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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救济
(一)灾情救济
一、水旱灾救济
郎溪县有救荒的记载始于南宋，救荒的办法主要有3种：蠲免(免征、减征田赋)、赈恤(发银、粮救济)、煮赈(煮粥分散灾民)。州县志记载简单，寥寥数字，甚至无具体数字。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郎溪大水，令漕司发运江西、广东的粮食赈济。乾道九年(1173年)，五月大水，群众缺粮，停征田赋，赈恤。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广德军(包括建平县，下同)旱甚，民艰食，赈恤。淳熙三年(1176年)，广德军大水，建平尤甚，赈恤。淳熙七年(1180年)旱灾，广德军尤甚。动支国家储备粮赈济，同时缓征两年帛(丝织品)赋(田粮)。淳熙十年(1183年)，广德军旱，流落到淮郡的有万余人，免征，赈恤。
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三至五月90天未下雨。春旱不能播种，直至八月才下雨，又遭蝗虫为害，蠲免田赋。嘉定十一年(1218年)，秋冬不雨，蔬菜、麦类枯死。嘉定十六年(1223年)大水，均免征田赋，发粮赈恤。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蠲免银粮。
宋恭帝德礻右元年(1275年)，免征当年银粮。
元代兵戈连年，加上自然灾害，人民苦不堪言。当时的记载只书“广德路”，不言县。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大水，三月广德路饥，发粟赈之，免征钱粮，被灾全免，不被灾免十分之五。
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和大德二年(1298年)都发生水灾，广德路饥，发粮3万担赈济，“弛泽梁之禁”(允许打猎捕鱼)。大德六年(1302年)，大水，广德路饥，发粮25万担赈灾。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正月广德路饥，死者甚众，每户给米6斗，蠲免田赋。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夏，四月旱，发米9000担，减值赈粜。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正月饥。发粟赈之。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二年(1329年)，水灾，赈济。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饥，赈粮一月。
元惠宗至正十二年(1352年)赈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蠲免田赋一年。
当时蠲免田赋，只有地主豪富人家得益，而贫苦农民无田少地，得不到“恩泽”。赈济粮款，多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开厂施粥也难一饱，人民只有卖儿鬻女，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述一老翁卖儿鬻女的惨状时说：“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大旱，免广德州田租二年。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四月至十月不雨，大旱籽粒无收。草根树皮采食殆尽，野无青草。四年(1509年)春饥荒严重，人相食，夏大疫，死者万计，遗骸载道，民有尽室死者，河旁道侧，积尸如叠，蝇声彻于远近。秋天大水灌城，县城被淹月余。冬天冰坚地坼，禽兽草木皆冻死。监察御使刘溥巡按到县，尽仓库所有赈济灾民，煮粥施舍。收养弃儿，并命潘恒在城北买地为丛冢，掩埋死者。并蠲免田租之半。
明世宗嘉靖年间，屡遭旱灾，并夹以虫害，均有蠲恤、煮赈。嘉靖十四年(1535年)，大旱，夏秋不雨。蝗虫大作，食麦并害禾秧，州县发布告示：捕蝗一担，给谷二担。陈启龙诗云：“公余出郭聊停节，满目蝗蝻泪欲挥。”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大旱以后，蝗虫大起，麦、禾、竹、树俱尽，以后数年，屡发蝗害，统治者束手无策，斗米千钱，遗骸载道。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免征当年税粮十分之一、兵饷十分之四。十六年(1659年)，水灾，蠲免顺治十五年以前未完钱粮。
清康熙四年(1665年)，水灾，免征以前旧欠钱粮。十年(1671年)大旱，蠲免被灾田地钱粮。十一年(1672年)大水，停征九年以前未完钱粮，发粟分赈。十九年(1680年)，建平大旱，有虎伤人，免征钱粮。二十三年(1684年)大水，免征。三十二年(1693年)大旱，免征当年钱粮三分之一。四十七年(1708年)，秋，建平水灾，免征钱粮，煮赈四月。五十三年(1714年)，旱荒，免征银4520两，煮赈三月。
清雍正四年(1726年)年，秋，建平水灾，免征银1520两，煮赈五月。五年(1727年)免征银6570两，煮赈三月。八年(1730年)，建平西乡水，免征银6190两，赈恤，煮赈三月。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旱荒，蠲免银粮，发帑银(国库银)75600两赈济。四十年(1775年)，夏旱荒，赈银7000两。四十三年(1778年)，夏旱，免征。五十年(1785年)，自夏至秋不雨，斗米钱500文，民食草根树皮几尽。“溧阳交界山有土青白色，取和麦粉藉以救饥，俗呼‘观音粉’，食者或至闷死。”秋又蝗虫为害，所过寸草无遗。濮阳模《奇荒纪事诗》中云：“斗米四百文，中有五升水，水米亦难求，持钱空入市。市中何所有?橡子及糠秕。木皮百草根，种种皆供嘴。劝赈名救荒，大半皆肥己。东西两粥厂，日仅数斛米，清汤不疗饥，得者更无几!”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至七月不雨，斗米钱五千文。十九年(1814年)，自三月至十一月不雨，大旱。按受灾成数免征丁、漕粮、芦课。接济口粮，供给种子。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水灾，缓征钱粮，勘定成灾，按灾减免。
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至八月，瘟疫流行，积尸遍野，伤亡殆尽，全县人口只剩一万余人。二年(1863年)，两江总督拨赈恤银2000两。三年(1864年)，皖南茶厘局拨银3000两给农民买牛垦荒耕种，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建平县才领到银700多两。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大雨连旬，山洪暴发，圩塘冲塌，房屋淹倒，人畜漂没，缓征田亩漕粮。
民国20年(1931年)，淫雨经旬，河汛山洪暴发，狂风暴雨，益肆淫威，滔天浩渺，一望靡涯。近河居民，逃避不及，有全村数十家卷入河流者；有全家数口以绳相系随浪淹毙者。幸未淹死者或卷伏屋顶冀延一线之生，或猱升树巅以缓须臾之命。淹没田庐既已无算，而所有牲畜、禾稼、仓储粮草、杂物，悉数荡然无存。统计灾民11万人，占总人口75%。死亡220多人。受灾面积340平方公里，淹没农田197000亩，其他23000亩，财产损失90万元。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拨面粉1000袋(每袋25公斤)，发放棉衣7000套、稻种3500担、麦种400担，灾民收容所及施粥厂款共23098元，耕牛保护费19000元(以上均以银元计算)。
民国23年(1934年)大旱，5至9月不雨，塘堰干涸，禾苗枯死，籽草无收，赤地千里。树皮草根，采食殆尽，灾民不得已去吃“观音粉”。受灾田地287811亩，被灾人口112204人。安徽省政府拨赈济款4000元，赈粮米400担(斗担，下同)配发大米132担，平粜赈粮310担以及豆饼等代食品，供给购种款3000元，免征田赋6000担，梅渚绅士张德海、岑桂峰等人通过荣德胜向无锡红字会乞得救济面粉3200袋，(每袋25公斤)。梅渚盐栈、定埠厘卡各捐款1000元购粮赈灾(以上均以银元计算)。
民国27年(1938年)7月13日起连日大雨，山洪暴发，全县48圩只剩两圩未溃，日军扫荡，日机轰炸，人民困苦，不堪言状。县政府当局已自顾不暇，而过往军队逼索军粮急如星火，更无力救灾。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解放前夕，由于天灾人祸，圩堤年久失修，破坏几尽，塘坝都已圮败，农民频临绝境。1949年4月解放，5月份水灾，7月间又旱。县人民政府即拨发生产救灾款30000元，贷款2100元(均折成新人民币)救济灾民，堵口复堤，生产自救。
1950年春，组织民工修堤复圩，拨发大米9282211斤、杂粮75652斤以工代赈。生产救灾款103780元，贷款797元。1953年省拨救灾专款2.35万元，大米2.5万斤，由县拨给区、乡重点发放。
1954年水灾，破圩40多个，县城进水，南门村至山脚底行船3月。县生产救灾办公室组织船只转移灾民至丘陵高阜地带，当年又接收安置无为等县灾民9201人，政府拨发救灾粮达1千万斤，生产救灾款53471元，贷款2213元，互济款310元，并从四川、湖北等地调来马铃薯、玉米等种子148946斤，安排灾民开荒抢种。
1957年水灾，除第一联合圩外，其余圩堤都已冲决，县城被淹，县城至山脚底和钟桥均需乘船。县人民政府发放生产救灾款18356元，贷款3235元。从外地调进胜利百号山芋种共190万斤。
1961年夏季久旱不雨。10月4日至5日，台风袭击，风力10级，同时猛降暴雨，郎川河水位达16.24米，超过1957年水位0.5米。南丰、涛城、幸福诸圩溃破，大部分圩区积水成涝，冲走房屋3000多间，冲倒和损坏房屋45000多间，压死8人，压伤60多人。全县受灾面积308762亩，受灾人口132111人。县政府发放生产救灾款87300元，省拨救灾专款50.71万元，贷款125.52万元。解决灾民口粮112万斤，燃料13万担。发放布票75290尺，寒衣26956件，卫生衣6000件，棉被400床，棉花15250斤，帮助灾民6049户重建家园，修缮房屋43200间。治疗各种病人6424人。
1978年干旱，1至8月总降雨量只有4943毫米。7月11日郎川河断流，54座中小型水库晒底，17000多个塘坝干涸，姚村山上毛竹枯死，岗南路旁龟鳖晒僵，水稻减产一半，旱粮断种，旱情严重，百年难遇。县委、县政府组织人力、机械在受旱地区引水灌溉。架设抽水机410台、8571马力，6万多劳动力参加抗旱，共提水8590万立方米。支付抗旱及救灾款205.34万元。受灾人口11万多人，每人每天供应粮食0.8市斤，从当年10月供应到1979年5月。
1983年6月24日至7月5日，普降暴雨，54圩破了51圩，县城被淹，积水2米左右，陆地行舟，到山脚底及钟桥等地都要坐船。幸福等圩一片汪洋，淹倒民房34117间，损坏33247间，受灾田地26.9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72%。其中绝收面积13.38万亩，受灾人口14万多人。在全县被洪水围困期间，南京军区派来舟桥部队和船艇抢救灾民，省人民政府派飞机空投食品11万多斤。县政府设立112个灾民安置点，转移安置灾民9万多人。灾后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堵决口154处，抢种晚秋作物5.4亩。新筑南漪湖大堤长13.5公里，完成土石方391万立方米。省委、地委负责同志前来慰问。白茅岭农场赠送大米30万斤，饼干3052斤，稻种3万斤，杉木30根，红砖150万块，平瓦20万张。广德县赠送漂白粉片12箱，泾县赠毛竹1万根，酱菜40坛，火柴5大件，溧阳赠人民币4万元，芦席2万张，帐蓬50项，衣服577件。宁国赠毛竹1万根。省军区赠军衣6000套。宣城军分区赠大米3500斤，面粉1500斤。上述单位均由负责同志率慰问团前来慰问。全椒县由文洪儒县长率慰问团和支援物资车队于10月30日前来慰问。送来大米8万斤，菜籽油1万斤，布5000米，床单5000床，寒衣4574件，帽子80顶，鞋子420双。内蒙、河南、上海等省市也都调拨物资，寄钱粮慰问救济灾民。本省及地区领导机关拨款485万元，粮食3000万斤，木材2640立方米救灾。县粮食部门供应灾区粮食1841万斤。 1983年水灾后，部分归侨及侨眷生活困难，县拨款1000元，按4个等级发放，救济22人。
1984年1月下旬，大雪成灾，地面积雪32厘米，客货运输中断，供电停止，电话不通，积雪压倒房屋768间，损坏520间，砸伤1人，冻死耕牛768头。6月中旬普降暴雨，郎川河水位涨至15.82米，破圩50个，17.88万亩田受淹，受灾人口13.19万人，淹死16人和耕畜25头。倒塌民房27613间，损坏8279间，有的整个村庄被毁。9月间又遭到第二次洪水袭击，冲倒刚搭好的窝棚，淹没刚抢栽的晚稻。灾后组织民工46.6万人次，堵口185处，完成土石方429万立方米。抢栽晚稻85124亩，抢种旱粮6400亩。当洪水袭击时，南京军区迅速调来正在浙江执勤的舟桥部队，由刘广平参谋长率领急行军赶到郎溪救援。军区副司令员张明乘直升飞机来郎溪视察，指挥抢救灾民。广德、泾县、宁国、高淳、溧阳等县都派来了慰问团，赠送了毛竹等大批物资。白茅岭农场党委在特大洪峰袭击下，自身难保，却舍己救人，支援物资，派干部民警抢救灾民，司法干部谷志明在抢救灾民中英勇献身。国家拨发救济款305万元，救灾粮1542万斤，棉衣2000套，棉被1000床，蚊帐10000顶，生活煤2000吨，木材860立方米，毛竹27320根，油毡8825卷。两年来总共发放粮票283306斤，单衣36697件，棉衣9589件，卫生衣16184件，其他生活用品539087件。粮食部门供应灾民大米3314万斤，食油10700斤，种籽177万斤。
郎溪县若干年份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表
(表24-3)
二、火灾救济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郎溪县已有火灾记录，自双井至吴家巷(十字街至西门)，延烧居民一千多家，无救济记载。民国年间也多次发生重大火灾，同样未见救济记录。每年发生火灾十多起至数十起，政府当局很少赈济，大多数是民间互助互济，募捐集资，赠给衣物、食品，借给住房，帮助重建家园。
民国33年(1944年)冬，县城东门埂一条街全系篾匠、扳匠，住的都是草屋，冬干物燥，不慎起火，下午延烧数小时。南门村据点里的日本侵略军，隔河观望，汪伪“和平军”袖手旁观。风助火势，更加肆虐，一条街化为灰烬，受灾人民呼天抢地，惨不忍睹。
1956年11月5日上午8时，东门埂发生火灾，延烧4个小时。县长高汝南亲临现伤指挥救火。这次共有31户受灾，烧毁民房40多间以及家具衣物。灾后，县人民政府即发放救济款、粮食以及木材毛竹，帮助受灾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郎溪县几个年份遭受火灾户救济情况
(表24-4)
(二)社会救济
一、城镇社会救济
民国32年(1943年)国民政府颁发《社会救济法》，安徽省政府公布《社会救济方案》。这些法规颁布后，国民党忙于内战，都未见付诸实施，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民国36年(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给郎溪县救济衣服492件，奶粉156箱，除分给郎溪中学部分外，大部分发到乡、保，多数被吞没，少数发给群众，到群众手里已经寥寥无几。
建国后，对城镇无依靠、无生活来源和无固定收入的鳏、寡、孤、独以及不足维持一般生活水平的城市贫民进行救济。全县每年享受救济的城镇困难户平均2197人，其中定额补助的247人，城镇精简退职职工享受原工资救济费的110人。
1950年城市贫民得到救济的54人，共发救济粮1150斤。1951年至1955年救济城镇贫困户496户，1311人，救济款2619元(已折成新人民币)。1956年至1959年救济656户，1525人，救济款3904元。1960年至1962年共发城镇贫困户救济款9391元。1963年至1965年共救济城镇贫困户276户，586人，救济款10320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镇社会救济除按名册发放定期补助外，其他救济工作基本停顿。
1976年，城镇社会救济工作恢复并发展，救济面有所扩大，新增加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宽大释放人员、错划右派改正人员、平反释放后无家可归人员、生活困难的刑事犯罪人员的家属、归国华侨等25种属于政策规定的城镇救济对象。1951年至1987年共发放城镇社会救济款31.93万元。
二、农村社会救济
农村社会救济主要是对缺少劳动力、资金、技术的贫困户，或因天灾人祸、长期生病、人口多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户，1987年农村救济对象共8531人。除发放一定数量的救济款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外，并在财力、物力、技术等方面帮助他们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从事商品生产，举办第三产业。国家对贫困户发展生产采取优惠政策，减免税收，减免其他公益负担，乡镇企业照顾就业。在生产资料供应和产品收购上优先照顾。
1951年至1955年，救济农村贫困户共27321户，89069人，救济金额89237元。1956年至1959年，救济4278户，14710人，救济款21060元。1962年发放救济款15713元。1963年至1965年救济农村贫困户共8311户，救济金额63490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除农村灾区的紧急救济和定期补助外，农村社会救济工作基本停顿。
粉碎“四人帮”后，农村社会救济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农村社会救济贯彻“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方针。1951年至1987年共发放农村社会救济款124.08万元。
(三)扶贫
扶贫是农村救济工作的新发展，主要是扶持烈军属、贫困户、残疾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改变过去的单纯救济办法，转向“扶志扶本”(简称“双扶”)，从扶持生产入手，发展经济。贫困户的生产劳动收入除当年基本生活费用开支外，略有结余，即为脱贫。郎溪是多灾地区，沿郎川河两岸的涛城、南丰、城南、建平、钟桥、幸福、东夏、下湖8乡镇，经常发生洪涝灾害，部分群众生活贫困，扶贫工作以上述8乡镇为重点。
1982年5月，以幸福乡为“双扶”(扶持贫困户、扶持烈军属)试点。确定该乡扶贫户105户，591人，贷款17736元，供应化肥1万斤，木材11.7立方米，毛竹770根，发放布票50570尺，棉花210斤，蚊帐100顶，扶持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82年后，全县扶贫对象1015户，5373人。1984年拨给无偿经费84308元，低息贷款39000元，成品粮387753斤，木材8.5立方米，毛竹1454根，扶贫户建新房550间。1984年已有85户摆脱贫困，年人均口粮达到800市斤，年人均收入200元，还清了债务。
1985年扶持2667户，投放扶贫款3万元，低息贷款211990元。帮助他们发展种植、养殖、加工、运输、商业、捕捞、建材、孵化等8类企业共50个生产项目。两年来有1200户脱贫，其中948户人均收入已达到500元。
1986年成立县扶贫扶优领导组，24人组成，由县长王荣培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和“双扶公司”。
1985年7月至1986年5月，县“双扶公司”创办生产企业7个，从业人员198人，其中贫困户99人，残疾人14人，投入资金46万元，年产值92.9万元。
1986年县扶贫户共1071户。民政干部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访富问计，访贤求能，开展扶贫扶优，扶志扶本。并进行科技扶持，开办脱贫致富科技培训班85次，培训340人。到1987年已有409户成为专业户，年人均收入达1283元。
县重点扶持的23个贫困村，3512户，18504人，人均收入由1984年的108元到1987年上升至355元。
一、水旱灾救济
郎溪县有救荒的记载始于南宋，救荒的办法主要有3种：蠲免(免征、减征田赋)、赈恤(发银、粮救济)、煮赈(煮粥分散灾民)。州县志记载简单，寥寥数字，甚至无具体数字。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郎溪大水，令漕司发运江西、广东的粮食赈济。乾道九年(1173年)，五月大水，群众缺粮，停征田赋，赈恤。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广德军(包括建平县，下同)旱甚，民艰食，赈恤。淳熙三年(1176年)，广德军大水，建平尤甚，赈恤。淳熙七年(1180年)旱灾，广德军尤甚。动支国家储备粮赈济，同时缓征两年帛(丝织品)赋(田粮)。淳熙十年(1183年)，广德军旱，流落到淮郡的有万余人，免征，赈恤。
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三至五月90天未下雨。春旱不能播种，直至八月才下雨，又遭蝗虫为害，蠲免田赋。嘉定十一年(1218年)，秋冬不雨，蔬菜、麦类枯死。嘉定十六年(1223年)大水，均免征田赋，发粮赈恤。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蠲免银粮。
宋恭帝德礻右元年(1275年)，免征当年银粮。
元代兵戈连年，加上自然灾害，人民苦不堪言。当时的记载只书“广德路”，不言县。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大水，三月广德路饥，发粟赈之，免征钱粮，被灾全免，不被灾免十分之五。
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和大德二年(1298年)都发生水灾，广德路饥，发粮3万担赈济，“弛泽梁之禁”(允许打猎捕鱼)。大德六年(1302年)，大水，广德路饥，发粮25万担赈灾。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正月广德路饥，死者甚众，每户给米6斗，蠲免田赋。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夏，四月旱，发米9000担，减值赈粜。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正月饥。发粟赈之。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二年(1329年)，水灾，赈济。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饥，赈粮一月。
元惠宗至正十二年(1352年)赈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蠲免田赋一年。
当时蠲免田赋，只有地主豪富人家得益，而贫苦农民无田少地，得不到“恩泽”。赈济粮款，多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开厂施粥也难一饱，人民只有卖儿鬻女，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述一老翁卖儿鬻女的惨状时说：“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大旱，免广德州田租二年。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四月至十月不雨，大旱籽粒无收。草根树皮采食殆尽，野无青草。四年(1509年)春饥荒严重，人相食，夏大疫，死者万计，遗骸载道，民有尽室死者，河旁道侧，积尸如叠，蝇声彻于远近。秋天大水灌城，县城被淹月余。冬天冰坚地坼，禽兽草木皆冻死。监察御使刘溥巡按到县，尽仓库所有赈济灾民，煮粥施舍。收养弃儿，并命潘恒在城北买地为丛冢，掩埋死者。并蠲免田租之半。
明世宗嘉靖年间，屡遭旱灾，并夹以虫害，均有蠲恤、煮赈。嘉靖十四年(1535年)，大旱，夏秋不雨。蝗虫大作，食麦并害禾秧，州县发布告示：捕蝗一担，给谷二担。陈启龙诗云：“公余出郭聊停节，满目蝗蝻泪欲挥。”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大旱以后，蝗虫大起，麦、禾、竹、树俱尽，以后数年，屡发蝗害，统治者束手无策，斗米千钱，遗骸载道。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免征当年税粮十分之一、兵饷十分之四。十六年(1659年)，水灾，蠲免顺治十五年以前未完钱粮。
清康熙四年(1665年)，水灾，免征以前旧欠钱粮。十年(1671年)大旱，蠲免被灾田地钱粮。十一年(1672年)大水，停征九年以前未完钱粮，发粟分赈。十九年(1680年)，建平大旱，有虎伤人，免征钱粮。二十三年(1684年)大水，免征。三十二年(1693年)大旱，免征当年钱粮三分之一。四十七年(1708年)，秋，建平水灾，免征钱粮，煮赈四月。五十三年(1714年)，旱荒，免征银4520两，煮赈三月。
清雍正四年(1726年)年，秋，建平水灾，免征银1520两，煮赈五月。五年(1727年)免征银6570两，煮赈三月。八年(1730年)，建平西乡水，免征银6190两，赈恤，煮赈三月。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旱荒，蠲免银粮，发帑银(国库银)75600两赈济。四十年(1775年)，夏旱荒，赈银7000两。四十三年(1778年)，夏旱，免征。五十年(1785年)，自夏至秋不雨，斗米钱500文，民食草根树皮几尽。“溧阳交界山有土青白色，取和麦粉藉以救饥，俗呼‘观音粉’，食者或至闷死。”秋又蝗虫为害，所过寸草无遗。濮阳模《奇荒纪事诗》中云：“斗米四百文，中有五升水，水米亦难求，持钱空入市。市中何所有?橡子及糠秕。木皮百草根，种种皆供嘴。劝赈名救荒，大半皆肥己。东西两粥厂，日仅数斛米，清汤不疗饥，得者更无几!”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至七月不雨，斗米钱五千文。十九年(1814年)，自三月至十一月不雨，大旱。按受灾成数免征丁、漕粮、芦课。接济口粮，供给种子。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水灾，缓征钱粮，勘定成灾，按灾减免。
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至八月，瘟疫流行，积尸遍野，伤亡殆尽，全县人口只剩一万余人。二年(1863年)，两江总督拨赈恤银2000两。三年(1864年)，皖南茶厘局拨银3000两给农民买牛垦荒耕种，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建平县才领到银700多两。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大雨连旬，山洪暴发，圩塘冲塌，房屋淹倒，人畜漂没，缓征田亩漕粮。
民国20年(1931年)，淫雨经旬，河汛山洪暴发，狂风暴雨，益肆淫威，滔天浩渺，一望靡涯。近河居民，逃避不及，有全村数十家卷入河流者；有全家数口以绳相系随浪淹毙者。幸未淹死者或卷伏屋顶冀延一线之生，或猱升树巅以缓须臾之命。淹没田庐既已无算，而所有牲畜、禾稼、仓储粮草、杂物，悉数荡然无存。统计灾民11万人，占总人口75%。死亡220多人。受灾面积340平方公里，淹没农田197000亩，其他23000亩，财产损失90万元。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拨面粉1000袋(每袋25公斤)，发放棉衣7000套、稻种3500担、麦种400担，灾民收容所及施粥厂款共23098元，耕牛保护费19000元(以上均以银元计算)。
民国23年(1934年)大旱，5至9月不雨，塘堰干涸，禾苗枯死，籽草无收，赤地千里。树皮草根，采食殆尽，灾民不得已去吃“观音粉”。受灾田地287811亩，被灾人口112204人。安徽省政府拨赈济款4000元，赈粮米400担(斗担，下同)配发大米132担，平粜赈粮310担以及豆饼等代食品，供给购种款3000元，免征田赋6000担，梅渚绅士张德海、岑桂峰等人通过荣德胜向无锡红字会乞得救济面粉3200袋，(每袋25公斤)。梅渚盐栈、定埠厘卡各捐款1000元购粮赈灾(以上均以银元计算)。
民国27年(1938年)7月13日起连日大雨，山洪暴发，全县48圩只剩两圩未溃，日军扫荡，日机轰炸，人民困苦，不堪言状。县政府当局已自顾不暇，而过往军队逼索军粮急如星火，更无力救灾。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解放前夕，由于天灾人祸，圩堤年久失修，破坏几尽，塘坝都已圮败，农民频临绝境。1949年4月解放，5月份水灾，7月间又旱。县人民政府即拨发生产救灾款30000元，贷款2100元(均折成新人民币)救济灾民，堵口复堤，生产自救。
1950年春，组织民工修堤复圩，拨发大米9282211斤、杂粮75652斤以工代赈。生产救灾款103780元，贷款797元。1953年省拨救灾专款2.35万元，大米2.5万斤，由县拨给区、乡重点发放。
1954年水灾，破圩40多个，县城进水，南门村至山脚底行船3月。县生产救灾办公室组织船只转移灾民至丘陵高阜地带，当年又接收安置无为等县灾民9201人，政府拨发救灾粮达1千万斤，生产救灾款53471元，贷款2213元，互济款310元，并从四川、湖北等地调来马铃薯、玉米等种子148946斤，安排灾民开荒抢种。
1957年水灾，除第一联合圩外，其余圩堤都已冲决，县城被淹，县城至山脚底和钟桥均需乘船。县人民政府发放生产救灾款18356元，贷款3235元。从外地调进胜利百号山芋种共190万斤。
1961年夏季久旱不雨。10月4日至5日，台风袭击，风力10级，同时猛降暴雨，郎川河水位达16.24米，超过1957年水位0.5米。南丰、涛城、幸福诸圩溃破，大部分圩区积水成涝，冲走房屋3000多间，冲倒和损坏房屋45000多间，压死8人，压伤60多人。全县受灾面积308762亩，受灾人口132111人。县政府发放生产救灾款87300元，省拨救灾专款50.71万元，贷款125.52万元。解决灾民口粮112万斤，燃料13万担。发放布票75290尺，寒衣26956件，卫生衣6000件，棉被400床，棉花15250斤，帮助灾民6049户重建家园，修缮房屋43200间。治疗各种病人6424人。
1978年干旱，1至8月总降雨量只有4943毫米。7月11日郎川河断流，54座中小型水库晒底，17000多个塘坝干涸，姚村山上毛竹枯死，岗南路旁龟鳖晒僵，水稻减产一半，旱粮断种，旱情严重，百年难遇。县委、县政府组织人力、机械在受旱地区引水灌溉。架设抽水机410台、8571马力，6万多劳动力参加抗旱，共提水8590万立方米。支付抗旱及救灾款205.34万元。受灾人口11万多人，每人每天供应粮食0.8市斤，从当年10月供应到1979年5月。
1983年6月24日至7月5日，普降暴雨，54圩破了51圩，县城被淹，积水2米左右，陆地行舟，到山脚底及钟桥等地都要坐船。幸福等圩一片汪洋，淹倒民房34117间，损坏33247间，受灾田地26.9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72%。其中绝收面积13.38万亩，受灾人口14万多人。在全县被洪水围困期间，南京军区派来舟桥部队和船艇抢救灾民，省人民政府派飞机空投食品11万多斤。县政府设立112个灾民安置点，转移安置灾民9万多人。灾后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堵决口154处，抢种晚秋作物5.4亩。新筑南漪湖大堤长13.5公里，完成土石方391万立方米。省委、地委负责同志前来慰问。白茅岭农场赠送大米30万斤，饼干3052斤，稻种3万斤，杉木30根，红砖150万块，平瓦20万张。广德县赠送漂白粉片12箱，泾县赠毛竹1万根，酱菜40坛，火柴5大件，溧阳赠人民币4万元，芦席2万张，帐蓬50项，衣服577件。宁国赠毛竹1万根。省军区赠军衣6000套。宣城军分区赠大米3500斤，面粉1500斤。上述单位均由负责同志率慰问团前来慰问。全椒县由文洪儒县长率慰问团和支援物资车队于10月30日前来慰问。送来大米8万斤，菜籽油1万斤，布5000米，床单5000床，寒衣4574件，帽子80顶，鞋子420双。内蒙、河南、上海等省市也都调拨物资，寄钱粮慰问救济灾民。本省及地区领导机关拨款485万元，粮食3000万斤，木材2640立方米救灾。县粮食部门供应灾区粮食1841万斤。 1983年水灾后，部分归侨及侨眷生活困难，县拨款1000元，按4个等级发放，救济22人。
1984年1月下旬，大雪成灾，地面积雪32厘米，客货运输中断，供电停止，电话不通，积雪压倒房屋768间，损坏520间，砸伤1人，冻死耕牛768头。6月中旬普降暴雨，郎川河水位涨至15.82米，破圩50个，17.88万亩田受淹，受灾人口13.19万人，淹死16人和耕畜25头。倒塌民房27613间，损坏8279间，有的整个村庄被毁。9月间又遭到第二次洪水袭击，冲倒刚搭好的窝棚，淹没刚抢栽的晚稻。灾后组织民工46.6万人次，堵口185处，完成土石方429万立方米。抢栽晚稻85124亩，抢种旱粮6400亩。当洪水袭击时，南京军区迅速调来正在浙江执勤的舟桥部队，由刘广平参谋长率领急行军赶到郎溪救援。军区副司令员张明乘直升飞机来郎溪视察，指挥抢救灾民。广德、泾县、宁国、高淳、溧阳等县都派来了慰问团，赠送了毛竹等大批物资。白茅岭农场党委在特大洪峰袭击下，自身难保，却舍己救人，支援物资，派干部民警抢救灾民，司法干部谷志明在抢救灾民中英勇献身。国家拨发救济款305万元，救灾粮1542万斤，棉衣2000套，棉被1000床，蚊帐10000顶，生活煤2000吨，木材860立方米，毛竹27320根，油毡8825卷。两年来总共发放粮票283306斤，单衣36697件，棉衣9589件，卫生衣16184件，其他生活用品539087件。粮食部门供应灾民大米3314万斤，食油10700斤，种籽177万斤。
郎溪县若干年份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表
(表24-3)
二、火灾救济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郎溪县已有火灾记录，自双井至吴家巷(十字街至西门)，延烧居民一千多家，无救济记载。民国年间也多次发生重大火灾，同样未见救济记录。每年发生火灾十多起至数十起，政府当局很少赈济，大多数是民间互助互济，募捐集资，赠给衣物、食品，借给住房，帮助重建家园。
民国33年(1944年)冬，县城东门埂一条街全系篾匠、扳匠，住的都是草屋，冬干物燥，不慎起火，下午延烧数小时。南门村据点里的日本侵略军，隔河观望，汪伪“和平军”袖手旁观。风助火势，更加肆虐，一条街化为灰烬，受灾人民呼天抢地，惨不忍睹。
1956年11月5日上午8时，东门埂发生火灾，延烧4个小时。县长高汝南亲临现伤指挥救火。这次共有31户受灾，烧毁民房40多间以及家具衣物。灾后，县人民政府即发放救济款、粮食以及木材毛竹，帮助受灾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郎溪县几个年份遭受火灾户救济情况
(表24-4)
(二)社会救济
一、城镇社会救济
民国32年(1943年)国民政府颁发《社会救济法》，安徽省政府公布《社会救济方案》。这些法规颁布后，国民党忙于内战，都未见付诸实施，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民国36年(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给郎溪县救济衣服492件，奶粉156箱，除分给郎溪中学部分外，大部分发到乡、保，多数被吞没，少数发给群众，到群众手里已经寥寥无几。
建国后，对城镇无依靠、无生活来源和无固定收入的鳏、寡、孤、独以及不足维持一般生活水平的城市贫民进行救济。全县每年享受救济的城镇困难户平均2197人，其中定额补助的247人，城镇精简退职职工享受原工资救济费的110人。
1950年城市贫民得到救济的54人，共发救济粮1150斤。1951年至1955年救济城镇贫困户496户，1311人，救济款2619元(已折成新人民币)。1956年至1959年救济656户，1525人，救济款3904元。1960年至1962年共发城镇贫困户救济款9391元。1963年至1965年共救济城镇贫困户276户，586人，救济款10320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镇社会救济除按名册发放定期补助外，其他救济工作基本停顿。
1976年，城镇社会救济工作恢复并发展，救济面有所扩大，新增加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宽大释放人员、错划右派改正人员、平反释放后无家可归人员、生活困难的刑事犯罪人员的家属、归国华侨等25种属于政策规定的城镇救济对象。1951年至1987年共发放城镇社会救济款31.93万元。
二、农村社会救济
农村社会救济主要是对缺少劳动力、资金、技术的贫困户，或因天灾人祸、长期生病、人口多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户，1987年农村救济对象共8531人。除发放一定数量的救济款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外，并在财力、物力、技术等方面帮助他们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从事商品生产，举办第三产业。国家对贫困户发展生产采取优惠政策，减免税收，减免其他公益负担，乡镇企业照顾就业。在生产资料供应和产品收购上优先照顾。
1951年至1955年，救济农村贫困户共27321户，89069人，救济金额89237元。1956年至1959年，救济4278户，14710人，救济款21060元。1962年发放救济款15713元。1963年至1965年救济农村贫困户共8311户，救济金额63490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除农村灾区的紧急救济和定期补助外，农村社会救济工作基本停顿。
粉碎“四人帮”后，农村社会救济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农村社会救济贯彻“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方针。1951年至1987年共发放农村社会救济款124.08万元。
(三)扶贫
扶贫是农村救济工作的新发展，主要是扶持烈军属、贫困户、残疾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改变过去的单纯救济办法，转向“扶志扶本”(简称“双扶”)，从扶持生产入手，发展经济。贫困户的生产劳动收入除当年基本生活费用开支外，略有结余，即为脱贫。郎溪是多灾地区，沿郎川河两岸的涛城、南丰、城南、建平、钟桥、幸福、东夏、下湖8乡镇，经常发生洪涝灾害，部分群众生活贫困，扶贫工作以上述8乡镇为重点。
1982年5月，以幸福乡为“双扶”(扶持贫困户、扶持烈军属)试点。确定该乡扶贫户105户，591人，贷款17736元，供应化肥1万斤，木材11.7立方米，毛竹770根，发放布票50570尺，棉花210斤，蚊帐100顶，扶持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82年后，全县扶贫对象1015户，5373人。1984年拨给无偿经费84308元，低息贷款39000元，成品粮387753斤，木材8.5立方米，毛竹1454根，扶贫户建新房550间。1984年已有85户摆脱贫困，年人均口粮达到800市斤，年人均收入200元，还清了债务。
1985年扶持2667户，投放扶贫款3万元，低息贷款211990元。帮助他们发展种植、养殖、加工、运输、商业、捕捞、建材、孵化等8类企业共50个生产项目。两年来有1200户脱贫，其中948户人均收入已达到500元。
1986年成立县扶贫扶优领导组，24人组成，由县长王荣培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和“双扶公司”。
1985年7月至1986年5月，县“双扶公司”创办生产企业7个，从业人员198人，其中贫困户99人，残疾人14人，投入资金46万元，年产值92.9万元。
1986年县扶贫户共1071户。民政干部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访富问计，访贤求能，开展扶贫扶优，扶志扶本。并进行科技扶持，开办脱贫致富科技培训班85次，培训340人。到1987年已有409户成为专业户，年人均收入达1283元。
县重点扶持的23个贫困村，3512户，18504人，人均收入由1984年的108元到1987年上升至35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