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四年知县冯洪孜
繁志之缺略久矣，今所据为粉本者，正德间志，然一层卷，寥寥数牍，鄙俚简率，三家村人语尔。则将转而稽诸郡，郡志作于万历辛丑，差若可凭，然多详于附郭，而略于外县，无可考也。夫邑虽褊小，而提封有履，等威有辨，经赋有额，物服有章，而徵往俟来，布在方策，舍志奚适。有如官其地者，以身为邮簿书，鞭棰足了一日，其于一邑之文献，漠不关心，坐使书契之世，夷於结绳，残阙之形，烈於秦焰，谁职其咎而致是邪?受事以来，几欲更始，乃实苦于军兴孔剧，连岁凶饥，拮据荒政，日不暇给。壬午夏日，二麦初稔，凋瘵稍苏，余唯恐其弗及也，亟与邦父老子弟，讨故实以论之，而集众思以成之，阅三月而役竣。是役也，事取其核，而郢书杜撰之必屏也；议取其公，而纳交要誉之必察也；谋取其断，而聚讼筑室之勿泥也，三资者具，余应得以报成事焉，因忆山川之阅人多矣。自有兹邑以来，迄武庙时，阅千五百年，而当事者初葺其概，自正德迄今，又百有余岁，而山川文物，殆若再开生面也者。盖人与地与时，相遇若斯之难，而遹观厥成，余适有厚幸，益滋有苦心已。
清顺治十三年知县张
清兴。圣天子威加中外，膏露溥汜，黎民安堵乐业。十数年于兹矣。又治遹振，宪
臣乃请大修天下地志，转行郡邑，奉檄即同学博洪讳明钟、韩讳允昌，遴选生员才学淹俊者，设馆处之，详加厘定，阅三月而书成，敬弁言于首。粤稽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此舆地志之所由来也。屡世相沿，凡疆域山川、扼塞要害、城郭沟涂、田井赋役、宦仕选举、人物节孝、学校圩堡以及寺观仙释、典籍方术、禽鱼草木、礼仪俗尚，无不悉具。天下揆文奋武之区，皆各有记载，亦代有增修，以备史乘之蒐。繁虽弹丸小邑，然处江左上游，密迩藩省，其风物茂美，不下吴苏，闾井仁厚，颇臻於古，爱考旧志更雠，烦芜者之，脱漏者补之。我朝定鼎以来，一切条件，既分门类，庚增不阿不隐，矢公矢慎，如陈寿短诸葛之才，魏收减尔朱之恶，吾知免矣。于此独有感也!从来干戈抢攘之余，何暇纂葺舆图，仰惟兴朝旭运，天下太平，天子既孜孜向礼乐文教，故在位咸欲润色皇猷，倡兹盛典，亦因剖符下邑，庶务清简，克与二三人士，远稽博采，兼对景赋诗，汇成此编，较旧本特详确典雅，绰有史载，此一代之光，非复一邑一家之私乘云尔。
清康熙十四年知县梁延年
邑之有志，所以辩形势之险易，明土地之沃瘠，稽户口之登耗，核赋税之羸缩，考风俗之淳漓，如是焉而已。险易辨，则保疆固圉有程也。沃瘠明，则调剂区画有也。登耗稽，则休养生息有规也。赢缩核，则斟酌损益有准也。淳漓考，则劝惩旌别有方也。夫然后清弊源，抉蠹本、揆成宪，树良法，相其缓急，而轻重布之，斯政行教举，吏治民安，邑有所恃以固矣。邑固则郡固，郡固则省固，省固则拥护神京，安泰山而奠磐石，断断如也。是故修通志，必自修邑志始，盖汇众流然后知朝宗之大，挹列宿然后知北极之尊。尊者职要，卑者职详，理势然也。繁昌弹丸邑耳，语形势，则据郡省之上游，长江绾焉，波流浩渺，至鹊屿，始水转山回，形势为之一束，清其上，使窒不得入，则皖有帜矣，疏其下，使滞不得壅，则芜有垒矣，诚多为之备，又益以草薅发栉，俾矶罅岸趾，量丝舞掉之奸无所容，斯保疆固圉有余耳，此形势之宜辨也。语土地，则半属山乡，半为泽国，冈峦岩巘之下，其田既若垒棋，汙莱沮洳之间，其田又若斥卤；雨旸调则各中收，旱涝歧则惟偏熟，其则仰叹浮云，俯视巨漫，尤人事之无如何者也。计惟固堤防，时蓄洩，广陂池，齐心力，斯调剂区画，不无少助耳，此沃瘠之宜明也。论户口，则宋户四千九百有奇，元户一千五百有奇，明户三千三百有奇，至我朝户增至六千九十有奇，额较溢矣。闻之苗盛则害稼者多，畜蕃则败群者众，故曰招徕致庶易，安辑保庶难。若夫董四民，使各安其业，申三物，使日进于良，亦庶几罔轶矣乎!顾犹有虑焉，大兵所经，难保无风鹤之惊也。军兴所督，难保无丝谷之卖也。暑雨未必其无咨也，祁寒未必其无怨也，则休养生息，诚不能不于怀耳，此登耗之宜稽也。语赋税，则惟正之供源流详焉。
国家定鼎之来，经制一准，万历、启祯而下，无艺之徵，悉汰除之下，此则芦课要矣，芦课独非地利也哉，乃彼则寓以抚字而有余，此则加以敲扑而不足，民急则毁产以纾目前，甚则挈家以竞逃亡也；吏窘则赔补以为弥缝，甚则束手以听参罚也。考其所自芦课，始自二千金而羡，屡奉清丈，递加至四千金而羡，是益一倍矣。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一盈则一亏，东涨则西没，今也前后之额，远若莛楹，讵无以少报多，以无为有之弊邪?洲户告困，日病日深，下吏不惮为穷黎请命，所恃各宪绘流民之图。圣天子垂如圜之听，则转涸鲋於清波，登水火于衽席，有引领圣耳。此斟酌损益，所宜核厥赢缩也。论风俗，则山枢榆，有唐风之俭。采兰赠芍，无郑俗之淫，且风俗亦何常之有，南阳好商贾，召信臣，敦以本业，颖川好告讦，韩延寿教以礼让，风行草偃，惟上之从。又况敦庞未尽泯，机利未尽开邪，此劝惩旌别，所宜考厥淳漓也。五者备，而志几全矣。他如星野灾祥之恒变，建置沿革之异同，城郭池隍之修筑，廨署宫室之废兴，学校庙坛之因创，山陵邱墓之显晦，以至官方政绩之懿驳，名宦乡贤之典型，忠孝节烈之继起，科第髦俊之蔚立，旁而及于文章著作之淹富，仙释方伎之神奇，山水亭台之佳胜，土产物华之纷错，博物君子能言之，鸿儒硕士能笔之，骚人墨客能咏歌而纪载之。延年可勿喙耳。今也繁民之疴痒，即延年之疴痒，繁民之疾痛，即延年之疾痛，故其为言，切实不汎，朴质无文如此。不然者，通志之修，赫然奉圣天子诏命，行且由郡藩以达台部，集一省之大成，以进呈睿览，僻邑小臣苟稍饰其说，是自贾戾也，其何敢于其志成，谨拜手稽首，弁之简端。
清乾隆十六年知县王熊飞
邑之有志，为治之资也，封域田土，赋徭食货，兵防吏治，学校民风，分外史之所司，以备职方之稽考，故宜于土俗合于人情，而八政七教之施，不劳而定。且夫山川之灵异，钟聚于人，其显者足以光邦家，而言坊行表之所留，皆可砥风化而维名节，史难遍载，而邑志采之，志之修，盖若斯之重也。繁之邑，大江亘其流，北距河淮，南分江楚，又众峰列峙，秀灵所盘，礴心臧物，爱之奥区，而板子一矶，扼姑孰皖城南北咽喉之要。讵曰僻在一隅，职方所可略乎?岁己已予奉天子命，承乏是邑，履任以来，朝夕惟怀只惧，暇则聚父老子弟，询邑之利弊，思洊次以兴除，考证遗编，以佐人言之弗逮，洎披览旧乘，未修订者，垂八十年。呜呼!宁惟故老之传闻，半销歇于语言文字，而八十年中之损益，亦时异而事殊。志以资治，文不足，则献亦无徵，难以合人情，宜土俗矣。恭遇六飞南御，问俗观风，繁即蕞尔区，统荷宸衷轸念，重以上台交檄，饬修县志。予虽鞅掌风尘，敢云无作史材，遂贻羞于陨越乎?于是聘名宿，简一邑秀良，授馆具餐，参互而考订，正旧志之，而增以八十载之见闻，始庚午仲冬，迄于今秋七月，而予也簿书之隙，访求商榷，以定是非，去取之间，惟核实以寻真，不刻期而欲速，盖阅时凡四，告厥成焉。夫修志之事，与史略同，才不足以裒敷，学浅而识微，无当于三长之目，难语依经树则，以仰酬乎懿好之人心，斯志之修，讵谓上追史，然数典必综诸古，而无稽曲说之勿庸，平情以称其施，而滥述谀碑之胥绝，要使人情土俗，藉以发明，而僻在一隅者，得备輶轩之采，则厘前志，启将来或亦可为为治之资，而八政七教之一助尔。书成将以授梓，例弁数语於简端，乃不揣弗文，拨尘冗而为之序。
清嘉庆二十二年知县曹德赞
今使将一邑之中，所谓山川之险易，赋役之众寡，风俗之厚薄，无不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舍志其何以哉。顾修志之难，其弊有二，苟简则失之缺略，滥收则失之荒芜，二者交讥，而滥收为尤甚。往见明康海武功志，韩邦奇朝邑志，叹其谨严，而舆图疆域，容有未备。又见毛大可肖山志刊误，书仅三卷，辨讹乃八十余条，由斯以谈志，亦何可易言矣。德赞前供职庶常，奉派协修国史，其时适纂修大清一统志，行取直省通志，以供采择。辛末夏，德赞出宰繁昌，甫下车，即索邑志读之，思求其要领所在，且将以上之史馆也。繁邑截长补短，不足百里，数载以来，周历殆遍，所见山川风俗，按之邑志，辄不尽合，且条教之因革，人物之富庶，按之邑志，又不尽合：盖王志修于乾隆辛末，一仍梁志之旧，而稍增益焉，讹以传讹，无所更正；梁志修于康熙乙卯八年，编辑而不复融会贯通，往往自相矛盾，水道一门，尤为谬误，惟顺治丙申张志，最为精详有法，惜无完本，今所见者，县图至选举八卷及杂记、艺文两卷而已，正德崇祯两卷，则其文不传久矣。德赞不揣固陋，公余之暇，重为厘定，原本旧志，证以太平府及芜湖、南陵等志，并博采历代地理及现行赋役全书，则例下逮碑版文集之属，参互而考订之。而典史林君光祖，留心掌故，且官是邑最久，凡有疑义，相与往复商榷，不厌详慎，者证之，支者芟之，增昔所无，续今所有，凡三易其稿，而后告成，为志十有八卷，虽不敢谓繁简得宜，折衷至当，庶几徵文考献，足以传信云尔。夫志者，史之流也，政教之本也，周官行人之职，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为一书，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然后天下之掌故无不周知焉。洪惟圣朝重熙累洽，文治光昭，士习民风，蒸蒸日上。德赞承乏繁昌，于兹六载，学浅才疏，自惭报称，惟日与邑之人，课桑麻，兴学校，相安无事，共乐升平，乃得簿书之余，成此邑乘，以备輶轩之采，其厚幸为何如耶!书既成，因识其缘起，既以自勖，并以告后之宰是邑者。
清道光六年知县张星焕
凡事属职分之所当为，时势之有可为，而因循怠玩，莫之或为者，皆废驰之渐也。繁邑一切公务，宜因时而举者多矣，而县志一书，自乾隆十六年修葺后，迄今垂八十年。余自壬午冬来兹土，见旧志残缺，即有志兴修，其明年阉邑被水，居民离析，官吏疲劳，未暇及此，今当连岁丰登，疮痍稍复，中丞陶公谓安省自分藩以来，未有专志，奏请纂修，檄下各州县，采访裒辑，以备纪载，并颁发采访程式，以期有成，各州县宰及士绅，先后踊跃遵行，书成次第以上，繁虽僻小，独阙焉不讲可乎?且是书也，前令曹君及少尉林君，已具底稿，较前志颇为明备，续而纂之易也。失此不修，后将散佚而不可复续，谁之咎与!爰取是书，冗者删之，缺者补之，其体例之未合者，厘而正之。而阖邑士绅亦皆踊跃从事，相与有成，竟不至以刻楮贻宋人笑，倘亦艰于创始，而乐于图成之一验欤?且夫志之为书也，非徒以爬剔掎摭、矜淹，博夸富丽也，其谓一邑山川之险易，土地之肥瘠，风俗之淳浇，厘焉具载，宰斯土者，将为之揽形胜，则思所以固疆圉；稽赋役，则思所以谋生聚；察礼俗，则思所以敦教化，先定其规模以从事，而凡事之所当为者，皆可审时度势，次第以举，而不负乃职焉。志者规模之所从立也，焕不揣固陋，勉为之倡，众为之和矣。夫繁邑之事，待于有为者多矣，所愿阖邑士绅，黾勉同心，以长佐余之所弗逮。
重印《繁昌县志》弁言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县长陈立本
人群进化，超迈前古，史例亦随之而变革。旧日史家多基于政治眼光，而其目的在验世风之厚薄，志民生之疾苦，以供在上者之省览，于社会事实，略而不详，今日史家则将此种观念根本扫除，而以历史包括全部人类社会演进之过程，尤侧重一般人生活方式之演变，此类新观念来自西洋，而在西洋史界中，亦为最新之趋势，盖时会使然也。夫各部人类文明之发展，大抵大同小异，虽以物质环境、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之不一致，进化迟速，往往不同，所循之程序亦异然。在同一经济状况之下，其社会制度大致究无差别，是故政治史家所研究者，多系偶然之事，而社会史家所研究者，则为普遍现象，世界如是，国家如是，县邑亦何莫不如是。繁昌位于长江之南，山峦四起，交通阻梗，人类文化之进展，较为纡回，而其民风之古朴，农村之殷富，习俗之纯良，尚未一般县份所仅见，虽社会组织未臻周密，神权支配未尽解除，地域狭隘观念，不无故步自封，然而社会普遍情形，尚进于大德之不踰闲，挟此可为之势，进而与之谋建设、阐文明、移风气、正习俗，斯固牧民者之责也。邑旧有志书，狃于世代未能适合今日史家之体例，第按图以索，其于山川道里，土俗民风，亦可略窥梗概。立本下车伊始，即奉当局有征集各县志书之命，询诸邑绅，获睹是集，旧本既仅存少数，而脉望三食之缺，复所在多有，欲谋续修，感于人力财力之不足，因就原集重行付梓，内容无所增减，体例一仍其旧，则此次之翻印，固不寓有丝毫意义，而立本必欲举新旧史例，弁诸简首，一若不嫌词费也者。因感于社会进化动态，向前而不向后，以今日繁邑情形而论，固有如上述各点之象征，时轮推转，生活方式进度无已，或数年后，或数十年后，则此蕞尔花封，焉知不进而为时代前线之邦!尔时邑志重修，知言之士，或不以余言为刍狗，而现时之邦人士夫，亦或因一言之微，其于社会进化原理，更进而为相当之认识与奋进，时代无已，邑人之进步无已，邑宰之更代亦无已，往来古今，人事代谢，余将拭目以俟研究社会史者之观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