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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审判
(一)审判机构
自建县以来，历代都是知县坐堂审案，县衙内设有刑房，由书吏主管，另设行杖、皂隶、马步快，统称“三班”，协同典史，书吏执掌缉拿、审理、拘禁案犯等工作。
清宣统元年(1909年)建平县设初等审判厅，隶属第二地方审判厅管辖。宣统三年(1911年)建平县成立民政长公署，取代知县正堂，初等审判厅停止审判。民国元年(1912年)7月29日，建平县民政长公署内设司法科，民政长兼理司法。民国2年(1913年)，建平县民政长公署改为县知事公署，设军法科，知事兼理，增设审检所，行使检察权。民国4年(1915年)，县知事兼理司法。民国8年(1919年)，郎溪县公署设立司法科。民国16年(1927年)，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由县长兼理司法。民国18年(1929年)郎溪县政府司法科改为司法公署，办理审判、检察事务。民国21年(1932年)，郎溪县司法公署改为司法处。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军侵入，县政府迁往姚村，设立司法室，同时增设军法处。民国27年(1938年)，设司法科，科长1人、书记员1人、录事3人。民国28年(1939年)3月，安徽省高等法院成立，下设4个分院，郎溪属设在泾县的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高三分院受理二审案件。民国28年6月1日设司法承审员，同时设军法承审员。民国29年至32年(1940～1943年)，由县长兼军法官，兼理一般诉讼案件。抗日战争胜利后，县政府迁回县城，恢复司法处。民国36年(1947年)设军法科，设军法承审员、军法书记。
郎溪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设立民法科。受理一般案件，重大案件上交宣城地区法院和军分区军法处审理。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彻底镇压反革命，保障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1951年11月成立郎溪县人民法庭，审判长由公安局长和民法科长兼任，负责审判工作。地址腊梅巷。1951年1月成立郎溪县人民法院，地址凤凰墩。1952年由凤凰墩迁至戴家村，院长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维岳兼任，配备审判员、书记员、法警共10人。1954年至1956年先后两次成立在城、飞鲤、梅渚、十字普选法庭，并在基层设有审判站，巡回审理普选 中发生的案件。1955年县法院迁至凤凰墩西侧郎步路8—11号。1955年6月，设立十字人民法庭，审理水鸣、姚村、飞鲤地区案件，1957年撤销。1959年6月，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划归安徽省，同年，成立郎溪县白茅岭人民法庭。1962年白茅岭农场划归上海市，郎溪县白茅岭人民法庭随之撤销。1963年7月县法院成立审判委员会。1963年设立梅渚人民法庭，审理梅渚、定埠、凌笪、岗南、下湖等公社的案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检法”机关被冲击，停止工作，各类案件由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下设的审判组受理。1968年梅渚人民法庭停止办公。 1973年6月恢复县人民法院，梅渚、十字人民法庭也随之恢复。1979年从县有关单位抽调一批人员充实审判队伍。1980年5月设立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1982年2月25日设立经济审判庭。1987年9月，法院迁至城关镇中港路95号新建检法办公大楼。
附：汪伪司法机构
民国32年(1943年)郎溪沦陷，汪伪郎溪县自治委员会设司法科。次年自治委员会改为汪伪县政府，5月1日改为县长兼理司法，设司法承审员、书记员、检验员、法警共11人。日本侵略军派人参与审判，被告人无上诉权。
(二)审判制度
民国以前，司法与行政合一，审判权由知县独揽。民国初年仍由县知事执掌，知事兼理司法。国民政府成立后，依据《六法全书》进行审判。一般刑事案件由司法科或承审员审理。对政治案件则设立特别刑事法庭，主要审理“特种汇报会”提交的案件，秘密审理，严刑逼供。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法院忠于事实真相，服从法律制度。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同时实行巡回就地审理，将审判 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审判活动由审判员1人、陪审员两人组成合议庭，严格按程序进行审判，并实行上诉、复核、公审、回避、人民陪审、人民调解等制度，同时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与公安、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建国初期，反革命案件由县公安局逮捕起诉，人民法庭受理，办案程序实行调查与审讯相结合，核实罪证。死刑案件由县人民法庭初审后上报宣城区专员公署审查，由专员签发执行命令。普通刑事案件由法院直接受理。
反革命分子判决死刑的不准上诉，其他案件的判决，如被告不服，允许在十天内提出上诉。1951年9月，中央规定，凡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也一律不准上诉。
解放初期，在审判“土改”和“镇反”运动中的刑事案件时，曾临时邀请陪审员参加陪审。
1955年，依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在72个乡2个镇选举产生了人民陪审员74人。其中男性72人，女性2人；陪审员以兼职居多，其中兼职60人，专职14人。
1963年9月结合基层选举，选出了陪审员118名。1981年6月，司法局拟出《关于做好选举人民陪审员工作意见的报告》，县选举委员会转发了《报告》，结合基层选举，全县选出60名人民陪审员。其中，乡镇38名，县直机关18名，白茅岭农场、十字茶场各2名。
(三)刑事审判
县人民法院自1950年建立至1987年底，共审结各种刑事案件7500多件(不包括“镇反”案件)，涉及被告人7713人，罪大恶极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缓期执行；少数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多数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部分人交群众管制。
1950年底至1954年秋，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县法院和人民法庭(亦称土改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审判了大批反革命案件，同时为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稳定人民群众生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国家有关粮油统购统销、税收政策，审判了一批贪污、破坏统购统销、税收案件。为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及时审判破坏军婚和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案件。
1955年至1957年，为了保卫农业合作化运动，法院的工作重点仍是审判反革命案件，其次是对贪污、盗窃国家与集体资财的经济犯罪进行打击。并在山区、水上以及落后地区开展“镇反”清查工作。
1957年至1958年底，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当时审判力量不足，临时抽人参加审判，致使法定的审判制度简单化，办案草率，因而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
1959年至1961年，仍是以审判反革命案件为中心，以及审判盗窃、抢劫、致死人命等案件。
1962年至1965年，贯彻中央关于“盗案受理从严”的方针，重点是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反、坏分子和杀人、纵火、抢劫、投机倒把等犯罪。审判的原则是“现行从严，历史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少杀，少捕，长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法院工作停顿。1968年3月，由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行使审判权，法定的审判制度和程序被取消。
1973年3月，法院体制恢复后，根据当时社会治安的实际情况，把打击反革命、重大刑事犯罪和破坏“上山下乡”为重点。执行“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1974年至1976年，审判工作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这一时期，青少年犯罪率明显上升，流氓、强奸案件突出。这类案件占刑事案件的55.2%，农民犯罪占40%。根据“捕判要少，声势要大，效果要好”的要求，一般采取分片召开公判大会的办法，以扩大法制宣传。
1977年至1979年，县司法工作主要是拨乱反正，端正审判作风。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颁布后，刑事审判工作有法可依，严格按照实体法和审判程序法办案。
1980年，国家各项法律、条例、法规、规章等中央和地方性文件相继颁布，法制建设逐步加强。1981年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1983年开始，按照中央部署，以三年为限，进行三个战役，集中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斗争。当时抢劫、盗窃、流氓、强奸发案率高，青少年犯罪比率增大，其中共同犯罪较为突出。
1983年9月29日，为配合“严打”斗争，震慑刑事犯罪分子，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对故意杀人犯张王明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判处10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年12月31日，再次召开公判大会，对流氓团伙头子邹芳明、奸淫幼女的李大有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判处死缓1人、无期徒刑3人、有期徒刑10年的13人，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
1984年和1985年两年，抓紧审判“严打”战役中的案件，严格依法办案。1986年至1987年的刑事审判，继续贯彻“从重从快”的方针。经过“严打”的三大战役后，刑事发案率有所降低。
县人民法院依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自1956年以来，对已判的各类刑事案件中的一些冤错案件，进行了复查和纠正。1956年1月对1953年至1955年的刑事案件进行复查，纠正和改判了刑事案件20件。1957年5月，县法院又组织力量对1955年1月至1956年2月一年来所审理的189件刑事案件进行复查。复查结果是原判正确的占总数的92.5%，量刑上畸轻畸重的占7.5%，分别依法予以改正。未发现错案。
1962年4月，县委成立“三清”工作领导组，下设案件复查办公室，从公、检、法和有关单位抽调12名干部，在办公室统一安排下，自7月至12月底，对1957年以来所审判的刑事案件中的471件(被告507人)进行了复查。
1979年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案件进行清理，纠正了冤、错案203件。被涉及的203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并协同有关部门予以安排，落实政策，对生活上有困难者给予补助。
1980年至1981年，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历史老案338件。对其中的47件冤错案进行了纠正，为61人落实了政策。
1959年9月下旬，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县法院对在押的罪犯进行了审查，对确有改恶从善的罪犯潘仕林等39人报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发出了特赦通知书。
(四)民事审判
县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贯彻执行“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着重调解，就地解决”的方针。调解民间纷争，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为便于人民群众起诉，人民法院审理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采取巡回审理的简易程序，审判人员携卷下乡，把审判法庭设在田间、村口，借以宣传法制，教育群众。
在审理婚姻案件时，坚持依法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恶习。紧紧把握“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这一法定条件，判决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在审理财产权益案件时，依法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对继承案件的处理，本着维护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照顾妇女、老人和未成年子女以及缺乏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人继承权的原则，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维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案件中的婚姻案件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始终居于首位。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县法院审理婚姻案件，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等政策，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当1950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一些受害妇女纷纷具状，请求法院为其作主。这一时期年收案率均在300余件，其中1951年高达350余件。这是婚姻案件的第一个高峰期。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多数家庭生活极度困难，男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妇女在家难以维持家人和子女的生存，不少家庭解体。当时婚姻案件平均年收案在200件左右。1961年婚姻案件竟占民事案件的90%。
1965年至1966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因家庭出身及政治原因而引起的婚姻案件增多。两年民事案件收案193件，其中婚姻案件就有135件。
1969年4月1日，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与公检法军管组联合通知，自文到之日起，民事案件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办理。自此直到1979年，大部分民事案件便由各乡镇革命委员会直接办理。
1980年9月，国家颁布了第二部《婚姻法》。由于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一时期婚姻案件仍跃居民事案件之首。从1980年至1987年，审理结案的民事案件共1069件，其中：婚姻案件647件，加上赡养、抚养等相关案件66件，共达713件，占同期结案的66.7%。
1982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以后，民事案件收案范围大为增加，诸如承包、租赁、联营等合同纠纷，承揽加工、技术转让、追索劳动报酬的诉讼以及宅基、土地、乡邻关系等民间纠葛逐渐增多。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债务纠纷也大幅度上升。因此，民事审判工作的任务一直是十分繁重的。
1983年至1987年共审理结案的各种民事案件766件，其中婚姻案件457件，占结案总数的59.6%；赡养29件，抚养21件，继承7件，债务34件，赔偿86件，财物纠纷7件，其他56件。债务等经济方面的案件共127件，占结案总数的16.6%。
(五)经济审判
县法院于1982年2月开始筹建经济审判庭。1984年正式启用公章，受理经济纠纷案件。改革开放以来，县法院不断加强经济案件的审判工作，凡属收案范围内的经济案件及时予以受理。对于那些诉讼标的数额较大、拖欠时间长、影响企业生存的案件，集中力量，快审快结，必要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坚决执行。
自经济审判庭建立至1987年，共办理经济纠纷案件67件，其中：购销合同纠纷19件，拖欠货款和借款合同纠纷13件，农村承包经营合同纠纷8件，其他各类纠纷27件，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90多万元。
(六)诉讼信访接待
1953年县法院设立接待室，派专人处理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并接收各类诉状，解答有关法律、政策问题。1953年至1956年处理人民来信100多件，接待来访200多人。1957年处理人民来信227件，接待来访73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1973年法院重建，信访接待工作恢复正常，除专人接待外，院长和庭长轮流值日接待来访者和处理来信，做到案案有着落，件件有答复。县法院接待室的建立，使公民、法人投诉有门，有冤可伸，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1979年至1987年共处理人民来信3303件，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共8377人次。
县法院接待室1979～1987年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情况统计表
(表25-1)
自建县以来，历代都是知县坐堂审案，县衙内设有刑房，由书吏主管，另设行杖、皂隶、马步快，统称“三班”，协同典史，书吏执掌缉拿、审理、拘禁案犯等工作。
清宣统元年(1909年)建平县设初等审判厅，隶属第二地方审判厅管辖。宣统三年(1911年)建平县成立民政长公署，取代知县正堂，初等审判厅停止审判。民国元年(1912年)7月29日，建平县民政长公署内设司法科，民政长兼理司法。民国2年(1913年)，建平县民政长公署改为县知事公署，设军法科，知事兼理，增设审检所，行使检察权。民国4年(1915年)，县知事兼理司法。民国8年(1919年)，郎溪县公署设立司法科。民国16年(1927年)，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由县长兼理司法。民国18年(1929年)郎溪县政府司法科改为司法公署，办理审判、检察事务。民国21年(1932年)，郎溪县司法公署改为司法处。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军侵入，县政府迁往姚村，设立司法室，同时增设军法处。民国27年(1938年)，设司法科，科长1人、书记员1人、录事3人。民国28年(1939年)3月，安徽省高等法院成立，下设4个分院，郎溪属设在泾县的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高三分院受理二审案件。民国28年6月1日设司法承审员，同时设军法承审员。民国29年至32年(1940～1943年)，由县长兼军法官，兼理一般诉讼案件。抗日战争胜利后，县政府迁回县城，恢复司法处。民国36年(1947年)设军法科，设军法承审员、军法书记。
郎溪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设立民法科。受理一般案件，重大案件上交宣城地区法院和军分区军法处审理。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彻底镇压反革命，保障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1951年11月成立郎溪县人民法庭，审判长由公安局长和民法科长兼任，负责审判工作。地址腊梅巷。1951年1月成立郎溪县人民法院，地址凤凰墩。1952年由凤凰墩迁至戴家村，院长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维岳兼任，配备审判员、书记员、法警共10人。1954年至1956年先后两次成立在城、飞鲤、梅渚、十字普选法庭，并在基层设有审判站，巡回审理普选 中发生的案件。1955年县法院迁至凤凰墩西侧郎步路8—11号。1955年6月，设立十字人民法庭，审理水鸣、姚村、飞鲤地区案件，1957年撤销。1959年6月，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划归安徽省，同年，成立郎溪县白茅岭人民法庭。1962年白茅岭农场划归上海市，郎溪县白茅岭人民法庭随之撤销。1963年7月县法院成立审判委员会。1963年设立梅渚人民法庭，审理梅渚、定埠、凌笪、岗南、下湖等公社的案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检法”机关被冲击，停止工作，各类案件由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下设的审判组受理。1968年梅渚人民法庭停止办公。 1973年6月恢复县人民法院，梅渚、十字人民法庭也随之恢复。1979年从县有关单位抽调一批人员充实审判队伍。1980年5月设立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1982年2月25日设立经济审判庭。1987年9月，法院迁至城关镇中港路95号新建检法办公大楼。
附：汪伪司法机构
民国32年(1943年)郎溪沦陷，汪伪郎溪县自治委员会设司法科。次年自治委员会改为汪伪县政府，5月1日改为县长兼理司法，设司法承审员、书记员、检验员、法警共11人。日本侵略军派人参与审判，被告人无上诉权。
(二)审判制度
民国以前，司法与行政合一，审判权由知县独揽。民国初年仍由县知事执掌，知事兼理司法。国民政府成立后，依据《六法全书》进行审判。一般刑事案件由司法科或承审员审理。对政治案件则设立特别刑事法庭，主要审理“特种汇报会”提交的案件，秘密审理，严刑逼供。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法院忠于事实真相，服从法律制度。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同时实行巡回就地审理，将审判 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审判活动由审判员1人、陪审员两人组成合议庭，严格按程序进行审判，并实行上诉、复核、公审、回避、人民陪审、人民调解等制度，同时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与公安、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建国初期，反革命案件由县公安局逮捕起诉，人民法庭受理，办案程序实行调查与审讯相结合，核实罪证。死刑案件由县人民法庭初审后上报宣城区专员公署审查，由专员签发执行命令。普通刑事案件由法院直接受理。
反革命分子判决死刑的不准上诉，其他案件的判决，如被告不服，允许在十天内提出上诉。1951年9月，中央规定，凡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也一律不准上诉。
解放初期，在审判“土改”和“镇反”运动中的刑事案件时，曾临时邀请陪审员参加陪审。
1955年，依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在72个乡2个镇选举产生了人民陪审员74人。其中男性72人，女性2人；陪审员以兼职居多，其中兼职60人，专职14人。
1963年9月结合基层选举，选出了陪审员118名。1981年6月，司法局拟出《关于做好选举人民陪审员工作意见的报告》，县选举委员会转发了《报告》，结合基层选举，全县选出60名人民陪审员。其中，乡镇38名，县直机关18名，白茅岭农场、十字茶场各2名。
(三)刑事审判
县人民法院自1950年建立至1987年底，共审结各种刑事案件7500多件(不包括“镇反”案件)，涉及被告人7713人，罪大恶极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缓期执行；少数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多数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部分人交群众管制。
1950年底至1954年秋，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县法院和人民法庭(亦称土改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审判了大批反革命案件，同时为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稳定人民群众生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国家有关粮油统购统销、税收政策，审判了一批贪污、破坏统购统销、税收案件。为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及时审判破坏军婚和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案件。
1955年至1957年，为了保卫农业合作化运动，法院的工作重点仍是审判反革命案件，其次是对贪污、盗窃国家与集体资财的经济犯罪进行打击。并在山区、水上以及落后地区开展“镇反”清查工作。
1957年至1958年底，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当时审判力量不足，临时抽人参加审判，致使法定的审判制度简单化，办案草率，因而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
1959年至1961年，仍是以审判反革命案件为中心，以及审判盗窃、抢劫、致死人命等案件。
1962年至1965年，贯彻中央关于“盗案受理从严”的方针，重点是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反、坏分子和杀人、纵火、抢劫、投机倒把等犯罪。审判的原则是“现行从严，历史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少杀，少捕，长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法院工作停顿。1968年3月，由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行使审判权，法定的审判制度和程序被取消。
1973年3月，法院体制恢复后，根据当时社会治安的实际情况，把打击反革命、重大刑事犯罪和破坏“上山下乡”为重点。执行“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1974年至1976年，审判工作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这一时期，青少年犯罪率明显上升，流氓、强奸案件突出。这类案件占刑事案件的55.2%，农民犯罪占40%。根据“捕判要少，声势要大，效果要好”的要求，一般采取分片召开公判大会的办法，以扩大法制宣传。
1977年至1979年，县司法工作主要是拨乱反正，端正审判作风。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颁布后，刑事审判工作有法可依，严格按照实体法和审判程序法办案。
1980年，国家各项法律、条例、法规、规章等中央和地方性文件相继颁布，法制建设逐步加强。1981年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1983年开始，按照中央部署，以三年为限，进行三个战役，集中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斗争。当时抢劫、盗窃、流氓、强奸发案率高，青少年犯罪比率增大，其中共同犯罪较为突出。
1983年9月29日，为配合“严打”斗争，震慑刑事犯罪分子，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对故意杀人犯张王明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判处10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年12月31日，再次召开公判大会，对流氓团伙头子邹芳明、奸淫幼女的李大有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判处死缓1人、无期徒刑3人、有期徒刑10年的13人，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
1984年和1985年两年，抓紧审判“严打”战役中的案件，严格依法办案。1986年至1987年的刑事审判，继续贯彻“从重从快”的方针。经过“严打”的三大战役后，刑事发案率有所降低。
县人民法院依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自1956年以来，对已判的各类刑事案件中的一些冤错案件，进行了复查和纠正。1956年1月对1953年至1955年的刑事案件进行复查，纠正和改判了刑事案件20件。1957年5月，县法院又组织力量对1955年1月至1956年2月一年来所审理的189件刑事案件进行复查。复查结果是原判正确的占总数的92.5%，量刑上畸轻畸重的占7.5%，分别依法予以改正。未发现错案。
1962年4月，县委成立“三清”工作领导组，下设案件复查办公室，从公、检、法和有关单位抽调12名干部，在办公室统一安排下，自7月至12月底，对1957年以来所审判的刑事案件中的471件(被告507人)进行了复查。
1979年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案件进行清理，纠正了冤、错案203件。被涉及的203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并协同有关部门予以安排，落实政策，对生活上有困难者给予补助。
1980年至1981年，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历史老案338件。对其中的47件冤错案进行了纠正，为61人落实了政策。
1959年9月下旬，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县法院对在押的罪犯进行了审查，对确有改恶从善的罪犯潘仕林等39人报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发出了特赦通知书。
(四)民事审判
县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贯彻执行“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着重调解，就地解决”的方针。调解民间纷争，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为便于人民群众起诉，人民法院审理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采取巡回审理的简易程序，审判人员携卷下乡，把审判法庭设在田间、村口，借以宣传法制，教育群众。
在审理婚姻案件时，坚持依法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恶习。紧紧把握“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这一法定条件，判决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在审理财产权益案件时，依法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对继承案件的处理，本着维护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照顾妇女、老人和未成年子女以及缺乏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人继承权的原则，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维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案件中的婚姻案件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始终居于首位。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县法院审理婚姻案件，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等政策，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当1950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一些受害妇女纷纷具状，请求法院为其作主。这一时期年收案率均在300余件，其中1951年高达350余件。这是婚姻案件的第一个高峰期。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多数家庭生活极度困难，男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妇女在家难以维持家人和子女的生存，不少家庭解体。当时婚姻案件平均年收案在200件左右。1961年婚姻案件竟占民事案件的90%。
1965年至1966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因家庭出身及政治原因而引起的婚姻案件增多。两年民事案件收案193件，其中婚姻案件就有135件。
1969年4月1日，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与公检法军管组联合通知，自文到之日起，民事案件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办理。自此直到1979年，大部分民事案件便由各乡镇革命委员会直接办理。
1980年9月，国家颁布了第二部《婚姻法》。由于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一时期婚姻案件仍跃居民事案件之首。从1980年至1987年，审理结案的民事案件共1069件，其中：婚姻案件647件，加上赡养、抚养等相关案件66件，共达713件，占同期结案的66.7%。
1982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以后，民事案件收案范围大为增加，诸如承包、租赁、联营等合同纠纷，承揽加工、技术转让、追索劳动报酬的诉讼以及宅基、土地、乡邻关系等民间纠葛逐渐增多。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债务纠纷也大幅度上升。因此，民事审判工作的任务一直是十分繁重的。
1983年至1987年共审理结案的各种民事案件766件，其中婚姻案件457件，占结案总数的59.6%；赡养29件，抚养21件，继承7件，债务34件，赔偿86件，财物纠纷7件，其他56件。债务等经济方面的案件共127件，占结案总数的16.6%。
(五)经济审判
县法院于1982年2月开始筹建经济审判庭。1984年正式启用公章，受理经济纠纷案件。改革开放以来，县法院不断加强经济案件的审判工作，凡属收案范围内的经济案件及时予以受理。对于那些诉讼标的数额较大、拖欠时间长、影响企业生存的案件，集中力量，快审快结，必要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坚决执行。
自经济审判庭建立至1987年，共办理经济纠纷案件67件，其中：购销合同纠纷19件，拖欠货款和借款合同纠纷13件，农村承包经营合同纠纷8件，其他各类纠纷27件，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90多万元。
(六)诉讼信访接待
1953年县法院设立接待室，派专人处理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并接收各类诉状，解答有关法律、政策问题。1953年至1956年处理人民来信100多件，接待来访200多人。1957年处理人民来信227件，接待来访73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1973年法院重建，信访接待工作恢复正常，除专人接待外，院长和庭长轮流值日接待来访者和处理来信，做到案案有着落，件件有答复。县法院接待室的建立，使公民、法人投诉有门，有冤可伸，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1979年至1987年共处理人民来信3303件，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共8377人次。
县法院接待室1979～1987年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情况统计表
(表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