道一调到文化馆后，美术队伍逐渐发展起来。李朝祥的作品在省内外展出后，被吸收为全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李伯英、张体文的作品在合肥展出后，被吸收为安徽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张筠华（行素）长于画竹、兰、菊、梅，取法于郑燮，笔情纵逸，随意挥洒，被誉为“当代郑板桥”。还出现张家路、张玲、乔贞、张小村等一批国画新秀。
3．农民画
1958年，广大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经济情况逐年好转，建造了新房，还想在新房墙壁上搞点字画装饰。1958年，中共阜阳县委派出王人乡(1975年划入利辛县)的代表参加安徽省文化会议。代表们目睹了巢县司集乡民歌创作活动。表示回去后，一定让“墙上有画，画中有诗”。省美术协会立即支持，马上派人到王人乡指导。经过充分发动，有绘画技艺的能人全被动员出来。边作诗，边构图，不到数日，一幅幅情景交融的壁画出现在村头、路口，既美化了环境，且陶冶人们的情操。同年12月，《阜阳报》以《歌声遍野，诗画满墙》为题，报导了王人乡诗画创作经验，县文化部门，把这一新生事物推广到全县。人民出版社得知后，采访并出版了《阜阳农民画集》，引起了国内、国际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应各驻外使馆的请求，组织驻外文化参赞参观团，来阜阳参观(代表团的成员是：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文化参赞王鸿轩，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君宇，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文化参赞周保瑞，中国驻锡兰大使馆文化参赞袁树松，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张映吾等)。他们参观后说：“王人诗画太动人了，一定作为亘古奇迹向外宣传。”当年，县人民政府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工作会议上，受到了国务院嘉奖。《人民日报》以《不寻常的诗画选集》为题，高度评价了王人乡自编《诗画选集》。安徽省文工团、阜阳地区梆剧团、阜阳地区曲剧团，分别按照《四大金刚拔萝卜》、《古今奇观》、《孔子拱手不敢吭》等壁画画意，编写了舞蹈、戏剧，在全省各地演出。1961年反“五风”时，不加区别地把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当成“浮夸”进行批判，加之经济不景气，农民画步入低潮。
1973年，王店区的一些农民，总结了过去农民画创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要求县文化馆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辅导。县文化馆干部刘继成、李朝祥等从提高画技入手，举办了绘画学习班，边学习，边实践，创作农民画500余幅。1974年，选出其中46幅参加了省、国家两级农民画展览。海云、李永红、周玉虎等人画的《理论花开遍地红》、《喜送公粮》、《仓库粮好》，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王店农民画受到地方党、政进一步重视，帮助成立金谷农民画会。张南创作的《欢腾的骡马行》、张鹏飞创作的《集市一角》，参加了1983年全国农民画展后，被评为二等奖，收入《中国农民画集》。《中国农民报》誉王店为“农民画乡”，并精选出农民作品14幅，在中国工农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二届年会上展出。1985年，王店区农民画队伍发展至403人，其中13人被送到大学深造。
4．剪纸
清末、民国时期，常见的民间剪纸有鞋花、枕花、衣花、帽花。解放后，人们把纸花作为祥物，每逢喜庆大典时，剪出各种纸花，贴在门上、窗上、墙上，用以宣染欢快的气氛。农民剪纸大师程建礼(中国剪纸学会会员)，跳出鞋花、帽花的创作圈子，剪出《福禄寿》、《哄宝宝》、《指公骂婆》、《骑虎传令》、《猴子吃桃》、《双龙戏凤》、《蝴蝶姑娘》、《归来》、《鱼虾图》、《榴开百子》等大批装饰画。分别在全国八省、市剪纸展览会和全国民间剪纸展览会上展出，其剪纸方法是：不绘画稿，只要一把剪刀，一张纸，举手而就。
1979年，袁寨文化分馆馆长朱坤英(中国剪纸学会会员)，吸取了国画、版画之长，以刀代剪，刻出有版画效果的屏幅，先后在全国八省市剪纸展览会和全国民间剪纸展览会上展出，所剪《斗狼记》，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独树一帜的剪纸连环画。除此，他为各级领导出访、提供剪纸礼品31种，计3500余件。
5．摄影
民国时期，县城有“美芳”、“丽芳”、“飞影阁”、“庚记”、“甫记”5家照相馆，为富裕人家拍生活照、结婚照，为学生拍毕业照。解放后，治淮干部贾振中首先举起照像机拍摄工程照片，开手机拍照相之先例。1970年后，照像机进入机关，刁子俊所拍《喜见小麦丰收》被《安徽画报》采用。1978年后，城市、集镇的照相业发展起来，大批的照相机进入私人家庭，摄影作为一种艺术，逐渐普及开来。据1980年不完全统计，全县66个集镇，有照相馆43家，机关有照相机48架，私人有照相机323架。为了便于交流摄影技艺，1982年成立了阜阳县摄影协会，1983年成立了阜阳县科技摄影协会。李家全、李保民、米玉华、董立和等人的作品，常被各种报纸采用，刁子俊的《芙蓉托桓》、《霓红公主》、《楚天清秋》、《金凤思展》等100余幅菊花摄影作品在合肥展出后，安徽人民电台撰文赞扬，安徽电视台录像播放，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其中的《粉红佳人》和《胜似春光》。
(四)音乐舞蹈
1．音乐
清代末年，民间流传着各种民歌小调，较为普及的有《大踏青》、《小踏青》、《上河调》、《下河调》、《玉美人》、《孟姜女》、《李玉莲》、《十月掐花》等。打击乐有《长流水》、《凤点头》、《思凡》、《十八番》、《桂生枝》等，宗教音乐有《凤搅雪》、《官花豹》、《葫芦花》等。许多民间歌手按调填词，在旱船、高跷等舞蹈演出时歌唱。《打蛮船》一歌被群众唱了近百年。
抗日战争时期，群众编了许多旱船调，用歌声来唤醒人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唱：“四月二十五，黎民遭了苦，日本鬼派飞机轰炸颍州府。房屋被烧尽，财产付东流，无数生灵横尸大街头。同胞团结紧，不忘血泪仇，拿起枪杆狠把强盗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群众编了许多歌曲，歌颂党的领导，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功绩，歌唱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如秧歌唱道“旧社会，黑洞洞，富的富来穷的穷。富人身穿绸和缎，热了还需人摇扇。有手有脚不种田，鸡鱼肉蛋吃不完。穷人夏天光脊梁，冬天穿不上棉衣裳，打的粮食交地主，自己吃的菜和糠……”“共产党，是救星，领导穷人出火坑，那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新生……”。群众在土改时，唱自编的土改歌曲，在治淮时，唱自编的治淮歌曲。1957年进行民间艺术普查，搜集工尺谱33册，民歌小调200余首。
2．舞蹈
民间舞蹈的种类较多。比较流行的有红灯舞、旱船、小车子灯、跑黑驴、花挑、龙灯、狮子灯、河蚌灯、捧鞭、高跷、肘哥、抬哥、扑蝴蝶、老背少、大头和尚、打花棍、抵羊、捧莲灯、十二属相、盘桃会、二仙摔跤、独杆轿、四老爷打面缸等，在庙会、春节、元霄节时开展活动。民国末年，人们苦于壮丁及苛捐杂税，民间舞蹈销声匿迹。
解放初期，引进了秧歌、腰鼓。尤其是秧歌，舞中有唱，表演时不要道具，无需化装，流行最广。1952年后，每逢元旦、节日，或遇重大的庆祝活动，城市和大的集镇，均举办传统舞蹈灯会。
1980年后，交际舞、友谊舞、迪斯科、霹雳舞、华尔兹、探戈陆续传入县内，工会、妇联及文化部门对迪斯科进行了提倡，青年中跳迪斯科的人越来越多。
1950—1985年省级(含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调演)的各类作品统计表
表93

(五)民间故事选
金顶轿换银顶轿
一天，楚平王见太子建日渐成人，找来费无极商量征聘儿媳之事。费无极道：“秦乃强国，哀公有一妹，名唤孟嬴，容貌过人，与之联婚，既得美人，又消除了后顾之忧。”平王称是，随派费无极赴秦求亲。
费无极来到秦国，在一番口舌之后，哀公立即把亲事答应下来。迎娶时，费无极带去了金顶轿、银顶轿和旗、幡、伞、扇。当孟嬴一露面，迎娶的人便惊赞不绝。费无极暗想：“平王贪色，一见孟嬴，必然垂涎，何不讨好与他?”
回来时，日赶夜行，当金顶轿、银顶轿行至胡地时，费无极喝令停轿梳妆，之后，让孟赢换坐银顶轿，让陪嫁宫女换坐金顶轿，然后吩咐轿夫把金顶轿抬入太子住的东宫。
平王开始还不好意思，一见孟嬴有褒姒之容、丽姬之色，笑纳之后，还为费无极封官加爵。费无极在一阵喜悦之后，命工匠在停轿梳妆之处建造馆驿，叫“梳妆台”。
秦灭楚后，梳妆台也在风雨飘摇中颓废了。后人就原址建起尼姑庵，原名未改。今三十里河东二里处的梳妆台故址仍存。
抱龙桥
楚平王霸占了孟嬴后，一直和太子建有隙。太子建逃至郑国，郑定公以谋反罪把他杀了。伍子胥怕株连太子建后人，偷偷将太子建的儿子胜带出郑国，决计投吴寻找庇护。一天，路经胡地时，大雨滂沱，河水猛涨，前进不得。这时楚平王得知伍子胥带胜越境，号令各地绘形画像捉拿。伍子胥迫于形势，于夜间抱着胜涉水逃去。
后人，为感伍子胥忠义，于涉水处建桥，取名“抱龙桥”。
千百年来，抱龙桥经过一修再修，一直屹立在济河(今新华窑场附近)之上。
插花庙
汉平帝时，王莽纂夺了汉室，遭到了平帝的宗家刘秀的反对。王莽把刘秀看作眼中钉，四处捉拿他，闹得鸡犬不宁。一天，王莽的追兵赶到汝阴，追上了一个背着大孩拉着小孩正疲于奔命的女子，士兵们都很诧异，问她为啥不抱着小的拉着大的。女子惊惧答道：“小的乃妾身所生，故拉着他；大的系前房撇下，故背着他。”一武官见此女子心地善良，要她回家，并说：“有此美德，不会杀你的。”女子迟迟不动。这武宫看出女子的疑虑，督了一眼路旁盛开的桃花说：“你摘枝桃花插在屋前，追兵就不进你房了”。
这女子回到家里，为使大家都不受害，鼓动邻里遍插桃花。果然，追兵对插有桃花的人家秋毫无犯，邻里避免了一场灾祸。转眼几代人过去，人们还常常怀念这位死去多年的女子，但她没有名字，大家都尊称她为“插花奶奶”，并为她建了庙，称“插花庙”。
老农救刘秀
王莽想除掉刘秀，便派出人马四处捕拿。
一天，刘秀在汝阴西南二十里处又和王莽的追兵遭遇了，忙向正在犁地的老农求救。老农不慌不忙摘来一段芦苇，让刘秀噙在嘴里，说：“睡下吧!”刘秀按照吩咐，向墒沟里一躺。老农喝着黄牛，深深地一犁，把刘秀掩在土下。追兵赶来喝问：“可见刘秀从此经过”，老农冷笑道：“尔等众多眼睛就没见到，老朽一双眼睛何曾看得?”
追兵过去，刘秀连声致谢。老农说：“不要谢了，以后得帝，可要为百姓做好事!”
刘秀当了皇帝，自然称为“真龙天子”。地方官为讨好他，在掩藏他的地方建起一座庙，称为“掩龙庙”
刘伶醉酒
晋武帝年间，建威参军刘伶主张“无为而治”，被罢了官。从此，他蔑视“礼法”，开始了纵酒放诞生活。一日，他来到杜小街(今口孜集)，刚进街头，就觉酒香扑鼻，一打听，才知是杜康的后人杜用在这里落户开了酒坊。他找着杜用，执意要沽三碗酒。杜用笑道：“老朽的酒虽不好，可一碗能醉三秋啊!”刘伶不以为然地说：“你是怕我没有酒资不成?谁不晓我是吃酒的仙，品酒的圣，喝它十碗何妨!”。杜用无奈，只得端出3碗酒来。刘伶一面饮酒，一面称赞，一连喝了3大碗。
刘伶只顾贪杯，回到住处却长眠不醒了。杜用得知后，非常后悔，但知他爱喝酒，便把他葬在酒池旁边。刘伶的名声高，人们就把杜小街改名为刘伶口或刘伶渡了。清代末叶有个名叫程文葆的直隶候补道员，还为刘伶修了坟，立了碑呢!
狗死庙
明万历年间，城西周生养一只狗。周生外出，那狗总是尾随其后，送至老远方归。一日，周生赴京应考，那狗照例跟在后边。走到关三里(今杜集)，周生觉有大便，找了个僻静处把褡裢一放，便排解起来。大便后周生系上裤带上路了。只是跟来的狗“汪汪”狂叫。周生以为那狗是向自己告别，未作理睬。
到了京城，周生才觉盛钱的褡裢遗失，好歹有相识的同乡接济。考试后，周生得了个进士，从原道回来到了关三里，见那只狗在大便处已经死去，狗的尸体下还有他多日苦想的褡裢。周生为感谢狗的忠义，于此建庙，命为“狗死庙”。民国时期还有人在庙上烧香礼拜呢。
女郎台
西湖之东，有一土丘，相传是胡国国君的女儿敬归，齐归习弓练箭、攻读经史的楼台。
胡国国君建此楼台，是因敬归、齐归不安于幽宫深院，常鼓瑟唱道：“胡有二女兮，敬归、齐归，久锁深宫兮，恨鸟无翼……”胡君听到女儿的哀怨，便调集工匠在胡城外修台建楼，让敬归、齐归带着仆役在这里住下来。
一天，姊妹二人依栏远眺，见父亲陪一翩翩少年打猎。那少年一箭射去，一只苍鹰中箭后挣扎着落在敬归、齐归面前，姊妹二人十分羡慕这少年。这少年便是鲁国的国君襄公。后来，敬归成了襄公的第二夫人，齐归做了襄公的第三夫人。
苍海桑田，这女郎台的楼阁早已不存，剩下的只有土台了。
分金台
文峰塔北有一台，俗称分金台。相传管仲同鲍叔牙合伙经商，赚了一大笔钱。来到这个高台上，管仲愿把赚得的钱让给鲍叔牙，鲍叔牙坚不接受，又把钱让给管仲。鲍叔牙见管仲如此高风，便荐他做了齐国的上卿。
相让台
文峰塔北有一庙宇，称作东岳庙。庙基是座土台，称作“相让台。”
相让台得名于春秋时的楚庄王。一日，楚庄王决定在寝丘建一座台观，从千里外运石，从百里外运土。大臣们对这劳民伤财的事很不满，纷纷走来劝告。楚王不听，将劝他的人连杀了72个。寝丘人诸御已写了一封劝告书，交给楚庄王后，逃走了。楚庄王很感动，追回诸御已，遣散了从各地征用的民夫，为表示对正直人的尊重，称垫起来的土台为“相让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