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安徽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这里曾经产生过灿烂的古代科学文明，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和重要的学术流派；涌现出许多天文学(历学)家、数学家、医学家、物理学家、炼丹家(古化学家)、生物学家，水利、农学等技术专家，以及各种能工巧匠。安徽的科技成就，丰富了祖国的科学文化宝库。安徽历史上的科学家，包括众多的无名英雄，对中国以至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先秦时期，安徽淮河流域农业发达，物阜民丰，是“百家争鸣”的重要舞台。
管仲(?～前645年)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而且是重视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科学思想家。在记录他的言行、思想的《管子》一书中，有许多关于自然科学的光辉论述。例如，在其《侈靡篇》中最先提出宇宙万物是在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这是符合科学的自然观。在《地数篇》中，提出一些矿物的分布规律，如说“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慈石”即磁石，这是记载“磁石”的最早文献。
淮河流域是“道家”的发源地，老子和庄子都在这里进行过学术活动。他们都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世界万物是由某种基本物质构成的。老子把这种基本物质说成是“道”，他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则认为这种基本物质是“气”，他在《知北游》里说：“通天下一气耳”。
庄子与惠施在凤阳濠水之上的一场著名辩论中，涉及许多自然科学命题。例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包含有无限思想的数学命题；“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是关于运动的著名命题。
上述这种宇宙万物是物质的、运动的和发展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关于自然演化思想的精髓，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传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取得科学成就和技术进步的思想基础。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
孙叔敖是春秋中期著名政治家和水利专家。他在任楚国令尹期间(公元前613～前591年)，曾率领群众修建中国历史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今寿县境内的安丰塘)。它相当于今天的水库，四周筑堤，建三十六道水门、七十二道涵洞，将来自大别山北麓的水栏蓄其中，灌溉周围万顷良田。经历代维修治理，这项水利工程在2500多年中，一直发挥着效益。今天，它已成为淠史杭水利综合利用工程的一部分。
安徽沿江、沿淮一带煤、铁、铜等地下资源丰富，又有水运的便利，自古以来这里就成为我国采矿业发达较早、冶炼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有大量古代炼碴的积存，并出土一批古冶铜炼炉，其时间可追溯到西周早期、甚至于商代，其规模超过湖北铜绿山。今安徽各地先后出土大量西周青铜器、春秋铜器，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兵器等。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寿县楚墓出土的铁制农具和“铁弩矢”。这种铁弩矢是铁制兵器，但已含有钢的成份。从冶铁到炼钢，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由此可以证明在这以前，安徽就已有冶铁业，时间可能上溯到春秋时代。
铁的出现和使用，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说：“从整个社会经济上看，由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是深刻、革命性的变革。这个变革，首先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随即引起了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我国铁的提炼和加工，一般认为是在周室东迁以后的春秋时代。铁的使用最初是在制作耕作的农具上，然后才是制作兵器。而钢的发明大约在战国末年”(郭沫若《青铜时代》)。因此可以说，安徽冶铁、炼钢生产，在中国是走在前面的。
从秦汉至宋元的1000多年间，安徽在医药学、冶金、古化学、生物学、印刷术和“文房四宝”制作工艺等方面，取得许多卓越成就。这一时期安徽科技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西汉初年的刘安和东汉末的的华佗。
刘安(前179～前122年)是老淮南王刘长的儿子，袭位淮南王，生长、生活在安徽淮南。他是中国最早的炼丹家。古人所谓“炼丹”，就是用水银和硫磺在火中炼制成红色的硫化汞。这是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完成的第一个化学反应。所以说，炼丹家实则为古代的化学家。刘安在淮南招贤纳士，聚集了一大批学者、方士，其中著名的有苏飞、李尚等八人，时称“八公”。淮南市八公山因此而得名。刘安和“八公”们在八公山下研究炼丹等各种学问，著成《淮南子》和《淮南万毕术》。书中有许多科技方面的记述。例如《淮南万毕术》中有金属置换作用的记载：“曾青(硫酸铜)得铁则化为铜”。这是中国“胆水炼铜法”的理论基础。而胆铜法是中国人民的创造，最先在世界上使用。《淮南子》整理编辑出完整的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和干支纪年法，是对中国天文历法的重大贡献，其法一直沿用至今。
华佗(?～208年)是世界著名医学家。他尤以外科擅长，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施行剖腹手术的医生。他所发明的用于外科手术麻醉的“麻沸散”，早于欧洲发明麻醉剂1000多年。华佗还积极倡导体育保健法。他所创造的导引术“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典型姿态作操，是历代人们所喜爱的健身运动。现在，华佗五禽戏已经传到世界各地，发展成为“导引”学派了。
华佗不仅医术高明，而且道德高尚。他一生在民间奔走，为百姓治病，而不愿做官。他宁可坐牢、杀身，也不做曹操的“侍医”，终遭杀害。他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深为后世人们景仰。
秦汉以后，安徽的采矿和冶金技术，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西汉著名的“丹阳铜”，其主要产地就在南陵、铜陵一带，因当时此地属丹阳郡，而得名。汉朝政府为管理、收取丹铜，在铜陵地方设置“铜官”。后来人们把这里的一座山叫铜官山(今属铜陵市)。与铜陵仅一山之隔的南陵工山古铜矿，从春秋一直开采到北宋；而铜陵市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国重要冶铜基地。
安徽煤炭的开采、利用也是很早的。皖南黟县煤在唐代就已为人们发现和利用。北宋时淮北萧县一带正式采煤炼铁、烧瓷。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在任徐州太守时，看到这一情景，写有《石炭行》诗，以记其事。
南宋以后，芜湖曾经是全国炼钢中心。这里生产的钢正式称为“芜钢”，质量好，产量大，行销全国各地，并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以芜钢为原料制作的菜刀、剪刀和剃刀，合称“三刀”，在全国享誉数百年。
庐江的制矾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据庐江大矾山古碑记载，远在唐开元年间(713～741年)，这里就发现了制矾的方法，以后日益昌盛。庐江矾质地纯净，为矾中上品。
特别引为自豪的是安徽“文房四宝”的工艺技术成就。这“四宝”就是徽墨、歙砚、宣纸和宣笔。千余年来，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物质财富，而且是我国文人学者创造精神文明的有力武器。
墨，是中国劳动人民的首创。唐末北方墨工奚氏一族为避战乱，迁来皖南歙县定居。这里盛产黄山松，是制墨的上好原料，加上奚氏父子刻苦钻研，改进了捣墨、和胶技术，研制出上乘好墨——徽墨。它“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坚如玉，纹如犀”，能放在水里三年不坏，深受当时南唐后主李煜赏识。奚氏父子也因此被赐“国姓”，改名为李超和李廷珪，世袭“墨务官”。自那以后，这里历代都涌现出众多著名墨工，制墨技术不断提高。宋代在松烟中掺入多种煤烟、油烟，提高了墨的质量，发展了墨模造型艺术。
徽墨备受历代文人赞誉。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惜墨如金，吟诗赞颂道：“墨成不敢用，送入蓬莱宫”。
歙砚，是用龙尾山之石刻制的，南唐后主有“龙尾歙砚天下冠”之誉。自那以后，歙砚一直被历代书画家所珍视，直至今日，誉声不衰。
宣纸产于泾县，古时泾县属宣州府，故一直称为“宣纸”。宣纸的生产历史悠久，相传为东汉蔡伦的再传弟子孔丹所发明。它是以泾县盛产的檀树树皮为原料，质地精良，尤善于表现中国书画的魅力；而且保存时间长，有“纸寿千年”之誉。现存北京博物馆的唐代画家韩滉所绘《五牛图》，就是用宣纸所作，至今1000余年，仍然完好。当代书法家郭沫若特为宣纸题词：“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开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
宣纸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直到现在它仍然是同类纸质中最优者，在国际市场上独占鳌头。
宣笔产于宣州，相传为秦大将蒙恬所发明。唐、宋时，宣笔质量居全国第一，是上京的“贡品”。最初，宣笔是用当地紫兔毛制作的，称为“紫豪”，具有尖、圆、齐、润四大优点。历代大书法家，如王羲之、柳公权、怀素、韩愈、苏东坡、黄庭坚等，都喜爱用宣笔写字。白居易还作《紫毫笔赞》长诗，给以颂扬：“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毛。……每岁宣城进笔时，紫豪之价如金贵。”虽然元代以后因战争使宣笔受到摧残，但近年来宣笔生产又逐渐恢复了生机。
因得“文房四宝”之利，历史上今安徽地区印刷术相当发达。中国雕版印刷始于唐代，精于宋代，盛于明代。皖南宋代雕版印刷已很精致，这里所刻《方舆胜览》、《朱子语录》等，字体秀劲圆活，足可与临安“杭本”相媲美。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布衣毕昇”，但毕昇所印活字版文献没有流传下来。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安徽旌德县任地方官时，用木活字版印刷的《旌德县志》，是世界上所知最早的活字版文献。王祯在他所著《农书》中还附有一篇《造活字印书法》文献，并画有“转轮排字架”。木活字发明者是谁，王祯虽未记载，但无疑是当地印刷刻工。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都占有一席地位。
中国是瓷器的发明国，自商周出现原始瓷器以后，经过漫长的历史年月，到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出现青瓷，制瓷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安徽南北均有三国时代青瓷出土。隋唐以后，安徽制瓷技术有很大提高，古窑址遍及南北各地，北方有著名的寿州窑，是唐代全国六大名窑之一，南方有宣州窑等。
圩田的兴建是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中的一项创造。早在三国时期，安徽江南就出现了圩田；唐宋时有重大发展。安徽圩田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结构合理，修筑技术完善。在修复芜湖县秦家圩时，宁国县令沈披主其事，其弟沈括撰成《万春圩图记》，提出著名的“圩田五说”，对圩田建设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根据这一理论修复的秦家圩，旱涝保收，宋仁宗皇帝特赐名为“万春圩”，一直保存到今天。
火药是中国发明的。火药从炼丹家手里转到军事家手里，首先用于军事目的就是在安徽的战场上。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60万金兵大举南下进攻采石矶。仅有1万8千人的南宋守军，利用抛掷炸药包——当时最新武器，以少胜多打败了金兵，扭转了南宋危局。过了将近一百多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人发明一种带“子窠”的“突火枪”。南宋兵士凭借它的神威，打退了蒙古族的进攻，取得寿春保卫战的胜利。这种“突火枪”就是现代步枪的祖先，而抛掷炸药包则是现代榴弹炮的雏型。
这一时期安徽重要的科学家，有南北朝的嵇含，隋代的耿询，宋代陈翥、沈立和卫朴。
嵇含(262～306年)是植物学家，他所著《南方草木状》是世界上最早的地方植物志。书中还首次提出了生物防治植物病虫害的方法。
耿询(公元6～7世纪初)是天文仪器专家，他创制过3种天文仪器——水力浑天仪、马上刻漏和欹器。
陈翥(982～1061年)是北宋的桐树专家，他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著成《桐谱》一书，是林学史上第一部桐树专著。直到今天，它仍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沈立(公元11世纪人)，安徽历阳(今和县)人。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决澶渊”，他受命前往治理，著《河防通议》一书。该书除对中国此后治水有极大影响外，还提出了土方测算27个问题。其中“开渠河”一问，用“天元术”列出一个二次方程求解，开中国“天元术”理论方法的先河。卫朴，淮南民间历算家，应沈括之请，主持修订历法。他于熙宁七年(1074年)修成《奉元历》，于次年颁行。
在14世纪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里，都走在世界的前面。从15世纪后半叶起，正当近代科学技术首先在意大利，接着在欧洲各地蓬勃兴起的时候，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停滞了，甚至倒退了，逐渐落后于西方。这种强烈的反差被称为“李约瑟猜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科学衰微的时期里，安徽却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如明代珠算家、数学家程大位，明末、清初的物理学家方以智，清代前期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都是举世公认的科学家。他们不畏险阻，奋发努力，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并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成为当时中国科技界的佼佼者。这是安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的安徽科学家们，还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个是敢于和善于接受新的思想，能够正确对待外来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将其与中国的传统科技文化结合起来；一个是彼此志同道合，互相砥砺，逐渐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安徽学派。这也可能是明清时期安徽科学家能够获得成就的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化。自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特别南宋以后，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成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安徽沿江及皖南，毗邻江浙，水陆交通联系密切，经济也相当发达。明代崛起的徽商，行商半个中国，商业资本十分雄厚。16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首先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明、清之际，安徽在商业活动的基础上，已经萌发了资本主义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西方的伽里略、牛顿一样，方以智、梅文鼎等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的科学“巨人”。
这里所说的“安徽学派”，不是指经学和文学范畴的“桐城古文派”等，而是专指自然科学方面的，这主要是指以方以智为首的物理学方面的“质测学派”，以梅文鼎、戴震为首的数学学派，以及以汪机为先驱的“新安医学派”。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的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科学家。他所著的《物理小识》，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物理和其他自然科学内容的百科全书。书中阐发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积极倡导科学实验方法，高举起“质测”学派的大旗。
所谓“质测”，就是指通过观察和实验，来了解各种事物的固有特性和变化规律。方以智就是用这种“质测”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在物理学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物理小识》在总结中国古代关于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磁学、电学等方面已有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实验，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科学论述。
在方以智的旗帜下，团结了一大批学者，如方孔昭、方中通弟兄等，形成了一个在中国科学史上享有声誉的“质测”学派。以至清代中晚叶的安徽实验物理学家郑复光(1780—?)，都深受其思想影响。
数学和天文学，中国在宋、元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元末、明初之后，却一落千丈。整个明代200余年中，数学研究几乎无人问津。这期间唯一值得提出的，只有安徽的程大位(1533～1606年)，他所著的《算法统宗》(1593年)，在推广和普及珠算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到了清代初年，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数学，到了几乎失传的地步。就在这残弦欲断的时候，梅文鼎、梅珏成、江永、戴震、汪莱等一大批安徽数学家，在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数学、天文学的复兴运动。他们努力发掘传统古算遗产，精心整理和积极创造，不仅恢复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的成就，而且将中、西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完全可以无愧地说，17世纪后半叶和18世纪的中国数学研究，掌握在安徽学派手里，而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当首推梅文鼎和戴震。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清代学术界有六大儒，其中就有梅文鼎和戴震，而且仅此两位的成就涉及自然科学。由此可见他们在清代学术史、尤其是自然科学史上的地位。
梅文鼎(1633～1721年)，宣城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对数学、天文学的研究，终生勤奋，孜孜不倦。在当时中国古算书散佚、古算法失传的情况下，他一方面努力搜集古算残编剩简，刻苦钻研，一方面又吸收西方刚传入的数学、历算知识，在代数、几何、三角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例如，他所著《平三角举要》、《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是中国最早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的专著；《几何补编》，是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立体几何部分尚未译成中文之前，他自创的立体几何学专著。他所著《交食管见》、《历学疑问》等天文学著作，将中、西学说熔于一炉。他还创制了“月道仪”等多种天文观测仪器。
梅文鼎活了89岁，著书80余种，其中29种收入《四库全书》中，在整个学术界中获得了崇高荣誉。在梅文鼎的带动、教诲和影响下，首先是梅氏家族(梅文鼎两个弟弟、儿子和孙子珏成等)，接着是江永(1681～1762年)、戴震(1723～1777年)、王贞仪(1768～1797年)、汪莱(1768～1813年)等相继从事历算研究，各有著述，形成了人数众多、成就卓著的安徽数学学派。
戴震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一位大经学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精通数学、天文学的科学家。他在中国数学史上的最大功绩，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整理、校刊出中国古典数学名著——《算经十书》(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邱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和《数术记遗》的合称)，使之重显于世。
王贞仪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女科学家。她自幼喜读梅文鼎科学著作，精通天文历法，著书多种。在所著《地圆说》中，从六个方面论证地球是一个大圆球。这在当时中国还是“天圆地方”说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受封建礼教束缚最重的女性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汪莱与李锐(1768～1817年)、焦循(1763～1820年)合称“谈天三友”，他关于方程论的研究成果，已与笛卡儿结论一致，是中国清代中叶最具创造性的数学家。
在医学方面，安徽有优良的传统。皖南九华山、黄山是天然的中药材宝库，晋代医学家、药学家葛洪和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都在这里进行过长时间的医学研究。明代以来，以皖南新安江流域的徽州地区为中心，涌现了一大批医学家和名医。其中著名的有明代的汪机(1463～1539年)、徐春甫(1520～1596年)、周慎斋(16世纪人)、方有执(1523～1595年)、吴崑(16～17世纪初人)，清代的汪昂(1615～?)、夏鼎(17世纪人)、郑梅涧(1727～1787年)等。
汪机“行医40年，活人数万计”，著《续素问钞》、《石山医案》、《医学原理》、《外科理例》等10多部医学著作，备受后世推崇。他将当时医界的“补土派”和“滋阴派”的医学思想融合成一体，提出“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观点，奠定了“培元派”、即“新安医学派”的医学理论基础。他所提出的“治外必本于内”的外科治疗原则，对中医外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徐春甫，祁门人，明代供职太医院。他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在北京发起成立“宅仁医会”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全国性的医学组织。
16世纪下半叶，安徽的民间医生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法”这是世界医学史上的重要创举。天花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急性传染病，大约在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到了明代，天花流行日趋严重，但又没有治疗和预防的好办法。明代中、晚叶，安徽宁国民间医生首先发明“人痘接种法”(即“人痘法”)预防天花成功。其后，安庆张氏改用“痘衣法”获得成功。“人痘法”的发明，不仅有效地保护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而且很快传到了国外。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俄国派医生来中国学习“人痘法”；以后又从俄国传到土耳其，再传到欧洲、印度等国；东方日本等国，则是从我国直接传去的。100多年后，英国医生就是在中国“人痘法”的启法下，发明了牛痘法。
在兽医学方面，明代六安人喻本元、喻本亨兄弟，在长期兽医药实践的基础上，编成《元·亨疗马集》(1608年)，是中国兽医学的经典著作。1958年，《中国兽医学杂志》特为该书出版350周年发行专号，多方面论述它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在声律学方面，朱载堉(1536～1611年)对中国古代“三分损益”旧律制进行大胆改革，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造出现今世界共同采用的“十二平均律”，这是世界音乐史上一项杰出成就。在西方，法国音乐理论家梅尔塞恩(1588～1648年)直到明崇祯九年(1636年)才发表同一理论，比朱载堉迟了半个世纪。
明清时期，安徽技术成就也很多。除了“文房四宝”制作工艺继续发展，芜湖炼钢技术走向鼎盛之外，还有以下几项独特的创造。
“饾版”套色印刷术。明代徽州刻工发明套色印刷，称为“饾版”，为印刷术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明末休宁人胡正言印制的《十竹斋画谱》，色彩鲜艳，形象逼真，被公认为稀世珍品。
泥活字印刷术复原。中国北宋“布衣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开世界活字印刷术先河。但到清代，这一技术早已失传，用胶泥活字印制的书籍也已散佚。清道光年间，泾县人翟金生仅据《梦溪笔谈》记载，以“三十年心力”，自造泥活字“数成十万”，并用以印制泥活字版书籍《泥版试印初编》(1844年)等。翟氏所印著作今仍存世，所作泥活字尚有数千枚存世，并仍可用来印书。这足以证明，中国北宋时期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可信和可行，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浆染。明代皖南是重要纺织基地，而芜湖以浆染技术最为出名。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即有“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之说。当时，芜湖的浆染业，与松江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并称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域”。
铁画。在炼钢业发达的芜湖，清初由铁工汤天池和画家萧从云合作创造的铁画，既是工艺品，又是一项技术成就。它是冶金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经历代铁画艺人的努力，现在芜湖铁画已誉满全球。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巨幅铁画“迎客松”，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好的象征。
自动机械装置和仪器制作。清初歙县的黄异人设计和制作过能自动控制的木人、木狗，可以代替人看门和干活，称道一时。宣城的芮伊，手工制作自鸣钟和测量仪器；休宁万安制作罗盘，都闻名远近。晚清的郑复光，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幻灯片和第一台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