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围绕着“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和肃反运动，重点办理了一部分严重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以及其他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1953年受理干部违法乱纪案107件，自查56件，纠正错杀案1件。
1954年，全县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十分严重，法纪检察对人民来信、来访、检察通讯员的报告和上级交办的在生产救灾、粮食统购统销、普选、兵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违法乱纪案件进行了检察。
1955年，部分基层干部以“蹲着想”为名，对群众施行“晒太阳”、“驾飞机”、作“广播操”等体罚。法纪检察部门都进行了调查处理。
1956年至1957年，围绕生产救灾、兵役、改造落后乡等中心工作开展法纪检察工作。1956年农业社干部打人、骂人现象甚为严重，自7月至12月，发生社干部打、骂人事件21起。（其中打、绑、吊人15起，拘押1起，辱骂威逼5起），受害者中，被绑吊打骂后上吊自杀7人，被打伤6人。违法者共35人（其中区干部1人，乡干部3人，农业社长11人、社委员5人，生产队长9人，统计员1人，无行政职务5人），法纪检察部门调查核实后被依法起诉到法院的5人，提请有关部门给予行政或党纪、团纪处分30人。沙沟、河溜两区，在改造落后乡运动中，补划地主528户，富农136户，错划539户，经过法纪检察及时作了纠正，退还了被没收的财产。
1957年后，由于“左”的思想干扰，检察机关在性质、职权、组织原则上遭到错误的批判。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各项法律监督职能被削弱了。1959年，缩小了自行侦查案件范围，直到1961年这段时间内，办理的自侦案件只限于贪污、渎职案和党委、政府交办的案件。1962年，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原则上不搞自行侦查”的指示，只是重点的查处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造成打伤、打死、逼死人命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重新肯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明确规定了法纪检察的任务和受案范围。同年成立法纪检察科。
1980年，按照法定管辖范围，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对构成刑事责任的立案侦查，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不构成犯罪，而需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及时转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当年城北公社五岔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殴打社员杨明好致重伤，检察后依法起诉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龙亢供销社多种经济辅导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擅自把薄荷油票送给山东、河南省个体商贩2500多斤，使国家遭受损失18000多元，法纪科查证600多人次，取证1300多件，查明案情，将罪犯依法逮捕并起诉到法院被判刑3年。
1981年是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第一年。根据规定，法纪检察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密切联系群众，受理人民群众申诉、控告和党委交办、外部门转来的案件。当年工作重点着重检察忽视法纪、乱扣乱压、侵犯人权的违法案件，对其中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致死人命；压制民主、打击报复造成严重后果；贪赃枉法、包庇坏人、陷害好人的案件，及时予以查处。
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决定》，法纪检察配合经济检察，开展工作。全年受理法纪案件13件19人，逮捕5人，起诉4件6人。
1983年8月，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法纪检察围绕“严打”开展工作。1984年至1985年上半年，查处刑讯逼供、徇情枉法、非法拘禁、诬告陷害、玩忽职守等违法案件74件83人，逮捕10人，起诉8人。免诉13人。1984年，马城区法庭工作人员在酒席桌上，与同桌人发生口角，两次拿手枪要打，被阻后又对对方拳打脚踢。查实后，以流氓罪起诉到法院，被判刑1年。1985年常坟区派出所所长徇私枉法，查实后，依法向法院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