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生活
郎溪自古以来，自然灾害频繁，主要是水灾和旱灾，再加上风、雹、虫等灾害，年年有灾，正常年景只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非涝即旱。水灾后常常疫病流行，旱灾常常伴以虫灾，加上兵燹人祸，人民生活困苦。明代正德年间，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子粒无收，草根树皮采食殆尽”。清代战祸蔓延，统治残酷，地主剥削，商人盘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田地荒芜，粮食年年歉收，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艰苦生活。乾隆年间，水旱灾害之后，饿殍载道，饿极的农民只得去吃“观音粉”(泥土)。据《建平县志》载：“乾隆五十年，自夏至秋不雨大旱，斗米五百文，民食草根树皮几尽。溧阳分界山有土青白色，取和麦粉藉以救饥，俗呼‘观音粉’，食者或至闷死(大便解不出，窒死)”。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与清兵在县境内鏖战数年，田地荒芜，死伤无数，“人相食，野无青草”，同治二年(1863年)人肉每斤价三十文。
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日军入侵，国民党发动内战，人民备受战争之苦。农村破产，农民濒临绝境。解放前土地高度集中，占总人口7.2%的剥削阶级，拥有土地191546亩，占耕地总面积39.6%。贫苦农民租种土地，一无耕牛农具，二无种田成本，广种薄收，粮食产量年年下降。一年收入的40～50%交了地租，生产成本占10～15%左右，剩下的不到40%还要交纳数不清的苛捐杂税，秋收以后就无粮，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建国以后，农业生产逐年发展，农业总产值逐年提高。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194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558万元。土地改革后，1953年达2807万元，农业合作化后，1956年达3438万元，是1949年的2.2倍。人均收入由1950年的50元上升为55元，后来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影响，农业总产值急剧下降，1961年跌至1574万元，接近1949年水平。1961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农业总产值上升到3339万元，人均粮食512公斤。“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生产也受到挫折，1966年～1970年农业总产值徘徊在3511～3862万元之间。1974年达5496万元，人均粮食427公斤，人均收入86元。粉碎“四人帮”后，农业产值不断提高，农民集体分配逐年增加。1976年农业总产值5734万元，人均粮食433.5公斤，人均收入80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较大。1987年总产值达11458万元，人均收入415元，是1976年的5.18倍。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由于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和政府采取科教兴农措施和一系列富民政策，产值不断提高，农民生活也不断改善，农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商品销售量增加。1985年销售呢绒2098米、毛线26793公斤、缝纫机1072架、手表7212只、自行车3489辆、收录机4321台、电视机1284台、洗衣机200台、电风扇2342台。1987年销售呢绒21051米、毛线34265公斤、缝纫机949架、手表7650只、自行车8648辆、收录机858台、电视机2319台、洗衣机553台、电风扇5211台。根据70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1985年全年总收入192294元，户均2747元，纯收入146114元，户均2087元，人均368.97元，人均主食用粮664.15公斤，人均住房面积17.1平方米。总支出154031元，户均2200元。1987年全年总收入256502元，户均3664元，纯收入163483元，户均2335元，人均452.87元，人均主食用粮581.3公斤，人均住房面积18.06平方米。总支出248580元，户均3551元。农民家庭(70户)拥有高档耐用消费品，1985年与1987年比，自行车由22辆增加到40辆，钟由15只增加到36只，手表由97只增加到121只，电风扇由10台增加到24台，大型家具由122件增加到172件，电视机由3台增加到19台。建国以来，农村住房条件逐年改善。50年代大部分住房是土墙草屋，60年代逐渐翻盖成平瓦房，70年代农村开始大兴土木，出现了建房热潮，拆旧盖新，大部分改成砖木结构的瓦房，80年代又拆平房盖楼房。1987年农村新建住房26.6万平方米。投资最大的是涛城镇，共投资24753万元，建筑面积最多的是南丰乡，计30804平方米。
1985～1987年郎溪县农村住户调查主要资料
(表3—18)

(二)职工生活
封建社会，县内只有一些开设匠铺作坊的手工业者，有的自产自销，有的受雇于人，年工资12～16担(斗担)米左右。县衙官署薪水以银两计算。清顺治以后，知县“编俸”银45两，若遇灾歉年除“荒豁”3.4两，实支41.6两，另加“养廉”银8两，若除“荒豁”银0.2两，实支7.2两，两项合计53两，全年共636两。典史、教谕、巡检等每人编俸银31.52两，皂隶、斗级、工役等每人仅工食银6两。
民国8年(1919年)全省经济调查，郎溪油坊、槽坊、蜡烛坊工人每人每年工资71.42元，黄烟店工人每人每年80元左右，砻坊工人年工资16～20担米。民国26年(1937年)县政府县长月工资120元，科长60～80元，科员40～50元，工役15～20元。抗日战争开始后，公教人员工资不能全额发给，民国27年(1938年)按工资额的61%折发，每月另扣飞机捐1～3%，民国29年(1940年)改为扣“国难薪”20%。由于物价上涨，民国30年(1941年)8月增发公教人员“米津”，职员每人每月30元，工役每人每月15元。公务员工资民国32年进行调整。县长每月340元，科长120～180元，科员70～80元，事务员55～70元，录事40～55元，工役20元。然而由于物价一日数涨，公教人员生活难以维持，县政府于民国37年(1948年)3月起每月补助公教人员大米6斗，工役3斗。仅补助两月，后因军需粮食缺乏，5月份停止补助。农村小学教师月工资大米1～1.2担，生活贫困，难以糊口，加上物价飞涨，通货膨涨，升斗小民，朝不保夕。
建国前全县共有68家手工业作坊和一家电厂、两家印刷厂，从业人员921人。工人工资都是以米计算，一般工人月工资1担米上下。建国后，国家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或包干制；事业和部分企业单位职工实行粮薪制。1951年后工资以“折实单位”和“工资分”计算，每月以人民银行“折实单位”或“工资分”牌价计算货币工资。1952年手工业发展到577户，从业人员1128人。1956年城关米厂工人平均年工资627.58元，油厂工人平均年工资695元，酒厂工人年平均工资465.7元，乡镇油、米厂工人平均年工资203～311.5元。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私改”后月平均工资33.49元，1956年工资改革后增至37.52元。合作商店(组)营业人员1956年月平均工资23.05元，1960年月平均工资增至26元，最高37元，最低10元。饮食服务业合作商店(组)营业人员月平均工资26.5元，最高31元，最低18元。1961年后进行改革，合作商店实行3种工资制，即拆帐制、基本工资加奖励、固定工资提成。1965年全县合作商店月平均工资37.01元，城关地区为38.32元。
国家企事业单位，1958年职工总数6066人，人平均工资367元。1960年4276人，人平均工资370元。1965年3700人，人年均工资503.97元。1972年4085人，人年均工资607.5元。1976年全民单位职工5292人，人年均工资504.6元；集体单位4504人，人年均工资503.8元。此后数年工资增长幅度不大。1979年全民单位职工7509人，人年均工资541元；集体单位职工5536人，人年均工资506.2元。同年在调整肉禽等8种副食品价格的同时，给职工每人每月补贴5元，并调整工资区类别。1985年全民单位职工8256人，人年均工资801元；集体单位职工7463人，人年均工资671.5元。全年工资总额661.4万元，工资总额构成包括计时工资294.6万元，基础工资92.8万元，职务工资73.9万元，计件工资51万元，各种奖金54.6万元，各种津贴80.4万元(其中工龄津贴18.2万元)，加班工资11.1万元，其他3万元。1987年全民所有制工资总额2404.8万元，其中计时工资1877.5万元，计件工资259.7万元，奖金223.9万元，各种津贴与补助190.8万元，全县职工总数15255人，人年均工资1126元，比1958年增长3.06倍。
建国以后，由于职工工资收入逐年增长和医疗、保险、福利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职工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生猪年销售量由1956的400头增加到1986年的20322头，鲜蛋销售量由1956年的2.58万公斤增加到1972年的17.1万公斤，家禽销售量由1957年的1.35万只增加到1986年的15.8万只。淡水鱼1965年销售31.94万公斤，1976年销售40.16万公斤，1986年销售141.5万公斤，人均年食用量由建国初的1.7公斤上升到1987年的4.85公斤。改革开放以来，职工更加讲究衣着穿戴，由一衣多季转化为一季多衣，同时讲究衣料和款式。多数人穿着西服、牛仔服、茄克、皮鞋、运动鞋等等。职工居住条件逐年不断改善，1958年至1987年，国家基建房屋竣工面积273751平方米。其中职工住宅76985平方米，1985年后城镇私人建房竣工面积29680平方米，其中住宅24957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10.8平方米。家用电器已进入职工家庭，户户都有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也逐年增多，电扇(吊扇、台扇)每户1～2台，有55%家庭拥有洗衣机和电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