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与早期革命活动
安徽是全国建党较早的省份之一。在“五四”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在省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安徽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后，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他们是安徽建党时期的一支重要力量。
民国12年春，陈独秀派中共党员柯庆施到安庆“做党团工作”。同年寒假，在上海大学入党的薛卓汉、徐梦秋回到家乡寿县，在小甸集成立了一个中共特别支部。民国14年5月，陈独秀又派徐梦秋、薛卓汉到安庆恢复党团工作。民国15年1月9日，成立了中共安庆特别支部，书记杨兆成，有党员20余人。5月，在中共安庆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安徽地委(亦称安庆地委)，下辖5个党支部。
民国13年10月，中共党员曹国云、张秋人先后到芜湖从事建党工作。次年8月，高语罕又回到芜湖。他们在芜湖相继发展了一些党员。民国15年4月，一批超龄团员转为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芜湖特别支部，书记周范文。
民国15年4月，中共蚌埠独立支部成立，有党员8人。同年8月，中共宿县临时支部成立，党员也有8名。此后半年，宿县党组织发展至33人，成立了6个党小组。随后，滁县、合肥、旌德、六安、南陵、凤阳、泗县、萧县、阜阳、涡阳、和县、桐城、五河、濉溪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到民国16年4月，安徽有中共党员233人。
由于当时安徽全省没有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因而各地党组织的隶属关系也不同。民国16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以前，长江沿岸的芜湖、安庆等市、县的党组织，均直属中央管理，津浦铁路沿线的滁县、蚌埠、宿县等市、县的党组织，则先后分属中央、江浙区委、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徐州特支领导。
安徽省各地中共组织成立后，开展了各项群众运动。主要活动有：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历史功绩，号召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对敌的政治主张；组织教会学校学生开展反基督教奴化教育运动；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举行游行示威；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其中薛卓汉于民国15年春担任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农民部长；支援“五卅”运动，安庆、芜湖等近40个城镇先后建立“五卅”后援组织，开展游行示威及宣传募捐活动；选派青年赴苏联和进黄埔军校学习；积极推动国民党各级地方党部的建立，到民国15年底，全省已有30多个县建立了国民党(左派)市、县党部组织。
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便处心积虑地反对国共两党合作，镇压革命运动。在蒋介石的操纵下，民国16年，安徽先后发生了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件，白色恐怖笼罩全省，革命运动转入低潮。这时期，安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通缉、追捕，国民党左派各级党部被解散。
在安徽革命处于历史紧要关头，恢复各地中共组织和建立全省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成为当务之急。民国16年5月下旬，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柯庆施为书记。省临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恢复了芜湖、安庆的党组织，并和六安、宿县、繁昌、宣城、铜陵等县的部分党员建立了联系，第一次统一了全省党的领导。
二、安徽地区共产党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的斗争
民国16年(1927年)8月下旬，安徽省临委成员先后由武汉返回安徽，以芜湖市为省临委所在地。省临委返回芜湖后，一方面完善内部机构，设立执行委员会和常委会；一方面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努力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到10月上旬，全省各地原有党组织大部分恢复并有发展，建立了芜湖市委，宿县、寿县临时县委，安庆、六安、无为、泗县特别区委，霍邱、南陵、旌德、郎溪、凤阳特别支部，并在凤台、庐江、和县、宣城设置了通讯员。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安徽境内津浦路沿线及以东地区的党组织划归中共江苏省委指导。12月8日，中共中央根据主持中共长江特委工作的尹宽的报告，认为安徽工作没有起色，决定暂时解散中共安徽省临委，派尹宽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执行巡视各地党务、组织全省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安徽省委等项工作，实际上全权处理安徽党务。至此，第一届省临委工作结束。
民国17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尹宽任书记。第二届省临委成立后，把发展组织、开展农运作为中心工作。在中共安徽省临委的领导下，安徽各地党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到民国17年末，党员发展到1300多人(不含津浦沿线各县)。但在尹宽主持工作期间，党内缺乏民主空气，不同程度地存在命令主义和盲目倾向，在省临委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现象。民国18年5月24日，中央决定暂时取消省临委，安徽工作由中央直接指导，在芜湖、安庆、六安、阜阳4地建立中心县委，指导邻近各县工作。
到民国18年秋，安徽省各地绝大部分县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县或区级组织。以土地革命为宗旨的农民运动遍及全省各地，先后爆发了商南起义、六霍起义、潜山请水寨暴动和广德暴动等几十起农民武装暴动，创建了工农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民国20年1月20日，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组建皖西分特委，统一六霍苏区和商城苏区的工作，以及指导与苏区毗邻的合肥、寿县、舒城等县工作，同时撤销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统一的皖西苏区正式形成。
为了适应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于民国20年元月决定建立中共安徽省委，统一领导安徽的白区斗争。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王步文任书记。省委成立后，在芜湖建立了中共芜湖市委，开展城市职工运动；在安庆恢复了中共安庆中心县委；还派组织员到徽州执行建立以屯溪为中心的党的组织系统的指示，开展皖南工作。省委还就组织发展、工运和妇运、兵运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但是不久因叛徒出卖，中共安徽省委及安庆、芜湖地区的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活动停止。
为整顿被严重破坏的安徽党组织，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巡视安徽党务工作。5月初，邓小平指导成立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6月初，中共中央根据皖北地区划归鄂豫皖苏区指导，省委仅指导沿江江南地区的情况，以及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思想分歧很不得力的表现，决定撤销省临时工委，恢复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中心县委将沿江江南34个县分为安庆、芜湖、宣城、屯溪4个区，派员巡视。
在皖西北苏区，民国20年4月17日，沈泽民等将皖西分特委改组为皖西北特委，方英任书记。5月4日，特委又作了调整和补充，并将皖西(合肥)、皖北(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划归特委指导。5月12日，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推行王明“左”倾路线。9月，张国焘开始在红四军和地方党政机关中“肃反”，许继慎、舒传贤等红军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各级干部计2500多人，被张国焘以改组派、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肃反”严重扩大化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给苏区的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总指挥徐向前，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不久，红军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张国焘战略决策的错误，红四方面军作战失利。民国21年10月，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沈泽民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鄂豫皖苏区军民继续进行艰苦的保卫苏区的斗争。由于敌强我弱，苏区日益缩小，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于民国23年11月16日率红二十五军近3000名指战员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鄂豫陕边区挺进。从民国24年春开始，留驻在鄂豫皖边区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再次重建红二十八军，同皖西人民一起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
在蚌埠地区，民国19年11月初，根据中共江南省委的指示，成立长淮特委，指导凤阳、定远、泗县、五河、灵璧、怀远及盱眙等县的工作。民国20年3月前管辖地域还达到凤台、寿县和阜阳县。民国20年元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特委属江苏省委领导。民国21年9月，因叛徒出卖，长淮特委遭敌破坏，活动终止。寿县、合肥地区的党组织则独立地开展各项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民国24年。皖南地区的党组织于民国21年冬划归闽浙赣省委指导。民国23年8月在太平县柯村(今属黟县)爆发了农民暴动，建立了皖南苏维埃政府。不久，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失利，皖南革命运动转入低潮。民国25年4月，中共皖浙赣省委成立，书记关英。在中共皖浙赣省委的统一领导下，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南3年游击战争经受了严酷环境的考验，克服重重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部队后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日。
三、安徽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活动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各地开始恢复活动。民国26年(1937年)11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李世农到无为，正式组建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到民国27年4月，中共皖中工委活动范围扩大到无为、舒城、庐江、桐城、巢县、含山、和县等地，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进入该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国27年1月，原皖西北特委成员曹云露、张如屏在寿县杨家庙(今长丰县境)成立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书记曹云露，隶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寿县、霍邱、六安、凤阳、合肥一带。中共安徽工委在抓好党建工作的同时，组建了“皖北抗日游击支队”。3月下旬，更名为“凤阳抗日游击大队”，由张如屏等人率领开往凤阳沦陷区，协助地方县政府积极抗击日军入侵。4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彭康等人由武汉到六安，与先期在此活动的张劲夫等联系，建立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彭康任书记。安徽省工委成立后，以皖西大别山为中心，主要领导淮南铁路以西及皖中地区党的组织活动，全面恢复、发展了该地区各级党的组织。这一时期，隶属中共安徽省工委的党组织主要有：舒城中心县委(原皖中工委改称)、寿县中心县委(原安徽工委改称)、太湖中心县委、岳西中心县委及立煌县委。此外，在皖西的广西学生军中的中共组织也直接隶属安徽省工委领导。安徽省工委以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及所属组织为重要依托，积极与各界进步人士充分合作，推动了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皖南地区中共领导机构先后为中共皖浙赣特委和中共皖南特委。为便于皖浙赣边党的领导工作，民国26年12月，中共皖赣特委改称为中共皖浙赣特委，特委书记最初由王丰庆担任，稍后由李步新接任。下辖都(昌)彭(泽)中心县委、祁(门)浮(梁)中心县委和休(宁)黟(县)特支，共有党员510多名。皖浙赣特委在东南分局的领导下，积极动员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完成部队整训改编。随着南方新四军各部队陆续集中歙县岩寺，为迎接皖南抗日形势高潮的到来，民国27年4月，在歙县潜口建立了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隶属东南分局，领导芜(湖)屯(溪)公路以西皖南党的工作。7月，皖南特委随新四军军部、东南分局机关驻泾县丁家山后，开始担负沿江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及民众发动工作。皖南特委对外工作以新四军民运部的名义进行。到民国28年9月，在皖南泾县、南陵、青阳、铜陵、繁昌相继建立了中共县委和铜南繁中心县委。到年底，皖南党员达到11345人。
抗战开始后，最早在淮北地区开展共产党活动的，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坚持下来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组织。此后，津浦路西地区经历了中共豫皖边工委、豫皖边省委、豫皖边区党委和豫皖苏区党委时期。津浦路东地区经历了中共苏皖特委、皖东北特委和苏皖区党委时期。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从民国28年冬季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逐渐向华中转移，并在安徽各地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安徽敌后新四军部队在中原局的领导下，正确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站在抗战、团结、进步和自卫原则的立场上，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从民国29年开始，首先在皖东地区取得了反摩擦战斗的胜利。此后，江北新四军完全控制了皖东抗战局势，开始大张旗鼓地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民国30年1月4日，国民党顽固派又策划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但也被击退。
民国30年5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在华中局的统一领导下，安徽敌后淮南、淮北、皖江抗日根据地进入巩固、建设和发展阶段。
为了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渡过抗战困难阶段，民国31年9月1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11月，淮北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副书记刘子久，辖第一、二、三、四地委。民国32年2月，淮南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共淮南苏皖边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副书记刘顺元，辖路东、路西地委。3月，皖江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副书记李步新，辖和含、沿江、皖南地委等。
民国32年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由苏北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从此，黄花塘成为党在华中敌后领导抗日斗争的中心。
淮南、淮北、皖北根据地军民在渡过困难时期后，逐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积极准备从战略防御向局部反攻转变。民国33年下半年起，各根据地境内新四军第二、四、七师配合其他战场兄弟部队，开始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适当集中主力进行运动战、攻坚战转变。经过民国33年冬季扩军和民国34年春季、夏季连续攻势作战，抗日力量得到很大发展，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的3块重要根据地。
四、安徽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为尽可能避免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毛泽东在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时，决定主动让出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几个解放区，其中包括皖江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中共皖江区委和新四军第七师从9月28日至10月3日向苏北撤退。同时，遵照华中局的指示，留下一批干部和武装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
为了推动和平民主进程，中共中央除了命令在江南的部队北撤外，还决定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至山东。10月25日，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局，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的全盘工作。还成立了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邓子恢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
华中解放区党政军机构合并后，原淮南、淮北、苏中、苏北解放区分别成立了8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原淮南解放区新成立了中共淮南区委，肖望东任书记。将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地区分别划为华中第三、第四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原淮北解放区津浦路东、路西地区，分别划为华中第七、第八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淮南区党委和第三、四、七、八地委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党员、建立新区政权、接管城镇、发动群众、惩奸反霸、减租减息、组织民兵、建立群众团体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在根据地的中心区，贯彻中共中央5月4日发布的土改指示，进行改革试点，使解放区人民群众从政治上、经济上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人，为今后坚持敌后斗争，恢复解放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淮南、淮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淮南、淮北解放区军民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条件下，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主力部队先后撤离，安徽各解放区的所有城市和交通线都为敌所占。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中共淮南工委、豫皖苏边区党委、皖南地委、皖西工委的领导下，安徽各地方武装分别坚持淮南、淮北、豫皖苏、皖南和皖西敌后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和统治基础，敌后游击区人民群众渡过了最艰苦的斗争时期。
民国36年7月到9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此后，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皖南、淮北、淮南、豫皖苏、皖南地方党和人民武装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迅速打开解放战争的新局面。皖西、江淮解放区的创建，豫皖苏解放区的不断扩大，皖南解放战争进入发展的阶段，加上城市工人、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条战线的开辟，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扩大。这时期，安徽地区党组织有中共皖西区委、中共豫皖苏区委、中共江淮区委、中共皖南地委。
到民国37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争取全面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安徽各解放区由于实行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此，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民国38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宋任穷为书记。不久又撤销。4月初，根据中央指示，江淮、皖西、豫皖苏3个战略单位撤销，按解放前原辖旧制，在合肥成立中共皖北区委，曾希圣任书记。5月中旬，在屯溪成立了中共皖南区委，谢富治任书记。安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3年艰苦的解放战争，终于嬴得了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
五、安徽地区共产党组织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所做的努力
解放初期，安徽政治上、经济上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在政治上，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通过各种形式垂死挣扎，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经济上，全省广大城乡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摧残，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1950年皖北地区又发生特大水灾；全省农村还不断发生虫、旱、病疫、风雹等灾害，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安徽人民在政治上从事各项民主改革，如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土地改革，实行移风易俗等，打击新政权的敌对势力。在经济上，开展生产自救，恢复国民经济，还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企业，扶持私营工商业，创办新的国营企业，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经过3年的努力，安徽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他各项事业如交通、商业、文教、卫生等也获得了新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2年1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安徽省委员会，由委员12人组成，曾希圣任书记，牛树才任副书记。
从1953年开始，中共安徽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开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到1956年下半年，安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从此，安徽社会同全国一样，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中共安徽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安徽集中了必要的物力、财力，有计划地进行了重点建设。在工业建设上，新建、扩建了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并先后从上海内迁108家企业，初步形成了安徽机械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的骨架，加强了全省的技术力量。“一五”计划时期，安徽的电力工业、煤炭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等发展迅速。在农业基本建设上，安徽重点放在兴修水利、改造农业生产条件方面，此外，还对农业生产布局和生产习惯进行了系列改革。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此后，安徽人民也同全国一样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全省国民经济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先后经历了从“大跃进”运动到“三年困难时期”，继而进行较大调整过程，既有辉煌的成就，又有严重的失误。主要成就有：在工业建设上，新建、增建了一批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建成，为安徽今后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在农业和水利建设上，尽管大跃进时期开展的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由此而建设的遍及全省的大、中、小型水利工程，为安徽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文化教育方面，1957年安徽仅有5所高等院校，“大跃进”时期一度增至40余所，经过60年代初期的调整、巩固，1965年底全省高等院校达到15所，在校学生、教师和毕业生人数都比1957年增加了数倍至10倍。安徽还不断地从沿海地区及全国各地引进各类人才，为改变全省文化、教育、科技落后的面貌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此期，安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如60年代初安徽农民首创，中共安徽省委积极支持推行的“责任田”办法，对缓解当时的饥荒，解放农村生产力等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不少的挫折和失误：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全面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城乡“四清”运动，无不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发动展开的。在经济建设上，脱离安徽实际情况，急于求成，如“全民大办钢铁”，搞重工业；超越当时的生产条件和人们的思想认识，在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化”，搞“穷过渡”；批判“责任田”等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党的建设方面，1952年12月、1954年2月、1955年11月，安徽先后召开了3次党员代表大会。1954年12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安徽省委建立常务委员会，由曾希圣等9人组成。1956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安徽省第一届委员会，曾希圣为第一书记，黄岩等为书记处书记。1962年2月，曾希圣调离安徽，李葆华任省委第一书记。1963年2月10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各专、市、县委一律撤销书记处，改设书记、副书记。7月23日至30日，中共安徽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出中共安徽省第二届委员会，李葆华继续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李丰平等为书记处书记。这届省委领导班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被造反派夺权。
六、“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达，“文化大革命”开始。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成立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李葆华任组长，部署了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随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安徽高等院校开始动荡不安，红卫兵运动兴起，继之，“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进一步蔓延到工矿、农村。到1966年底，安徽局势日益混乱，省、专、县各级领导人都处于朝不保夕的惶恐之中。1967年，上海刮起了夺权风暴。1月26日，合肥地区19个造反派组织进驻省委、省人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此后，全省各地、各单位都仿效“一·二六”夺权做法，造反派全面夺权和罢官。但安徽在“一·二六”夺权后，“造反派”内部产生了分歧和冲突，动乱由局部性发展到全局性。1967年3月27日，中央决定对安徽省实行军事管制。6月起，全省局势进一步恶化。在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各地尤其是合肥、安庆、淮南、芜湖、蚌埠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全省陷入全面内战之中。8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6408部队奉命进驻安徽“支左”，制止武斗，组织生产。1968年4月18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6月开始全面清理阶级队伍，又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11月，中共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
在毛泽东几次提出“解放干部”后，安徽的一些领导干部逐渐恢复工作，有些还参加了“三结合”领导班子。到1969年底，安徽全省原副县级以上干部已解放的达到80%左右。但在这期间开展的“斗、批、改”运动将极“左”政策强行推向基层。结果，学校下迁农村、知识分子和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开展的“斗、批、改”运动，也使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了批判和斗争。1970年8月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后，安徽省革委会提出了“学大寨、赶郭庄，抓淮北、促全省”的口号。萧县郭庄大队充当了“安徽的大寨”角色。70年代初，安徽又出现“钢铁翻番”、“大打矿山之仗”的热潮，造成了国民经济失调，但不久得到纠正。1971年1月15日至20日，中共安徽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安徽省第三届委员会，李德生为第一书记，宋佩璋为省委书记。到6月底，全省所有地、市、县全部召开了党代会，建立了党委。至此，因“一月夺权风暴”而停止活动的省、地、市、县党的领导机构重新恢复，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安徽国民经济出现新的转机。但安徽同全国一样，1974年开展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开展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再次搅乱人们的思想。但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开始了全面整顿，安徽也对各条战线进行了整顿，打击了歪风邪气，混乱局面有了较大的好转，国民经济出现了好势头。5月22日，宋佩璋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1月下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持续9个多月的全面整顿工作为之中断，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国民经济又一次受到严重冲击。
七、新时期安徽共产党组织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宋佩璋对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篡党夺权活动顾虑重重，特别是对自己的问题更是掩掩盖盖，继续推行“左”的路线。197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派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顾卓新、赵守一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1977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分别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对揭批“四人帮”作出新的部署，随后，又要求抓紧搞好清查工作。从此，安徽形势急转直下，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席卷全省，长期以来被搞乱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得到澄清。同时对各条战线开始整顿。1978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提出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随后，又开展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解放了全省人民的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共安徽省委根据全会的指导思想，妥善处理了安徽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据统计，安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4.65万多人。通过复查，冤假错案全部得到平反，其中有500多名县以上干部重新安排或调整了工作。1979年至1985年，全省共复查刑事案件10.8万件，改判3.8万件。随后，又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老案开展复查，共审结3.3万件，改判1万件。中共安徽省委对原划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右派帽子，进行复查改正，到1980年止，有98.5%作了纠正，并分别情况给予安置。中共安徽省委还落实了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台胞台属政策、民族政策、原工商业者政策等，并陆续安置城镇下放和待业人员55万人。改组后的中共安徽省委还大胆地提出以生产为中心，要求全省一切工作围绕生产，为生产服务，这是较早地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公开否定。
1978年，安徽省来安、肥西、凤阳等地出现了家庭承包责任制。1979年1月，万里代表省委充分肯定了这种做法，这为安徽农村系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起了促进作用。随后，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配套，承包制向其它生产领域扩展，农村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商品流通渠道初步改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因之变革，小城镇建设被摆上了日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获得很大的发展，并逐步形成安徽自己的特色。在农村改革的影响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了，1979年扩大了工业企业自主权，1981年实行工商企业经济责任制。1984年以后，安徽省全面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到1985年安徽省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全省国民收入271.81亿元，社会总产值581.07亿元(以上为当年价)、工农业总产值405.83亿元，财政收入30.16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132.93亿元(以上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六五”期间年平均递增分别为11.8%、14.0%、13.4%、8.3%、13.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逐步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并以扩大开放带动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对外开放。经过10多年的努力，全省初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年以前，安徽省只是上海等口岸的货源基地，组织资源，调供出口，不独立组织对外经营。1979年以后，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使对外经济贸易开始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又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强国际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了安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安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吸引力。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和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后，中共安徽省委及时提出了加快沿江地区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要求全省进一步动员起来，抓住机遇，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辐射，带动全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发展较快，取得初步成果。到1990年，“七五”计划完成时，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全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分别达606.5亿元、1219.1亿元、645.1亿元，5年间年平均增长6%、16.06%、9.7%；财政收入达52.9亿元，年平均增长11.9%，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1224元，年平均实际增长4.6%；农民人均纯收入539元，年平均实际增长1.8%。此后，安徽省加快了以芜湖为中心的长江沿线和合肥、黄山的开发开放，进一步推动了全省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1991年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后，1992年全省社会总产值仍达到1703.51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为724.89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1354.0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39.74%、19.52%、109.89%。安徽省国民经济步入高速增长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安徽省委大力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加强文化、广播电视、出版、体育、卫生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努力提高全省人民的思想觉悟、文化素质，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基层。中共安徽省委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