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商业的演变
安徽近代商业大体经历了落——起——落的三个演变阶段。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同治九年(1870年)前后，由于清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商业衰落约30年；同治九年至民国26年(1937年)的抗日战争前，商业缓慢发展达60余年；抗日战争以后，百业凋蔽，商业更是急聚衰落。在近代商业的演变中，对安徽近代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是第二阶段所出现的四大特征：芜湖米市的兴衰、对外贸易的扩大、皖北商镇蚌埠的兴起和商会的出现。
芜湖的米粮交易久有历史，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奏准清廷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至芜湖后，南北米商纷沓而至，遂成中国近代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另为无锡、九江、长沙)。芜湖米市的稻米来源主要是江南的南陵、宁国、太平、青阳和江北的庐江、合肥、三河、和县等地，销地主要是上海、宁波、广东、汕头、烟台等地，还有少量销运日本、香港，每年输出大米300～500万石不等，最高曾超过800万石。这种繁荣的局面大约维持了近40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进口米的大量倾销，以及津浦铁路通车后芜湖作为物资集散地作用的下降，芜湖米市逐渐衰退，到抗战前，芜湖米市几乎不复存在。芜湖米市的兴起促进了安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芜湖商业的繁荣，同样，芜湖米市的衰落也给芜湖商业和沿江、江淮地区的农业造成严重影响。
蚌埠原属凤阳县临淮河边的一座小村镇，其东不远的临淮关向来是这个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民国元年津浦铁路通车后，因蚌埠位于铁路与淮河的交汇处，商业贸易逐步发展，很快取代了临淮关的地位，成为皖北地区的最大商业重镇和交通枢纽。30年代以后，人口超过20万。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安徽省政府驻蚌埠，又刺激了蚌埠市的商业发展。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蚌埠作为新兴商业重镇的发展，是安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作为皖北、皖东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安徽的商业贸易和生产力布局。
在安徽近代经济沦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光绪二年(1876年)《烟台条约》辟芜湖为对外通商口岸，安庆和铜陵的大通为外国轮船停泊和上下客货的“寄航港”。民国13年9月，安徽督军又开蚌埠为对外通商口岸，这样，安徽近代就出现了4个对外通商和交通口岸，客观上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据芜湖海关的统计，光绪三年(187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58.7万海关两，民国5年增长到2572.1万海关两，30年间平均年递增10.5%，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海关权完全由洋人控制，大量的鸦片、洋纱、洋布、煤油及工业制成品通过合法进口倾销安徽市场，而安徽的稻米、茶叶、大豆、矿产品又被外人控制低价出口，大量资源廉价流失。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高额逆差。对外贸易的不平等性，以及外国资本通过对外贸易加紧对安徽的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都充分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越发展，安徽经济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程度也就越加重。
清末民初，商会在安徽各地悄然兴起，是安徽近代商业演变的一大特征。清末，清廷商部颁发了《商会简明章程》后，安庆等少数县镇就成立商会，但不引人注目。民国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全省各县都先后成立商会，有的县镇还成立了专业性的同业商会，商会的活动引人注目。一些官僚军阀也插足商会，通过商会经办派捐派款，把商会当作官府和个人的摇钱树。商会负责人兼有绅商双重资格，一些较大县镇的商会负责人，都为官僚军阀的亲信充任。可见，商会组织的出现及其活动对安徽商业发展虽有积极作用，但对封建军阀官僚的依附性越来越严重，最终成为官僚军阀附庸的商人利益集团。
抗日战争期间，安徽商业受到严重摧残而极其凋蔽。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对商业贸易采取极严格的统制政策，通过贸易封锁、商业垄断、洋货倾销等手段，独占安徽市场，掠夺安徽资源。日本洋行随日军而至，逐年增多，如安庆市民国27年(1938年)仅有5家日本洋行，民国32年增至30多家。这些洋行享有各种特权，成为日本侵略者经济渗透和资源掠夺的基本工具，沦陷区的商业完全殖民地化了。在蒋管区，商业出现畸形发展的怪现象：由于蒋管区与沦陷区边界犬牙交错，商品价差很大，一些商人在边界地区行商买卖，利润甚丰。界首、河溜集、叶集、繁昌等边界集镇的商业一度甚为繁荣。国民政府利用这种现象，一方面通过设立检查站和增征税捐等手段加紧对正常商业活动的盘剥；另一方面，一些官僚军阀也投身于投机性商业活动，利用独占的权势大发横财，有的为了谋取厚利而不惜走私资敌。官僚军阀和奸商利徒的走私性商业投机曾恶性发作，对蒋管区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投机性营业活动更为猖妄，加之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致使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恶性澎胀，商店大批倒闭，全省各地市面萧条，商业已极为凋落。
二、近代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兴衰
安徽近代金融业起步较晚，但典当、钱庄之类的信用机构早就有之。清道光年间，不少徽商投向典当行业；清光绪年间，封建官僚军阀也大兴典当，从事金融盘利。钱庄在安徽的历史较长，芜湖米市的兴起是钱庄在安徽的发展盛期，清光绪末年，芜湖市钱庄达30余家，安庆市更达60余家，合肥、阜阳、滁县、宿县、六安、宣城、屯溪等县市，钱庄也很兴旺。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钱庄业逐渐为银行所代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但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大清银行”分别在芜湖、安庆设立支行，安徽境内才有银行机构。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停办，民国元年(1912年)1月，原裕皖官钱局改组为安徽中华银行，并在主要县镇设立分行，安徽才有现代银行系统。民国4年前后，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等纷纷在芜湖、安庆、蚌埠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民国22年和民国24年，又分别成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后改为中国农民银行)和安徽地方银行。这样，到30年代中期，安徽的金融业形成了由大官僚资本控制的大银行、地方官僚资本控制的地方银行和传统钱庄“三足分割”的局面。但地方银行势力较小，如安徽地方银行成立时仅筹准备金100万元；钱庄也受“废两改元”的冲击而逐趋衰落，安徽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已被大官僚资本控制的大银行所统治。
抗日战争期间，安徽的金融业受到严重破坏，而日本侵略者却趁机扩大银行机构，并建立日伪控制的殖民金融体系。当时，沦陷区的银行有三类：一是日本人直接经营的银行，这类银行有正金银行和华兴银行两家；二是日伪合营银行，这类银行有民国28年(1939年)设立于蚌埠的安民银行；三是汪伪政府经营的银行，这类银行有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伪安徽省银行两家。这些银行大量发行军用券和伪钞，制造通货膨胀。如军用券民国27年发行3000万日元，而民国30年后，仅华中地区流通的军用券就达12亿日元之多；伪币中储币的滥发也十分惊人，从民国30年到民国34年8月，发行总额增长30万多倍!到日本投降时，中储币已贬值得不如草纸。恶性通货膨胀使物价成一日几升之势，安徽人民受尽盘剥，也加快了占领区殖民经济的崩溃。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贷膨胀和物价飞涨程度更加严重，民国34年6月至民国38年5月，国民党政府银行的法币发行量增加5亿多倍；民国37年秋，安徽市场零售物价指数是民国26年6月的7207万倍!国民政府利用金融工具制造恶性通货膨胀，以维持日益庞大的军费和行政开支，金融业已全面崩溃。
安徽的近代交通运输业起步于水运，并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光绪二年(1876年)后，英、美、日等外国轮船公司凭藉《烟台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在芜湖设立航运机构，外轮横行于长江航线，长江的水上运输完全被外国资本所垄断。安徽第一家轮船公司是光绪二年由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在芜湖设立的轮运局，但只有一艘轮船，吨位619吨；第一家商办水运公司光绪二十四年成立于芜湖，但只有小轮20余艘，大多运行于内河。以后，虽也兴办了若干商办轮船公司，但都因船舶小、吨位少而难能与外轮竞争，发展极为艰难。
安徽近代陆上交通业开始于铁路，第一条铁路于19世纪末修筑于芜湖至湾之间，民国元年(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安徽才有第一条营运性铁路。为便于淮南煤炭南运，民国19年修筑了淮南铁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掠夺淮南煤炭，由淮南铁路的水家湖站修筑了至蚌埠的铁路，津浦线与淮南线得以贯通。
安徽近代公路运输发端于皖北，最早出现的汽车运输是民国9年在五河至泗县间的旧式汽车运输；第一条公路是民国11年修建的安庆集贤关至怀宁的公路。二、三十年代公路里程虽有所增加，部分公路是国民党军队为围剿红色根据地而修建的，等级低，路况差。以后，公路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可见，安徽近代交通运输业起步晚、发展慢，30年代以后已无所建树。近代水运业虽起步较早，但一开始就被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外国资本凭藉水运优势加紧对安徽的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加速了安徽经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