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泾县志》序 王廷干
郡邑之有志，犹古列国之史，所以彰往昭来，阐幽扬休，厚风俗而寓劝惩也。故传之《禹贡》、列之《职方》、分之《周官》、著之《图籍》，而凡载在方舆者，先王重焉。迨西京刘向著郡国之事，东汉南阳撰风俗之编，而后郡国分合有志，至于今犁然举矣。昔孔子叹杞宋之无徵，而曰吾志在春秋。盖有其志而后见之行事，是志为重也。夫典礼纲常相因者也，制度文为随时者也，非参稽互察，原始要终而推寻之，虽智者不能为臆说矣。泾固先秦之旧邑，而江左之名区也。汉晋以来，封壤称巨；至唐天宝、永泰中，析为旌、太、石埭三县，而泾地分焉。本朝仍宋，为宁国之望邑。自宋嘉定濡须王尹木永因洪水之后，稍辑图志，纷赜未究，今复数代，仍无完书。虽猷州之地，桓彝之城，琴高之迹，刘遗民之台，磨崖之碑，太白之踪，观者无所以稽也。嘉靖庚戌，东园邱公时庸来令，博采文献。逾年辛亥，予自九江遘先宜人忧，还居山中，即礻覃除矣。邱公来属辑志，辞谢不获，且谓泾之风流遗事，凋残于兵火之际，沦丧于胜国之时，旧典湮没，什不存一；生于千百载之后，而欲沿论千百载之前，操笔执简者固难为功哉。乃检之图帙，询之耆旧，考古酌今，提类汇目；各协舆论，其涉谀近侈者，并以义删之，而志撰焉。惟王体国经野升降离合之迹，世变攸系也，故《建置》纪。惟山川夷险远近比疆之理协民俗之宜也，故《舆地》纪。惟官司统属，以正纪纲，而联人民宪章所在不可易也，故《秩统》记。惟兴作之役，王政不废，分署听政，当念民力之限也，故《次舍》纪。惟有国者，不尽人之财力，其节省之宜，视物产阜薄，以为贡赋轻重也，故《田赋》纪。惟祭义国之大事，昭之彝典，必致其诚敬，以格于神明也，故《礼祀》纪。惟邑宰勤民，惠泽下究，司教敷训，学校攸隆，明德休烈，百世如见也，故《历宦》纪。惟畴咨时举招选之典，今昔异制，而得人才以治同道，则科目为重也，故《选举》纪。惟士之有功德言行者，皆可不朽，而幽人贞妇，咸足以风示将来也，故《人物》纪。惟文章关乎气运，本诸学术，其著作之善者，皆以饰德表行，撰物纪胜，不可阙也，故《艺文》纪终焉。由是沿革以识官师，以具观法昭而制作备矣。窃又自念：昔江文通以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虽陈寿称善叙述，李延寿称悉旧事，而志独略焉。盖繁则冗，简则疏，不辩不敷，不断不法，溢美则虚，徇情则私，故修志之难也。予小子才浅力薄，何能发明于其间哉？聊辑旧闻，以备遗忘，庶言治教者有所质，为士民者有所感；而邱公所以兴废举旷者可表见矣。昔人云：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泾固南畿辅邑王化首善之域也，览山川之巨丽，而知灵气之委；者见人物之炳蔚，而瞻圣泽之深。后之君子有志于经邦稽古者得有考焉。
（作者泾县人，嘉靖壬辰科进士，曾任九江知府）
清顺治《泾县志》序 孙登第
余不佞奉玺书观察宣歙两郡，繇鸠兹入春谷界，凭轼遥望东南，熊熊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势，意其下必文章之奥府，气节之渊薮也。已复繇宛水驻节旌阳，道出泾川，过琴台仙人骑赤鲤处，辄如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暮抵传舍，爽气西来，苍翠欲滴，意或山灵有所持赠，亟命取《泾志》读之，始知西水为古帝子龙潜处，而李青莲以百代人豪流连歌咏不能去者也。烛跋终编，见向来人文霞蔚，劲节干霄，尔时形神具往，自诧眼光何减太白。登落雁峰头呼吸可通帝座也哉！然反覆省览，皆有明隆万以前事，厥后阙焉勿传。夫当此圣天子武功敉宁，兼文教覃敷之日，何可使近迹散失，邑乘不光？方与二三贤守令谋所以葺之，俾续旧闻。故抚军李培翁先生加意典林，重修各郡县志之檄适至，余忻有同心，亟移教泾大令，礼致邑人士之文笔，陆离史册淹娴者董之，网罗铢钅两积有月日，其伪舛驳足春者，余公余复从而酌损之，而《泾志》于焉告成。嗟乎！此岂独陈留之志风土，会稽之志典录已哉。夫田赋高下，坟垆黎赤，以至丝玑组之巨，讲荡虫鱼之细，莫不炳炳，摹符《禹贡》。然亦犹夫地大物丰，无愧名区者耳。惟是，曩者里号鸣珂，家藏赐帙，既已嵩华文苑，黼粉天衣，近虽稍稍陵替，使博士家奋愚公之移山，厉高士之流麦；何难更扬光铜马，吐藻金庐，尤所仰止者名臣辈出，敦尚风节。往往贪绳蝉蚓，肉目示虎狼；畴昔清流白马之祸，又能膺滂碎首于黄门，乔固暴尸于北寺。顷来云飞紫盖，水跃黄龙，犹有挽鲁阳之戈，洒苌宏之血者，真足廉顽立懦，弁冕百城矣。虽然有说焉，忄亢忾好刚之士，多生广山之间，荡逸失志之民，每见大河之侧，其风使然也。泾盖山郁以，水冽以激，故其人刚满而竞，往往鹬蚌结于睚眦。余或铰戟高张，或搴帷行部，听断所及，泾民君鹿集，甚至济北之树，汝南之水，累年浃岁，刺刺不休。古循吏有言，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此何为哉？是在乡之贤士大夫如陈太邱、王彦方其人者，相率以睦，相风以退让，庶几乾饣侯不愆，狱讼衰息耳。又有说焉，羊舌氏曰：深山大泽是产龙蛇，古草泽之雄，每相山川形势，有当再出一伯符之叹。泾东西鄙，故多悬崖密箐，篝火狐嗥，旬日间辄可黄巾如水；前此邻封不戒，蹈瑕虿起，余介马而驰，开冰践露，炳火霄征，始得鸟兽散。嗟乎！鼎革以来，东野子之马力已竭，惟苍鹰不殄，生封豕。是又在贤长令相与，抱儿伏户，置水满盂，庶不至挺而走险；无廷尉望山头，亦无山头望廷尉者耳。余不佞忝当一面，师帅兼称，美不忘规箴以翼劝。名山有灵应不叹河汉也。
（作者时任分巡徽宁兵备道）
乾隆《泾县志》序 高晋
泾县贡士郑相如以手辑县志来谒，且曰：相如尝念泾久无徵，以故远搜博采，考古证今，某山某水，身亲其地，而知一事一端，咨询故老而得，日积月累，凡二十余年而乃成。既成开雕，始完初愿，敢请序。余政事之暇，纟番阅一过，淹通质实，详于事而蔚于文，可谓斯邑信史矣。司马《史记》，兰台《汉书》，一手所成，垂名千古。所以史公自言：藏之名山，传之通都大邑，虽辱无悔，古人自命如是。左太冲作《三都赋》，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用心若是，郑子其庶几乎！夫郑子以一人之心思耳目，贯彻数十百世之中，而凡体国、经野、政事、文章、风俗淳漓、闾巷歌谣，无不鬼艹罗，荟萃于简编。其自序云：详不敢泛，略不敢漏，无不敢饰，有不敢隐，好恶不敢私，毁誉不敢设。吁！志之能事尽此矣。盖其用力久，其成功必不苟，而郑子复虑前功之弃，出己赀付之匠氏，八阅月而剞劂工毕任，修志者之愿也。顾独力仔肩，不问仁欠助，公而忘私者不应如是邪？天下有统志，分省有通志，五百里郡，百里而邑，皆有志。余忝方伯，用司风化，得是编，而一邑之典故如指诸掌，以备考稽，以资措施，其裨于治也，岂曰小补之哉！是为序。
（作者时任江南安徽等处承宣布政使）
乾隆《泾县志》 钱人麟
天下有公是，非史是也；即一郡一邑亦有公是，非志是也。史，美恶并陈，贵在核；志，彰美弃恶，贵无滥。美无溢，美尚已，美焉而滥焉，犹未大失也；惟非美而美之，斯君子疾之。今使德颜冉而行史曾，里黄农而户怀葛，美哉何风之隆欤？齿及有馀慕焉。而或者饰嫫母为女取娃，绘 夫为贲育，则其亻真已甚，岂惟秽史挂人颊，抑虞阴祸流后裔也。余自居穷巷，羹藜衣褐，俯仰泰然。即当事之旌旄偶及，无以为畀告具。忽有币聘及门，则泾邑侯王公，俨然以修志请。少未知学，老益健忘，曷敢承命？既念水西土 坫，蔚为东南邹鲁，姚江诸弟子绪余倘尚有存焉者乎？桃花流水，其摇我心旌久矣。乃今得假途以游宁，不适愿，遂欣然命驾至。则邑侯遴邑之博雅能文者，偕余定义例、分条目，每一脱稿，辄与邑侯往复商榷，复上之郡大夫宋公核实而论定焉。余与邑人素不习，内无所营，外无所徇，稽诸旧志，删繁订伪，今所可徵，又黜穿凿，屏鄙倍，汰粉饰，祛凡陋，其得登诸简者，盖斤斤齿斤齿斤焉，是不亦严乎哉？而岂其严乎哉，百年来非甚远也，乃或求其故实而杳然，甚或举其名而莫知对，旁搜博访，幸稍稍得之而十一二耳。儒林之席，吾见可芟，弗敢增也。顾文启济甫诸君子，夫非东廓诸公支子乎？阐幽及之，由是上溯而高山之仰在焉。余东林裔也，瓣香有属矣。虽然东林、水西发源异，而归墟一也。复社非东林之后劲乎？三峰、慎五诸君，响臻景附以辏虎邱之会，当时执牛耳者何人？观载书名籍而知诸君，固一时才士选也。今兹登文苑者，则犹其中驷乎，而岂仅才士已乎？夫且有奋蛙怒而张螳臂，礻任钅尊镦而饴斧钅质者，固圣代之顽民也。雪度死，宣子遁，明史且笔而传之，而复奚讳乎？亲民之吏，岂徒刀笔筐箧是务？巅泉以进赤石懋明诸君子一下车而总总者皆其子，其绸缪于未雨者既周，而又因时补救之；或将杀于岁而卒，生于父母，斯非吏斯土者南指乎？蠲赈既有纪，而于碑循绩，胪义民，言荒政特详，谓是民之命而吏之职也。徙河之策，言重词复，揽势者有殷忧焉。凡此皆邑侯志也。若夫贞妇之尔见缕，不弗词乎？诸途之纷沓，宁措意乎？是不亦宽乎哉？而岂其宽乎哉，夫岂无哆口妄谈，而弗顾正史，峙其前失则门音，又岂无曲意工媚，而不恤清议，绳其后失则滥，二者均讥滥为尤甚，兹庶几其无滥矣乎。始事于壬申十月，今岁五月书成，方将隐余名，遑敢序？而诸君固以请，意者欲俾执其咎而无所辞也。余闻之，有为彰德志者名宿也，高阳王也，误为人世共非议，一字之误名遂大颓。余不竞名，即非议或不免，亦不辞。要之，知我罪我，则亦有公论存。余恶乎辞诸，余恶乎辞诸。
（作者江苏武进人，曾诰封中宪大夫，任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
清嘉庆《泾县志》序 洪亮吉
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奇《朝邑志》等是也。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材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伪以传伪，误中复误，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也。间尝与友生言之，凡一方志乘，有唐宋以来舆地图经可依据者，类皆登采严而叙致核。夫宋敏求《长安志》、《洛阳志》何以善？以《三辅黄图》、《三辅旧事》、《洛阳宫殿簿》、《西京记》、《洛阳记》，以迄唐韦述《两京记》、《两京道里记》等导其先也。范成大《吴郡志》何以亦善？以《吴越春秋》、《吴会记》、张勃《吴地志》导其先也。然则前志之善者非后志之所当奉行不失乎。泾县在宋嘉定中，有本县令濡须王木永所撰志十三卷，今虽不传，而明宣德、成化、嘉靖三志间引之，亦尚十得二三；其条理之详，搜采之允，迥非后来者所能及，是以悉录入焉。又念此县为秦汉所建，地大物博，山则陵阳盖山；水则南江分江故道皆汇于此。人物则汉楚王英之所徙也，丁鸿之所封也，孙桓王太史子义之所屯驻也，锺桓两内史之所城守也。其岩壑清峭，道里深邃，实为东南诸县之冠。而钱郑二志，并修于乾隆十八年，有失之略者，有失之凿者；今于其略者补之，凿者扌求正之，馀则悉仍其旧。惟于水道故城之类，则视旧志较详焉。凡阅二岁书成，共析为三十二卷。盖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庶乎可继踵前修不诬来者矣。至其不敢蹈苟简滥收二弊者，实此方士大夫编校得人之力。时官于此而为主修者为丹徒鲁子山太守，宣化李梅岩大令。于懿行、文苑诸门，虽采择微广，要不失乎善善从长之意；亦庶几晋常琚之志士女，挚虞之撰流别比乎？夫甄陶风俗，官是方者之责也。搜采幽隐，详求遗佚，又此方士君子之责也。然则余虽学业无似，幸与诸君子共襄此役，或藉可以无大过乎。（嘉庆十一年仲秋撰）（作者江苏阳湖人，乾隆庚戌科一甲二名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
道光《泾县续志》序 阮文藻
阮子将序续志之成，客有促席前告者，曰：“志不可以滥也同于史，往者钱志失之略，郑志失之凿，洪志虽不蹈二者之弊，而登采则未免滥焉。今且沿袭其旧，毋乃不足以训来兹信后世乎？盍严核而去诸。”阮子曰：“客胡为信史而疑志也？余自束发授史传迄今垂二十余年，往往见其附会不一，传闻互异；或因子孙之闻达而讳其祖父之过举，或据疑似之形迹而定其生平之罪案，千百年疑以传疑迄无定论，史之不可信也尚如此，又何论乎邑志。且夫志称 （注：同美）而不称恶者，第以垂劝耳。人惟存此好名之心，始可引而进于善，若并此心而无之，又何所顾忌而不为？故君子乐成人美，恒宽予之，以坚其为善之志。今以为滥而举众口争传之事，欲概从而芟之，则甚非所以激劝人心之意也。泾邑，故文献地，名臣硕儒相望简册。自洪志修后至今又二十余年，比以大府檄修通志，乃币礼邑人士，相与采辑近事，汇为一册，以备采择；而邑之续志，亦藉以告成焉。以余为邑长于斯方，且疲精神于簿书讼狱之繁，又何暇与二、三君子徵文考献，以期必信其，所以往来商榷而不惮烦；第不敢使二十余年来忠臣义士、孝子贞媛，就于湮灭不彰，庶几慰幽魂毅魄于泉壤，守土者幸告无过也。其有著述繁富，列于文苑；义问昭彰，载入懿行；虽采录稍广，亦善善从长之意云尔。至于疆域之沿革，风俗之淳厚，赋役之常经，具详洪志，毋庸重叙，故名曰续志。昔张氵昊续《会稽志》，而于施宿所撰为订补其讹阙，至郑瑶续《严州志》，则一遵其体例，而于物产外增入瑞产一门，乡饮外增入乡会一门。今所续三十余条，率皆根据原志，未尝出以己意，妄为变增，亦可谓继踵前修，永垂后训者矣。如曰必其谨严同于良史，则官非南董义殊笔削，一任数十年后，疑之信之，非余所敢知也。（道光五年孟秋撰）（作者江西安福人，进士，时任本县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