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使君】老虎，人们为它取了不少别名，诸如“大虫”、“山大王”、“山君”等。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别名，叫作“封使君”。这个拟人化的称谓，起源于宣城。
据清嘉庆《宁国府志》、光绪《宣城县志》载，后汉时期，有一位叫封邵的人，奉命来宣城任丹阳郡太守，此人生性贪婪，无心治政。一日，封邵排衙坐堂，正想整治百姓，榨取财物时，突然“扑通”一声倒下座位，昏迷不醒，衙役们慌乱地将他抬至后堂，让他卧床休息。正待掩门退出时，忽听床上一声巨吼，那封邵瞬时变成一只吊睛斑斓大虎，张牙舞爪地从后堂闯出衙门，沿路不断咬食当地居民。
当遭到人们围捕时，它才潜迹于深山老林之中。因此，当时宣城的百姓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使君”是古代人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称，民谣的意思是：不要象这位姓封的使君，生不为民办事，死了还要变成老虎吃人!这事不胫而走，广为人知。从此，“封使君”不仅成了老虎的又一别称，而且被延伸为贪官污吏的绝妙代词，并被人们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称贪污分子为“老虎”，揭批查办贪污案件谓“打老虎”，为此而成立的专门组织称“打虎队”。言而有故，典出如此。
【解衣敬酒】东汉建安年间，孙权奉兄孙策之命驻守宣城，守卫士卒不满千人。一日，因疏于防范，突然遭到数千名聚居于皖南山区的越人(史称“山越”)袭击，孙权被越兵蜂涌围困，当时在他身边的将士均张惶失策，不知所措。其中唯有一位名叫周泰的将领，忠贞勇敢，胆气倍人。他当即将孙权抱上马背，自己却赤体步行于马前马后，奋不顾身挥刀杀敌，连砍杀10余人。这时，越将跃马挺枪，直取周泰，但被周泰扯住枪头拖下马来，继而夺了枪马，杀开血路，保护孙权冲出重围，孙权得以脱险。而周泰自己却身受重伤10多处，流血不止，命在旦夕。回营后孙权兄弟亲自求医于华佗，经药治一月而愈。
从此，周泰被孙权予以重用，封为奋威将军。可是，周泰所部中的少数人，以周泰出身寒门而不服气。孙权得知后，特置酒宴大酬诸将，请周泰坐首席，并亲自捧酒至周泰前，让他解开衣服，露出满身伤痕，孙权手指其道道伤痕，逐一问其在何地所创，并要周泰专述当时情景。周泰每说一痕，孙权为他敬酒一盏。最后，抚看周泰的累累伤痕流涕说：“卿为我兄，战如熊虎，不惜躯命，……我与卿同荣辱，等休戚，勿以寒门自退也。”在场的诸将士，无不感动至极。
从此，东吴军中将士，没有一个不尊重和佩服他的。
孙权“解衣敬酒，表彰功臣”，被传为历史佳话。电影《陈毅市长》中，就有陈老总在解放初期，对少数以功臣居，闹情绪，要地位的人，借鉴“解衣露痕”的典故，进行批评教育的情节。
【看门太守】南齐建武年间，著名诗人谢朓在宣城任太守时，因甚爱宣城的青山秀水，常在公暇之际，高坐于城楼纵览风光。
一日清晨，谢朓正在南门城楼领略晨景，只见城外大道上，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农，挑一担青菜匆匆向城里走来，不料他身后有一头被人骑着的驴，边走边吃他后面筐子里的青菜。开始老农尚未发觉，待他换肩时，才发现后筐里的青菜已被驴吃了不少，可那骑驴人—一个白面青年，却置之不理，老农强忍住心头的不快，放下菜担，想让驴先走。谁知那驴吃得性起，把阔嘴伸进菜筐猛嚼乱拱，竟连菜担也拱翻了，而那骑驴人不仅放任不管，并且洋洋自得。老农忍无可忍地开了腔：“大公子，你这样做也太不厚道了吧!这分明是存心拿我们穷人开心嘛!”骑驴人却阴阳怪气地说：“这管我什么事?让开，别耽误我进城办事!”说罢，顺手在驴屁股上用力一拍，那驴猛地向前一窜，竟把老农撞个面朝天。这时，围观的众人都激怒了，纷纷拦住骑驴人，要老农去衙门告状。骑驴人仍满不在乎地说：“告状?那好，我这就先来写状子。”说罢，就装模作样地要写状子，老农正为不会写状子而犯愁时，忽听不远的城楼上高声传下话来：“各位听着!谢太守就在这里升堂，告状不用写状子。”大家循声望去，只见城楼楼门大开，谢太守端坐在城楼中间，案桌上放着太守大印，骑驴人一见果真是太守坐堂，想来个恶人先告状，便慌忙下驴，“扑通”一声跪地声称：“太守大人，这(指老农)，这老刁民真可恶!”“住嘴!刚才的情景我已看得一清二楚，不许谎告!”骑驴人知道赖不过去，便指驴说：“大人!全怪这畜牲嘴馋得很。”“是嘛?那好!谁的过错谁受罚，来人!将这匹馋嘴驴拉到街市卖了，所得之钱赔给卖菜老人。”骑驴人一听，手揖口呼：“哎呀大人，那，那小人怎么走得回去呀!”谢朓把惊堂木一拍：“大胆!任驴吃菜你不管，纵驴撞人反告官。可见你横行乡里，肆意欺人，无法无天!”吩咐左右：“先将这刁民责打十板，再押去游街示众!”衙役应声上前，按倒骑驴人，将他重打了十大板，然后拉起他一瘸一拐地游街示众。沿途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于是，谢朓的“看门太守”美名，广为传颂。
【闭门羹】羹，最初是指肉类，后来又以蔬菜为羹，凡熬煮成浓汁的食品都可以叫羹，如鸡蛋羹、莲子羹等，进而又以普通膳食为羹。“闭门羹”始出唐代冯贽《云仙杂记》：“宣城妓史凤，待客有差等，最下者不相见，以闭门羹待之。”
相传宣城妓史凤生得如花似玉，姿色艳丽，并会琴棋书画，因此攀枝附凤者络绎不绝，但常常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她会客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首先给客人授一诗题，看中诗后，方愿见客；不被看中者，或不愿与他相见者，就叫家人在门口以豆羹待客而婉拒。天长日久，客人见了豆羹也就会心领神会而自动告退了。可见当时作“羹”待客是拒见之意，而现在所说的“闭门羹”，则只取拒绝之意，只有闭门而无“羹”了。
【猢狲入袋】北宋时，宣城有位名扬海内的诗人叫梅尧臣，虽满腹才学，然屡试不第。从青年时代起，只能充任小吏，到处颠沛以谋生。直到56岁时，由于他的诗文名重当时，声誉卓著，在许多大臣文士的一致力荐下，才被仁宗皇帝赐以同进士出身，而官位也仅是一名都官员外郎。
在他辞世前3年的6月的一天，因好友欧阳修引荐，奉诏编修《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他对此任，内心很不愿意，可又难以推辞，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夫人刁氏问其原因，梅尧臣感叹地说：“我现在奉诏修《唐书》，处境如同是猢狲入布袋，什么解数也使不上来了!”夫人刁氏随即宽慰他，风趣地说：“我看夫君的官运，简直是鲇鱼上竹竿，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啊!”后来，此事被传闻开来。一位不知名的文人，将他夫妻俩这段生动的对话，撰成一副巧妙的语联：
梅都官：吾之修书，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
刁夫人：君于仕途，又何异鲇鱼上竹竿耶!
这副寓意深刻、生动形象、对仗工整的语联，一时被人们津津乐道，广为传扬，最后又被人们浓缩成一句成语—“猢狲入袋”，以喻行动失去自由。
【太平军三占宣城清鲍超一字求援】清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并改名天京后，宣城既是保卫天京的前哨阵地，又是太平军的主要粮源之地，因而成为清朝军和太平军必争之地。自1856—1864的8年时间内，双方曾先后三占三陷，拉锯战争极为剧烈。1856年5月，太平军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率部首次攻占宣城。中军大帐设于城内中心地—陵阳第三峰(今宣州影剧院处)。太平军控制宣城7个多月后，被清军浙江提督邓绍良部攻陷。1860年9月中旬，在太平军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匡王赖文鸿等联部合攻下，是月下旬第二次占领宣城，并捉斩清军湖南提督周天授、皖南道尹福成、宁国知府颜文培，给清军以重创。直至1862年7月中旬，宣城又被清军猛将鲍超率部攻陷。同年10月下旬，太平军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孝王胡鼎文三军汇合，兵临宣城，并神速将清军新任浙江提督鲍超主部围困于城中。鲍超惊悉被围，命随从文吏上书曾国藩告急求援，正当文吏遵照公文格式，推敲告急词句之际，内心如焚的鲍超，急不可待地夺过文吏手中笔，怒斥道：“军情十万火急，还用咬文嚼字!”他随手取过一纸举笔在纸的中心先写一个“鲍”字，提笔绕鲍字飞点一圈，文吏惊恐不解，小声问道：“这是何意?”鲍超掷笔于地吼道：“这就说，我鲍超被包围了，必须火速派援兵解围!”说罢，急令将这张“一字”告急求援书，飞马送达时在安庆的清军总督曾国藩。当曾国藩接读之后，虽识其意，但调兵遣将为时已晚。太平军乘鲍超待援之机，在宣城东南郊区，发起强攻，展开激战，大败鲍超所部，先锋直逼城下，迫使守城清军弃城夺路而逃，太平军于10月28日，第三次占据宣城。自此时起，直至清同治三年(1864)7月，天京被清军陷落，太平军才撤离宣城。
【宣郎广时尚辣味的由来】当游人进入皖南的宣(城)、郎(溪)、广(德)、宁(国)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不管酒馆饭店，或是民家，置办的菜肴普遍带有浓重的辣味。对味者欣喜，怕辣者皱眉。
宣、郎、广地区介于徽州与江苏维扬之间。据史载，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或徽或扬，或甜淡或清和，极少辛辣。民食喜辣，食俗改变，与历史上的人口大迁徙有关联。
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与清军、起义军与叛军在宣、郎、广、宁境内多次展开激战，战火未灭，瘟疫又起，人死无数。据清光绪《宣城县志》载：“同治元年至同治3年(公元1862—1864年)，疫病所至，村落为墟”，“白骨蔽野，十室九空”，“鼠，白日出洞，不畏人”。《广德州志》载称：“先是州民在‘贼’中困苦流离，死者过半，至是又病疫，5至8月，积尸满野，死亡殆尽。”现在看来，很可能是鼠疫。这样，兵燹加瘟疫，致使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清嘉庆11年(公元1806年)，宣城县人口为107万多人，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仅有25万人左右，死去四分之三还强。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郎溪县人口只有1万多人。广德仅存5000人。
鉴于以上情况，清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便采取了3条措施：(1)蠲免田赋，“豁免咸丰九年前钱漕杂税”；(2)发放农贷，主要是粮种耕牛；(3)奖励移民，恢复生产。
以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首的朝廷大臣，便在此广设“安徽善后总局”、“放牛局”、“劝农局”等机构，招民垦种大片无主荒田。湖南、湖北、河南、皖北等大批穷苦农民纷纷涌向宣、郎、广、宁等地，“据室为家”(凡有空屋，移民皆可居住)，“插标划田，立界分山”，于是发生了一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江南大移民。
随着大批楚地移民的到来，其两湖辣子味也被带进安徽宣、郎、广、宁等地。辣味来源于辣椒，而辣椒易种易收，便于贮藏，或单炒或作佐料，烹调简单易行，是灾区理想的菜肴，深受人们的欢迎，很快得以推广。久而久之，当地居民亦逐渐改变了原来的饮食风味。因此，民谚说：“到了宣、郎、广，辣得口水淌”。
【海外溯源“宣城堂”】宣州市境内最早的归国侨胞集居地，当为城东“同安里”(即今夏渡乡玉山行政村罗塘自然村，距城约五公里)。早在民国初期，一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地侨胞，回归广东台山、开平二县定居。民国13年(1924)，有10户侨胞又从台山、开平举家迁至宣城。其中邝、雷二姓占多数，余为马、林、区、黄、曹五姓，均系邝、雷二姓的至亲好友。他们择地于城东十里玉山南麓，用钢精水泥制造一座新式村庄，取名“同安里”，并公举邝光钜为里长。当时有人问及邝光钜为何千里超超迁居宣城?邝老先生无限感慨地先口诵一首诗道：“祖籍宣城本姓方，迫迁广东避祸殃。复落海外常思里，游子觅根来皖宣。”接着，他追述起家史：
邝、雷二姓原本皆为宣城方氏后裔，其先祖世居县城东郊，耕读传家数代，宗祠在今东门外市燃料公司煤球场处。明代初期，方氏族长方希仲，精通文墨，擅长书画，显名地方。方氏远房同宗方孝孺，文名于时，洪武年间任汉中府教谕。建文帝(朱元璋孙朱允炆)迁侍讲学士。燕王朱棣(朱元璋四子)兴兵靖难，夺取皇位，朱棣召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以忠臣不二立之志，哭辞不从，棣命左右授以笔札曰：“诏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掷笔于地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不仅将孝孺斩首示众，还先后诛灭方氏九族及孝孺门生数百人。与此同时，和方孝孺同朝同乡的宣人陈迪，原为建文帝时礼部尚书，也因拒不屈从明成祖而被戳全家，并来宣城诛连其家族。鉴此，宣城方希仲及其族人，被迫潜逃至广东台山，为避灭门之灾，遂将方姓化为方、邝、雷三姓。其由为：“广东客家话“方”与“邝”同音，“雷”为勿忘方氏家遭青天霹雷之祸。并规定方、邝、雷三姓永世不得通婚。时至清朝，台山邝姓族人，为不忘先祖，正式将堂名冠以“宣城堂”。不久，分居于台山、开平二县的邝、方、雷三姓支族族长集聚一起，排宗列祖，建立“溯源总堂”，以示亲缘关系。晚清时期，三姓后人都有漂泊海外谋生者，或打工或经商。民国初期，始有一部分先后回归台山、开平定居，为时不久，邝光钜、邝玉山、雷家林、雷孚恒等10户侨胞，决意游子觅根，遂不远千里移居宣城东郊同安里，意为共同安居于故里。
民国26年(1937)冬，宣城被日军侵占，同安里遭日机轰炸，并投放硫黄弹将该里所有建筑焚为瓦砾。抗战胜利后，原同安里的侨胞仅有区、黄二姓迁回，余皆移居城内和水阳。新中国建立以来，相继回宣定居的侨胞中，邝、方、雷三姓后人占多数。现今，广东台山邝姓人在灯笼上仍冠以“宣城堂”；美国旧金山华人区内仍存有一座“溯源楼”，古巴邝姓侨民来信时，落款处盖有“古巴湾溯源堂”大红园印。
广东“宣城堂”，海外“溯源堂”，均系表示他们世世代代不忘其先祖之地—宣城。桑梓浓情，可敬可佩!
【“金宣城，银阜阳”的来龙去脉】“南宣(城)，北合(肥)”之称及其由来，早已众所周知，而解放前盛行的“金宣城，银阜阳”之谓及其实质含意，却知者不多。
此称谓，始于民国以后，止于解放前夕，时达30余年。对此真谛，旧时官场之人心照不宣，局外之人口不便言，遂解释为：“古时，宣城为宣州之所，阜阳为颖州之地，现今宣城、阜阳为皖省一南一北，地大物博之上等县，故被誉为“金银”之地。”此解系只言表而未道里，犹如隔靴搔痒未触内体。
自民国成立后，废除前清府级建制，县直隶省辖。时皖省六十县的县知事(民国十六年改称县长)，均由省直接委派，能跻身于县令之列者，无不以被委任南宣北阜两县执政为快事。这不仅是两县境域之广，物产之丰，交通之利，人口之众列全省前茅，更重要的是省府准于宣、阜两县开征之地方特捐、规费高于他县，其中尤以鸦片烟税捐更为突出，数额之巨，全省之最。如种者要抽烟苗捐，贩者要抽运烟捐，卖者要抽营烟捐，开鸦片馆者要纳开业税、营业税，吸鸦片者要纳烟民捐。此外，还有罚款、没收、充公等名目。并美其名曰：“寓禁于征”，以达“禁绝之的”。同时允许各地所征特捐规费，按例分成，化解到人，结果是“越禁越盛”。至抗战前夕，宣城县竟有经过登记准予开业的“土膏行店”(即专门经营鸦片生意)共206家，除按规定纳税外，每月须向县政府敬送规费(即“红包”)。依例以最大的15家每月各送县长伍千元，其余191家的“红包”则由县府科秘、各区署及地方豪绅按例明分。县长则以每年所得三分之一馈敬省方。至解放前夕，仅阜阳城内就有大小鸦片烟馆211家，曾有“烟馆多于粮店”之说，可见其收取规费数额之巨。时人有“南宣北阜，一任县令，可获规费，百余万金(银元)”之谚，此乃“金宣城，银阜阳”之真谛也，故也被皖省官场之人视为美差肥缺。
如此生财之道，当时能有几人自愿断绝?尽管国民政府一再明令禁烟，律定戒烟节(六月一日)，饬令各县设置“禁烟局”，开办“戒烟所”，张贴禁烟告示，甚至亦曾来两次当众焚毁烟膏、烟具，捉两个已经穷因潦倒的鸦片鬼子游街示众，这只是地方政府做点官样文章，对上应敷差事，对下掩人耳目。若果真将烟禁绝，岂不断了自身财路?实际上是采取巧立名目，来个“明禁暗纵”，以致烟毒越流越广，两地境内吸毒成瘾者(俗称“鸦片鬼子”)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流浪街头者难以计数。其中男“鬼子”沦为盗贼，女“鬼子”沦为娼妓者，亦不泛其人。历史舞台演出这幕令人心酸的悲剧，究其根源，与当时地方从政者假公济私，扩大自身财源，具有直接关系。
解放以后，各级党和人民政府，严禁烟毒举措得力，仅在短短的几年间，将百余年祸国殃民的鸦片烟毒扫除净尽，而“金宣城、银阜阳”这一特定时限，特定含义的词汇，亦随之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人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