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地区最早的志书为梁萧几所撰《新安山水记》，继有王笃《新安记》，隋唐至北宋又相继撰有《新安图经》、《歙州图经》、《广记》、《歙州新图经》、《新安郡志》。县志则以唐《歙县图经》、《黟县邑图》为最早。上述9志均为记山水述舆地之作。
南宋淳熙二年(1175)，罗愿撰《新安志》，突破了过去志书限于舆地的框框，地理之外，又增辑了不少其它内容，体例完备，章法严密，繁简得当，开一代方志新风，在全国方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安志》继纂者代不乏人。60年后即南末端平二年(1235)李以申纂《新安续志》，元延佑六年(1319)洪焱祖又作《新安后续志》。两志体例悉依前志，只是在贡赋轻重、户口息耗、州土吏治、风俗人才等方面有所增辑。另外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姚源纂《新安广录》，淳祐间(1241～1252)郑又撰有《新安广录续编》。宋元县志有宋绍。熙间(1190～1194)李瞻所纂的《旌川志》，元大德二年(1298)王祯纂的《旌德县志》，元元统二年(1334)汪元湘纂的《祁阊志》，其中大德《旌德县志》是全国第一部木活字印本书籍。
明代徽州修志之风盛行，洪武九年(1376)，朱同纂《新安府志》；景泰和成化年间，《新安府志》两度被续修；弘治十五年(1502)和嘉靖四十五年(1566)汪舜民和汪尚宁又两度重修《徽州府志》。各县也普兴修志之风。歙县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天启四年(1624)，休宁于弘治四年(1491)、嘉靖二十七年(1548)、万历三十五年(1607)，旌德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绩溪于弘治十五年(1502)、正德十六年(1521)、万历九年(1581)，祁门于永乐九年(1411)、万历二十八年(1600)，黟县于正德十六年(1521)，万历十八年(1590)，石埭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太平于万历八年(1580)，均编纂了县志。官修正志之外，还出现了私人拾遗之作和乡镇志，如嘉靖年间方信纂《新安志补》，程汝玉纂《汊口志》。其他专志亦相继出现，如弘治《新安文献志》、嘉靖《新安名族志》、万历《齐云山志》、天启《休宁名族志》等。
清代为徽州修志的鼎盛时期，现存80余种方志中，清志占50余种。清代官修府志两种，为康熙三十八年(1699)赵吉士和道光十年(1827)夏銮等纂；私人纂修和补正府志4种，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高晫《徽州府志》和林国柱《徽州府志续编》，嘉庆十九年(1814)邵棠《徽志补正》以及同治年间黄崇惺《徽州府志辨正》。各县志亦相继增修、补修，其中歙县志4修，休宁县志2修，旌德县志4修，绩溪县志4修，祁门县志4次修补，黟县志6修，石埭县志3修。各种乡镇志、专志、小志、山水志等，琳琅满目，不可胜数。如歙县《岩镇志草》、《歙县天文志》、祁门《善和乡志》、《黟县乡土地理》、休宁《还古书院志》、《黄山志》、《齐云山志》等。
民国时期，徽州修志趋于低潮，仅有歙、黟两县成书，《绩溪县志分稿本尚不全，祁门县仅完成《氏族考》和《艺文考》两卷，石台县也只完成《石埭县志稿大事表》和《石埭备志汇编》两个资料长编。其他县虽有修志动议，但均未成稿，资料现已散失。民国官修志书日衰，而私纂志书仍盛，如许家栋纂《歙县乡土志》、胡步洲纂《绩溪乡土地理》、李家骧纂《祁门乡土地理》、胡光钊纂《凤凰山志略》、黄云龙纂《歙县金石志》、许承尧纂《西干志》、吴吉祐纂《丰南志》等，所惜这类志书大多仅成稿本，未能付刊，流传不广。
建国后，曾于1959年全面部署过编写十年发展史，因当时处于“大跃进”时期，注重经济发展，此项工作多无成果，仅歙县拿出了初稿。1982年地、县(市)相继成立修志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开展修志工作。到1987年底，地区、祁门、黟、石台、休宁县和屯溪市相继完成初稿，歙、绩溪、旌德县和黄山市亦完成部分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