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颍州志》储珊序
凡士君子著作纂述，盖必其可以培植人心、维持教化而关世道之重轻。则作之者为无愧；宝之者为有光矣。不若是，虽无作可也。
颍州旧有志书，其朴略不可观。成化丁酉年，二守刘公节奉命来守是邦，早作暮思，以淑人心、敦教化为首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举，公馀阅载籍，稽诸遗老，参以旧闻，重加修辑，旧者厘，新者续，讹者订、缺者补。卷分类别，事赅理明，盖一郡之全书，近世以来未之有也。恨未能锓刻以广其传，公不幸以疾卒于官，裔是无有承公志者，是书几於无所附丽，而公之志孤矣。余少辱知于公，得而宝之不啻拱壁，深欲寿诸梓以与州人共之，顾其时力未能为也。幸忝第甲科，拜宪职迁淅臬。始得节俸以成其美。
余惟郡志之作，非徒以广记载，备考订而已也。盖将表其山川之美，人物之盛，风俗之淳，可以为养人心兴教化之助耳，使后之产於其乡者，或慕于善，将指而劝曰：吾兹产也，吾何以无愧吾颍山川也?何以无愧吾颍人物也?何以无愧吾颍风俗也?浸焉有以养其华。或罹于咎将指而戒曰：吾兹产也，吾何以愧吾颍山川也，何以愧吾颍人物也，何以愧吾颍风俗也。反之，有以去其秽，则是志之作所以培植人心、维持教化，有关於世道也，亦重矣哉!若夫分野疆域之有定界，户口赋役之有定数，城池、桥梁、祠庙、坟墓之有定所，特其馀耳。
公传於家者，状元之学；修於身者，立教之本，不获大用于时，竟赍志以殁，而其可传者赖有此耳。故余谨书之，以为后之求牧与刍於吾郡者告，且以告吾郡士民焉耳，是为序。
时正德六年岁在辛末八月吉日，赐进士第、奉议大夫、浙江按察司佥事、前河南道监察御史、郡人储珊书。
明嘉靖《颍州志》吕景蒙序
景蒙为颍志，既订定目录矣，乃指示同志仿诸迁固，据诸史传而参诸旧志焉。
时则有庠生赵富辈为之采摭，有掌教胡君衮为之编次，有司训韦君孚郑君堂为之校仇，景蒙然后乃敢因而折衷焉。又各为序于右，为论于左，而胡君间亦著论于后，乃加“某曰”二字以别之。
其为纪一，表五、志八，传十有二，通二十卷。所谓纪者，述唐虞以来三千八百九十四年之事，其间天人之际，固有小变、中变、大变之殊，斯三变者，即太史公三统大备之意，乃一郡之大纲也。
大纲所载，无非郡县之事，郡县有沿革、有疆域、有封爵、有职官与人物。兹欲显微阐幽，苟不系而表之，则年次何由而考，故史虽失编年之法，而今之表则尚存编年遗意也。是故诸表，观乎郡县疆域，而百世之因革封守可考也；观乎封爵，而一郡之大势可考也；观乎职官，而一时用人之得失可考也；观乎人物，而历代人物之优劣可考也。
志首舆地，志地理也。班固以十二次配十二野，其古人按星分野，而划野分州者乎。古之民风，系于水土之风气，而其俗又系于为政者之好尚焉。故志地理而分野，风俗在其中矣。建置志其城池郡县治与大小署制也，建置为国家之制，故次之；食货志其版籍田制与物产也，而食货为国家之本，故又次之；沟洫志水也，水利不兴，则财用无由而足，故沟洫又次之；民富而后教之，故次之以礼乐。周子曰：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而后和。夫物至各得其理，礼斯著矣；而至于和，乐由生矣，此礼乐自然之本也。若夫玉帛交错，钟鼓铿锵者，特为礼乐之文，与夫二礼所记，诸史所志者，又皆器数之末耳。昔颜子问为邦，而夫子兼取四代礼乐为教，盖斯二者，诚为为治所先，为作志所本也。学校，礼官也。所以成教化者在是，故次之以学校。古於教化，乃以兵制辅之，故志以兵卫终焉。其中不志艺文者，以后世文浮於实，垂之不远，不敢与经史并列也。不志刑法者，以唐虞兵刑之官合而为一，故以之附于兵卫也。
其列传曰命使、曰过宾、曰名将、曰死事者，观忠也；曰名宦，报功也；曰乡贤，报德也；曰孝义，曰贞烈，崇节也；曰遗逸，尚志也；曰侨寓，尊贤也。凡此皆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之效也。其曰方技，辟异也；曰外传，诛乱也。此即所谓后世礼法不修，下民困苦，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也。夫世有乱臣，而后有忠臣出，此天理之在人心，不待礼法教化而兴者，又不可以常理论也。
其末有曰：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噫!周子礼乐之论，真有功於圣门，有关于圣教而为为治之所先乎。故作志者亦本之，然昔人谓为史传易，为志难。知乎此，则志诚难，而传亦不易也。
嘉靖十五年丙申夏五月戊寅象郡吕景蒙序。
明万历《颍州志》张鹤鸣序
颍无名山大川，而龙渊齿剑钟萃不凡。毋亦汝颍延润之沃衍，郪邱、西湖之郁积欤!
然一颍也，昔何旷夸质直，庞乎天地中气也；今何习狙攻谲，天地之中气销铄无余，宁独教化不行。纲纪凌迟哉!文献不足，鉴戒无凭。使人伥伥然，易面而不知所之，则郡乘之系非细事也。
旧志，成化间同知庐陵刘公节编集，搜罗校仇，核而详，质而不俚，良史才也。久而湮废，鲜有藏者。
嘉靖初，州倅象郡吕公景蒙取刘公原本，稍加订正，续以新编，议论正大，褒贬不戾，虽多援古典，迂滞而无当於颍，然简确严密，犹为实录。嘉靖中，郡大夫莆田李公宜春增修，多出山人墨客之手，实损而繁滋，意欹而词芜，大失吕公之旧，行之不远，残缺无遗矣。
今所存独吕板在。岁逾五纪，增修阙如，识者不任日落月稀之感。时郡中议重纂述属之仪曹宁尔强氏，比部徐元礼氏与不佞兄弟及郡塾二三士共成之。不佞伏枕经年，淹两腊而后脱稿，纲目义例大都如刘吕，间采舆论，稍为增饰，虽寡陋无文，然师心戾古、凿空而为之不敢也，於吾颍旷夸质直之气，窃谓不无少补云。
兹举也，郡大夫晋江述庵林公倡其议，至终其事以奏绩者，则郡大夫扶风厚吾孙公之为也。记之以诏来兹云。
万历三十三年岁在乙已嘉平月郡人张鹤鸣撰。
明万历《颍州志》宁中立序
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今之志盖其遗意也。昔夫子尝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夫史之阙，非以历年久远，时事多淹没，无可考耶!夫待其阙而难考，不职及时为之之愈也。
吾颍之志，凡三易矣，一修於成化间，两修於嘉靖间，虽有纯驳不同，其阙而不详者多矣。岁甲辰，温陵林公慨然重修，而委其事於考功张君鹤鸣，维时不佞亦与闻焉。乃相与广搜博访，援古证今，略称粗备。
书成，尚未及刊，而扶风孙公适莅兹土，公当世名贤，夙抱经济才，厘奸剔弊，起废振颓，颍之气象居然改观。受事甫二载，而可纪者已难殚述。
不佞方以册封事竣，便道故里中，睹兹盛美，惧其久而失真，动夫子之叹，乃与司马刘君九光取前志稍稍增益之，俾后之作者不至阙焉而不可考，而公之善政亦得昭昭焉，为来兹矩矱，是吾颍之一大幸也，谨序。
万历三十六年岁次戊申暮春之月郡人宁中立撰。
明万历《颍州志》刘九光序
周官有左史，右史、内史，又有外史掌邦国之志，即郡志也。
吾闻古者生子数月，则闾史书之，是无事不记载也。三年五年，陈诗观价，以正民俗，是无岁不采摭也。夫古昔圣人岂无刑政之大，有关兴革而访先型、采谣俗、稽图版、考时事、何其弗惮烦哉!以为文献不征，贤士大夫之业不传不足以昭地灵而发潜幽也。君子无所劝以为善，而小人无所惧以为惩也。观风者无所考核，而救敝者无所施其挽回也。故志者，郡乘也，亦史案也。有道之世足以鼓吹休明晦德之日，亦足以扶持其主。以道德胜，足以翼经；以事词胜，亦以证史，诚重之矣!
颍志凡三修，州判吕公景蒙之志独行於世，迄今又六十余年，而张考功元平重订之，包罗疆宇，襄括古今，表里人事，精核赋役，持例发凡，一准于史，犁然备矣。
顾颍地少善锓者，字多差讹，读之令有遗恨。岁戊申，符卿宁尔强与不佞皆以使事过里，扶风孙公出其书俾之正字。且欲付金陵善梓者，甚盛心也。
夫颍自癸已来，连岁荒浸，人民凋瘁，风俗颓敝。孙公治颍三年，洁己爱民，轻徭薄赋，锐意噢咻，人情改观，则凡救时之政、善后之图有便於民者，何可无纪欤?且及今不纪，后此郡乘之修又未知经几十年。即有贯穿之学，善于考往，恐耳闻终不如目见之为真也。然不得谓之续修者，以甲辰之前，皆张考功旧章，而不得不纪，其补者以甲辰以后之事，则不佞与宁尔强之所增入者也。
郡人刘九光撰。
明万历《颍州志》李经礼序
夫志以纪事，作之朝廷谓之史，作之郡邑谓之志。辑遗阐隐，芟繁订伪，非徒以垂不朽也，盖镜今昔昭鉴戒，有厉世磨钝之微意焉。颍介直省之间，襟淮带河，风气郁葱。而国家一百年来，人物、文章、制度损益尚多未备，乃增修之。役始于甲辰，终於乙已。数君子经几搜罗而后成书，无奈梓人之多讹也，有识者无不遗憾焉。关西厚翁孙公来守，是郡才优政举、化行俗美，宿弊尽铲，文事聿兴。於是慨然举前所修郡乘而考正更定之，凡若干卷，觅金陵善锓者付之。
工既告竣，属其后序於余，余不能文乃六官之义则余所窃取也，因曰：夫志之言识也，又言志也。搜往迹，举时事，殚其见闻巨日细肤，纤悉罔遗，足以识诸无穷，且也是非不谬，美刺无爽，令后之君子知所劝惩，兴起於善弗纳於邪，皆此物此志也，殆与国乘同史向一激扬矣。故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知我罪我不恤焉。若夫纪舆图、纪风俗，凡载在简册者；夫既擅三长、明五例、井井有条，非余小子所敢赘，独其拳拳雅意惟期仰继春秋耳。后之览者幸勿糟粕视之，庶不负斯志也乎。
是役也，倡其议者温陵林公；董其成者扶风孙公；而尸其事者考功张君，至於宁符卿、徐比部、张计部、孝廉诸君乃郡塾多士皆相与有增定力也，例待并书云。
郡人李经礼撰。
清顺治《颍州志》王天民序
颍志之成也，非予功也，予终之云尔。何终乎尔?有先予而纂者，前牧守星台孙公。
公克始事乎，颍名家李储、刘幼功诸孝廉及二三文学之士，能读八索九邱，博典记而习旧闻，念颍遘氛燹数，其间奇节幽光、耆贤硕宦以及山川形胜、浍亩祠梁、兴举革除漂没未详，残乱失次。一旦天子广国史之传、仿宋太平兴国，命博雅之臣搜辑方志，将列郡各有新书，而汝阴独缺，是司牧羞而颍贤者之责也。为怂恿公徵名儒张紫淀协修之，诸君首事之功茂哉。
及予鄙陋不文，受星台已成之书，莫能复赞一词。然窃览其考订详确、补编华瞻，虽物土职业、烟火庐宇较昔盛衰有间焉；而观乎人杰蔚起，青云飙驰，若张氏之风徽卓绝勿容复颂。至华望如李，既联标乎凤池；硕宿如滑，且蜚声於马；多才如刘，信羔雁之盈诞；宏抱如郝，美珪璋之特达。暨夫韩武王梁，誉髦踵接。由后视前，川岳之秀，钟郁之奇，皇哉弥烈矣!
抑按颍地汉隶郡隋属州，前代又以颍卫附豫而州列南省，则颍固吴楚粤区，成江洛之表也。幅员若此，贤豪若彼，洵泱泱大风也哉!况际颍铎允升朱君，江左伟贤也，品洁文峭，仿佛欧阳，於修志实左右之。昔欧公曾家於颍，朱君铎颍亦最久，其翼成颍志，可不谓继欧公之史笔者哉，宜诸贤诠述之美，烨然耸观焉。予纵莫能复赞一词，取不襄厥事而终之剞阙，爰以役竣并纪其实而弁之。
顺治甲午蒲月之吉知颍州事东海王天民率真手题。
清康熙《颍州志》鹿佑序
吾颍居河之南、江之北，盖中原股肱郡也。故宋都汴梁，既属甸服；明都建业，亦隶留司。虽平野无山，而众川环绕，灵秀斯钟，贤豪夙喜宦游，俊杰时多蔚起，其称文献之邦，由来旧矣。
第时有治乱，地有废兴，政绩有盛衰，民风有厚薄，皆藉州乘一书，以昭劝戒。在宋远无考考。明成化间，同知刘公节尝纂之。嘉靖时修於判官吕公景蒙，万厉时修於张大司马，增补於宁符卿，刘方伯诸先正。迨至国朝顺治初，州守王公天民续修於兵燹之后，其间亥豕多讹。自是以来，又六十余年矣。若弗及今记载，将宦游之贤，蔚起之俊，忠孝廉节之懿美，不几湮没失传耶，诚士大夫之责也!
岁己未，余蒙圣恩予归还乡，抱恙杜门，人事俱废，乃与同里缙绅先生商定搜辑，爰属门下士武林王生锡重修，增删编次，阅一载告成。命工开雕，亲加订正，后有同志嗣而辑之。庶时地政绩民风，了如指掌，而旧邦文献不类杞宋之无徵也已。
康熙五十五年岁次丙申孟秋月谷旦，予告光禄大夫、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级，郡人鹿佑谨序。
清康熙《颍州志》张钫序
郡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作之固难，修之亦不易。何也?作者之创始而已，修则加润色焉。然所谓润色者，非徒增华致饰雕绘于字句之间而已也，将必使前之纰缪者，于我乎正；后之缺略者，于我乎补。而后可以备一方之纪载，称千古之信编。不然犹是踵伪袭舛，不足以传世行远者，固不如其已。
颍之有志由来旧已，余始莅兹地，即索而阅之，其于欧阳公所谓“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者，以其所见核其所稽，既信而有徵矣。而其人物之臧否，名实之远迩，体裁之得失，固未暇深考也。
今予告大中丞鹿公与其乡荐绅先生，慨然修之既成而以示予，予重加综览而后叹，公于是书其功勤矣。
夫古君子立言之道，非独自为撰述成一家言，然后覃精极思于其间也。即校仇往帙，排纂成说，亦必语焉务详、择焉务精之意行之。诚以前人之书，不能有瑜无瑕，虽以太史之洁，而叔皮且讥其刊落不尽，况其下者乎。唯不具三长明五例则已，既具且明，则删订增损之劳，固不得而已也。
旧志规模整赡，所立名目一遵班马，体制亦云佳矣。按之宦迹或非其而滥入，经费或泥其旧志而缕陈，艺文则捃摭未当，灾祥则位置失宜，虽小有踳驳，然亦良史之累。是书悉取而厘正之，然后人物核而贡赋实，搜采富而别择严。譬粟之有秕，簸之扬之舂之揄之，期于精凿而后已，至于耆贤节烈，凡昔所偶遗今所宜登者，咸增入之。所以表微阐幽者，一本诸善善欲长之义。于是纰缪以正，阙略以补，凡编摩阅岁而后成，可不谓勤乎。
昔刘知几称，地理当以常璩《华阳国志》为第一，倘见是书，宜有积薪之叹矣。抑颍地枕豫踌荆，三川环之，其士大夫渊懿而明秀，其小人勤本而节用。水陆之产四时不竭，而僻在一隅，轺车商舶不至焉，故其地虽善而人罕知。有是书出，吾恐思颍之诗，不独欧公有作也已。
康熙五十五年岁在丙申八月既望，知颍州事析津张钫顿首拜撰。
清乾隆《颍州府志》许松佶序古有九邱志，志之为书由来旧矣。顾学者载籍极博，率于志鲜留意，不知天时地利民物风俗，与夫川原城廓之变迁、经制赋徭之损益，悉备于志。官斯土者稽览古今、因地制宜，治术所关良匪浅鲜。颍于雍正三年，改直隶州，领县二。雍正十三年始升为府，，辖一州五县。前此千百年来，统隶分合沿革不一。今通计疆域广狭，政事繁简，规画殆已出尽善欤。
颍属之西北及南皆接连豫壤，而沙涡颍雉淝芡茨宋塘诸河，为通身脉胳流贯而汇于淮。诸河没有壅塞，霪潦异涨时复为患。治沟洫而谋蓄泄，此水利之宜急讲也。民虽良顽不一，然古所称“民淳讼简”者，时会亦递迁，此风俗之宜急正者也。二者尤有关于治术，可不缕载于志以示来兹乎。
太守诸城王公，词坛先达，擅良史才。两任此邦，泽洽民怀。念颍既改府而志仍缺略，非所以重文献也。于是取各属之志编辑纂订，汇为若干卷。既成，复问序于余，余非能文者，姑就志之有关于治术而略言之云尔，是为序。
乾隆十七年岁次壬申七月，分巡凤庐颍六泗滁和观察史，闽中许松佶撰序。清乾隆《颍州府志》崔应玠序
志书之作仿于《周官》，外史掌邦国之图舆，用以周知海宇之情形。厥后龙门作史，记载特详。至班固易龙门十书为食货、地理等志，而志之名以起矣。以使为政者考风物、镜得失，与夫山川城廓之险阻、井疆田赋之纤悉，开卷了然。得以因时制宜，典至重也。
我国家定鼎以来百有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监于成宪，纲举目张，裔裔哉皇哉，较前古而过之矣，宁有缺焉未备者待修补乎。
而颍州一郡尚无志乘者，何也?粤稽颍在春秋时为胡子国，战国属楚，秦属颍川郡，汉称汝南。自汉而晋魏而隋唐，或曰汝阴，或曰南郡，，或曰寿春，所隶不一，命名各殊，唐宋五代皆称颍州，元以颍州属河南汝宁府，至明太祖始改属凤阳，隶以颍上太和二县。我朝因之，其所由来旧矣。
雍正二年，世宗宪皇帝御宇。览万国之图舆，察封疆之扼要，升颍为直隶州，改太和属亳，以寿州之霍邱属颍。十三年复颍州为府，领州一、县五，而河南陈州亦并升焉，故颍与陈皆无府志，
乾隆六年予为陈州守，政理稍洽，因延名宿捐俸与修府志乃备，十六年谬膺安徽臬司之摧。颍故隶安徽者也，适太守王君以公事来谒，言及修志，谓颍为水国，而水道未楚，难于著笔。予笑曰：昔年所守之陈，即今日之颍也，其府治新设同，其为水国同，其修志之无所蓝本亦靡不同。而陈居颍之上游，陈故以颍不壑者也。颍之流虽众，大都入淮，汝颍实为魁首，淮由固始而入，汝经沈邱而过颍口，即沙河亦绕沈北门而来。其他若淝若茨若涡若若柳若淠，未堪指屈，大约入汝者十之三，入颍者十之七，而统汇于淮耳。
夫事得其序，则先者可得而理矣，物归其根，则末者可得而悉矣。予口能言其然，恐未身历者，究难察其所以然也。因以旧所修陈州志遗之。旋接来扎，言水道误者悉已改正，共若干卷，并请叙于予，予不禁因之有感矣。
念自乙卯守汝宁，辛酉移陈州，丁卯易南阳，前后十有余载。其所身历广袤，何啻二千余里，每车辙所至，访故老问遗民，讲求水利、默然而识之简端，以待参考。间遇形胜，如嵩高天息，不惮跋涉登临，周视往复低回，虽曰胜地留人，亦性使然也。故陈志之水道源流，自幸窃有一得，可为知已者道。
颍州南接光固，北抵归德，东距凤六，西南跨光息。星分房宿，山镇金牛，土泉甘美，人烟辐辏，讵非东南一大都会哉。府志之备，诚不容缓也。
今观其书，分门别类，按绪就班，其山川井路，城廓沟洫，罔弗具也；其学校人文，忠孝节义，罔弗核也；其奢俭贞淫，风流余韵，罔弗载也；赋役各归款项，兵刑列有成规。语简而赅，意质而理。纵不克上追班马，而以媲周官外史之纪，何多让焉。
且夫守土者，将以兴起教化、移风易俗为己任也。如第循分为无忝则劝惩不加，善良等之荑稗，愚不肖安乎末俗，何以协兴朝之雅化，风动而时雍乎，修志固亦分内事，而激扬寓焉，风化行焉，不谓于治道无小补也。因嘉其事而乐为之书。
乾隆十七年岁次壬申桂月之望，江南安徽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一级纪录七次，楚鄂崔应玠撰并书。
清乾隆《颍州府志》双庆序
颍介兖豫之交，历代建置不一。前明以州隶凤阳，至国朝雍正乙卯岁，始以直隶州改建为郡，领州一辖县五。
而诸城王凤山前辈，以翰苑清班，为是邦师帅，怀之者在黎庶，畏之者在僚属，信之者在大宪，乃既政修人和，百废具举。因念王者建邦立国，既设之郡县必有志乘以备掌故，颍独阙如，慨然修之。
独是颍之志与他志异，以为独难也可。因其难，转视为姑缓也可。盖诸郡皆有成志，修之者唯是补其缺、正其讹而已。颍独以州改郡，既廓其州之旧，且割邑之他属者以属之。一时规模，悉向所未有，非修之实创之也。创之所以难也，而因循者夷然安之；安之无复觏而责也，旦嗑然笑之。是不能急其所急，而反云毋急。其所不急，惮于谋始，因为第靡亦恒情乎哉。以视乎公，则差数睹矣。
公之守此，已有先乎公者，至公而七。视事后稽考文牒，即以志乘未修为念，兆谋所以从事。会以治行卓，移守金陵，故未逮。而自公调任后，颍之民思之职赤子之思父母，公亦心怀夫颍曰：我思用赵人，既复还治颍，从民望也，嗣是颍民戴公日益甚，公视颍政日益勤。凡事之有关于人心风俗者，措之皆若网在纲。遂举前此所欲修未及修独难修之郡志，竟于是乎告成。
其垂成也，予适以校正戾止斯土，特问序于予，予向得步公后尘，今且共事一隅，而公守颍以再，予亦以报满留任。志固待公而修，亦若待予而序，事有巧合，洵非偶然。顾予职司文衡士习，所董民风系焉。唯愿一州五县之士，沐浴圣天子之教泽，沾濡贤太守之栽培，相与倡率斯民，以进于古。俾数百年后踵而修者，裒辑人物，博采风谣，谓有过于前无弗及也。斯则，予之厚望也夫。
乾隆岁次壬申夏季，安徽督学使者，长白双庆撰。
清乾隆《颍州府志》张师载序
自古名贤为治，必先考阅图籍，究其山川风土、田赋井疆、生齿登耗、习俗浇淳以及数百年来理乱治忽之故，然后得以行其转移风俗之志，举而措之无难。此郡国乘志所以继周官外史而作，不可一日废也。惟是修志难，而于变法更制之后修残缺之志为尤难。
颍州故属凤阳，雍正元年改直隶州，旋升为郡，分拨属邑犬牙相错，控驭统率举非其旧。数十年人物事迹，大半湮没无可考据。州故有志，限于偏隅，仅载明代以前轶事，又蠹蚀残缺，不见全书。如是而议纂修，捃摭荟萃，信手成编，非失之诬即失之漏，其何以信今而传后哉。
山左诸城王君来守是邦，念颍亦东南都会，不可无志，然久缺而今补葺，功宜加倍。于是殚心萃力，旁稽远考，搜罗既富，计正特详，亲自笔削，厘为一卷。书成而王君疾作，不复能视事矣。其将归也，以书就正于余，述其原委，请为之序。
余观其稽考水利农田、民生食货，而知其能兴百世之利；观其叙次人物，究心理学，而知其能振风俗之颓。至于国家典故，史传旧闻，下及民间幽隐，无不网罗包举，实而不诬、详而不漏，洵乎一郡之良史，其犹是周官之遗意乎。
余惟制作之心，非仅为夸词章矜博雅，供轩之采，备太史之陈也。亦欲借是以为移易风俗之助。然民杂而愚，安能家喻而户晓。是在官斯土者，鉴于成宪，审时度务以为出治之本，则张弛缓急操纵从心。政教所施，实能导迎善气，而跻一郡于返朴还淳之盛矣。
颍虽一隅，抚循既久，上下和乐，民物恬熙，益昭圣天子时雍风动之化，岂不休哉，余嘉是编之有关乎政治也，于是书。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朔日，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协办江南河务、加从一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安徽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加三级纪录十五次，仪封张师载序。
清乾隆《颍州府志》胡格序
吴楚为接壤之区，予宅里江夏，距颍郡者邮签凡八日。郡南北西三面接豫，东隶江南，其间山高水清，予数过之，低徊不能去。盱衡往昔，如庐陵、眉山以名卿出守是邦，迄今俎豆弗衰，盖文章吏治萃于一身，俾后世神溯，地与人皆不朽焉。未易易也。
壬申仲秋，予先署颍事。越五月，奉命补授郡篆，，惴惴恐不胜任，冀得前事之师，而前太守王凤山先生，本木天硕望，所历辄加意文教。谓颍自改府后，官七易而无乘志。故所辖广狭分合、久暂错杂无稽。数十年来人物坊表，卓卓可称道者，大半湮没不传。官斯土者，乌能晏然也。
先生得再守颍，取六属旧志而参酌之，殚思研精，正讹厘谬，始地理终艺文，并以杂志足之。事克师古而辑多心得，夫采择旧文以信今传后，太史之职也。周官外史掌邦国之图舆，凡以广见闻、兴教化、厚风俗，不失之诬而已矣。凤山先生守是邦，因革损益，类多新政。而此志之成，以因而兼创，尤为盛举。予不敏，未敢自信能步后尘，惟是以旧政告代者，尼山所嘉与也。且郡事莫重于志，颍志之葺，信而非诬，尤为可贵。因追忆曩时游历之景，宛然在目。兹幸得披图一览，即以此书为前事之师也可，是为序。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知颍州事加三级军功纪录二次，鄂渚胡格序。
清乾隆《颍州府志》高晋序昔朱文公守南康，下车首询旧志。盖志也者，疆土之饶瘠，民物之息耗，田赋之升降，学校之兴废，风俗之淳漓，皆于是乎系。而为守长之责，岂得敝敝焉，之于刑政簿书间避就功过已哉。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土诵训又掌道说，以诏王图，总天下之全志，专郡国之掌，自古迄今其揆则一。是故治郡县者，必先考志，明其图形，详其典故，而后因革损益，善政出焉。朱子所以首询旧志，职是故耳。
颍州古颍川汝阴地，旧隶凤阳。本朝定鼎，于天下郡县都因胜国制。乃若大省州邑，其幅员甚广，人民甚繁。府有不能统辖者，则分之，或改州为府，或仍州而为直隶。颍故府属，雍正初改直隶州，十三年始以为府，而分一州五县属焉，盖十有八年于兹矣。守颍者更代已数辈，设有贤者思古君子之风，行下车询志之事，而索之蛛丝煤尾之余，仅得旧所为州志者，则其疆土、民物、田赋、学校、风俗已一一不复与古合，夫将何考据而措施焉。
王君莅兹土，于是慨然有作，相度畛域，网罗文献，著新志十卷。辑残补缺，厥功茂矣。余尝读史，赵宋时蔡齐知颍州，迨去官，吏民往往指其所历曰：“此蔡使君之迹也。”又晏殊知颍州，植柳于湖之中央，士庶人即建亭其上，颜曰：“双柳”。今王君之在颍，实无忝为良二千石。吾知甘棠之爱当嗣美子思同叔，而且撰成府志，俾后之览者有所考据以措施咸宜。余忝旬宣，亦得藉以察守长政令之韪否，其于治道岂曰小补，抑愿抚兹士者，明图形详典故，胥无忘朱子之急先务也。
时乾隆十七年岁在壬申九月既望，安徽布政使司兼管江宁织造督理龙江西新关税务，长白高晋题。
乾隆《阜阳县志》胡格序
职最亲民莫如县。县有志以核疆理考古今。凡山川、城池、乡鄙、田赋、物产、户口、风俗、职官、学校、祠祀、武备、关津、邮传及先贤耆旧、忠孝节烈，可法可传。艺文可备掌故者，谨录於篇。其有传疑，宁缺毋滥，义同国史，所以兴教化，厚风俗，俾士民咸知敦伦力本，讲让型仁，典至重也。
阜阳虽新置邑，疆理四至，实得颍州之全，即秦汉所置汝阴县，千数百年至宋金未改，逮元省入颍州。有明因之，国朝升州为府，名虽不同，而州所治地未尝稍有盈缩，疆理厥为旧哉。城即胡子国，夏侯婴所封，邓艾屯田所驻。唐宋以来，题咏甚多，欧、苏、晏、吕诸公游览啸歌，刘锜奋勇出奇破敌之处，犹可想见。巨川有长淮、汝、颍、沙、淝；遗迹有邱、细阳、任城、西湖、百尺堰，自昔为原隰沃衍。
岁壬申，余膺圣天子简命来守是邦，适当府志告成，惟府所统州县前皆有志，而附郭新设阜阳志独缺焉。虽州有旧志，记载亦多讹舛。县令潘尹爰有创修之举，用延其挚友王君麟徵。俾典其事，晨夕商榷，阅六月告成。余受而观之，见其搜图籍，订异同，网罗散佚，觉县名虽新，地则汝阴之旧。志稿虽据旧志，体例增损维新也，十余门所列根本炳然，于县职富教斯民，所当兢兢加之意者，为益甚巨。潘君以名孝廉调系是邑，起废举坠，美政日新，于斯志亦可览其一端云。
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知颍州事胡格谨序。
清乾隆《阜阳县志》潘世仁序
县之有志所纪载止一方，而上则出治者所宜资，下则奉化者所宜鉴，以是为不可阙之籍。
颍自改府，设附郭阜阳县二十年於兹矣。其间人民之众，物类之纷，法制之因革，风俗之淳薄，以及官方仕进，前言往行，财赋兵农之增损，宫室里道之更移，虽略具前守王公府志，而卷帙有限，脱漏颇多，则阜阳固不可无专志也。
余承乏是县，自以德薄能鲜，不克胜任，而遇有废坠，辄亦不辞乎兴作，顾念兹事讵可或缓，因延老友茨檐王君於署，与其商确，其摭拾不逾新旧志，然必究所自出，以期免乎纰缪。其所补缀则据实直书，不敢意为去取，其论著则赅而不支，质而不俚，冀可正诸大雅，抑余於此尚不能无憾。
旧时颍人刘考功体仁作颍纪，虽非完书，至今修志者犹藉为依据。今距考功没且五十余年，留心掌故已无其人，其他学深经术，才擅风骚，求之甚殷，卒不可得用。使古绩儒林文苑艺文仅仍乎前，而不能有加於昔，此余与王君重为叹息，而犹望斯地之良有以振兴于后也，是为序。
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仲秋阜阳县知县潘世仁谨序。
清道光《阜阳县志》周天爵序
阜阳地连豫省，为省垣西北之门户，距城远者数百里，其西鄙与新息项沈错壤。风俗最为悍鄙，又数十大族聚处其间，与四县之民皆有宗族亲戚往来，族中黠桀之伦习成慷慨引决之风，子弟附会之者动辄数十百人，固其风气然也，亦由地土瘠薄、水蓄而无泄，力田无获，从非者日众，相激之势成之。
就四方之害言之，西方延河淤塞，水泛滥数十里，而侯寨、瓦店诸集之凋俗成矣。北方母猪、白鱼诸港梗芜，而淝河沿边之居民离而贼匪众矣。南方之洪河、谷河皆大湾，沃壤广轮数百十里，一年之收可备数年之食，其利最普而患最大，其难治独甲於西方、北方，幸民俗勤俭而为非尚少。东方乌江口淤塞，而塔子湖水不能畅流。新河自枣庄集南地形高仰易淤，非以时疏浚，其患日甚，无有底止。其他四鄙沟洫支河不下数千百渠，要皆淤填不治，所幸者泉河、沙河无患，其他以次人力尚可为之。
水之利害在反复之间，其害成而民之身家性命胥中其祸，而不知其受病之源莫大於筑坝堵鱼，而栽芦苇次之，侵畔岸又次之，为之之患莫甚於敛钱科派而不知佚道。使民之事然，须为治者上下相习，十年工夫以全境之水道还阜，即以全阜之民风还俗矣。
予来治之经年，下乡之便无不目稽心维，欲使合邑之乡保各绘图说而尚未竟也。图说备，欲另缉一卷以附志乘。适原任李公心泉之修是志也，间往谘商政务。公於民风最悉於水经，最熟其辨汝颍源委，可剖前志之谬。其恳恳致意者，尤在上蔡康陂湖一渠，嗟乎，此渠居民争蝇头之利时欲东灌，其危关乎数百里之性命矣，李公录之委备，可谓知所轻重者，若夫此邑民气淳庞，士尚节义，节孝之家，虽妇人孺子，其志较然不欺，直视死而如归。李公皆极力阐扬之，亦化民起治之源也。其他天有度，地产有宜，皆以旧志为之次第，务在不矜为异，不苟雷同，秩秩乎标与纲维以待后之君子。
此书凡四阅寒暑，始于某任，迄於今年而始成编。嗟夫，文献者所以资治也。为治之人不可知文献何可一日无哉。
道光九年季夏朔日知县事周天爵谨序。
清道光《阜阳县志》李复庆序
志之体，创于班氏，列史沿其例，厥后详地理者多因之以名编。
方今圣人在上，版舆清谧，薄海同风，一统省府志外，凡属县寓分区，罔不辑志书以征文献，非徒以侈名胜、饰僻陋、矜著述之能云尔也。古今政治之因革，斯民习尚之异同，设教保邦之不可一日缓，其以师前事、树典型、端风化、备考证搜罗者，咸属为政所必资，故虽非史体，而用较诸史尤切近焉。
阜阳县志自乾隆二十年潘世仁修后，迄今七十余年，遗闻故实渐即湮没。道光四年，因奉文辑通省志，遂有重修之议，予方设局经始，旋因事中辍。丙戊岁冬，前升县刘君庄年允邑人之请，仍以此书嘱予主纂。
予夙有心斯邑，爰应之不辞，三易寒暑，乃克成帙。其所谓考据之详博，体例之谨严，因地制宜之经纬，与前人大手笔万万不逮。而于斯邑之一切关要利赖处，身所亲历，目所经验，窃悉为补辑，以信今传后。古人可作，或亦能鉴于心，则夫稽舆地而识古今区划之宜；考食货、风俗，而求斯民性情之所欲所恶；观学校、武备，而仰副国家牖民兴行，安益求安之深心；有职官、宦业，以为前事师；选举、人物，以为庠序；教崇风化而有烈女；综考证而有艺文，广搜罗而存杂志。皆冀后之莅此者，酌时宜而施之，庶非是言尔。
兹以剞劂者浚事，谨弁言于首以为序。若必远征博引，谓三代时之九丘，亦即九州志者，窃恐邻附会穿凿之讥，予固弗敢出也。
道光九年季夏朔日前知县事李庆复谨序。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廖麟序
阜阳为晏、吕、欧、苏诸公游宴啸歌之地。旧称：“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泉甘而风气和”，傥亦泱泱大国之风也哉!
顾其有志，则自明成化间始，至清乾隆二十年，邑侯潘世仁，乃因郡乘，以作县志。更七十余载，道光已丑，续修一次，即周天爵大令所谓“四阅寒暑而始成编”者。屈指至今，又一百十有六年矣。
回溯此百余年来，於国际间，则有：1914—1918与夫1939—1945之两次世界大战。於对外，则有：鸦片之役、英法联军之役、甲午之役、庚子之役，迄最近八年抗战之抵御侵略。於对内，则有：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辛亥前后历次“民族解放”，乃至“政体革新”运动；又有讨袁、护法、讨伐贿选及民国十五至十七年连年北伐之“肃清军阀，完成统一”运动。盖政教礼俗，国计民生，靡不被厥影响，而呈显著之更革。即在一乡一邑，若城市、乡鄙、田赋、户籍、秩官、选举、学校、风习、关津、驿递等，亦无一不与之俱转，蜕变损益，往往名是而实非焉。设於记载，竟付阙如，后之来者，其将何以辑逸阐隐，徵文考献，证得失而昭鉴戒也哉。
麟来是邦，为三十年某月，适值抗战最艰苦之际。阜阳虽卒免沦胥，而敌骑固数窜扰，且终岁在敌伪环伺之中，“四面楚歌”，何暇计夫述作?然或对往昔有所借镜，则同光间事，知者已寡，矧道咸两朝之前言往行，故老无复存者，其因革兴替，潜德幽光，不几皆随事变而湮灭莫考耶。
爰於去岁某月，谋之荐绅先生暨革命前辈，先将过去搜罗未编之稿，增补而汇辑之，付诸剞厥，藉免散佚；命曰：“续编”，亦聊表不及澈底重修，姑作旧志之貂续云尔。乃规模甫具，而麟调庐江，弹指间阅九月，欣闻斯编已将付印，於以知继任者之苦心搘拄，与诸同人之辛勤纂辑，其功盖有不可没者，不禁激扬感奋而识其缘如此。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凤台廖麟谨序。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郭坚序
地志之修仿于九邱，盖政书也。以年代而记政事之得失者，谓之日史，以地域而载事物之变革者，谓之日志。此分名盖自汉书始，而其原旨亦起自远古，三坟、五典者史也，九邱者志也。
欧西文化，后於中土地志之作，始於希腊，盖晚於九邱者数千年，次于禹贡者亦千余年矣!中国自汉而后代必有史。而以地志附之，如水经，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志、通志、一统志等，虽均为专修，但多属片段或系私家著述。至明代，始由皇家明令修纂一统地志。至此，志与史并立，而省、府、厅、州、县亦各修专志。地志之详，於斯为备，并各国无可比者，盖亦伟矣!
缘修志之目的，所以鉴往知来，兴利除弊，重在建设而附之以传记者，此又以史附於志之创也。史以人为主，地附之；志以地为主，人附之。以人为主，故史重得失，以地为主，故志详因革。虽叙法不同，其为政书则一也，意使后之从政者睹历代建置之艰难也，应如何鉴别已往，计划将来，而善设现实也。阅水利道路，各志因时代而变易，应如何沟引疏通平治条理，使农无水旱之忧，行乏道难之叹。教育应如何普及而精进，工艺应如何兴发而充实，过剩人口应如何利用之，以使其有业而成，既庶且富。土地物产又如何而使其地尽其利、物极其用。旧习俗应如何别其适与不适，教导之、光大之、改良之、条理之，而使之合於现代之生存，且不废往昔之良规，是皆修志者所必须因地制宜之事。而又为从政者所以读志观时而日夕警惕其责任者也。
阜阳地处中原，文化开发远自周秦，但其有志实始於清季，迄今凡三修。坚来也晚，此次续修县志，盖起于民国二十四年南兼县长岳峻，书未成，值倭乱，稿多散失。继起于民国三十三年，廖前县长麟延揽耆宿硕学，爬疏旧志，搜集新闻。主馆事者为邢采岑先生，总纂述者乃吕先生荫南也。
阅年，坚来斯土，知县志有关于一县之兴革甚钜也。与当时诸君子力谋其成，仅半载，凡成志十四种，图六幅，约计数十万言。现为战胜建国之期，斯志之成，其裨益於县政者曷可限量。
坚何人，斯既乐观其成，敢不警惕於时代之伟大，当事诸君子纂述之勤劳，与夫历代行贤修志之至意，而日置一部於案头，与政府法令参合而考计之，以图有益於本县政事，民俗之兴革也，是爰为之序以自勉焉。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怀远郭坚谨序。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邢元凯序
阜阳县志自清道光九年知县李复庆氏续修后，迄今百余年间，迭经兵燹，遗老无存，掌政旧闻散失湮没者不知凡几。清末民初，屡议续修而不果，论者惜焉。
夫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一县之区域虽小，然其关于天人之演变，与夫社会民生进化不息之陈迹，可资后人借镜者指不胜屈。民国二十四年，专员兼县长南岳峻氏有鉴及此，特聘袁君文田、喻君汝谦主持馆务，多集地方硕彦搜罗采辑，二年有余，已将次成帙矣。二十六年，南卸任去。已而抗战军兴，阜阳为前后方军运枢扭，敌骑数逼县境中，以二十七年敌机肆意轰炸，全城顿付一炬为最惨。於是官民协力捍患之不遑，更何暇计及於修志乎!
三十三年，县长廖麟氏於军事倥偬之际，编列本馆预算，呈准省府继续修编。然以经费关系仅限六阅月完成，维时袁喻二君皆已物故，乃聘任采岑主其事。因罗致县内新旧学者分任编纂采记之责，以期早竟前功。并将本馆事务主任吴君宝珊於炸城时自火窟中抱出之旧稿一束分类检点，虽残缺不全，幸尚存其半。
适值革命钜子吕君荫南归里养疴，遂一致公推为总编纂，相与戮力。於有可访问者补之；无从稽考者缺之。凡展期两次，约期年而后成编。采岑质实无文时惭蚊负，惟以桑梓义务不得不勉竭棉薄，以促其成而已。至於钩稽编次，则皆吕君之力也。事既竣，爰述颠末以弁厥首。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阜阳县修志馆馆长邑人邢元凯采岑谨序。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宁元羲序
昔康对山先生修武功志，后世读者莫不称善，悉以其以史笔为志笔也。惟章实斋先生谓其不知文章体例，列帝王於人物，载后妃於列女，更有诸多乖剌之处。而王士正先生则谓其文简事赅训辞尔雅，洵可奉为修志楷模。文章之体例，本难衷於一事，自古然也。
颍州志修自前明刘公节、继之者吕公景蒙，而先中立公及张鹤鸣、刘九光、清初鹿佑诸先生又相继重修。迨雍正十三年，升州为府，阜阳即本县之定名。乾隆时，邑令潘世仁聘王麟徵先生甫修县志，道光时，邑令李复庆、周天爵又将县志重修。自是而后，即缺修焉，是故，此百有余年间之名儒、硕彦、烈士及书画名家各史未能徵采，遂多沦於湮没而无可传，良可慨也!
民国二十四年，专员兼县长南公岳峻莅阜，聘余为参事，与谈修志乃当务之急。南即毅然聘袁君稼如总其事，并聘总纂一、编纂采访各四，时余聘列编纂。修逾期月，而南公卸任去。无何倭寇弄兵，阜城经敌机之扰炸，一日数惊。余商之事务主任吴宝珊将已修之稿件设方妥存，厥后城中被炸，焚烧屋宇甚多。幸吴君於火窟中检得稿件一束，藉以考证，此次修志犹利赖焉。
岁癸未，廖县长麟来宰是邑，初则开会提议徘徊，继遂延聘齿德俱尊之邢采岑先生为馆长，以族兄隽元同余副之，并公推吕前县长荫南为总纂。而编纂采访亦多系地方耆宿，集思广义，分任劳苦，志中又增益党团、学校、选举、建设以及革命事迹，抗战史料。各门采录不惮其繁，着笔力求其简，历时未及二载，已有端倪。
今幸郭县长坚履任，又极意指导，力赞厥成。惟阜阳东北疆域，清咸同时划归涡阳；而西方疆域又於民国二十四年划归临泉；更有历年之围城、陷城、拆城，以及敌机肆虐、黄水泛滥，各节均须记载。
按邑志之缺修以吾阜为最久，而境地之变化亦以吾阜此次修志为最繁。姑无论修志之文字较古作者为如何，然以短促之时期，已分门别类将缺者补焉，断者续焉，讹者正焉，未有者增入焉。俾国之修史传者，胥获徵集邑志左列之人而纪载焉，此即此次纂修邑志之本意也。谨抒鄙见而为之序，尤望后之览者随时校正，以匡不逮则幸甚。
阜阳修志馆副馆长宁元羲丹甫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