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品种更新
1、水稻双季稻建国前，区内就有“六十早”、“小红稻”等当地品种。据历史记载，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怀宁县广圩一带就用“六十早”作早稻，用“小红稻”作双晚种子，试种过7年，后因稻瘟病籽粒无收而中断。建国后，这些传统品种经搜集整理而选用。1955年试种双季稻获得成功。当时早稻品种有“六十早”、“大叶早”、“百日早”；晚稻品种有“小红稻”、“小麻稻”、“小白稻”等，但产量不高，一般早稻单产153～174．5公斤，晚稻单产86．5～96．5公斤。1957年，双季晚稻推广“浙场9号”，后因生育期过长而淘汰。60年代初，早稻推广“莲塘早”、“西湖早”、“陆才号”、“南特16号”和“莲塘早3号”等优良品种，使早稻平均单产提高到215公斤。
1964年开始改良双季稻品种，早稻高秆改矮秆，双季晚籼稻改粳稻，重点推广早稻“矮脚南特号”、晚稻“农垦58”（世界稻）。与此同时，还试种“珍珠矮”、“广场矮”等优良品种，以解决部分肥沃土地高秆倒伏的问题，使早稻、晚稻平均单产提高到两成以上。70年代初，“一肥两稻”耕作制度基本形成，肥料、水利条件大为改善，水稻品种也不断得到更新。当时早稻主要品种有“矮南早1号”、“矮脚南特号”、“二九青”、“先锋1号”和“广陆矮4号”等，矮秆品种已占早稻播种面积50％以上，并实行了不同成熟期品种的合理布局，使全区早稻平均亩产达到300公斤。1973年以后，全区早稻已实现“矮秆化”，单产增加到357．5公斤。1976年逐步推广了“竹广23”、“竹广29”，1982年引种“浙幅802”、“早矮6号”、“青农早”。1984年又引进“二九丰”等新品种，用以代替因多年种植而混杂退化的“二九青”等品种。70年代中期，晚稻以“字红”、“八金368”、“农虎6号”、“安庆晚2号”、“嘉湖4号”、“武农早”等，逐步代替了“农垦58”。后来又引进了“当选晚2号”、“鄂宜105”、“皖粳1号”和“徽粳80—4”等优良品种。1976年，试种杂交稻“南优2、3、6号”，获得成功。1980年以后大面积推广“四优6号”、“汕优6号”、“南优6号”等杂交稻，到1985年又推广了“汕优64”、“威优64”、“协优63”、“汕优63”等品系，并实行了早稻与晚稻、常规稻与杂交稻、杂交稻早熟与迟熟组成“三配套”的办法，使晚稻产量逐年上升。到1987年晚稻亩产达340公斤，达到或超过了早稻单产水平。
中稻建国前，安庆地区的中稻品种有“杨柳籼”、“麻壳籼”，其次为“鸡爪籼”、“靠埂崩”、“弯六担”、“三粒寸”、“大叶稻”等。这些农家品种突出特点是米质好，色白如银，煮饭香软可口，尤以怀宁高河大米为最优，明、清时称为“贡米”。
建国以后，农家中稻品种由于生长期长，产量不高，逐步被淘汰。1959年推广新品种“中籼399”、“珍珠矮11号”，单产由建国前150～200公斤提高到250多公斤。1975～1987年，先后推广“南京11号”、“69—1”、“8090—2”、“桂朝2号”、“密阳23”、“BS910”、“南特占69”，以及籼型杂交稻组合等高产良种。单产上升到300～350公斤，最高达400公斤。现在，这类良种占全区45万亩中稻面积的75％以上。
单季晚稻建国初期，安庆地区单季晚稻主要品种有“麻壳籼”、“冷水籼”、“小白稻”、“小红稻”、“雷火占”等，单产一般在180公斤左右。1956～1974年，全区推广了“桂花球”、“老来青”、“公社1号”、“公社3号”、“农垦58号”、“浙场9号”等，单产提高到300多公斤。1975年以后，主要种植粳型“农虎6号”、“鄂宜105”及少许的籼型杂交稻，单产可达350～400公斤，高的达450公斤。这类品种播种面积，约占单晚总面积70％左右。
2、麦建国初，区内小麦品种多为“和尚头”、“江西早”、“大红皮”、“枫树球”等农家品种，单产仅70～80公斤。50年代末，逐步被“南大2419”、“吉利麦”、“万年2号”等新品种取代，单产100多公斤。70年代，又推广了“武麦1号”、“丰产3号”、“宁麦3号”、“鄂麦6号”。1980年以后引种了“扬麦4号”、“宁麦6号”、“鄂恩1号”等良种，单产150公斤左右，高的达200公斤。这类良种占小麦播种面积80％左右。建国以后，大（米）麦品种多为“三月黄”、“红大粒”、“滚子米麦”、“岳西米大麦”等农家品种，单产50多公斤。70年代推广了“早熟3号”、“矮秆齐米麦”等，单产增加到75～100公斤。80年代开始推广“西引2号”、“蒙克尔大麦”和“浙啤3号”、“啤酒大麦”，单产一般150公斤，高的达220公斤。
3、油菜建国前油菜主要有“五花籽”、“大乌籽”、“小乌籽”等白菜型地方品种。这些品种有早熟、抗灾等优点，但产量低，每亩单产30公斤左右。建国后，开始推广“胜利油菜”、“油冬儿”、“浠水白”，每亩产量增加到40公斤左右。60年代改种“武油1号”、“芜湖104”、“胜利52”、“川油2号”，亩产增加到50公斤左右。70年代推广“铁杆青”，80年代推广“甘油5号”、“当油早1号”、“202—23”、“中油821、820”及引进的“秦油2号”等甘蓝型良种，配以育苗移栽和变“冬小型”（2～3片叶越冬）为冬养型（5～6片叶越冬）、“冬壮型”（7～8片叶越冬）、“冬发型”（9～10片叶越冬）等新技术，致使大田亩产提高到70～80公斤，高的达100公斤。
4、棉花区内棉花品种，在建国前多为“小籽花”、“大籽花”、“乌籽花”、“朝阳花”、“铁籽棉”等地方品种。民国21年（1932年），贵池、东流两县，试种了5．94万亩的美棉，亩产皮棉29．3公斤，比原来地方品种每亩增长12．5公斤。民国35年怀宁、太湖、桐城、东流4县试种1841亩“德字棉”，平均亩产皮棉20公斤。
1951年，区内引进了美国的“岱字棉15号”，亩产皮棉25～40公斤。1964年又从湖北引进“鄂光棉”，亩产皮棉30～45公斤。1971～1974年先后推广了“沪棉204”、“岱字棉16号”、“皖棉73—10”、“沪棉479”等，亩产提高到50公斤。1977年引进“86—1”，1982～1984年引种“中棉所10号”、“泗棉2号”、“80—85”。1985～1987年大面积推广的主要是“沪棉479”、“沪棉204”及“泗棉2号”，亩产皮棉都在70公斤以上，并具有色泽好、拉力强、纤维长度适中等优点。
二、栽培技术
1、水稻
育秧建国前区内农民育秧，多采用晒种、选种、清水浸种、催芽等传统技术。建国后，保留了晒种、选种方法，并逐步推广泥（盐）水浸种，火粪灰与“五四○六”（菌肥）拌种，然后经过温床、温室、地窖、薄膜催芽，达到根短芽壮的要求。
1955年以后，大面积推广双季稻，育秧技术也随之改进。早稻育秧吸取了传统的以水调温的优点，实行水播水育，培育适龄秧；中稻基本上是继承传统方法，培育中苗秧；双季晚稻则采取水播旱育，限制密播，控制疯长等办法。60年代中期，因品种更换，早稻推广温润秧田、温室、催芽、蒸气和薄膜保温育秧及小苗带土移栽等方法；中稻育秧无变化；双季晚稻改晚籼为晚粳，后减少播种量，以培育壮秧。70年代后期，推广杂交水稻，晚稻育秧有较大改进。即降低秧田播种量（每亩10～15公斤）和大田用种量（每亩1～1．2公斤），采用两段育秧，培育多蘖大壮秧。80年代后，早播早稻秧（第一批、第二批）基本上都推广了地膜或薄膜保温育秧的技术，对提早播种、防止烂秧、节省种子有较大的效益。早、晚稻育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育秧素质，促进了粮食增产。
栽插1955年以前，安庆地区种植一季中稻。当时流行的农谚是：“立夏插秧三两家，小满插秧遍天下”。1955年后，全区推广双季稻，插秧季节提前为“谷雨”到“立夏”。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大集体生产时期，插秧进度缓慢，有部分农田到“小满”过后才插完，晚稻延迟至“立秋”以后。1981年，全区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有了自主权，栽插适时：早稻不过“立夏”、晚稻不过“立秋”。
栽插密度，建国前的一季中稻是“一尺挂两头”（即株距一尺），每丛插秧苗10～24根。建国初是“四穴成方块”，穴距七八寸。1958年生产“大跃进”、产量“放卫星”时，违背客观规律，提倡越密越好，以为高密度栽插就可以实现亩产万斤粮，因此有人弄虚作假，把几亩水稻成熟时并成一亩，谎称“卫星田”。60年代后，一般行距、株距为6×6寸，70年代为4×5或3×6寸，实行拉索栽插，直行不歪不乱。80年代提倡每穴秧苗只栽7～8根，行距、株距为3×5、3×6寸的小株密植。
水浆管理建国前水利设施差，排、灌困难，插秧后长期灌满水，待成熟时才放水。这种“一水到底”的方法，是造成稻根浅、节位高，无效分蘖多、穗小、粒轻、产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建国后，水利灌溉条件逐步改善。60年代改“一水到底”为“浅水勤灌”。70年代后，实行排灌分家、浅水插秧、寸水活棵、露地晾脚、薄水分蘖、盛时放水烤田、复水孕穗等措施，使田里干湿适时，直到成熟。这样的水浆管理，有效地促进了水稻健壮生长，提高了籽粒饱满程度和产量。
2、麦、豆麦、豆是午季作物，一般都在10月播种（俗称秋种）。有“九（月）菜十（月）麦”、“寒露油菜霜降麦”、“种豆不用问，八月土里目困”等农谚。区内秋种耕作比较粗糙，麦豆栽培水平低。建国初期多沿用旧法——点播，而且墒大、沟宽、穴浅、苗不匀。一般墒宽七、八尺，沟宽一、二尺，穴距一尺左右。每穴种子少则七八粒，多则二三十粒。这种栽培一方面土地利用率低，仅占60％左右；另一方面穴内麦苗过密，影响生长。其施肥方法是：先用人粪滴穴，再用牛耙土盖籽，也有的用火粪盖籽。50年代末，棉区种麦开始采用“宽幅条播”，麦幅两边种棉花，后又改为“小墒窄行条播”，提高了棉花产量。70年代后，三熟制田试行“撒播”方式，土地利用率提高到80％。但季节、肥料、劳力矛盾大，未能推广。以后又逐渐改用小墒宽幅“点播”为主，“撒播”为次的两种方法，一直沿续到现在。
3、油菜建国前油菜栽培方法，一般是两犁两耙，每亩用一、二担火粪拌种作基肥，在“寒露”边播种。从出苗至四叶期后，间苗一、二次，锄草二、三次，追肥一、二次。如果发生小猿叶虫就撒些草木灰，但对其它虫害便束手无策。50年代，除用火粪拌种外，山区有的农户还用沤肥作基肥，用塘泥、灶壁土壅根。洲圩区一般采用水粪滴穴、火粪盖籽的办法。1959年，区内曾试用育苗移栽法，因耗工大未能推广。1964年起使用磷肥作基肥，增产效果很好，对土壤缺磷的山区增产尤为显著。同年推广盐水选种、深沟高墒、拔除病株、拣选种子等栽培技术，并对蚜虫、小猿叶虫等病虫害加强防治，油菜籽产量又有增长。1965年后，区内引进了“胜利青梗”，并改稀植为适当密植，改一穴多株为一穴一株，注重施苔肥，以提高产量。1979年秋，全区推广甘蓝型油菜大壮苗移栽的新技术，区内甘蓝型油菜面积有所扩大。1980年甘蓝型品种达14．5万亩，其中移栽面积9．53万亩；1987年甘蓝型品种扩大到47．22万亩，移栽为15．39万亩。8年移栽平均亩产105．6公斤，比直播增产23．1公斤。这时全区油菜总播种面积达到138．6万亩，单产提高到60公斤，总产7．43吨，增加283％。1985年开始，为避湿保墒，抗旱抢种，还推广了油菜“免耕”栽培（俗称板茬直播）。三年来，“免耕”面积依次为1．5、13．4、17．6万亩。近几年仍在继续扩大壮苗移栽，使“冬苗健壮”，增施磷钾肥以及喷硼，防止“花而不实”，以求进一步提高油菜籽的产量。
4、棉花建国初期，棉花沿用传统的撒播方法。建国后推行打穴点播和分行条播。1955年推广宽窄行条播。1961～1979年，推行营养钵育苗移栽和开沟点播与条播技术，促进了棉花增产。1980年进行棉花、油菜育苗移栽的“双育苗”、“双移栽”试验获得成功。1981年在东至县庆丰乡麻桥村试种1216亩（棉花用薄膜覆盖育苗移栽），结果创油菜亩产菜籽141．5公斤，棉花亩产皮棉75公斤的高产纪录。1982年后，这一种植方式推广到全区各县。棉花栽培密度从50年代中期改成点播、条播后，洲区每亩为2000株左右，丘陵、山区则为3000株左右。60至70年代，大部分洲区每亩为4500株，丘陵山区为6000株左右。80年代洲区改为3500株，丘陵山区则改为4000～4500株。
建国前棉田施肥以农家肥、畜粪、火灰粪为主。建国初期，除农家肥外，开始使用化学肥料。60年代增施油饼肥做基肥，用人、畜粪兑水及硫磷铵、尿素配合使用。70年代硫磷铵改用碳酸铵。80年代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施肥水平有所提高，一般每亩施饼肥40～50公斤左右，化肥25公斤左右，同时增施磷肥、钾肥。
建国前植棉不整枝。1951年开始进行摘除公枝的试验，1953年又试行“打顶”技术。1965年以后，整枝、去老叶、摘顶心同时应用至今。这不仅可以使棉田通风透光，而且收到增花保蕾，减少脱铃的效果，促进了棉花增长。
5、茶叶建国前区内茶叶多为丛式栽培，大棵稀植，间种较多。每亩栽种一、二百株不等，不施肥、不修剪，留顶苗采摘，故产量不高。1953年后，逐步推广条植栽培方法，行距约1．5公尺，亩植800～1200丛，每丛3～5株，全年一挖一锄，施肥1～2次，并修剪繁枝、分批采摘，茶叶产量有所增长。70年代后期，引进密植速生栽培技术。80年代起，又采取了改造低产茶园及防治病虫害等措施，收到了明显增产效果。据典型调查，1987年高产茶园亩产干茶可达393公斤。
三、土壤肥料
1、土壤安庆地区土壤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根据1979年第二次土壤普查，全区土地总面积为3063．02万亩，其中耕地占22．9％，园地占1．25％，林地占41．52％，水域12．63％，草场地占10．48％，其它用地占12．03％，难用地占11．4％。
按土纲、土类、亚类、土属、土种五级分类，全区土壤可划分为6个土纲、12个土类、28个亚类、94个土属、155个土种。土壤分布的主要特点：一是地带性分布。以枞阳县钱桥、牛集，桐城县肖店、范岗至大别山南麓为界线，其北主要为黄棕土，其南则为棕红壤；二是对称性分布。以沿江冲积平原为对称轴，呈西北东南向条带状对称性分布着灰潮土、棕红壤、黄棕壤、酸性棕壤等。
土壤普查资料表明，区内耕地土壤比例小。明、清时期安庆地区人口较稀，人均耕地高达10亩。以后人口增加，至建国前农村人均只有1．53亩。建国后党和政府组织农民开垦荒地，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482．6万亩增加到1955年的566．7万亩，农村人均达到1．7亩。1958年以后，由于水利交通建设规模扩大，占用耕地多，加之人口剧增，致使耕地面积有所下降。到1978年，全区耕地土壤面积为697．4万亩（统计年报为486万亩），占全区土壤资源的31．4％（统计数只占21．5％），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22．09％。
全区土壤养份含量不高。据土壤普查分析资料表明，一般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在0．8～3．5％，全氮含量为0．1～0．2％，速效磷为2～10PPm，速效钾含量为30～150PPm。按照养份分级标准统计：旱地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以四级为主占60％；全氮含量三、四、五级占83．7％；速效磷含量四、五级占56％；速效钾含量三、四级占74．6％。在水稻土中，有机质含量三、四级占84．5％；全氮含量三、四级占63％；速效磷含量三、四级占51．2％；速效钾含量三、四级占55．7％。全区中、低产土壤面积为209．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0％。其中低产水稻土123．7万亩，占水稻土面积的25．3％；低产旱地土壤85．4万亩，占旱地土壤面积的40．7％。因此合理布局，因土种植，狠抓中、低产土壤改良，才能达到合理利用耕地的目的。
2、肥料区内传统用的有机肥料是人畜粪、草木灰、塘沟泥、土杂肥、饼肥以及山区的青槎、湖区的青草等。建国后为增加农业产量，提倡农民大量积制肥料，并于1957年开始推广“秸秆还田”。以后随着双季稻的发展，花草绿肥由以往的零星种植发展为成片种植，70年代已植240多万亩，原来种植的兰花草也改为红花草。80年代红花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左右，油菜种植面积扩大到120万亩左右，每年产菜饼近10万吨，为双季晚稻提供了优质肥料。
建国前化学肥料使用数量极少。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35年（1946年），东流棉种办事处，曾引进硝酸铵作为棉田用肥，但未能推广。1950年，在棉区推广硝酸铵93．5吨，当时称为“肥田粉”，曾用于稻田，有些效果。不过过量施用后，土壤板结，农民不愿再用，推广速度放慢。1953～1956年，仅有东至、贵池、怀宁、桐城、潜山、望江等6县在施用，但数量少，每年不过9447吨。1960年以后，引进化肥新品种，又不断改进施肥技术，增产效果显著提高。从1966年起，全区总用量和亩用量迅速增加，到1987年，总用量增加到36．94万吨（实物量），亩用量为76．83公斤。
由于生产水平提高，氮肥用量迅速增长，于是又导致土壤中的氮、磷、钾比例失调。1984年以后，采用配方施肥的方法，情况有所好转。现在区内施用化肥面积已达120万亩，还开展了硼肥、钼肥、锌肥、锰肥等微肥的试用。最近九二○、乙稀利、助壮素、三十烷醇、稀土等生长刺激素，也在粮、油、棉等作物生长中试用，效果较好。
四、植物保护
1、病虫测报民国期间，安庆专区已有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预测预报机构。当时专、县“农业推广所”进行测报和防治，用的都是简单的传统方法。如治蝗，就采用掘井、垦山、网捕、毒饵等方法；治螟，就采用捕螟蛾、拔枯心、插烟茎等方法。建国以后，区内开始建立病虫预测、预报机构，培训大批专业测报人员，先后建立20多个测报站（点）。
1953年夏，地区农作物病虫防治站首次在青阳杨田乡设立稻螟观测点。50年代后期，各县也先后建立病虫测报站。各测报机构对水稻病虫害的测报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棉花病虫害的测报，是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1951年东流棉场建立了地区棉虫测报站，以后在宿松复兴、怀宁红星相继建站。至60年代中期，全区产棉县的病虫测报站都先后建立。1984年，农业部和省农业厅还在东至县大渡口建立了长江流域棉花病虫害中心测报站。现在全区已拥有水稻专业测报站10个，棉花测报站9个和病虫测报点80个，专业测报人员百余人。每年发出病虫情报与防治情报150期左右，预报病虫发生情况，并提出防治办法和措施。
2、药物防治措施建国后为加强农作物病虫防治，根据病虫害情报，曾提倡采取无病种苗播种、温汤浸种、石灰水浸种、硫酸脱绒等方法，对防治稻、麦、棉病虫害有一定效果。在推行双季稻后，又强调稻区要降低混栽程度，减少“桥梁田”，使稻螟虫害迅速下降。60年代中期推广粮（油）——棉花套种连作，目的是减轻棉蚜虫的危害。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又推广抗性品种，治病效力更佳。如种植甘蓝型油菜，可使菌核病减轻；推广861泗棉2号棉种，可起到抗枯黄萎病作用；水稻区优化栽培技术，提倡稀播壮秧，适当密植，轮作换茬，合理施肥，也增强了作物的抗性。
1970年前后，曾试验推行生物防治措施。棉区曾饲养金小蜂，用来防治棉花红铃虫。1975年曾试用释放赤眼蜂，防治稻纵卷叶螟。后因成本太高，技术性强，均未能推广。地区最早防治病虫害使用杀虫药剂为有机氯类，如六六六粉剂、二二三乳剂等。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开始使用有机磷杀虫剂，如1059、1605等。这种高效杀虫剂效果很好，但使用时间长久也产生了不良后果：一是灭虫也灭了虫的天敌；二是长期使用，害虫抗药性不断增强，迫使加大剂量；三是造成环境污染。到80年代，对化学药物的防治技术有所改进，推广应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农药用量明显下降。
为防治作物病害，地区于1952年开始使用“杀菌剂”。最初使用的是汞制剂西力生、赛力散等，主要用于种子消毒。60年代以铜制剂取而代之，70年代中期因稻瘟病流行，普遍使用了“稻瘟净”及“异稻瘟净”。80年代普遍使用“多菌灵”、“富士一号”、“三环唑”、“川化—018”等。还有防止水稻纹枯病的“井岗霉素”，近几年来也在不断推广。
3、除草灭鼠60年代前，区内农田除草主要是传统的人工办法。60年代中期，开始在水田小面积进行化学除草实验，并使用“除草醚”和“五氯酚钠”。1980年后，化学除草剂的应用日益广泛，并应用到旱地果园、茶园、菜园等处。80年代农田鼠害严重，各地普遍进行毒饵诱杀，使用的药物为磷化锌、敌鼠钠盐等。
4、植物检疫建国以后，国家颁布了有关种子输入输出植物检疫的暂行办法和国内植物检疫暂行办法，对带有棉花枯黄萎病、红铃虫、马铃薯块茎蛾等种子的调运实行严格的检疫。60至70年代，田间检疫也逐步展开，但由于检疫措施不严，手段落后，致使一些危险性病虫杂草时有传入。如60年代初，水稻白叶枯病、马铃薯的块茎蛾、棉红铃虫在全区普遍发生；1963年引种的“107”、“108”棉种带入大量的棉枯萎病；1965年，东至上高棉种场又将黄痿病带入大渡口棉区，还有毒麦、桑枯萎病也在零星地传播；80年代初，柑橘溃疡病也因柑橘苗的引进传入区内，产生了一定危害。针对这种状况，近几年加强了植物检疫工作，培训了专职检疫人员20名，兼职人员120名，组成了一支植物检疫队伍，基本上控制了病情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