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病的发生与蔓延是以钉螺为媒体的，沿江圩区的江河湖滩以及沟塘洼地为血吸虫的孽生繁衍提供了场所。解放前，血吸虫病已在皖南山区和沿江地区猖獗流行，肆虐人民。凡流行地区，村庄人烟稀少，断壁残垣，人无壮劳力，地无可收粮。血吸虫病严重地摧残人民的生命，阻碍生产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沿江地区人民大打一场“送瘟神”的人民战争，水利建设也结合血防灭螺工程建设，在进行江河治理和农田水利兴修中注意改造钉螺孳生环境，使钉螺无法孳生繁衍，使其灭迹，取得了显著成效。
沿江两岸的筑堤垦殖，最早的是1952年陈瑶湖普济圩农场的围垦。自50年代开始，当时提倡“水改旱”及填平有螺的老沟老渠，60年代中期提出了围垦结合灭螺。1966年11月下旬，省血防办和省水利厅联合通知各地，要求结合兴修水利，大力消灭钉螺，把水利灭螺统一抓起来，做到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检查，凡流行区进行水利建设及湖滩围垦，要拟订结合灭螺的作战计划。
在沿江进行较大范围的围垦灭螺工程，最早的是贵池的东南湖灭螺工程。东南湖在水位较低时，湖面38.8平方公里，内有钉螺面积3000万平方米，占贵池县有螺面积的30%，有“钉螺之窝”之称，沿湖10万多人受此威胁。1965年该县开始围垦灭螺一期工程，主要工程包括白洋河下游改道、南门堵口、加齐山埂、民生圩退建、下清溪电排站等28项。经过10年的艰苦奋战，完成主要工程，保护面积3.5万亩，灭螺2775万平方米，占有螺面积92.5%。同时增加旱涝保收面积3.4万多亩。不但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而且一举送走了血吸虫病重灾区这个“瘟神”。
1969年冬，东至县开始七里湖围垦灭螺工程。七里湖有滩洲、湖汊139平方公里。解放前十年九淹，成为钉螺寄生之地。1972年起酝酿实施灭螺、垦殖综合开发工程。1974年12月首期工程开工，历时4个冬春，于1978年4月基本建成，加上垦区的排灌建设与灭螺工程，先后历时10余年，投工2000多万个，完成土方1467万立方米、石方69万立方米。不但解决了县城及9万多亩农田的防洪、6.7万亩的除涝、灌溉问题，而且增加新垦面积5万亩，同时垦殖结合血防灭螺，基本消灭钉螺面积2850万平方米，占有螺面积的91.2%。
1971年冬，铜陵县结合顺安河整治中的东、西联圩，灭螺结合垦殖。顺安河下游的东湖、西湖，蓄水25.6平方公里，由于有118平方公里的迳流汇潴，是个终年蓄水的荒湖，十年九不收，且钉螺密集。1973年顺安新河改道工程完成后，即对东、西湖进行全面治理，开挖东湖岗区撇洪沟，调整湖内旧水系，填老沟开新沟，搞排灌沟渠配套，形成一个新的水系，达到能排能灌，并结合围垦灭螺，实行东湖全垦、西湖半垦，经过4年努力，共使3.3万亩农田旱涝保收，同时灭螺面积13.5平方公里，占需灭面积的96.4%。
除上述3个较早的围垦灭螺工程外，当涂丹阳湖的低围灭螺工程也于60年代末期进行。至于面上的血防灭螺，自50年代后期至1988年30余年中，都与当地的筑堤垦殖结合进行。就水利与血防相结合而言，大部分为高围灭螺，也有少数由于人力财力的制约，以及省际边界湖泊按水利部的调处协议，采取低围灭螺。据1989年省地方病防治办公室统计，安徽省沿江圩区治水血防相结合，达到基本消灭钉螺的面积，共达36569.5万平方米。其中主要的11个湖泊，结合高围低围工程措施，达到基本消灭的面积共有30434万平方米(不含药杀等其他各项灭螺措施所取得的成绩)。
经过水利工程措施灭螺和其他措施灭螺，40年来，累计发现钉螺分布面积13.32亿平方米，已消灭了10.61亿平方米。疫区范围明显缩小，疫情显著下降，许多奄奄一息的病人重新获得了新生。广大疫区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移风易俗，改山治水，基本制服了“瘟神”，疫区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谣唱道：“昔日荒湖滩，人民遭苦难，今日七里湖，满目好田园”。
经过建国以后40年的发展，安徽初步构成了防洪、灌溉、排涝3大工程体系，取得了超过过去几千年的水利建设的成就。在曲折的发展进程中，安徽水利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一些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归结于：
一是水利事业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安徽省在建国以来的水利建设上，最初由除害入手，逐步走向除害与兴利并举；由单一的治理灾害转向洪、涝、旱、渍综合治理；由大规模的工程体系建设，逐步走上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这一认识的深化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逐步把握。50年代初中期轰轰烈烈的治淮热潮，由于体现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遵循了自然规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水利事业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忽视了自然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提出了要在一两年内基本解决安徽水利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并且开展了大规模的淮北平原河网化工程，把这项工程称为“治理淮河流域的根本方法”。河网化虽然对淮北平原的治理起到过一些作用，但是由于它破坏了自然水系，不顾自然条件，盲目建设，造成了极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二是水利建设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水利建设尽管兼有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但首先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从1958年开始，各地在水利建设中普遍出现的“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用物资和资金)”、“刮共产风”的错误，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水利工作中重大轻小、重建轻管、重骨干轻配套、重工程轻实效的“四重四轻”倾向一直存在，不仅限制了工程效益的正常发挥，而且为工程管理带来了无穷后患。由于重骨干，轻配套，对灌排工程的基建投资只安排到干渠(沟)级，不少灌排区支渠(沟)工程无钱配套，工程效益不能按设计发挥。由于重建轻管，设计施工均未为管理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管理设施简陋，难以实施先进的管理技术。不少灌区连专门的量水设施都没有，计量收费都难实施，更谈不上科学用水。有些水库和闸坝，缺少应有的观测设施和设备，管理单位对工程安全的可靠性盲然无知，容易酿成工程突发事故。1983年水利部提出“要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之后，“四重四轻”倾向有所扭转。
三是水利建设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并适度超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水利建设之间具有一系列内在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必然对自然灾害的抗御程度提出一定的要求；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将影响到工农业用水的比例。同时，水利建设的适度超前，又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50年代的治淮，80年代的水利建设，由于适应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水利建设中出现了超越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蛮干风，如萧县的“淮海河网”、“东水西调”工程；定远县的百库大战，山区改河造田等。进入1981年以后，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安徽大幅度压缩了水利基本建设投资，怀洪新河，凤凰颈排灌站、女山湖引淮灌溉工程、芦沟排涝站、驷马山引江工程肥东谢湾站等都被停建和缓建。水利建设一度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1986年以后，水利基建投资才有所增长，但总体来看，仍然大大少于实际需要。
四是流域性的水利骨干工程必须统一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流域性的水利工程建设，都有上下游、左右岸、远期和近期、水利部门内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利害矛盾，主管部门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技术经济论证，做好协调工作。对流域的上下游、左右岸的利益进行通盘考虑，本着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进行统一规划，防洪、除涝、供水、发电、航运、养殖、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等方面统筹兼顾，拟定综合治理开发方案，作为全流域所有水利工程建设的蓝图。50年代初期的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对这一工作很重视，曾邀请河南、江苏、安徽3省水利科技人员，在治淮委员会设计院的主持下，花费了数年时间，共同查勘研究，编制了《淮河流域规划》和防洪、除涝、灌溉等各类专项规划，使治淮工程得以迅速顺利进行。
五是兴建水利工程必须重视前期工作，严格基建程序。50年代初期和中期，每兴建一项水利工程，都认真做好勘查、规划、设计等一系列前期工作，严格遵循基本建设程序。当时兴建的工程，绝大部分规划设计合理，施工质量优良，工程配套齐全，效益发挥良好，档案图纸完整，留下后遗症较少。1958年“大跃进”后，一些地方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一些工程草率上马，甚至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边筹款，致使不少工程或被迫中途下马，或施工工期太长，或施工质量过差，或遗留问题甚多，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为管理单位带来了诸多后患。
六是水利建设必须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1950年至1957年，是中国三年经济恢复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安徽水利基本建设投资达54543.68万元(其中“三年恢复期”水利基建投资占全省基建投资的64.2%，“一五”占31.4%)。1958年至1965年，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安徽水利基本建设投资为95139.22万元，其中“二五”时期占全省基建投资的17.9%，尽管在“三年调整”时期压缩基建盘子，安徽水利基建投资占全省基建总投资的比例仍然维持在12.5%。第三个五年计划至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水利基建投资分别为42350.97万元、67851.58万元和60337.44万元，占全省基建总投资的比例保持在15%左右。稳定的水利投资，建成了一批骨干工程和中小工程，迅速提高了全省的防洪标准，不同类型地区的综合治理也取得了可喜进步。但是，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水利投入大幅度减少，水利总投入下降36%，水利基建投资仅为36264.16万元，占全省基建总投资的4.2%。为了确保必要的防洪经费，调整了投资方向，主要压缩了灌溉投入。当时，已建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处于停顿状态，全省60%以上的水库带病运行，淮北机井遭到严重破坏，机电排灌站设施陈旧失修。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安徽水利基建投资有较大幅度增加，1986年至1990年全省水利基建投资98168.06万元，占全省基建总投资的比例上升至5.5%。但是未来若干时期内，要想把水利基建投资占全省基建投资的比例恢复到第六个五年计划以前的水平，几乎没有可能。因此，水利建设的投入要依靠政府、社会和个人一起上的办法，多渠道、多层次筹措资金。在划分事权，明确责任的基础上，根据项目类别、工程大小及所在地区经济情况，分别确定不同的投资比例。对面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广泛动员群众投资投劳，充分调动全社会兴办水利的积极性。
安徽的水利建设限于各方面的条件，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现有水利设施抗灾综合能力不高，淮河、长江若干重要堤防尚不能防御百年一遇洪水，国务院两次治淮会议确定的临淮岗等治淮战略骨干工程未能立项复工，省内不少中小河道的防洪排涝能力低，跨省骨干河道存在问题也较多。不少灌溉工程配套不完整，灌溉保证程度不高。旱涝渍害中低产田面积较大，淮北地区的灌溉尚有不少问题，节水灌溉有待发展。城市防洪工程十分薄弱，山丘区水土流失仍很严重。水利工程老化，年久失修，效益衰减。安徽主要水利工程大多建于五六十年代，使用年限较长，有的需要更新改造，更多的要大修，才能保证安全运行和正常发挥效益。水利投入严重不足，制约了水利事业发展。由于投资的限制，诸如港口湾、白莲崖等大型水利综合利用工程无法开工兴建，已建的淠史杭、花凉亭、驷马山、青弋江、女山湖等5大灌区仅能维持水毁修复。水资源和水工程管理工作薄弱；水利职工队伍不稳。
鉴于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和水利工程在兴利除害中的重要作用，近期安徽将以防洪保安为中心，以农田灌溉与排水、水资源开发利用为整体，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合理利用和管理水资源，依法治水，不断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对大江大河大湖的防洪保安，坚持“蓄泄兼筹”的原则，整修加固堤防，进行河道整治和行蓄洪区工程及安全建设；结合重点城市和经济开发区规划，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加固改造病险水库和闸站，消除隐患；结合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设重点控制枢纽工程，调蓄洪水，提高防洪标准；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密切结合，加强河道和湖泊的管理，清除行洪障碍，防止新的设障，禁止盲目围垦河、湖、洲、滩，保持江河湖泊的泄、蓄洪能力；完善防汛通信报警系统，加强洪水预报，提高防洪调度水平。充分发挥现有灌排工程潜力，进行续建配套，强化管理，努力增加有效灌溉面积。结合中低产田改造，加快淮北平原、沿淮洼地和沿江圩区的除涝建设。继续缓解严重缺水地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快蓄、引、提、调等重点水利工程的分析论证和建设。积极帮助“老、少、边、山库”地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小水电，加强水土保持。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同时结合治水，做好垦殖灭螺工作。通过一个时期的建设，使安徽水利建设基本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安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