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生产关系变革
封建土地占有
清末及民国时期，地主、富农占据大部分土地，有的还兼管公堂、学田。民国25年(1936年)，本县佃农占61.3％，半自耕农和自耕农各占19.3％。1950年土地改革前，城关镇地主章东禄、查立亭每人占有山田洲地四五千亩。地主章伯文占有山田洲地500余亩，另兼管章家公堂田地3000余亩；其兼管的水面，上至大通羊山矶，下至金家渡板石矶，凡过往罾、钩船乃至猎雁鸭者，均须向他交租税。据土改时调查统计，全县9区170村有地主1202户，6089人，占人口总数3.8％，其土地占土地总数29.87％，人均占有11.91亩；富农1407户，8213人，占人口总数5.14％，其土地占总数4.53％，人均占有土地4.09亩；公堂697个，其土地占总数6.58％；小土地出租者715户，1822人，占总人口1.1％，其土地占总数3.46％，人均占有土地4.61亩；中农1.3万户，6.26万人，占总人口39.2％，其土地占总数34.68％，人均占有土地1.35亩；贫农1.94万户，7万人，占总人口43.9％，其土地占总数11.34％，人均占有0.39亩；雇农2483户，6068人，占人口总数3.8％，其土地占总数0.12％，人均占有0.05亩；手工业、小商人及其他阶层1371户，4853人，占人口总数3％，其土地占总数0.39％，人均占有0.16亩。
地主及一些富农主要靠出租土地进行剥削。地主及富农(称“东家”)出租土地给承佃人(称“佃户”)，相互要立据为凭，俗称租契。租契写明租地座落、亩数、租制、租额等。地主每年按租契规定收地租。租制有死租、活租、永佃租3种。死租即定租或包租，租额一次定死，凭中当保，多行于山区。活租也叫踏租或看租，多行于洲圩区；每年秋收前，地主到田头察看，估产定租，届时，佃户须置办酒席或折送“酒资”，一些佃农历一年辛劳所得不够纳租迎请。永佃租，即佃户向地主买得永佃权，长期佃种；永佃权价格相当于地价的一半；永佃权可以买卖，也可转租，但土地所有权不变，即仍归地主所有，购得永佃权的佃户仍须纳租，一般每亩两块银元；据土地改革时统计，实行永佃租的土地共1.95万亩，占全县租入土地总数的10.85％。纳租形式及租额：清代，佃户收获的七、八成乃至九成需要抵租。民国时，有货币租、实物租和劳役租3种形式。货币地租也叫银租，抗日战争前有以银元交租的。实物地租是主要的一种纳租形式，民国25年(1936年)，纳租方法有谷租法及分租法2种。谷租法交纳之物品是稻，通常每亩116.5斤。分租法则以所获之产品按东六佃四或二五分成，抗日战争后通行五五分租；山丘圩区以稻抵租，洲区则用小麦或黄豆、玉米抵租。劳役地租，即佃农无谷物纳租时，可用劳役工抵偿。五峰区地主江易文，家中曾收4个做劳役工的丫头。
有的地主还以高利贷、大秤进小秤出、兼管公堂、尝“新”(即刚收的谷物)等手段攫取财富。高利贷的形式有二，一为直接借贷，利息低的加五(50％)，高的加十(100％)；二为租转贷，郎坑村地主徐怀英，对佃户欠租转为借贷的，借一担要还两担。
民国29年(1940年)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实行二五减租。民国34年新四军北撤后，旧的分租方法又悉数恢复，地主还加利征回原减之租。佃户方云祥租种国大代表王统云土地35亩，除倒算被减去的租金外，每亩还追加租稻25公斤。龙山村地主姚克善令枪兵叫来佃户施以体罚，逼佃户交现谷抵租，无谷纳租的则须托保立据，秋后本利付清。天门村地主吴志和带枪兵到佃户家抢走稻谷9300公斤。
土地改革
1950年10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县成立土地改革工作大队，中共铜陵县委兼大队党委，县委书记阮志忠任队委书记。大队下设4个中队。一中队负责城关、汀洲区，二中队负责凤心、文沙区，三中队负责顺安、凤凰区，四中队负责五峰、丹凤区。中队下设12个分队，59个工作组。同时抽调土改干部61人，至年底，参加土改的干部达482人。土改涉及县内170个行政村，3.96万户，15.96万人，27.29万亩耕地。这场运动大体上分四个阶段进行，即：宣传发动，建立组织，了解情况阶段；划分阶级成份阶段；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财产并将其分配给农民阶段；复查总结，发放土地证阶段。
是年10月，先在陈村、管钱、大姚、新井4个村进行土改试点，后又增加25个村；12月，59个村接着土改；翌年元月，67个村再接着土改，并对6个已先行土改的村进行复查；3月，对剩下的15个村土改，对24个村复查，对44个村的遗留问题作了处理。同年7月5日至11月6日进行土地证籍发放工作并结束土改。
土地改革运动伴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之初，一些干部求稳怕乱，未能广泛发动群众，存在和平土改倾向，地主恶霸气焰仍嚣张，农村阶级关系紧张，据统计，全县有国民党遗留的区分部以上骨干、三青团分队长以上人员及中统特务、中心组长等类人员共603人，还有原青红帮、联谊社、会道门等残存势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新政权刚建立之机，伙同不法地主，千方百计阻挠各项工作开展，不法事件时有发生。他们有的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有的变卖家产，宰杀牲畜；有的转移财产，将大片山场、田地记于亲友名下；有的拉拢腐蚀干部，企图蒙混过关。针对这些情况，1950年9月10日至14日召开铜陵县第二届农民代表会议，同月17日至22日又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整顿农会，整顿干部。两个会议揭露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包庇地主等问题300多件。土改工作队坚决贯彻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依靠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坚持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开展时事教育、阶级教育、阶级诉苦等活动，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1950年12月5日至10日，逮逋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300余人。县主持召开公审大会10次，参加大会的群众达3万余人次。各村分别召开斗争会240余次，参加斗争会的群众10万余人次。斗争会上，先后约8000名群众登台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累计斗争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达千人次。
土改中，全县累计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及公堂等土地16.16万亩，粮食601吨，房屋6586间，耕畜557头，农具9938件；同时追回地主转移的粮食144.5吨。将其作为土改成果，除留少量土地、粮食、房屋作机动和公用外，其余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全县有3.05万户，12.4万人，分得土地15.71万亩，粮食559.7吨。从而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亦按家庭人口分得相应一份土地。土改后，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自主经营，劳动所得除交纳农业税外，全归已有。在人民政府扶持引导下，农民拓荒扩种，精耕细作，掀起了生产热潮，农业生产得以较快的全面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县粮食、棉花及油料总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35％、240.4％和344.3％。
铜陵县170村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分配土地简表
清末及民国时期，地主、富农占据大部分土地，有的还兼管公堂、学田。民国25年(1936年)，本县佃农占61.3％，半自耕农和自耕农各占19.3％。1950年土地改革前，城关镇地主章东禄、查立亭每人占有山田洲地四五千亩。地主章伯文占有山田洲地500余亩，另兼管章家公堂田地3000余亩；其兼管的水面，上至大通羊山矶，下至金家渡板石矶，凡过往罾、钩船乃至猎雁鸭者，均须向他交租税。据土改时调查统计，全县9区170村有地主1202户，6089人，占人口总数3.8％，其土地占土地总数29.87％，人均占有11.91亩；富农1407户，8213人，占人口总数5.14％，其土地占总数4.53％，人均占有土地4.09亩；公堂697个，其土地占总数6.58％；小土地出租者715户，1822人，占总人口1.1％，其土地占总数3.46％，人均占有土地4.61亩；中农1.3万户，6.26万人，占总人口39.2％，其土地占总数34.68％，人均占有土地1.35亩；贫农1.94万户，7万人，占总人口43.9％，其土地占总数11.34％，人均占有0.39亩；雇农2483户，6068人，占人口总数3.8％，其土地占总数0.12％，人均占有0.05亩；手工业、小商人及其他阶层1371户，4853人，占人口总数3％，其土地占总数0.39％，人均占有0.16亩。
地主及一些富农主要靠出租土地进行剥削。地主及富农(称“东家”)出租土地给承佃人(称“佃户”)，相互要立据为凭，俗称租契。租契写明租地座落、亩数、租制、租额等。地主每年按租契规定收地租。租制有死租、活租、永佃租3种。死租即定租或包租，租额一次定死，凭中当保，多行于山区。活租也叫踏租或看租，多行于洲圩区；每年秋收前，地主到田头察看，估产定租，届时，佃户须置办酒席或折送“酒资”，一些佃农历一年辛劳所得不够纳租迎请。永佃租，即佃户向地主买得永佃权，长期佃种；永佃权价格相当于地价的一半；永佃权可以买卖，也可转租，但土地所有权不变，即仍归地主所有，购得永佃权的佃户仍须纳租，一般每亩两块银元；据土地改革时统计，实行永佃租的土地共1.95万亩，占全县租入土地总数的10.85％。纳租形式及租额：清代，佃户收获的七、八成乃至九成需要抵租。民国时，有货币租、实物租和劳役租3种形式。货币地租也叫银租，抗日战争前有以银元交租的。实物地租是主要的一种纳租形式，民国25年(1936年)，纳租方法有谷租法及分租法2种。谷租法交纳之物品是稻，通常每亩116.5斤。分租法则以所获之产品按东六佃四或二五分成，抗日战争后通行五五分租；山丘圩区以稻抵租，洲区则用小麦或黄豆、玉米抵租。劳役地租，即佃农无谷物纳租时，可用劳役工抵偿。五峰区地主江易文，家中曾收4个做劳役工的丫头。
有的地主还以高利贷、大秤进小秤出、兼管公堂、尝“新”(即刚收的谷物)等手段攫取财富。高利贷的形式有二，一为直接借贷，利息低的加五(50％)，高的加十(100％)；二为租转贷，郎坑村地主徐怀英，对佃户欠租转为借贷的，借一担要还两担。
民国29年(1940年)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实行二五减租。民国34年新四军北撤后，旧的分租方法又悉数恢复，地主还加利征回原减之租。佃户方云祥租种国大代表王统云土地35亩，除倒算被减去的租金外，每亩还追加租稻25公斤。龙山村地主姚克善令枪兵叫来佃户施以体罚，逼佃户交现谷抵租，无谷纳租的则须托保立据，秋后本利付清。天门村地主吴志和带枪兵到佃户家抢走稻谷9300公斤。
土地改革
1950年10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县成立土地改革工作大队，中共铜陵县委兼大队党委，县委书记阮志忠任队委书记。大队下设4个中队。一中队负责城关、汀洲区，二中队负责凤心、文沙区，三中队负责顺安、凤凰区，四中队负责五峰、丹凤区。中队下设12个分队，59个工作组。同时抽调土改干部61人，至年底，参加土改的干部达482人。土改涉及县内170个行政村，3.96万户，15.96万人，27.29万亩耕地。这场运动大体上分四个阶段进行，即：宣传发动，建立组织，了解情况阶段；划分阶级成份阶段；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财产并将其分配给农民阶段；复查总结，发放土地证阶段。
是年10月，先在陈村、管钱、大姚、新井4个村进行土改试点，后又增加25个村；12月，59个村接着土改；翌年元月，67个村再接着土改，并对6个已先行土改的村进行复查；3月，对剩下的15个村土改，对24个村复查，对44个村的遗留问题作了处理。同年7月5日至11月6日进行土地证籍发放工作并结束土改。
土地改革运动伴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之初，一些干部求稳怕乱，未能广泛发动群众，存在和平土改倾向，地主恶霸气焰仍嚣张，农村阶级关系紧张，据统计，全县有国民党遗留的区分部以上骨干、三青团分队长以上人员及中统特务、中心组长等类人员共603人，还有原青红帮、联谊社、会道门等残存势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新政权刚建立之机，伙同不法地主，千方百计阻挠各项工作开展，不法事件时有发生。他们有的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有的变卖家产，宰杀牲畜；有的转移财产，将大片山场、田地记于亲友名下；有的拉拢腐蚀干部，企图蒙混过关。针对这些情况，1950年9月10日至14日召开铜陵县第二届农民代表会议，同月17日至22日又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整顿农会，整顿干部。两个会议揭露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包庇地主等问题300多件。土改工作队坚决贯彻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依靠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坚持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开展时事教育、阶级教育、阶级诉苦等活动，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1950年12月5日至10日，逮逋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300余人。县主持召开公审大会10次，参加大会的群众达3万余人次。各村分别召开斗争会240余次，参加斗争会的群众10万余人次。斗争会上，先后约8000名群众登台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累计斗争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达千人次。
土改中，全县累计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及公堂等土地16.16万亩，粮食601吨，房屋6586间，耕畜557头，农具9938件；同时追回地主转移的粮食144.5吨。将其作为土改成果，除留少量土地、粮食、房屋作机动和公用外，其余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全县有3.05万户，12.4万人，分得土地15.71万亩，粮食559.7吨。从而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亦按家庭人口分得相应一份土地。土改后，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自主经营，劳动所得除交纳农业税外，全归已有。在人民政府扶持引导下，农民拓荒扩种，精耕细作，掀起了生产热潮，农业生产得以较快的全面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县粮食、棉花及油料总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35％、240.4％和344.3％。
铜陵县170村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分配土地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