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社会治安
一、剿匪、镇压反革命
解放初，县有散匪11股，约250人，有长、短枪200余支，活动在浍河、澥河至津浦铁路一带，有组织的武装土匪“新九路军”、“安徽省保安司令总部”、“华中反共救国军”3股，近千人，活动在涡河北岸与平阿山一带，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散布谣言，袭击区、乡政权，破坏革命秩序。1950年2月，匪首崔伯坦煽动群众万余名，哄抢包集火庙粮库公粮60万斤；7月，匪首陆万相聚众抢劫胡疃、河溜区粮库公粮数万斤；8月，武装土匪“新九路军”攻打新马桥区公所；“安徽省保安司令总部”司令刘承坤率营以上匪徒百余人在蒙城、怀远、凤阳、凤台、涡阳县等地造谣煽动，组织拉拢地痞、流氓入伙，计划于农历9月20日举行暴动，攻打包集、河溜区，妄图控制涡河北至平阿山一带地盘。
当年10月，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凡是新解放区，起初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集中全力进行剿匪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打开局面，站稳脚跟”的指示。开展全面剿匪运动，组织公安、民兵、部队三位一体，分片包干，全部消灭。至1951年2月，计逮捕土匪235名，杀29名，判刑145名，保释61名，缴获长、短枪620支，重机枪6挺，手榴弹573枚。
在剿匪运动同时。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国民党乡长、中队长以上罪大恶极的反动党、团、军、警骨干分子，封建恶霸地主，召开诉苦会、公判会，首先枪决杀害9条人命、奸污百名妇女的大恶霸王宝鉴父子3人，推动运动的发展。至1951年5月底，全县召开各种类型公审会、诉苦会242场，到会群众27万人。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269人，枪决430人（其中，匪首376人，恶霸27人，特务3人，道会门骨干10人，其它14人），判刑406人，管制390人，审查461人。
二、取缔反动道会门
解放初，县有道会门26种，多产生于民国年间。部分道会门与地方封建势力勾结，利用所谓拿妖驱邪，赶鬼治病等活动，装神弄鬼，制造谣言，与新政权为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1952年10月，县政府明令取缔。1952年11月至1953年3月5日，第一批取缔了先天道、圣贤道，同善社、万国道德会、九宫道、白猴道、大红会，燕子会、一贯道、天地坛、白莲教、天门道、三佛道、大刀会、黄旗会、离门道16种反动道会门，收缴各种道具113件，逮捕道首5人，召开退道大会162场，退道24814人。1958年8月16日至9月30日，第二批先后取缔了猴子会、安青帮、意青会、白旗会、圣母道、金母道、三元会、金花道、红枪会、真法圣道10种反动道会门。缴获长枪3支，子弹397发，刺刀38把，手榴弹72枚，道书106部，道具329件，大印7颗。逮捕道首179人，悔过退道16376人。
部分反动道会门活动简况
1.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孔孟圣道”，起源于山东。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传入我县。主要在日伪统治区活动。日本投降后，民国县政府一度取缔，查封坛堂，关押道首。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重新活动。解放后，密设佛堂10处，家坛47处，发展道首233人，道徒3926人。以求佛治病为名，骗取钱财、伤害人命、制造谣言、密谋推翻人民政权。
2.天门道又名“神师道”，“乾坤道”，“金家道”。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涡阳县传入。怀远解放前夕，道众遍布全县29个乡，1469个自然村。设堂口169处，有道首584人，道众17674名。1949年至1950年，5次组织暴乱，攻打区、乡政府，抢劫区、乡税务所，杀害唐庙乡长、指导员、财粮员和工人家属等5人。
3.先天道又名“元堂”、“西华堂”、“无极堂”、“莲花堂”。民国六年（1917年）由宿县传入。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军。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民党合法组织。道内设置天主、皇帝、皇儿殿下、三宝九美（即皇妃，娘娘）、开道引龙猴等职。建国后，顽固地与人民政府为敌，极力散布封建迷信，宣扬入道者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多次组织反革命暴乱。密谋攻打区、乡人民政府。
4.天地道又名“大地坛”、“眼光道”、“地坛会”。民国七年（1918年）由灵璧县传人。宣扬佛法咒语，入道能驱邪治病。抗日战争时期有道首215人，道众1173人，曾一度抗日。解放后隐匿。1955年至1957年再起，密谋攻打区、乡人民政府，建立新王朝。
三、禁毒、禁赌
清末民初，烟、赌公开，城乡均设烟馆、赌场。抗日战争时期尤盛。县城西河滩娱乐场为县境最大赌场，日有赌徒数百人，警察局明标收费。抗日战争结束后，民国县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毒、禁赌，但无效。
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严禁吸毒、赌博，违者严处。1949年9月查获烟毒犯18人，逮捕6人，缴获鸦片139两，海洛因50包。1950年铲除罂粟苗1.6万亩，封闭烟馆5处，查缴鸦片500余两，强制59人戒毒，县内吸毒当年根除。但禁赌较难。50年代经强行打击后，稍有收敛，60年代再起。1967年春节期间，全县53个人民公社，有30个公社开设赌场，占公社总数的56％。1974年全县有25个公社设赌。1982年赌博遍及全县。当年全县大张旗鼓地贯彻省人民政府《关于严禁赌博的布告》，采取宣传教育和打击处罚相结合，经常性禁止和突击性查禁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全县性查禁。1985年全县查禁赌场3314处，逮捕赌头3人，收审22人，行政拘留88人，罚款382人，赌风稍敛，但根除尚需时间。
四、改造四类分子
建国后，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制度改革，除对少数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依法惩处外，对绝大多数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实行依靠人民群众，就地监督管制，劳动改造。1956年，县政府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分批规划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全县有地主分子28803人，富农分子13399人，反革命分子1450人，年底根据表现，摘掉分子帽子、批准为正式社员的有9047人；不摘帽、为候补社员的7708人，交群众监督劳动的为5142人；未作处理的21755人。
1957年7月，全县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1959年，右派分子被加进“四类分子”范畴，简称“五类分子”。年底全县有“五类分子”15164人。（其中，划分表现好的5232人，表现一般的5942人，表现坏的3990人）
1960年，为加强对“五类分子”改造，全县成立7929个监改小组，配监改员63433人。对“五类分子”实行“三包”（包教育改造、包监督劳动，包防止破坏）制度。年底，县公安部门制订“五类分子”改造条件，符合条件的，可摘掉分子帽子。当年有59名“右派分子”符合条件，被摘掉帽子，恢复公民权利。1963年开展对“五类分子”压缩处理、深挖运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把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将籍居城镇的压到农村，对确实失去劳动能力的，交就地居委会，对罪恶大的一律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1971年再次开展“五类分子”评审活动，当年全县有“五类分子”8704人，评审后，摘帽813人，纠正错管315人，摘帽后不“老实”重新戴帽13人。1979年3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组织专门力量对“五类分子”进行全面清理评审，核实全县“五类分子”底数为7491人，调查发现错戴帽子的5537人，依法全部摘掉，恢复名誉和公民权利。下余1954人，通过评审，全部恢复社员身份，解除监督改造。
五、打击刑事犯罪
建国初期，在开展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对刑事犯罪分子也进行了严厉打击。1954年，全县发生刑事案件458件，破案率100％。1955年8月贯彻中央集中搜捕刑事犯罪的指示，连打两次战役，使发案数降至87件。
1958年，刑事案突增至160件，其中，凶杀案10起，纵火案5起，强奸案2起，投毒案2起，抢劫案15起，盗窃案126起，全部破案。
“文革”初，公安机构瘫痪，犯罪分子打着“造反派”旗号，进行各种犯罪活动，无人过问。1967年至1968年“军管组”仅受理20起，破4起。
“文革”后，刑事案件猛增，重大恶性案件不断发生。1978年全县发案375起，当年，县公安部门组织抽调999人。组成226个侦破小组，集中力量侦破打击，破获189件。获赃款及赃物折价共16646元。
1979年全县发案524件。其中恶性凶杀、强奸案达39件，破获497件。当年县公安局增设侦警队。
1981年，发案471起。破获431起，破案率91.5％。其中重大案件47起，全部破获。获省公安厅记刑事侦察集体二等功。
1983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组织公、检、法、司与全县武装民兵，先后开展两大战役八小仗，抓获各种刑事犯罪分子1400多人，摧毁犯罪团伙70多个，破获各种案件1000多起，缴获赃款及赃物折款11万余元。犯罪分子受到震慑，刑事案件明显下降。
部分年份刑事案件分类表单位:件
解放初，县有散匪11股，约250人，有长、短枪200余支，活动在浍河、澥河至津浦铁路一带，有组织的武装土匪“新九路军”、“安徽省保安司令总部”、“华中反共救国军”3股，近千人，活动在涡河北岸与平阿山一带，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散布谣言，袭击区、乡政权，破坏革命秩序。1950年2月，匪首崔伯坦煽动群众万余名，哄抢包集火庙粮库公粮60万斤；7月，匪首陆万相聚众抢劫胡疃、河溜区粮库公粮数万斤；8月，武装土匪“新九路军”攻打新马桥区公所；“安徽省保安司令总部”司令刘承坤率营以上匪徒百余人在蒙城、怀远、凤阳、凤台、涡阳县等地造谣煽动，组织拉拢地痞、流氓入伙，计划于农历9月20日举行暴动，攻打包集、河溜区，妄图控制涡河北至平阿山一带地盘。
当年10月，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凡是新解放区，起初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集中全力进行剿匪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打开局面，站稳脚跟”的指示。开展全面剿匪运动，组织公安、民兵、部队三位一体，分片包干，全部消灭。至1951年2月，计逮捕土匪235名，杀29名，判刑145名，保释61名，缴获长、短枪620支，重机枪6挺，手榴弹573枚。
在剿匪运动同时。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国民党乡长、中队长以上罪大恶极的反动党、团、军、警骨干分子，封建恶霸地主，召开诉苦会、公判会，首先枪决杀害9条人命、奸污百名妇女的大恶霸王宝鉴父子3人，推动运动的发展。至1951年5月底，全县召开各种类型公审会、诉苦会242场，到会群众27万人。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269人，枪决430人（其中，匪首376人，恶霸27人，特务3人，道会门骨干10人，其它14人），判刑406人，管制390人，审查461人。
二、取缔反动道会门
解放初，县有道会门26种，多产生于民国年间。部分道会门与地方封建势力勾结，利用所谓拿妖驱邪，赶鬼治病等活动，装神弄鬼，制造谣言，与新政权为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1952年10月，县政府明令取缔。1952年11月至1953年3月5日，第一批取缔了先天道、圣贤道，同善社、万国道德会、九宫道、白猴道、大红会，燕子会、一贯道、天地坛、白莲教、天门道、三佛道、大刀会、黄旗会、离门道16种反动道会门，收缴各种道具113件，逮捕道首5人，召开退道大会162场，退道24814人。1958年8月16日至9月30日，第二批先后取缔了猴子会、安青帮、意青会、白旗会、圣母道、金母道、三元会、金花道、红枪会、真法圣道10种反动道会门。缴获长枪3支，子弹397发，刺刀38把，手榴弹72枚，道书106部，道具329件，大印7颗。逮捕道首179人，悔过退道16376人。
部分反动道会门活动简况
1.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孔孟圣道”，起源于山东。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传入我县。主要在日伪统治区活动。日本投降后，民国县政府一度取缔，查封坛堂，关押道首。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重新活动。解放后，密设佛堂10处，家坛47处，发展道首233人，道徒3926人。以求佛治病为名，骗取钱财、伤害人命、制造谣言、密谋推翻人民政权。
2.天门道又名“神师道”，“乾坤道”，“金家道”。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涡阳县传入。怀远解放前夕，道众遍布全县29个乡，1469个自然村。设堂口169处，有道首584人，道众17674名。1949年至1950年，5次组织暴乱，攻打区、乡政府，抢劫区、乡税务所，杀害唐庙乡长、指导员、财粮员和工人家属等5人。
3.先天道又名“元堂”、“西华堂”、“无极堂”、“莲花堂”。民国六年（1917年）由宿县传入。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军。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民党合法组织。道内设置天主、皇帝、皇儿殿下、三宝九美（即皇妃，娘娘）、开道引龙猴等职。建国后，顽固地与人民政府为敌，极力散布封建迷信，宣扬入道者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多次组织反革命暴乱。密谋攻打区、乡人民政府。
4.天地道又名“大地坛”、“眼光道”、“地坛会”。民国七年（1918年）由灵璧县传人。宣扬佛法咒语，入道能驱邪治病。抗日战争时期有道首215人，道众1173人，曾一度抗日。解放后隐匿。1955年至1957年再起，密谋攻打区、乡人民政府，建立新王朝。
三、禁毒、禁赌
清末民初，烟、赌公开，城乡均设烟馆、赌场。抗日战争时期尤盛。县城西河滩娱乐场为县境最大赌场，日有赌徒数百人，警察局明标收费。抗日战争结束后，民国县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毒、禁赌，但无效。
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严禁吸毒、赌博，违者严处。1949年9月查获烟毒犯18人，逮捕6人，缴获鸦片139两，海洛因50包。1950年铲除罂粟苗1.6万亩，封闭烟馆5处，查缴鸦片500余两，强制59人戒毒，县内吸毒当年根除。但禁赌较难。50年代经强行打击后，稍有收敛，60年代再起。1967年春节期间，全县53个人民公社，有30个公社开设赌场，占公社总数的56％。1974年全县有25个公社设赌。1982年赌博遍及全县。当年全县大张旗鼓地贯彻省人民政府《关于严禁赌博的布告》，采取宣传教育和打击处罚相结合，经常性禁止和突击性查禁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全县性查禁。1985年全县查禁赌场3314处，逮捕赌头3人，收审22人，行政拘留88人，罚款382人，赌风稍敛，但根除尚需时间。
四、改造四类分子
建国后，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制度改革，除对少数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依法惩处外，对绝大多数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实行依靠人民群众，就地监督管制，劳动改造。1956年，县政府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分批规划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全县有地主分子28803人，富农分子13399人，反革命分子1450人，年底根据表现，摘掉分子帽子、批准为正式社员的有9047人；不摘帽、为候补社员的7708人，交群众监督劳动的为5142人；未作处理的21755人。
1957年7月，全县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1959年，右派分子被加进“四类分子”范畴，简称“五类分子”。年底全县有“五类分子”15164人。（其中，划分表现好的5232人，表现一般的5942人，表现坏的3990人）
1960年，为加强对“五类分子”改造，全县成立7929个监改小组，配监改员63433人。对“五类分子”实行“三包”（包教育改造、包监督劳动，包防止破坏）制度。年底，县公安部门制订“五类分子”改造条件，符合条件的，可摘掉分子帽子。当年有59名“右派分子”符合条件，被摘掉帽子，恢复公民权利。1963年开展对“五类分子”压缩处理、深挖运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把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将籍居城镇的压到农村，对确实失去劳动能力的，交就地居委会，对罪恶大的一律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1971年再次开展“五类分子”评审活动，当年全县有“五类分子”8704人，评审后，摘帽813人，纠正错管315人，摘帽后不“老实”重新戴帽13人。1979年3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组织专门力量对“五类分子”进行全面清理评审，核实全县“五类分子”底数为7491人，调查发现错戴帽子的5537人，依法全部摘掉，恢复名誉和公民权利。下余1954人，通过评审，全部恢复社员身份，解除监督改造。
五、打击刑事犯罪
建国初期，在开展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对刑事犯罪分子也进行了严厉打击。1954年，全县发生刑事案件458件，破案率100％。1955年8月贯彻中央集中搜捕刑事犯罪的指示，连打两次战役，使发案数降至87件。
1958年，刑事案突增至160件，其中，凶杀案10起，纵火案5起，强奸案2起，投毒案2起，抢劫案15起，盗窃案126起，全部破案。
“文革”初，公安机构瘫痪，犯罪分子打着“造反派”旗号，进行各种犯罪活动，无人过问。1967年至1968年“军管组”仅受理20起，破4起。
“文革”后，刑事案件猛增，重大恶性案件不断发生。1978年全县发案375起，当年，县公安部门组织抽调999人。组成226个侦破小组，集中力量侦破打击，破获189件。获赃款及赃物折价共16646元。
1979年全县发案524件。其中恶性凶杀、强奸案达39件，破获497件。当年县公安局增设侦警队。
1981年，发案471起。破获431起，破案率91.5％。其中重大案件47起，全部破获。获省公安厅记刑事侦察集体二等功。
1983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组织公、检、法、司与全县武装民兵，先后开展两大战役八小仗，抓获各种刑事犯罪分子1400多人，摧毁犯罪团伙70多个，破获各种案件1000多起，缴获赃款及赃物折款11万余元。犯罪分子受到震慑，刑事案件明显下降。
部分年份刑事案件分类表单位: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