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建省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但境内的经济开发却历史久远。大量的历史遗存和文献资料表明，安徽地区的经济发展史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从远古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漫长的安徽古代社会经济的演变史大体可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远古到战国末期，是原始社会经济和奴隶社会经济阶段；第二阶段从秦到北宋，是封建社会经济成长、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南宋到鸦片战争，是封建社会经济由盛到衰的演变阶段。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演变都跨越诸多的王国朝代，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
一、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
从远古经夏商和两周，直到公元前221年战国末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安徽地区社会经济演变历经了原始社会经济及其解体、奴隶社会经济的兴衰，并向封建社会经济过渡的缓慢发展的进程。
安徽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始祖，是距今约28～24万年的和县猿人，其活动区域已达及长江北岸。这些原始人以捕鱼食果为生，经过漫长的演变，由原始群居向氏族群落过渡，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从遍布安徽全境的历史遗存看，在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活动范围已达江南，人们谋生的手段逐步提高，形成了以原始采集农业为主、辅之以渔猎和畜养的原始社会经济，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就由游牧为主转为定居为主。洪水对定居生活威胁极大，所以出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治服了淮河，娶涂山部落(居于今怀远县一带)的姑娘为妻，并召集天下诸侯会于涂山。这些发生在安徽境内的大禹的故事，反映了今安徽地区尤其是淮河流域地区在原始社会时期经济开发的境况。
原始社会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奴隶主占有制。皖河流域发掘的薛家岗文化的遗迹表明，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大约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从薛家岗文化墓葬群落中发现的随葬品数量和精细程度的显著差异可知，社会群体已存在着财产占有和贫富分化，奴隶社会经济正在取代原始社会经济。经过漫长的演变，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境内原始社会经济已基本解体，奴隶社会经济业已形成。
商及西周时代的千余年，安徽地区的奴隶制经济由兴及盛，经济开发也由北向南逐步推进。商朝曾建都于亳、“迁器于相”，北部地区长期成为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亦居于当时的较高水平。西周时期，淮河以南地区的经济开发程度也有所提高，奴隶主势力渐趋强大，形成了诸多的奴隶制方国。这些淮夷诸国由于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所以敢于与中央王朝抗争，战争不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江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春秋战国时期，皖境多属吴楚，而吴楚均曾兵染北方，争霸称雄，亦因经济发展而国力渐盛。楚国曾建都于寿春，农耕发达，物产颇丰，楚灵王曾大兴土木，在乾溪筑章华台，高五百仞，甚为奢侈。但是，由于诸国争雄，战事频繁，不仅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而且社会矛盾激化，奴隶制经济逐趋解体，并孕育着向封建社会经济过渡的各种条件。到战国末年秦统一中国，安徽地区经济也开始步入封建社会经济。
二、封建社会经济成长、发展时期的社会经济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经汉、三国、两晋、隋、唐、五代到北宋末年，前后长达1350余年，是封建社会经济在安徽地区缓慢发展的时期。
秦汉时期安徽地区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其重要原因，一是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北方人民为逃避战乱而两次大规模地向安徽地区移民，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文化，推动了江淮和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安徽的经济开发也出现了由北向南的大推进；二是东汉章帝建初年间(76～83年)，江淮地区传入牛耕并逐步推广，一改过去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初步奠定了传统农业的基础。茶叶、蚕桑也有发展，如舒州、寿州、宣州、歙州等地，在汉代已有种茶、饮茶的习惯，养蚕和丝织在汉代的江淮地区也间有可见。皖南的矿业在先秦时期已有开采，此时又有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在各地已很普遍，商业在此时更有长足的发展，合肥、寿春已成为重要的商业重镇和交通枢纽，皖南的宣州也是“珍异所聚，商贾并凑”，成为一座商镇。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几度动乱和分裂，而安徽地区正处于南北分裂的“断裂”地带，社会生产力屡遭破坏，经济一度衰退。南北朝时期淮北地区的小麦亩产不仅低于汉代，甚至低于先秦。
从隋唐到北宋中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安徽地区的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在农业方面，江南由于垦田兴圩，粮食产量有所提高，茶叶和蚕桑在江南地区发展显著，如祁门一带业茶者十之七八，宣城有“惜寸土以养蚕桑”之说。在手工业方面，唐和北宋时期，安徽曾生产一大批称之为“贡品”或“珍品”的手工艺品，特别是宣纸、宣笔、徽墨、歙砚作为文房四宝而驰名天下。在矿业方面，唐代开发较多，据《新唐书·食货志》称，当时全国有六大矿产州，宣州矿产名列第二，滁州、庐江、当涂、绩溪、南陵、旌德、池州、青阳等地亦有不同规模的矿业开采，铜陵还设有冶铸官吏，可见冶炼规模非同小可。在这个时期，安徽一带已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淮河以南地区更为繁荣，在唐时，就有“天下以江淮为国命”之说。
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基础之上的。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对农民实行苛重的地租剥削和超经济的奴役劳动；封建王朝则对农民施以沉重的赋税剥削和兵役负担。如北宋时期的赋税最为沉重，除田税、丁税、徭役和杂税外，耕牛农具、莲藕菜蔬乃至养鱼也要缴税纳赋。史料称，宋时“两淮州县至一亩之地所纳物斛至四五斗者”!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全国计收以钱代役的免夫钱1041万贯，安徽地区达123万贯，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农民不堪负重，常常流离失所，北宋末年，仅宣城逃亡者即9000户。可见，安徽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每发展一步，都是以农民的血汗和生命为铺路石的。
三、封建社会由盛到衰时期的社会经济
以南宋开国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710余年，是封建社会经济在安徽地区由盛到衰的演变时期。
南宋以后，宋金对峙、南北分裂，中国又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向南迁徒，仅徽州地区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户口增加24766户，增长四分之一有余。人口的大量南移，客观上促进了安徽淮河以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军队为了抗金，在山东滑县人为决开黄河，遂使河道东决夺泗入淮，开始了黄河患淮的漫长历史，富裕的淮河流域从此成为多灾多难的贫困地区，安徽经济文化的中心也逐渐转向沿江和江南。在农业方面，南宋时沿江和江南广兴圩田，耕作技术也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力有了显著增长。茶叶生产由于焙制法的发明而发展较快，一时名茶济济，产量也大增。南宋时全国有13个茶场，安徽就有5个，其中徽州年产茶200万斤以上，宁国也达100万斤左右。沿江地区的农民还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发展水产，渔业已普遍实行养殖，池州还设有鱼苗税，可见鱼苗养殖已有相当规模。此后，植棉也在安徽各地逐步兴起，产量也渐有增加。南宋时期安徽地区的手工业和矿业也有较大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江、江南，冶炼规模也有扩大。如南宋时期全国设铸钱监10个，安徽地区就有3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安徽冶炼业的发展程度。
从明至清朝中期，安徽经济又有较大发展。明代初年，朱元璋对其发祥地凤阳及滁、和、淮、泗、庐、池、徽等州府给予免税的优待，并从江、浙一带移民皖中和江南，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元、明、清各朝都比较注重兴修水利，对淮河也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治理，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封建赋税制度出现了“赋税折银”的新变化，农民可以交纳货币地租。这些变化既是商品货币经济有所发展的反映，又是促进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明清时期安徽地区的商品经济也逐步发展，除了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有所提高外，具有货币经济关系的手工业和商业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两大特点。比如，明代以来，芜湖已成为沿江和皖南地区手工业与商业中心，手工业以纺织、印染、冶炼和铁工制作最为显著，商业以芜湖米市为著称。南宋时期就活跃于东南的徽商，至明清(中期)更是雄飞中国商界，并贸易于日本、东南亚诸国，在中国商业史上居重要地位。同时，淮北地区的宿州、颍州、亳州等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商镇。
但是，自清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老时期，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发展衰退。当时的安徽，封建地主阶级凭藉其土地占有权，加紧对农民的财产剥削，许多县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大批破产。如阜阳县有个倪姓大地主，竟占有半县的土地，农民要交纳五成以上收获物的地租。为维系封建政府的统治，苛捐杂税沉重，许多农民每岁所入，除租课、徭赋外，不足本年之食；而地主、官僚却奢侈豪縻，有的知州、知县仅佣置僮仆，“一署之内，几至百人”。沉重的经济剥削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到了近代，衰老的封建社会经济终于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