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附：重大政治运动纪略
一、镇反、三反运动
解放初期，铜官山矿区人员成份相当复杂。留用的旧职人员很多，工人大部分是从外地自愿来的，而且均未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土改运动逃跑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敌特分子的活动有时还很猖狂。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根据全国统一布置，铜官山矿委统一领导，在各厂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使“镇反”运动顺利开展，充分发动群众，矿党委还吸收党外积极分子成立了8个学习分会，并将省委派来帮助开展“镇反”、“三反”运动的40余名干部，充实到重点厂矿和要害部门。同时，省委还派来一个营的武装部队，加强对厂矿的安全保卫。
1952年2月22日上午，在矿委统一指挥下，逮捕了21名反革命分子，并将34名重大政治嫌疑分子调离要害部门进行集训。
4月至5月，全矿又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整个“三反”运动基本上分为检查领导、反贪污、立案处理和思想建设四个阶段。运动中，全矿共清理反动党、团员和各类反革命分子800多名，并对矿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揭发斗争。依法逮捕了21名反坏分子。
二、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美国侵略者纠集15个国家及其帮凶悍然公开侵占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国、反对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掀起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铜官山矿区和全国一样，在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的同时，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51年4月16日，矿区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许多机关、厂矿、学校纷纷成立宣传队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
为了大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矿掀起了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和慰劳志愿军活动，共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款１亿多元(旧币，折合新人民币１万多元)，并捐送大批慰问品。各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学校师生还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报考各种军事院校,并迅速完成了征兵任务。4月25日，全矿职工召开了诉苦大会，对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进行揭发和控诉，全矿职工为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积极响应和平签名的号召，仅一周之内，全部签了名。矿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还深入发动群众，结合生产，制订爱国公约和开展劳动竞赛，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保征了铜官山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矿还开展了打击地主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批判了恐美思想和“唯武器论”的观点，并开展了反细菌战活动的演练。超额完成了“消灭一鼠百蝇”的任务，制订了爱国防疫卫生公约。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迎接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中共铜官山区委成立了对私改造办公室，组织铜陵工商业者开展一系列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1956年2月，扫把沟、铜官山两集镇隆重举行迎接社会主义改造和庆祝合作化胜利活动。据统计，当时批准组织公私合营的成员有24人，组织合作商店的成员有461人，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有390人。
四、整风反右
1957年9月，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省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下发了《中共铜官山市委整风计划》，决定在全市开展整风运动。10月22日，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市开始反右派斗争。之后，铜陵市委为全面反右派斗争培训了骨干，召开了整风单位干部大会，动员全市迅速掀起反击右派的斗争。市委成立了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定案审理小组，对所划右派进行了定性处理。全市共被划为右派分子137人。
五、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农村都要办人民公社的要求，铜陵市也掀起了一个“人人申请、个个报名，搞好生产迎接人民公社，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1958年9月21日，老洲乡上游人民公社率先成立。到10月2日止，全市在原来133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建立了14个大型综合性的人民公社(后合并为13个人民公社)。全市农业入社土地35.055万亩，入社社员4.81万户，平均每社3430户，入社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99.8%，实现了全市农村人民公社化。
这些成立的人民公社全部实现全民皆兵，参加民兵组织的有87641人。在组织上实行军事化，全市组成了13个团(以人民公社为单位)，105个营(以大队为单位)，1624个排(以小队为单位)。在行动上实行战斗化，各连排还成立了钢铁组、蔬菜组、专业组等。在生活上实行集体化，全市农村基本上实现吃饭食堂化，共建公共食堂1284个，此外，全市农村还开办托儿所2054个，托儿组1494个，洗衣组829个。
为使人民公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市委根据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于1959年1月22日提出了整顿、巩固和提高本地区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意见，开始了整社工作。并抽调一批市直机关干部，组织整社工作团，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有计划的进行。这次整社工作至1959年5月结束。整社后，铜陵市、县恢复原建制。全市只有一个人民公社。
六、大跃进活动
1958年中央提出了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月17日，铜官山矿务局和矿工会为动员和组织全体职工积极响应党中央“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号召，召开了“促进工业生产大跃进”的全矿职工代表会。1月25日铜官山市委又召开了“促进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会议要求全市各单位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鼓足干劲，以排山倒海之势促进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坚定不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把工农业生产推向新的生产高潮，多、快、好、省地完成1958年国家计划。会议以后，各单位干部群众通过学习辩论，纷纷修改原来的计划、规划，将原订10年完成的指标，改为5年、4年、3年。
农业战线新的指标不断地出现，又不断被打破,城郊区某公社一夜筹划了19个颗料肥料厂，某试验田早稻亩产计划603公斤，接着又出现亩产867.5公斤、910公斤、1001公斤、1430公斤的记录，最高达到5176公斤记录。在农业战线大放“卫星”时,工业战线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1958年6月，中共铜官市委向全市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通知》，要求立即开展一个广泛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总路线运动，力求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铜官山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要求：全市1958年国营厂矿粗铜产量比1957年增长40%，地方工业要完成6.1万吨生铁，36万吨铁矿石，3.5万吨焦炭，1万吨煤。农业要完成亩产415公斤，争取500公斤以上。要集中力量在一周到半个月内分批建设1.5公尺的小高炉50～60个。
6月22日，第一座小高炉在杨家山地区投入生产，生产出第一炉铁水。
6月底，在杨家山兴建的24座小高炉有14座土建完工。
7月29日，本市第一座1.5立方米贝氏炼钢转炉，建成出钢。
到7月底，本市建成炼铁高炉30个，建立各种类型的厂、矿114个。到8月底，本市生产生铁24吨，钢5吨。为尽快完成跃进计划，市委于8月20日和28日分别召开两次扩大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大抓钢铁，分秒必争，向时间要钢铁，保证不欠国家一斤钢，一斤铁”的口号。并要求在年内，一定要完成生铁41200吨和钢2900吨的生产计划。市委还向全市发出“全民动员、献钢献铁、清仓查库找钢铁、翻开泥土挖钢铁、潜身水底捞钢铁、千方百计省钢铁”的口号。全市各单位，农村也对每个居民下达了收集废钢铁任务，为完成废钢铁收集任务，有的家庭将铁锅砸碎，将日用的火钳、铁勺、铁锹、犁铁器等当成废铁上缴凑数。9月1日，市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全市开展土法炼铁。会议要求全市各单位，街道普遍建立建炉大队，并动员广大家属投入土法炼铁运动。在全市掀起一个人人搞、家家户户搞土法炼铁的高潮。9月2日，市冶金工业指挥部召开全市土法炼铁会议，对土法炼铁进行研究并确定了具体措施。市委还决定，在10月份有计划的开展放钢铁卫星高潮。为放钢铁高产“卫星”，全市已建成的各种高炉、土高炉、土罐子全部投入生产。并动员全市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居民、家属，全力以赴地大干坩埚炼铁。据统计,全市约有7万多人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去，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的群众运动。并有成千上万的人不分昼夜地造高炉、满山遍野地找铁矿石。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用来炼钢，到处都是炼铁、炼钢的烟火。农村的青壮劳力也都投入到炼钢铁中去。致使已经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9月份铁产量为600多吨，10月份5000吨，11月份15000吨。钢产量9月份4.51吨，10月份109吨，11月份486.9吨。
1958年，全市共建8立方米高炉28座，13立方米高炉31座，生产生铁30527吨，其中高炉铁5231吨，坩埚铁25296吨，生产钢885吨，其中转炉钢211吨，炒钢674吨。由于违反生产规律致使炼出的钢铁均成为废品。
1959年，市委召开干部会议，对1959年农业作了初步安排，决定全市农业“少种、高产、多收”。会议决定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由１９58年的46万亩缩小到36万亩，粮食总产量要求比１９58年增长近２倍，皮棉在１９58年增长２倍的基础上，再增加２倍，油料亩产要达到150公斤。
为保证粮食持续高产大跃进目标的实现，全市开展大规模的突击积肥和造肥群众运动。仅1至5月，就积各种杂肥509.3万担，制造各种土化肥9645担。同时，市委还成立了化肥生产指挥部，提出在3月份完成和超额完成１００万担土化肥任务，在全市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搞土化肥生产热潮。从1月20日至2月21日，全市共建颗粒肥料厂232个，土化肥厂78个，生产土化肥16.475万担，仅胥坝公社就建土土化肥厂115个，制土化肥62.25万担，顺安公社2月17至19日三天共建化肥厂1119个，生产土化肥8509担。
在开展积肥造肥群众运动的同时，全市各区、乡和有关单位提出了农业大跃进指标。市委宣布在试验农场培育一亩半丰产田，计划亩产25033公斤。
铜官山区的胥坝公社提出，保证水稻亩产1250公斤，争取1750公斤，小麦突破千斤关，棉花加５翻，保征皮棉250公斤，争取350公斤，油料保征亩产250公斤，争取400公斤，全社人均收入600元，争取达到1000元。
为了确保农业大跃进目标的实现，市委从2月中旬至4月上旬，召开５次全市性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并从3月底开始，从市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分片包工到公社。
3月3日市委根据省委2月份工业会议精神，召开全市工业扩大会议，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集中、系统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和畏难情绪，通过了关于保证完成铜陵市1959年铜、钢铁、机械、电力、煤炭、交通运输、地方工业等９项跃进计划的决议。决议确定：1959年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87.83%，基本建设任务增长143%，粗铜20500吨，比1958年增长35.4%，钢10500吨，比1958年增长10倍多：生铁45000吨，比1958年增长55.1%。会后，市委、市人委举行了万人工业跃进誓师大会，对贯彻落实工业扩大会议提出的工业跃进任务，实现工业生产全面跃进进行了动员。到6月份，粗铜、铜精砂、硫精砂以及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或接近完成了任务。钢完成计划的66.1%，生铁完成计划的93.2%。焦炭、煤炭等未完成国家计划。
为提高产品质量，市委于7月9日至31日召开全市钢铁系统五级干部会议，要求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加强企业管理，实现优质高产。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全市又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学公报的热潮。到1959年底，全市工业总产值为14743万元，比1985年增长23.9%，粗铜15501吨，比1958年增长6倍多。基本建设投资2443万元，比1958年增长3%。但由于两年的瞎指挥,盲目追求高指标搞浮夸，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因此到1959年底，大部分农村粮食严重短缺，并发现有浮肿病人，到了１９61年，一般浮肿发病率达15%左右，严重地区发病率高达60%。全市工业生产开始滑坡。1961年工业生产同1960年相比，总产值下降48.13%，粗铜下降39.58%，钢下降到66.67%，生铁下降77.08%，焦炭下降63.41%。
1961年，市委先后两次召开扩大会议对三年(58—60年)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对大跃进中“计划指标偏高，生产情况不明，调查研究不够”等方面作了检查。并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全市经济工作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大跃进运动结束。
七、“四清”运动
1963年，党中央先后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964年，中央根据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简称“二十三条”，明确指出了四清的内容。1965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讨论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为四清运动，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取消“五反”的名称。
自1963年党中央发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示后，铜陵特区城市各单位都先后开展了五反运动，郊区人民公社也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大部分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郊区人民公社，向干部群众讲解“双十条”，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初步进行领导干部“洗澡下楼”和群众性的“查上当、放包袱”的自我教育，着手进行了后“两反”准备和政治清理工作。从1964年10月以后，各单位按系统进行了面上社教和宣传贯彻“二十三条”。
为了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搞好特区的四清运动，特委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安徽省委的部署要求，于1964年11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安排布置了点上的四清工作。1965年元月，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二十三条》，传达省委二届五次会议精神。1965年2月份开始，特委训练了200多名宣讲《二十三条》的报告员(特委各部委负责同志及各基层党委负责同志参加)，同时还召开了特委成员会议，对铜山铜矿的社教运动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印发了《关于继续搞好铜山矿点上四清运动意见的报告》。2月份特委还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重点学习《二十三条》，传达贯彻省委二届五次扩大会议精神。5月和8月，特委就全区四清运动总的规划和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的方案做了部署和安排。为加强四清运动的领导，先后成立了特区四清办公室和特区四清领导小组，成立了各四清工作队和工作队党委及支部，任命了工作队长和党委成员及支部书记。
特委结合铜陵的具体情况，于1964年11月首批在铜山铜矿、321地质队和郊区长江大队开展了四清运动的试点工作。
铜陵面上的四清运动(第二批)从1965年8月27日全区动员大会之后全面铺开。8月30日第二批四清工作队员集中整训，参加整训的新老队员459名。
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的单位共7个，参加这批运动的职工总人数是12714人，其中党员1503人，团员1303人，干部1134人(县干64人，科干232人，一般干部838人)，工人8774人；参加运动的工作队员共645人，其中县以上干部62人，科级干部137人，技术干部120人，一般干部300人，工人26人；在645人中党员356人，团员117人，参加过第一批四清的队员320人，新队员325人，省委工作组17人。
在运动的准备阶段，通过工作队宣传贯彻中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深入和发动群众，登门拜访，个别谈话，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情况，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知情人揭问题，大揭大议。据开展运动的７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运动以来，群众揭发出来的各种问题共计39985条。７个单位共揭出地富反坏分子46人，占参加运动职工总人数的0.45%，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542人，占参加职工总人数5.4%，经济上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232人，占职工总人数的2.3%，金额为83595.63元。
这阶段，还组织进行了第二次政治、经济清理工作，初步摸清了底数，其中已立案调查比较重大的嫌疑线索140件(政清66件，经清74件，千元以上的25件)，基本查证落实了38件(政清18件，经清20件，千元以上的8件)。
从1965年12月下旬开始，整个四清运动转入第二阶段。这阶段的重心是继续深入发动群众，组织领导干部“洗澡下楼”。
1966年元月下旬，领导干部“洗澡下楼”开始。采取的方法是，党委(包括厂级干部)“洗三盆水”(即党委会、党委扩大会、职工代表会)，中层干部洗两盆水(即支部会、群众见面会)。在具体“洗澡”过程中，采取内外结合、大会小会结合、集中帮与个别教育结合，揭发问题，帮助思想上“纲”，帮助梳辫子。同时，于元月27日至2月9日又一次整训了四清工作队，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和《二十三条》,检查了队风，总结了工作，交流了经验。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开展运动单位的“三查一反”和组建准备工作。四清运动正在进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委四清领导小组被特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代替，四清运动停止。
八、“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铜陵在这场运动中也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
1966年6月9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共铜陵特委成立了由特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特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特区各单位也相继成立了由主要领导参加的“文化革命办公室”。
6月13日，特委召开由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近2000名代表参加的声讨邓拓“黑帮”，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的大会。与此同时，特区各学校、厂矿、机关等单位也纷纷召开座谈会、声讨会，张贴大字报，批判“三家村”，6月5日之前的十几天里，全区写出约11万份大字报，6月5日至13日,市一中共贴出大字报2000多份。内容除声讨邓拓“黑帮”，拥护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决定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大字报是揭发批判本单位“牛鬼蛇神”的，全校教师有50%被揭发批判。炼厂共有职工800人，被点名批判的竟达200人。
此时，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铜陵特区各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1966年9月5日，特委在长江戏院召开红卫兵誓师大会。红卫兵在“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扬敢想、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的号召下，掀起了揪斗学校主要领导人的浪潮，校园内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幅标语，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学校党政组织陷入瘫痪，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各中小学纷纷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和“革命”青年还“杀”向社会，掀起抓人、抄家风，并将抓来的人剃成阴阳头，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抄家红卫兵还随意闯入住宅搜查，乱刨乱挖，凡属值钱的实物、旧的字画、书刊、照片、宗谱、家什全部没收。
这年9月，市人委还根据红卫兵的要求，将46个地名变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红光、红星、向阳等名称。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迅速涉及到各厂矿、企事业单位，各单位职工群众也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任意给各级干部扣上“黑帮”、“走资派”、“叛徒”、“反革命”的帽子,进行批斗、批判。
1967年初，铜陵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纷纷开展了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特区各级党、政大权被造反派篡夺，党政机关无法办公，公检法机关被砸烂。
1967年2月，南京军区331部队和特区人武部根据上级指示向铜陵派出了支左部队。1967年3月6日，成立铜陵特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筹委会。筹委会成立后，首先是组织造反派对原特委主要领导进行揭发批判。其次，抓了大联合和大夺权工作。截止23日，全区已有49个单位被夺权，16个单位基本实现大联合。
5月4日，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对铜陵特区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铜陵特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下设革命办公室，生产办公室，并先后派出147名干部、战士分赴各单位支左、支工、支农。
5月,铜陵特区批斗指挥部成立。27日批斗指挥部在工人体育场组织万人批斗大会，对原特委负责人进行批判。此后，军管会又将原特委负责人交造反派进行巡回批斗。
此时，特区的造反派组织加剧了相互之间的斗争。两派都分别建立了武斗组织,四处收集武器、弹药，并动用大量机械设备，耗用大量生产材料，制造武器。如有色机械总厂G派为制造武斗武器动用厂内设备、机床、车床30多台和生产材料，打制钢钎１００多根，匕首几十把，手榴弹400多枚、五四式手枪10支，单打一手枪50支，土炮9门，修复冲锋枪、重机枪、轻机枪各１支。在试制土爆破筒时，有３人受伤致残，造成全厂停产２个多月，仅利润就损失6.6万元。狮子山矿制造手榴弹300多枚，修复冲锋枪5支。从5月中旬至10月底，市区已发生多次规模不同的武斗。两派都有人员伤亡。由于武斗，使许多厂矿停产，大批工人脱离生产岗位，生产遭到破坏，产量产值急剧下降。如有色建安公司1966年完成工作量是600万元，１９67年下降为373万余元；有色铜山矿1967年年任务750吨，只完成150吨，剥离任务7000立方，只完成1000立方，基本建设投资6100万元，只完成500万元。
1968年2月12日铜陵特区两大派组织(工筹会和革联部)达成协议,一致同意成立统一群众组织“铜陵特区革命职工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大联筹属军管会领导。1968年2月17日，铜陵特区中等学校两派也实现大联合，成立“铜陵特区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筹”),在此期间还成立了农代会。截止１９68年3月19日，全区99%以上的单位和部门实现了大联合，有13个单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24日，经南京军区批准铜陵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原特委、特区人委和铜陵有色公司的党、政、财、文大权归铜陵特区革命委员会掌管。
特区革委会成立后，继续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大批判，并成立了“铜陵特区革命大批判总指挥部”。
1968年7月4日，特区革委会召开的全委扩大会发出“进一步发动群众，向特区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击”的号召。当天，组织召开批斗前特委主要负责人大会，此后，全区各系统、单位也相继召开规模不同的斗争批判本单位“走资派”(即原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大会。到1970年6月底，全区成立大批判战斗队502个，评论组124个。各单位召开各种批斗会1502次，参加人数达194263人次。
到1968年底，全区54个县以上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和179个基层单位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968年4月10日，铜陵特区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群专指挥部实行军事建制，由特区革委会直接领导。凡已成立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的单位都相继建立了群专领导小组或群专大队。截止1968年9月，全区基层群众专政队伍发展到4500余人，有24个营(其中6个独立营)，5个独立连，若干个独立排和独立班。业务上受特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指挥和调遣。各级群专组织可以随时对民宅、旅社、车站、码头、轮船搜查，对群众拘留、批斗、审查。截止1968年12月，共有1994人被群众专政组织审查扣押(占全区11万人口的1.9%)。除此之外，“群专”还举办各类“学习班”168期，参加者达6453人次。
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全区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65年工业总产值为11897.69万元，1966年为10516.69万元，1967年为7011.33万元，1968年为5205.25万元，分别比1965年下降了11.6%、41%和57.7%。
1970年，根据中央布置，全区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共办学习班519期，参加人数达14932人次，并组织了16个重点批斗战斗队在全区进行49场巡回批判，参加人数达5.6万多人次。不少单位动用各种宣传工具(有线广播、手推宣传车、大批判专栏、大批判小分队、文艺宣传队、大幅标语、宣传画、简报、银幕报、老工人评论组、红卫兵宣传队等等)深入现场和家属区，大造舆论，在全区掀起了“一打三反”的高潮。除此之外，特区革委会还派出37个宣传队，共346人进驻“老大难”单位。
1970年4月16日至19日，特区革委会召开第十次全委扩大会，总结第一阶段“一打三反”工作，部置下一阶段“一打三反”任务。4月份，特区革命委员会还根据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布置，决定在全区开展政治大清查。4月25日，一支拥有8000余人参加的清查队伍，按照事先划定的各个区域进行警戒，普查和清查，对249名重点对象进行了大搜查。
截止１９73年2月底，全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立案2147起，结案1165起，经济案件932起，结案856起。运动中自杀死亡的有16人。
1973年，由于全市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5月份，市委宣布“一打三反”运动转入正常工作。
1971年至1975年全区还先后开展了清查“五一六”运动，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等。1976年2月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九、“揭、批、查”运动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遵照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罪行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具体部署，铜陵市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在国务院和省委工作组的领导下，于1977年7月开始进行。
为搞好全市的揭批查运动，市委按照国务院和省委工作组的具体部署和要求，先后召开了市委常委，有色公司党委常委及市委全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揭批查工作，成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和清查办公室，8月召开了全市清查工作会议。会后各单位根据会议要求分别成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对问题严重、阻力大的单位，市委还抽调和派出了365名同志组成44个工作联络组进驻，加强对这些单位运动和清查工作的领导。
铜陵市的揭批查运动，在认真学习，提高认识，建立组织，加强领导的基础上，从市委到基层党支部，进行了层层动员和发动。采取了大小字报、座谈会、揭批会、文艺演出、诗歌漫画等多种形式，不断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在较短的时间内，贴出揭批“四人帮”的大小字报几千份，召开各种揭批会几百场，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揭露出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百余件。并分别进行了清查和处理。党派群团·民主党派
解放初期，铜官山矿区人员成份相当复杂。留用的旧职人员很多，工人大部分是从外地自愿来的，而且均未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土改运动逃跑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敌特分子的活动有时还很猖狂。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根据全国统一布置，铜官山矿委统一领导，在各厂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使“镇反”运动顺利开展，充分发动群众，矿党委还吸收党外积极分子成立了8个学习分会，并将省委派来帮助开展“镇反”、“三反”运动的40余名干部，充实到重点厂矿和要害部门。同时，省委还派来一个营的武装部队，加强对厂矿的安全保卫。
1952年2月22日上午，在矿委统一指挥下，逮捕了21名反革命分子，并将34名重大政治嫌疑分子调离要害部门进行集训。
4月至5月，全矿又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整个“三反”运动基本上分为检查领导、反贪污、立案处理和思想建设四个阶段。运动中，全矿共清理反动党、团员和各类反革命分子800多名，并对矿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揭发斗争。依法逮捕了21名反坏分子。
二、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美国侵略者纠集15个国家及其帮凶悍然公开侵占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国、反对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掀起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铜官山矿区和全国一样，在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的同时，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51年4月16日，矿区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许多机关、厂矿、学校纷纷成立宣传队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
为了大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矿掀起了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和慰劳志愿军活动，共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款１亿多元(旧币，折合新人民币１万多元)，并捐送大批慰问品。各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学校师生还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报考各种军事院校,并迅速完成了征兵任务。4月25日，全矿职工召开了诉苦大会，对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进行揭发和控诉，全矿职工为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积极响应和平签名的号召，仅一周之内，全部签了名。矿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还深入发动群众，结合生产，制订爱国公约和开展劳动竞赛，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保征了铜官山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矿还开展了打击地主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批判了恐美思想和“唯武器论”的观点，并开展了反细菌战活动的演练。超额完成了“消灭一鼠百蝇”的任务，制订了爱国防疫卫生公约。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迎接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中共铜官山区委成立了对私改造办公室，组织铜陵工商业者开展一系列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1956年2月，扫把沟、铜官山两集镇隆重举行迎接社会主义改造和庆祝合作化胜利活动。据统计，当时批准组织公私合营的成员有24人，组织合作商店的成员有461人，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有390人。
四、整风反右
1957年9月，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省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下发了《中共铜官山市委整风计划》，决定在全市开展整风运动。10月22日，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市开始反右派斗争。之后，铜陵市委为全面反右派斗争培训了骨干，召开了整风单位干部大会，动员全市迅速掀起反击右派的斗争。市委成立了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定案审理小组，对所划右派进行了定性处理。全市共被划为右派分子137人。
五、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农村都要办人民公社的要求，铜陵市也掀起了一个“人人申请、个个报名，搞好生产迎接人民公社，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1958年9月21日，老洲乡上游人民公社率先成立。到10月2日止，全市在原来133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建立了14个大型综合性的人民公社(后合并为13个人民公社)。全市农业入社土地35.055万亩，入社社员4.81万户，平均每社3430户，入社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99.8%，实现了全市农村人民公社化。
这些成立的人民公社全部实现全民皆兵，参加民兵组织的有87641人。在组织上实行军事化，全市组成了13个团(以人民公社为单位)，105个营(以大队为单位)，1624个排(以小队为单位)。在行动上实行战斗化，各连排还成立了钢铁组、蔬菜组、专业组等。在生活上实行集体化，全市农村基本上实现吃饭食堂化，共建公共食堂1284个，此外，全市农村还开办托儿所2054个，托儿组1494个，洗衣组829个。
为使人民公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市委根据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于1959年1月22日提出了整顿、巩固和提高本地区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意见，开始了整社工作。并抽调一批市直机关干部，组织整社工作团，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有计划的进行。这次整社工作至1959年5月结束。整社后，铜陵市、县恢复原建制。全市只有一个人民公社。
六、大跃进活动
1958年中央提出了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月17日，铜官山矿务局和矿工会为动员和组织全体职工积极响应党中央“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号召，召开了“促进工业生产大跃进”的全矿职工代表会。1月25日铜官山市委又召开了“促进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会议要求全市各单位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鼓足干劲，以排山倒海之势促进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坚定不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把工农业生产推向新的生产高潮，多、快、好、省地完成1958年国家计划。会议以后，各单位干部群众通过学习辩论，纷纷修改原来的计划、规划，将原订10年完成的指标，改为5年、4年、3年。
农业战线新的指标不断地出现，又不断被打破,城郊区某公社一夜筹划了19个颗料肥料厂，某试验田早稻亩产计划603公斤，接着又出现亩产867.5公斤、910公斤、1001公斤、1430公斤的记录，最高达到5176公斤记录。在农业战线大放“卫星”时,工业战线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1958年6月，中共铜官市委向全市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通知》，要求立即开展一个广泛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总路线运动，力求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铜官山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要求：全市1958年国营厂矿粗铜产量比1957年增长40%，地方工业要完成6.1万吨生铁，36万吨铁矿石，3.5万吨焦炭，1万吨煤。农业要完成亩产415公斤，争取500公斤以上。要集中力量在一周到半个月内分批建设1.5公尺的小高炉50～60个。
6月22日，第一座小高炉在杨家山地区投入生产，生产出第一炉铁水。
6月底，在杨家山兴建的24座小高炉有14座土建完工。
7月29日，本市第一座1.5立方米贝氏炼钢转炉，建成出钢。
到7月底，本市建成炼铁高炉30个，建立各种类型的厂、矿114个。到8月底，本市生产生铁24吨，钢5吨。为尽快完成跃进计划，市委于8月20日和28日分别召开两次扩大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大抓钢铁，分秒必争，向时间要钢铁，保证不欠国家一斤钢，一斤铁”的口号。并要求在年内，一定要完成生铁41200吨和钢2900吨的生产计划。市委还向全市发出“全民动员、献钢献铁、清仓查库找钢铁、翻开泥土挖钢铁、潜身水底捞钢铁、千方百计省钢铁”的口号。全市各单位，农村也对每个居民下达了收集废钢铁任务，为完成废钢铁收集任务，有的家庭将铁锅砸碎，将日用的火钳、铁勺、铁锹、犁铁器等当成废铁上缴凑数。9月1日，市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全市开展土法炼铁。会议要求全市各单位，街道普遍建立建炉大队，并动员广大家属投入土法炼铁运动。在全市掀起一个人人搞、家家户户搞土法炼铁的高潮。9月2日，市冶金工业指挥部召开全市土法炼铁会议，对土法炼铁进行研究并确定了具体措施。市委还决定，在10月份有计划的开展放钢铁卫星高潮。为放钢铁高产“卫星”，全市已建成的各种高炉、土高炉、土罐子全部投入生产。并动员全市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居民、家属，全力以赴地大干坩埚炼铁。据统计,全市约有7万多人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去，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的群众运动。并有成千上万的人不分昼夜地造高炉、满山遍野地找铁矿石。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用来炼钢，到处都是炼铁、炼钢的烟火。农村的青壮劳力也都投入到炼钢铁中去。致使已经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9月份铁产量为600多吨，10月份5000吨，11月份15000吨。钢产量9月份4.51吨，10月份109吨，11月份486.9吨。
1958年，全市共建8立方米高炉28座，13立方米高炉31座，生产生铁30527吨，其中高炉铁5231吨，坩埚铁25296吨，生产钢885吨，其中转炉钢211吨，炒钢674吨。由于违反生产规律致使炼出的钢铁均成为废品。
1959年，市委召开干部会议，对1959年农业作了初步安排，决定全市农业“少种、高产、多收”。会议决定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由１９58年的46万亩缩小到36万亩，粮食总产量要求比１９58年增长近２倍，皮棉在１９58年增长２倍的基础上，再增加２倍，油料亩产要达到150公斤。
为保证粮食持续高产大跃进目标的实现，全市开展大规模的突击积肥和造肥群众运动。仅1至5月，就积各种杂肥509.3万担，制造各种土化肥9645担。同时，市委还成立了化肥生产指挥部，提出在3月份完成和超额完成１００万担土化肥任务，在全市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搞土化肥生产热潮。从1月20日至2月21日，全市共建颗粒肥料厂232个，土化肥厂78个，生产土化肥16.475万担，仅胥坝公社就建土土化肥厂115个，制土化肥62.25万担，顺安公社2月17至19日三天共建化肥厂1119个，生产土化肥8509担。
在开展积肥造肥群众运动的同时，全市各区、乡和有关单位提出了农业大跃进指标。市委宣布在试验农场培育一亩半丰产田，计划亩产25033公斤。
铜官山区的胥坝公社提出，保证水稻亩产1250公斤，争取1750公斤，小麦突破千斤关，棉花加５翻，保征皮棉250公斤，争取350公斤，油料保征亩产250公斤，争取400公斤，全社人均收入600元，争取达到1000元。
为了确保农业大跃进目标的实现，市委从2月中旬至4月上旬，召开５次全市性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并从3月底开始，从市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分片包工到公社。
3月3日市委根据省委2月份工业会议精神，召开全市工业扩大会议，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集中、系统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和畏难情绪，通过了关于保证完成铜陵市1959年铜、钢铁、机械、电力、煤炭、交通运输、地方工业等９项跃进计划的决议。决议确定：1959年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87.83%，基本建设任务增长143%，粗铜20500吨，比1958年增长35.4%，钢10500吨，比1958年增长10倍多：生铁45000吨，比1958年增长55.1%。会后，市委、市人委举行了万人工业跃进誓师大会，对贯彻落实工业扩大会议提出的工业跃进任务，实现工业生产全面跃进进行了动员。到6月份，粗铜、铜精砂、硫精砂以及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或接近完成了任务。钢完成计划的66.1%，生铁完成计划的93.2%。焦炭、煤炭等未完成国家计划。
为提高产品质量，市委于7月9日至31日召开全市钢铁系统五级干部会议，要求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加强企业管理，实现优质高产。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全市又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学公报的热潮。到1959年底，全市工业总产值为14743万元，比1985年增长23.9%，粗铜15501吨，比1958年增长6倍多。基本建设投资2443万元，比1958年增长3%。但由于两年的瞎指挥,盲目追求高指标搞浮夸，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因此到1959年底，大部分农村粮食严重短缺，并发现有浮肿病人，到了１９61年，一般浮肿发病率达15%左右，严重地区发病率高达60%。全市工业生产开始滑坡。1961年工业生产同1960年相比，总产值下降48.13%，粗铜下降39.58%，钢下降到66.67%，生铁下降77.08%，焦炭下降63.41%。
1961年，市委先后两次召开扩大会议对三年(58—60年)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对大跃进中“计划指标偏高，生产情况不明，调查研究不够”等方面作了检查。并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全市经济工作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大跃进运动结束。
七、“四清”运动
1963年，党中央先后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964年，中央根据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简称“二十三条”，明确指出了四清的内容。1965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讨论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为四清运动，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取消“五反”的名称。
自1963年党中央发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示后，铜陵特区城市各单位都先后开展了五反运动，郊区人民公社也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大部分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郊区人民公社，向干部群众讲解“双十条”，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初步进行领导干部“洗澡下楼”和群众性的“查上当、放包袱”的自我教育，着手进行了后“两反”准备和政治清理工作。从1964年10月以后，各单位按系统进行了面上社教和宣传贯彻“二十三条”。
为了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搞好特区的四清运动，特委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安徽省委的部署要求，于1964年11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安排布置了点上的四清工作。1965年元月，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二十三条》，传达省委二届五次会议精神。1965年2月份开始，特委训练了200多名宣讲《二十三条》的报告员(特委各部委负责同志及各基层党委负责同志参加)，同时还召开了特委成员会议，对铜山铜矿的社教运动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印发了《关于继续搞好铜山矿点上四清运动意见的报告》。2月份特委还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重点学习《二十三条》，传达贯彻省委二届五次扩大会议精神。5月和8月，特委就全区四清运动总的规划和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的方案做了部署和安排。为加强四清运动的领导，先后成立了特区四清办公室和特区四清领导小组，成立了各四清工作队和工作队党委及支部，任命了工作队长和党委成员及支部书记。
特委结合铜陵的具体情况，于1964年11月首批在铜山铜矿、321地质队和郊区长江大队开展了四清运动的试点工作。
铜陵面上的四清运动(第二批)从1965年8月27日全区动员大会之后全面铺开。8月30日第二批四清工作队员集中整训，参加整训的新老队员459名。
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的单位共7个，参加这批运动的职工总人数是12714人，其中党员1503人，团员1303人，干部1134人(县干64人，科干232人，一般干部838人)，工人8774人；参加运动的工作队员共645人，其中县以上干部62人，科级干部137人，技术干部120人，一般干部300人，工人26人；在645人中党员356人，团员117人，参加过第一批四清的队员320人，新队员325人，省委工作组17人。
在运动的准备阶段，通过工作队宣传贯彻中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深入和发动群众，登门拜访，个别谈话，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情况，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知情人揭问题，大揭大议。据开展运动的７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运动以来，群众揭发出来的各种问题共计39985条。７个单位共揭出地富反坏分子46人，占参加运动职工总人数的0.45%，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542人，占参加职工总人数5.4%，经济上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232人，占职工总人数的2.3%，金额为83595.63元。
这阶段，还组织进行了第二次政治、经济清理工作，初步摸清了底数，其中已立案调查比较重大的嫌疑线索140件(政清66件，经清74件，千元以上的25件)，基本查证落实了38件(政清18件，经清20件，千元以上的8件)。
从1965年12月下旬开始，整个四清运动转入第二阶段。这阶段的重心是继续深入发动群众，组织领导干部“洗澡下楼”。
1966年元月下旬，领导干部“洗澡下楼”开始。采取的方法是，党委(包括厂级干部)“洗三盆水”(即党委会、党委扩大会、职工代表会)，中层干部洗两盆水(即支部会、群众见面会)。在具体“洗澡”过程中，采取内外结合、大会小会结合、集中帮与个别教育结合，揭发问题，帮助思想上“纲”，帮助梳辫子。同时，于元月27日至2月9日又一次整训了四清工作队，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和《二十三条》,检查了队风，总结了工作，交流了经验。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开展运动单位的“三查一反”和组建准备工作。四清运动正在进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委四清领导小组被特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代替，四清运动停止。
八、“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铜陵在这场运动中也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
1966年6月9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共铜陵特委成立了由特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特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特区各单位也相继成立了由主要领导参加的“文化革命办公室”。
6月13日，特委召开由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近2000名代表参加的声讨邓拓“黑帮”，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的大会。与此同时，特区各学校、厂矿、机关等单位也纷纷召开座谈会、声讨会，张贴大字报，批判“三家村”，6月5日之前的十几天里，全区写出约11万份大字报，6月5日至13日,市一中共贴出大字报2000多份。内容除声讨邓拓“黑帮”，拥护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决定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大字报是揭发批判本单位“牛鬼蛇神”的，全校教师有50%被揭发批判。炼厂共有职工800人，被点名批判的竟达200人。
此时，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铜陵特区各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1966年9月5日，特委在长江戏院召开红卫兵誓师大会。红卫兵在“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扬敢想、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的号召下，掀起了揪斗学校主要领导人的浪潮，校园内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幅标语，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学校党政组织陷入瘫痪，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各中小学纷纷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和“革命”青年还“杀”向社会，掀起抓人、抄家风，并将抓来的人剃成阴阳头，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抄家红卫兵还随意闯入住宅搜查，乱刨乱挖，凡属值钱的实物、旧的字画、书刊、照片、宗谱、家什全部没收。
这年9月，市人委还根据红卫兵的要求，将46个地名变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红光、红星、向阳等名称。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迅速涉及到各厂矿、企事业单位，各单位职工群众也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任意给各级干部扣上“黑帮”、“走资派”、“叛徒”、“反革命”的帽子,进行批斗、批判。
1967年初，铜陵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纷纷开展了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特区各级党、政大权被造反派篡夺，党政机关无法办公，公检法机关被砸烂。
1967年2月，南京军区331部队和特区人武部根据上级指示向铜陵派出了支左部队。1967年3月6日，成立铜陵特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筹委会。筹委会成立后，首先是组织造反派对原特委主要领导进行揭发批判。其次，抓了大联合和大夺权工作。截止23日，全区已有49个单位被夺权，16个单位基本实现大联合。
5月4日，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对铜陵特区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铜陵特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下设革命办公室，生产办公室，并先后派出147名干部、战士分赴各单位支左、支工、支农。
5月,铜陵特区批斗指挥部成立。27日批斗指挥部在工人体育场组织万人批斗大会，对原特委负责人进行批判。此后，军管会又将原特委负责人交造反派进行巡回批斗。
此时，特区的造反派组织加剧了相互之间的斗争。两派都分别建立了武斗组织,四处收集武器、弹药，并动用大量机械设备，耗用大量生产材料，制造武器。如有色机械总厂G派为制造武斗武器动用厂内设备、机床、车床30多台和生产材料，打制钢钎１００多根，匕首几十把，手榴弹400多枚、五四式手枪10支，单打一手枪50支，土炮9门，修复冲锋枪、重机枪、轻机枪各１支。在试制土爆破筒时，有３人受伤致残，造成全厂停产２个多月，仅利润就损失6.6万元。狮子山矿制造手榴弹300多枚，修复冲锋枪5支。从5月中旬至10月底，市区已发生多次规模不同的武斗。两派都有人员伤亡。由于武斗，使许多厂矿停产，大批工人脱离生产岗位，生产遭到破坏，产量产值急剧下降。如有色建安公司1966年完成工作量是600万元，１９67年下降为373万余元；有色铜山矿1967年年任务750吨，只完成150吨，剥离任务7000立方，只完成1000立方，基本建设投资6100万元，只完成500万元。
1968年2月12日铜陵特区两大派组织(工筹会和革联部)达成协议,一致同意成立统一群众组织“铜陵特区革命职工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大联筹属军管会领导。1968年2月17日，铜陵特区中等学校两派也实现大联合，成立“铜陵特区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筹”),在此期间还成立了农代会。截止１９68年3月19日，全区99%以上的单位和部门实现了大联合，有13个单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24日，经南京军区批准铜陵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原特委、特区人委和铜陵有色公司的党、政、财、文大权归铜陵特区革命委员会掌管。
特区革委会成立后，继续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大批判，并成立了“铜陵特区革命大批判总指挥部”。
1968年7月4日，特区革委会召开的全委扩大会发出“进一步发动群众，向特区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击”的号召。当天，组织召开批斗前特委主要负责人大会，此后，全区各系统、单位也相继召开规模不同的斗争批判本单位“走资派”(即原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大会。到1970年6月底，全区成立大批判战斗队502个，评论组124个。各单位召开各种批斗会1502次，参加人数达194263人次。
到1968年底，全区54个县以上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和179个基层单位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968年4月10日，铜陵特区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群专指挥部实行军事建制，由特区革委会直接领导。凡已成立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的单位都相继建立了群专领导小组或群专大队。截止1968年9月，全区基层群众专政队伍发展到4500余人，有24个营(其中6个独立营)，5个独立连，若干个独立排和独立班。业务上受特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指挥和调遣。各级群专组织可以随时对民宅、旅社、车站、码头、轮船搜查，对群众拘留、批斗、审查。截止1968年12月，共有1994人被群众专政组织审查扣押(占全区11万人口的1.9%)。除此之外，“群专”还举办各类“学习班”168期，参加者达6453人次。
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全区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65年工业总产值为11897.69万元，1966年为10516.69万元，1967年为7011.33万元，1968年为5205.25万元，分别比1965年下降了11.6%、41%和57.7%。
1970年，根据中央布置，全区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共办学习班519期，参加人数达14932人次，并组织了16个重点批斗战斗队在全区进行49场巡回批判，参加人数达5.6万多人次。不少单位动用各种宣传工具(有线广播、手推宣传车、大批判专栏、大批判小分队、文艺宣传队、大幅标语、宣传画、简报、银幕报、老工人评论组、红卫兵宣传队等等)深入现场和家属区，大造舆论，在全区掀起了“一打三反”的高潮。除此之外，特区革委会还派出37个宣传队，共346人进驻“老大难”单位。
1970年4月16日至19日，特区革委会召开第十次全委扩大会，总结第一阶段“一打三反”工作，部置下一阶段“一打三反”任务。4月份，特区革命委员会还根据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布置，决定在全区开展政治大清查。4月25日，一支拥有8000余人参加的清查队伍，按照事先划定的各个区域进行警戒，普查和清查，对249名重点对象进行了大搜查。
截止１９73年2月底，全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立案2147起，结案1165起，经济案件932起，结案856起。运动中自杀死亡的有16人。
1973年，由于全市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5月份，市委宣布“一打三反”运动转入正常工作。
1971年至1975年全区还先后开展了清查“五一六”运动，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等。1976年2月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九、“揭、批、查”运动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遵照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罪行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具体部署，铜陵市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在国务院和省委工作组的领导下，于1977年7月开始进行。
为搞好全市的揭批查运动，市委按照国务院和省委工作组的具体部署和要求，先后召开了市委常委，有色公司党委常委及市委全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揭批查工作，成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和清查办公室，8月召开了全市清查工作会议。会后各单位根据会议要求分别成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对问题严重、阻力大的单位，市委还抽调和派出了365名同志组成44个工作联络组进驻，加强对这些单位运动和清查工作的领导。
铜陵市的揭批查运动，在认真学习，提高认识，建立组织，加强领导的基础上，从市委到基层党支部，进行了层层动员和发动。采取了大小字报、座谈会、揭批会、文艺演出、诗歌漫画等多种形式，不断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在较短的时间内，贴出揭批“四人帮”的大小字报几千份，召开各种揭批会几百场，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揭露出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百余件。并分别进行了清查和处理。党派群团·民主党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