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代，随宣纸生产和蚕丝业的兴起与发展，泾县城乡商肆已臻兴盛。咸通中，李频、张乔咏《送许棠还泾邑》诗，有“绕廓看秧插，寻街听茧缫”，“夜火山头市，春江树杪船”之句，市井之盛可见一斑。南宋初，井邑犹盛，批发商旅，往来如织，县于繁华处设商场，委官置局(先后设税课局、酒税务、盐务厅)收取商税。绍熙年间大水，井邑凋残，商业衰萎。嘉定中，县治徙迁。元至元间迁敬天坊(即今之城北)。明洪武初，市井仍甚萧条。成化始，全县手工业、商业日趋茂盛，除县治商市，并有18市镇。正德始，筑城造街，铺店栉比，舟车辏集。商贾远出他境，嬴走四方。一时“泾县纸”(宣纸)驰名全国，产销两旺，促进了泾县商业发展。及至清代乾(隆)嘉(庆)间，县城商业繁荣。本县土特名产纸、丝、茶、麻源源外销，东及日本，南达南洋；苏、浙、闽、粤商品不断输入。咸丰中，太平天国军与清军争战于县境城乡达１０年之久，商业元气大损。同治后逐渐恢复。清末与民国初，全县城乡商业又呈繁荣。全县年输出货物(宣纸、丝、茶、麻等)约200余万银(元)，输入货物300余万银(元)。全县较具规模的商镇，县城之外有马头、赤滩、榔桥、溪头、章渡、茂林、水东(今陈村)、万村、厚岸、孤峰等10个集镇，商店有2000家，京广百货，南北土杂，零售批发，市场活跃。此外，外出经商者足迹已遍及18行省，宁、沪、苏、浙、赣、鄂、湘、粤及沿江各地商埠，均有泾商开设宣纸栈、发行所，丝、茶行、烟行、竹木行乃至盐号、钱庄、典当各种行业，且不乏发迹，转而兴办纱厂、面粉厂等民族工业者，形成“泾帮”商系。故有“无徽不成商，无泾不成镇”之说。学者胡朴安撰《泾县乡土记》云：泾人在外经商者约计比居本邑经商者多三分之二，是泾邑商界特色也。民国20年《安徽第九区风土志略》载：泾人长于经商，京(南京)、镇(江)、沪、汉(汉口)诸大埠，无不有“泾帮”之称。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泾县地处抗战前沿，全县商业一蹶不振。胜利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全县商业愈见萧条。至解放前夕，全县商店歇业倒闭近半。
新中国建立后，县人民政府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建立国营商业企业和集体性质的供销合作商业企业，同时扶持发展私营个体商业。随着全县工农业生产发展，城乡市场日趋繁荣。1951年，全县先后建立中粮油脂、盐业、煤建、百货、花纱布、土产等国营商业企业6个和县、区供销合作社11个，登记发证私营商店724户，个体摊贩344人。1956年，全县国营和集体商业企业发展到42处，有1239个私营商业企业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组成合作店、合作小组，设340余处门市部，有部分公私合营转为国营商业企业。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由1950年的122万元上升到1280万元。此后，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贸渠道单一。“文化大革命”又给经济发展带来破坏，全县商业经济萎缩，至１９7６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一直徘徊在2000万元以下。1978年上升为4803万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改革商业体制和转换经营机制，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发展商业，城乡市场空前活跃。1987年，全县有国营商业153个，集体商业695个(其中供销合作社487个)，个体有证商贩2400人，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3256万元，为1950年的10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