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刑部分江南司在安庆设立安徽司，执掌“刑罚之政令”。清末改革官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刑部为法部，专管司法行政。安庆设立地方审判厅，并分1名厅丞掌管民刑案件的检察事务。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安庆设有安徽高等检察厅、安庆府地方检察厅和怀宁初级检察厅。民国2年(1913年)3月，改省第一地方检察厅为怀宁地方检察厅。民国16年11月，地方审判厅、检察厅合并，成立地方法院。怀宁地方法院内设检察处及首席检察官。抗战时，法院解体，县府内设立军法室、司法室机构。光复后，于34年12月17日恢复建立怀宁检察处，独立行使检察职权，直到解放。
建国后，中共怀宁县委于1950年7月设立人民检察委员会，副县长许骥兼主任。同年9月15日批准成立怀宁县人民检察署，首任检察长由县委委员、公安局长徐其云兼。1955年10月改名为县人民检察院，内设秘书、审批起诉、侦查3个组。1958年以后，开始为联合办公室，1960年8月改名政法办公室，实行联合办案。1962年4月联合办公室撤销，公、检、法三家分开，各司其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检察机构被取消。1978年10月县委决定重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组织直接任命(1981年8月改由县人代会选举产生)，翌年3月正式办公，内置刑事检察、法纪检察科和办公室。1981年10月成立检察委员会。到1985年，干警人数由重建初的16人增至37人，其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占75%，中共党员占6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6%。
一、刑事检察
县人民检察院自1954～1985年(其中1964～1978年未计)，共受理审查批捕案4832件，其中批准逮捕3545件，不批准逮捕513件，退查250件，余皆撤销。同时共受理审查起诉案件2222件，其中起诉1906件，不诉119件，退查5件，余撤销。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规定检察机关应参与“行政诉讼”，但因人民政权初建、检察程序不健全，故未能很好地贯彻。在土改、镇反运动中，当时对人犯的批捕，先由乡、区、县三级审查，批捕、处决权均在县委(1954年批捕权归地委、杀人权归省委)。除重大案件检察署有选择地提起公诉外，其余大量的、一般的案件均由公安局预审股负责起诉，并规定对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判处死刑的一样，一律不准上诉，只能按程序呈送复核。1955年10月，县人民检察院，开始有重点的开展起检察业务，是年受理审查批捕59件，审查起诉20件。在审判监督中，对于类似月山大桥村邹小五原以强奸罪判刑4年和腊树乡邵月英母女原以杀人罪判母死刑、判女无期徒刑的案件，经审查纯属错案，法院宣布无罪释放，作了坚决纠正。1957年，县检察院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工作有所削弱。1958年又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推行“一长代三长”制，废止了必要的办案程序，取消了法律监督，以致出现了在1958年到1960年的3年自然灾害中，把群众为度荒而犯的小偷小摸行为列为犯罪范畴加以打击，仅1958年就批捕1505人(后均平反)。1961年开始纠正，但法律监督仍然限制在一定程度之中。1966年6月至1978年10月，检察机关由瘫痪到取消，法律监督制度便完全终止。
1978年10月，根据全国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重建了县人民检察院。1979年3月，县检察院依据新施行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开始受理案件。当时的刑事检察工作的重点是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六类”重大刑事犯罪。犯罪成员中，青少年比重上升。犯罪形式主要是流氓、强奸、盗窃、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同时还出现了拐卖人口、盗伐滥伐森林等新型犯罪。是年县检察院受理审查批捕案44件，其中批准逮捕29件，不批准逮捕7件，余案撤销。同时受理审查起诉案24件，其中决定起诉23件，不诉1件。在做好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同时，1982年上半年，配合公安、法院对城关、高河、总铺、红星、皖河、洪镇等重点地区进行社会治安整顿，实行综合治理，共挖出盗窃、诈骗团伙9个、34人，破获大小案件116起，审查批捕21名人犯，其中有16人是有前科而未破获的犯罪分子。1983年8月，为落实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在五年内“争取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目标，开展了“严打”(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斗争，实行“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和“三年为期、打三个战役”的部署，全县仅第一战役的3次“拉网”，就批捕384人(一网248、二网115、三网21人)。其中属杀人、强奸、抢劫、流氓等7个方面的犯罪就有245人，经审查决定起诉的281人，免诉52人，不诉16人，余案撤销。“严打”中刑事检察工作把握了“快、重、准、深”四个字，严把批捕、起诉关，努力做到“三准”(把打击对象搞准，把犯罪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搞准，把犯罪性质搞准)、“五不诉”(事实不清不诉、余罪不清不诉、两可之间不诉、证据不足不诉、法无明文而罪行轻微的不诉)，确保了办案质量。
二、经济检察
县检察院自1980年至1985年间，共受理经济案150件，立案侦查58件、85人(其中批捕57人，不捕28人)；其中审查起诉37件、51人法院判决全部有罪，免诉21件、34人。挽回经济损失16.79万元。
1976年以前的经济案件侦查，由公安局办理，检察院抑或派员配合。1979年后始列为检察院的自侦案件(1985年5月将盗伐、滥伐森林案改由公安局管辖)。1980年首次承办了盗伐、滥伐森林、贪污和偷税、抗税等小型案件，同时在财政、食品、工矿等单位调查、摸索开展经济检察工作的经验。是年受理经济案35件，经审查决定起诉4件5人，法院判处全部有罪。1981年参加全县财经纪律大检查，独立地查处了雷埠公社渠道管理所会计贪污5900多元的经济案件，从而初步掌握了经济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1982年贯彻党中央关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是年，协同有关部门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其中贪污案10件，盗伐滥伐森林案5件，审查批捕16人，审查起诉11人，免诉5人，挽回经济损失3万余元，使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有所收敛。1984年，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继续深入，在斗争中，县检察院积极参与企业整顿，开展预防犯罪的综合治理，采取口头或“建议书”的形式，使可能发案的单位防微杜渐，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附：经济检察自侦案件1例
1983年12月19日，检察院立案侦查县河口轧花厂汪显跃等人贪污案，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历经3个月奋战，侦破并予结案。
被告在1982年至1983年的棉花收购期间，利用他们担任轧花厂的试轧员、开票员、下乡联络员、司磅员的身份，采用骗取棉农的合同书、私制司磅员印章、仿写棉检员字迹、偷盖印花员印章、收花放秤和勾结棉农共同作案等手段，先后作案136起，贪污现金27717.69元，使国家损失粮食指标1.26万公斤、化肥指标5039.75公斤。其中，汪显跃贪污款9815.05元，徐文明贪污款5938.62元、吴世纪贪污款1643.62元，余则为棉农瓜分。经侦查终结，依法对汪显跃、徐文明、吴世纪3人提起公诉，余皆教育退赔，共追回赃款1.83万元。
该案涉及到3个区6个公社31个生产队的200多人，调查取证上千份，翻阅收购棉花码单10余万张。这是一起案情复杂、被告众多、取证困难的案件。但由于侦查人员尊重和依靠各级党委，走群众路线，耐心做知情人工作，深入实地调查取证。在掌握大量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对案犯反复交待政策，经过30多次提讯，首犯汪显跃开始交待犯罪事实，从犯亦相继交待问题，经核实可信，终于案情大白。
三、法纪检察
法纪检察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组成部分。其主要范围是对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的犯罪和渎职犯罪行使的检察。
1952年，设立人民检察通讯员。通讯员由所在部门党组织推荐，本人同意，县检察署聘任产生。系义务职。其任务是向检察机关及时反映各种违犯政策法律的单位和个人；反映当地群众对政府政策、法律、法令的执行意见和要求，密切联系群众，进行法纪宣传；及时调查、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们有对违法、犯罪行为施行检举的义务但无处理之权。反映和检举情况，使用“报告书”形式进行。“报告书”填写后，先由本单位领导审阅，不同意见可“加注”，但不得阻止送达。“报告书”所记内容未经检察署认可，不得外泄。至1956年，全县已聘任107名义务检察员。次年反右派时，即行取消。
1955年至1957年间，曾实行过“一般监督”制度，即检察机关对同级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决议、命令、措施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此间“一般监督”曾采用“报告书”、“建议书”、“提请书”等形式呈达7次，列席有关部门重要会议9次。此项制度，由于不符合当时国情，至1957年下半年党中央令止行使。
1979年重建检察院，法纪检察和经济检察合署办公，后由于经济案件与日俱增，分署办理势在必行，遂于1985年5月独立行使法纪检察。是年受理法纪案件8件10人，经调查决定立案2件4人(重大责任事故案)，逮捕3人，起诉1人，法院作有罪判决。
四、监所检察
县监所检察没有设立专门机构，但分工有专职人员负责。对于监所检察的三大职权(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刑事诉讼办案监督)未全面行使，没有参与监所刑事诉讼和办案活动，只行使了部分监督。对县看守所和临时关押点，坚持了一月一检查，节日重点查的制度。看守所状况基本良好，发现问题亦能认真吸取教训，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