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养
残老人收养民国35年（1946年），在大王庙曾设立残老收容所，有帐篷3顶，计收容市面上的残废衰老及无法生活的老人60名。被收养者每人每日领救济面粉0.5公斤。翌年，残老收容所改为残废所。建国后，市人民政府成立生教院，于1950年开始收容抚养残老，当年收养112名。1952年，市残老院成立。1954年前，对入院者每人每月发生活费5.5元，1956年增至7元，另发医药费0.6元，服装费2元，零用钱0.5元。院部经常组织部分老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如做鞋底、打麻线、种山芋及萝卜、磨豆腐、缝纫衣物、打草鞋、养猪、养兔以及糊火柴盒等，生产收入一半作为奖金，另一半用于改善伙食和购置工具。1960年，残老人收养由市福利院承担。三年经济困难期间，入院残老每月伙食标准升至8元，医药费1元，服装费3元。至1963年，累计收养残老828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利院收养人员的伙食标准逐渐增加，1985年为每人每月18元。同时，福利院还装有锅炉，烧水供老人洗澡；院内配有电视机5台，入晚则可收看电视。
弃婴收养解放前，贫苦劳动人民多因生活所迫而弃婴，其中女婴占多数。民国14年，蚌埠红十字会曾设立育婴堂，收有弃婴和其他婴儿300名，后因经费不足停办。另外，一些教堂也收容弃婴。建国初，因重男轻女现象存在，女婴被弃仍较多，仅1951年群众领养的弃婴儿达1431人。为保护婴儿的生存权利，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12月通令严禁弃婴，之后弃婴逐年减少。1953年，市孤儿教养院收养弃婴11名，至1954年为6名，1955年为24名。60年代初，弃婴现象有所回升，每年收容约在30名左右。70年代初，弃婴数量再度上升，每年达数十人。进入80年代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反弃婴教育，计划生育部门健全对孕妇生产的管理，以减少弃婴现象的发生。1985年，集中收容弃婴45人，另有一部分弃婴动员无子女家庭领养。对集中收养的弃婴，市社会福利院专门设大、中、小婴儿室和隔离室、新收室等。同时购置功能训练器材，对伤残婴幼儿进行训练；对一些身体畸形或有缺陷的，送医院尽力作手术矫治。
难童、孤儿、流浪儿收养民国35年，蚌埠救济院曾会同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蚌埠办事处设立救养所，又称难童收养站，专收养贫苦无依之难童，并施以补习教育。另外，蚌埠天主教会也办有难童教养站和孤儿院。民国36年，当局在原“将军府”址设育幼所，收容60名孤苦儿童。1952年1月，市人民政府接管天主教堂所属的孤贫院及部分设施，设立市孤儿教养院，至1958年，累计收容孤儿298人。其间，对到就业年龄的帮助联系就业，未到就业年龄的，由群众领养一部分。1961年，由郊区安置孤儿183名，其中，一部分由生产队负责，一部分由基层干部和农民抚养，一部分年龄较大的由政府给予救济，自住自炊。是年，市少年儿童教养所亦成立，先后收容流浪儿童73人。该所在教养中，制定有学习、生活、劳动等制度，把儿童按年龄大小编成队、班、组，开展各项活动。该所于1962年并入市社会福利院，至1965年，共收容教养儿童298人。70年代后，流落在街头的孤儿极少，在院孤儿均系弃婴长大。1984年开始，对院内痴呆、伤残、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进行康复训练，训练后有80％以上的伤残儿童生活能基本自理。1985年，在院孤儿、流浪儿尚有15名。
乞丐、游民收养民国23年，曾由地方官绅筹资成立乞丐习艺所，至翌年1月，收容乞丐278名。1949年10月，由市生教院负责收容流于社会上的游民。1950年春，市生教院组织部分收容游民参加生产和治淮劳动。1951年，该院收容游民50人，编为两个队，接管公田528亩，进行农业生产和磨粉、积粪、砸石子、烧石灰等劳动。1952年下半年，市民政局拨款1.2万元给生教院，兴建砖窑4座，让被收容者烧制石灰、青砖等。至1956年，从收容游民中共培养出42名有一定技艺的人员。1952年至1958年，累计收容游民2595人，1959年后停止收容。
妓女收养1949年11月26日，市人民政府发布封闭一切妓院的布告，当日夜，市内所有妓院均被取缔，共收容妓女162名。11月30日，市生教院在原倪公祠址设立妇女生产教养所，将收容之妓女集於该所。1950年，该所组织一部分收容妓女参加治淮，还有一部分去烟厂学习包装香烟。对被收容妓女，除供应其伙食外，每人每月补贴0.5元（折合新版人民币），服装也由政府发给。学习后，有的留在烟厂工作，有的去面粉厂、麻纺厂、蛋品厂和芜湖纺织厂工作。江苏省扬州、镇江、苏州、无锡等地也领回30多人。妓女经收容教养，均获得新生，其中有3人曾参加抗美援朝，有的成了厂里的生产骨干、劳动模范。
二、社会残疾人工作
在旧社会，残疾人受岐视，当局不予关怀。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残疾人的生活、学习和劳动，积极安排他们就业。1950年至1951年，先后办起2000多个以残疾人为主的生产小组，并从资金上给予支持。另外按照国家规定，给残疾人以一定的生活补助费。对从事算命、测字等迷信职业的人，多说服教育其改从正当职业。
1954年，市成立盲哑学校，初设哑班，后增设盲班，至1982年，已毕业学生300多名。
1961年11月，市盲聋哑人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曾创办盲聋哑人俱乐部，备有象棋、扑克、康乐球、羽毛球、乐器、文艺书籍等，并成立文化夜校，组织盲哑人学习文化。1966年3月，市召开第一届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盲聋哑人协会正式成立，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协会工作停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残疾人工作受到高度重视。1979年9月，市盲聋哑人协会恢复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残疾人的社会地位受到尊重，生活得到照顾，对残疾人每人每月给予14元的定期补助。1979年后，有一部分残疾人重操算命、测字等迷信职业，人民政府多次动员其改业，并安排他们到工厂劳动。1981年，安排到国营、集体、街道厂组就业的共有155人，占全市盲聋哑人总数的19％。另外，还组织残疾人开展体育运动。1983年，在全省聋哑人篮球赛中，市伤残人代表队荣获冠军。1984年，市伤残人组队参加省首届伤残人运动会，获金、银、铜牌数分别为19枚、18枚、7枚。
三、社会福利生产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社会无业人员的生活，由民政部门组织开展社会福利性生产。1950年，先后组织自救性的生产小组487个，4300多人参加，主要从事工副业生产。至1951年，建立生产小组达2245个，参加人数3.9万人，使无业人员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后这批人员大部分自找了职业。
1952年，在生产自救的基础上，通过自筹资金和政府扶助，共组建26个社会福利生产厂（店），吸收社会无业人员1024人。当年除工资和积累14.47万元外，还向国家缴纳税金1.2万元。
1953年起，围绕城市的经济建设，广泛组织季节性、分散的社会福利生产。至1955年，共生产石料15万立方米，打芦席128万条，摇仓绳10万公斤，纳鞋底7万双，打草毯1.9万条，编车辫子2.8万条，做蝇拍13万个，为部队拆洗棉衣20万件。全市还组织3个短途运输队，参加运输生产的人数达1980余人。1952年至1956年，季节性生产组（队）的总收入达650万元，相当于同期发放救济粮款数的16倍。
1956年，社会福利生产单位按行业归口，市民政局把20多个福利生产厂（社、组）移交给市手工业生产合作联合社、工业局、粮食局、综合公司、饮食服务等系统。后又陆续收回一些单位，加上新办的和调整的，到1957年底，有社会福利生产单位104个，就业人员6896人，年获利34.6万元，相当于同期救济补助支出的19.5倍。一些长期困难户，参加福利生产后变成自给户，不再领国家救济。
1958年在“大办钢铁”中，社会福利生产多转向炼钢铁，先后建起小高炉5座，炼钢转炉2座，计炼出灰口铁33吨，烧结铁和低碳钢20吨。此外，还为冶炼单位提供石灰石、焦炭、劳保皮鞋、手套和工作服等产品。
1959年，全市福利生产单位发展到207个（含各区所属单位），拥有资金208.7万元，参加生产的人员达7514人，其中较具规模的厂（社）有冶炼厂、荣成糖厂、烈军属饭店、炉灰煤球社等93个，产品种类350多种，年工业总产值600万元以上，实现税利83.5万元。在生产人员中，盲、聋、哑、残及烈军属和荣复军人共600多人，其余均为城市贫民（社会救济对象）。1950年至1959年，通过办福利生产，靠盈利实发工资总额1025万元，为同期优抚、社会救济经费支出总额的399倍。
1960年，民政福利生产单位大部分划出，只保留采石厂、豆制品厂、车站餐厅3个单位。嗣后，不断有新建、划出、调整的情况发生，至1969年，市民政局只辖1个单位。
1970年初，市民政局集资20万元，又分别筹建研磨机厂和无线电元件十五厂。市辖各区也开始组建一批自救性福利生产单位。1975年，市民政局下辖福利生产单位3个，区辖30多个，合计就业人员4600多人。之后，这批生产单位比较稳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盈利增多。
1985年，市民政局下辖福利生产单位增加到5个，区、街道办的也有增加，总就业人员为5000多人。其中安排残疾人就业572人，占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总数的71.8％。民政局所属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达75.40元，年人均奖金154.49元。各生产单位（不含各区福利生产单位）全部实行公费医疗，并享受市内交通、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入托、入学和有害工种营养等方面的补助。1978～1985年，用积累资金先后在张公山新村、解放一路、钓鱼台、社会福利院家属区等处，购买或新建楼房、平房1348平方米，为53户职工解决或扩大了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