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渠道
清代以前,宣纸主要在国内市场销售,部分作为贡品，供朝廷和地方官吏作书画、文书档案之用; 在民间除用于书画外，多为修宗谱、印藏佛道经文、裱托、信笺等所需。清及民国间，出口日本、东南亚各地，出口量逐有增加。
国内市场以上海、苏州、浙江、南京、汉口等地为主。据民国25年(1916)统计,上海全年约销3000～4000件;苏州700～800件;汉口400～500件;南京200～300件。此外、北京（荣宝斋是销售大户）、广州、芜湖、天津等城市亦有一定的销售市场。清末至民国期间,泾县4０多家宣纸棚户有28家分别在沪、苏、汉、宁、芜等地设立纸栈、发行所、纸店，专事销售业务。上海是宣纸对国内外销售的枢纽，苏州是黄宣的主销地，芜湖是转运销售的集散地。各纸厂和发行所均以批发为主,成批向外销售。零售业务由当地派经营。未在外地设栈的棚户,委托他栈代为推销,付给手续费。为推广销路,各栈均有联系业务的专职人员(旧称“跑街”)。此外,尚有往来于主客户之间的“掮客”(不属于某一家的“跑街”)，在纸栈所在城市成批或零星推销宣纸以谋生。
宣纸业兴盛时,各棚户产品均有较固定的销售对象(俗称“老主顾”)。外销产品以薄型为主、销售对象以日本、东南亚各国及港澳地区为大宗,欧美各国次之。国内以净皮棉料、黄宣为主。
为探索国外宣纸销售市场,汲取国外造纸技术,清末及民国期间小岭宣纸业主曹廷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去日本考察工、农、商业，期间曾广泛宣传宣纸。继后有曹恒如于宣统二年(1910)、曹鉴圆于民国7年(1918)、曹栋丞于民国14年、曹秀峰于民国20年、曹克信于民国22年先后去日本考察，扩展了宣纸在日本的销路,并学习造纸新法作参考借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人罹难,题书作画,修谱,藏经等文化活动基本停止，宣纸销量锐减，各商埠纸栈相继停业。为开拓销售新渠道,各厂家开始恢复加工宣生产投放市场，以适应水笔书写和装潢裱托之用。同时开辟后方销售市场,用人、畜力运宣纸至屯溪,然后汽车运输至湘、赣、渝、蓉等地销售。
建国初期,仅有少数几家棚户生产宣纸,销路不畅,产品积压。1953年6月,泾县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组织“工农业物资交流会”,宣纸产品受到来自皖 南、皖北各县市以及南京等地商界代表欢迎。并开始建立业务往来,产品逐步行销到京、津、沪、宁、苏州、武汉等地,出现产销两旺的新局面。
1954年,宣纸业实行公私合营后,产销纳入国家计划。北京荣宝斋成为主要销售对象,同时行销上海、西安、重庆、武汉、广州、南京等城市。黄宣销售仍以苏、杭二州为主。
1957年始,宣纸销售由国家商业部统一包销,实行计划供应,具体业务由县供销总社（后归土产公司)办理,外销任务由出口业务部门下达任务。这一包销形式直到1968年终止。1969年起,中央轻工业部、商业部将年度生产和销售计划下达到厂,原来产、销不能直接见面和信息不通状况得到改变。
1984年12月,泾县成立“中国宣纸公司。”从此,部分宣纸归公司统一销售,部分产品厂方自行经营,乡镇企业宣纸厂家产品都自产自销。
建国后,宣纸用途除书画,印刷,装裱外,已跨越文化领域,在工业生产中广为应用于过滤,吸墨等方面。熟宣加工、制作册页成为时新畅销货。改革开放后,宣纸出口量增加,大部通过广州、深圳等港口运往港澳地区、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销售。
二、价格
民国初期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宣纸销售价格由宣纸同业公会成员共同集议，根据市场供需状况、成本、产量，议定各种规格普通销价，并报县商会备案。各棚户按不同质量产品，参照普通销价，自计零售、批发略有差异的销价，并有５～１０％左右的上下浮动，各厂之间亦互为制约。这一时期，除少数年份因兵火灾害造成滞销，价格下降，正常年份稳中有升。抗战爆发后，京沪、宁、苏等地相继沦陷，原来的国内外宣纸销路险阻滞，造成有贷无市，同时整个社会物资紧缺，物价上涨，以致宣纸生产急趋衰落，宣纸价格虽调整上涨，但实际造成明升暗降。抗战胜利后，通货澎胀，物价飞涨，宣纸价格随之波动，导致厂家亏损严重，生产难以为继。
建国初，宣纸价格由县工商联合会和税务部门核定。１９５３年后，宣纸生产纳入国家经济轨道，价格由计划委员会物价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分别定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３种。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１９８４年始，企业有自主权，宣纸价格由厂家视产、供、销及成本制订，报物价管理部门审核。各厂之间产品销售价格各不相同。
宣纸价格表(一)
民国元年民国20年

宣纸价格表（二）

宣纸价格表（三）
续表８—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