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岗队首创
1、穷则思变
小岗生产队，合作化前共有34户、175人、90个劳力，30犋耕畜、1100亩土地。平均每年产粮9万公斤，好的年成可达10万多公斤，人均产粮500多公斤。每年都出售给国家2至2.5万公斤粮食。多数农户“温饱有余”，即使劳、畜力弱的生产困难户，广种薄收也能维持生活，全村无人外流乞讨。
1955年夏季，小岗全村仅有6户办了几个月的临时互助组没有办过初级社。这年年底，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办社工作组来到小岗，采取行政手段迫使他们在1956年午季后全部入了顾庙高级社。入社第一年，全队收了8.25万公斤粮食，人均300公斤口粮，留下种子，其余2万多公斤都出售给国家。这是小岗生产队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此后23年里唯一的一次向国家做的贡献。
高级社在生产上全社统一指挥，分配上全社统一核算，管理上采取“三包一奖”制，开始出现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的现象。而地多人少单产低的小岗村，入社第一年粮食产量就没有达到社里规定的指标，“三包”没有完成，“一奖”自然没有，分配减少，受到社领导批评。1955年以前，小岗人均年收入80元左右(折新币，相当于当时富裕中农水平)，平均每个劳动日0.65元，而1956年年终分配时，小岗每个劳动日仅有0.45元，人均年收入仅55.50元，农民的经济收入减少了，对集体生产的信心有所动摇。这年冬天，小岗队死掉17头耕牛，幸亏第二年国家又发下5头耕牛，才勉强维持生产。1957年午季后，不少社员对高级社不满，要求退社。这时，反右风刮到小岗，进行“两条道路大辩论”，批判了要求退社的社员。退社风潮虽然被压下去，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一落千丈，秋季水稻几乎无收。这一年全队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8.25万公斤下降到3万多公斤。小岗队第一次吃了国家的回销粮，用了救济款，第一次有人外流讨饭。
在小岗群众对高级社强烈不满的情况下，1958年又大办人民公社，小岗队被迫跨进了小溪河卫星人民公社。这个社方圆近30公里，相当于现在的七八个乡。在“政社合一”的“大跃进”年代里，生产上瞎指挥更加厉害，小岗队被划为杂粮区，插秧季节全村劳力和耕畜全部调到10公里外的水稻区干活，秧插完后公社又不组织力量帮助杂粮区生产，经过反复折腾，小岗队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等情况，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小岗队的耕地大片荒芜。到秋后小岗队食堂里粮食已吃光，开始吃“小秋收”和供应的豆饼了。从1960年春天起小岗队食堂时办时停，有一次竟有3个月未开伙。能跑的人都出外谋生，得了浮肿病不能跑的都躺在“公房”里，靠“小秋收”度日。1962年夏，小岗队只剩下10户、39人，一犋半牛和100多亩可耕地。
1962年秋，社员搞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种上小麦后，省里批判为“复辟田”，硬要改正“责任田”。1963年，社员怕收割时拢“大摊”，未等小麦成熟，便抢的抢、偷的偷。结果下种1200公斤小麦，队里只收482.5公斤，午季每人分了0.75公斤小麦，剩下的450公斤硬留作种子。从此小岗队就流传出“种20(市斤)，收18(市斤)，不用镰刀用手拔，要问亩产是多少，一个小孩提回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岗队受到了更大的摧残。县、区、公社和大队有38人次到这里搞过工作队、宣传队，每年最少1人，最多时18人。1974年，公社下决心要改变小岗队的落后面貌。公社书记挂帅，人保组长坐阵指挥，一行18人进驻小岗(当时小岗队是19户)。一个负责人在开动员会时说：“你们小岗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今天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鞭子，非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18人兴师动众地“赶了一年”，结果小岗队粮食产量在1973年1.7万公斤很低的基础上又下降到1.45万公斤。
小岗队只有一户下中农，其余全是贫雇农，在阶级关系上没有对立。然而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年年搞运动，天天讲斗争。生产队干部“走马灯”似的轮换，秋收后，“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为这里的规律。全队17个男劳力，有15人先后当过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粮食斗少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队里的集体财产仅有3间破草房、一犋半牛、半张耙、一张半犁，已穷得无法进行生产了。“文化大革命”10年间，每年生产粮食1至1.5万公斤，到1976年，全队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人均口粮50多公斤。户户有外流，个个讨过饭，大姑娘出门没衣穿，小伙子全是光棍汉。小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穷困队、光棍村、讨饭村。但是，政府没有忘记经济尚未翻身的小岗农民，每年国家都要给5至8个月的供应粮。从高级社以来，国家给这个队贷款15632.28元，无偿投资2425元；从1966年至1978年13年156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的有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11.4万公斤，占这13年全队粮食总产的65%，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79%；还用掉国家生救、社救款1.5万元；国家供应各类种子3.25万公斤；给买耕牛10头，队里的犁、耙等农具件件都是国家给钱买的。这真是“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有些老农既感激又愧疚地说：“这么多年幸亏政府救济，我们当农民的生产不出粮食心中有愧，得想个多打粮食的办法。”
2、包干到户
1978年10月，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分别当选为小岗队队长、副队长、会计，3人组成新的队领导班子。由于特大旱灾，粮食歉收，虽是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却有不少农户准备外流。队干部考虑，不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有愧于长期挨饿的父老乡亲，当务之急是让大家吃饱肚子，留住劳力、种好小麦，明年才不至于挨饿。小岗队20户、115人，人多矛盾多，为利于生产，只好瞒着公社先暗自分为2个组，哪组干好哪组吃。但分开不久，仍有矛盾，又分成4个作业组，还是不行，因上工早迟、工分多少、分工不合理等产生新的矛盾。3人商讨认为，分大不如分小，11月8日，将4个组分为8个组。这样一分，多数成为“父子组”、“兄弟组”等，基本上是“被窝里划拳不掺外手”。组分小后，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劳力不足的，老人孩子一齐出工，没有牛犁田，就用人拉犁，没有犁，就用钉耙刨，各组很快就完成秋种任务。可好景不长，小组内兄弟之间、妯娌之间、邻里之间又产生新的矛盾，无休无止地“穷争饿吵”，严重影响生产。
11月24日夜晚，在村西头严立华家队干部召集全队户主开会。20户到了18户，即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严国品、关有江、关有申、严家琪、严付昌、严学昌、韩国云、关有章、严家芝、关庭珠、严立坤、严立华、严立富、严美昌、严金昌，而关友德、严国昌2户主在江西讨饭未归。会议的议题是：大家讨论往后生产怎么干?会一开始，社员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位老农说：“50年代初期，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生产干得热火朝天，交公粮、卖余粮争先恐后，家家丰衣足食，什么矛盾也没有，现在还不如像50年代那样，分田单干。”“对，分田单干!”会场上一片欢腾的赞同声。也有人说：“分田到户好是好，但政府不允许，干部不敢干，要是上面知道了可不得了，带头的干部轻的挂牌子游斗，重的坐牢、关死也难说，‘肉吃千口，罪落一人’”。当时队干部也怕，但是，被贫穷逼得实在无路可走了，就这样干一年试试看吧，为让乡亲们有碗饭吃，坐牢也值得。队长严俊昌站起来说：“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主持会议的副队长严宏昌也站起来说：“我们队要想分田到户干，必须订个协定。”经过大家长时间讨论，当场作出三项规定：
一、我们分田到户后，午秋二季每户所收的头场粮食，要先把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准装孬种。
二、我们是明组暗户，不准任何人向上面和外人讲。谁讲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三、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坐牢，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

会上，当大包干到户协议书写好后，大家赌咒发誓，表示绝不反悔。接着一个个在合同书上捺上指印或盖私章，关友德、严国昌也由其子侄代捺了手印(原件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
会议结束后，连夜分牲畜、农具、量土地，全队517亩土地，孬好搭配按人头包到户；10头耕牛折价后两户1头，到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小岗队“包干到户”的事，很快被公社发觉了，公社领导几次劝他们拢回组里干，均无效。公社负责人便在队干部会上批评了小岗队，并宣布：小岗队包干到户如不并起来，化肥、贷款、种子一律不给。
小岗社员知道公社负责人的意见后，坚决不拢，不给贷款自己想办法；不给化肥，用农家肥代替；不给牛草，到外面去借。可是不给种子，市场买不到，外队也借不到，只好再去求公社。
1979年4月15日，陈庭元到梨园公社检查工作时，公社干部把小岗队“包干到户”的情况作了汇报。陈庭元和公社干部立即赶到小岗。听了队领导班子的汇报，看到田里长势喜人的庄稼和社员特别高涨的劳动热情，陈庭元便对公社干部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想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已经分开了，庄稼是各家种各家的，再并在一起也不好算帐，就让他们干一年试试，也许这办法能起作用。全县3000多个生产队，这一个队就是搞资本主义，也无关大局，反正庄稼也不会跑到哪里去，稻种就给他们吧!”小岗队的“包干到户”得以幸存下来。从1979年春到1980年春，陈庭元和县委其他负责人曾13次前往梨园、小岗，为小岗人排忧解难。
二、全县展开
1979年下半年，当“包干到户”处于萌芽阶段时，县委领导人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这种办法最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要维护群众利益，极力保护这一新生事物；另一方面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又心有余悸，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加以限制，派工作队下乡，要求二户一组的一定要合并。强调在农村体制的问题上不搞自主权，不准单干。其实，县委和区社干部对“包干到户”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进行了多次制止，只是口头严厉实际松。因此“包干到户”仍在发展，8月份全县有202户，到12月份，就发展到7160户，占全县总农户9.65万户的7.5%。
为了比较鉴别各种生产责任制，根据地委指示，县委在认真总结“大包干到组”的同时，于12月中旬派县委政策研究室的吴庭美前往小岗调查，写出了一篇在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报告，即《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该件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1980年1月1日，陈庭元到合肥参加全省农业会议时，将这份7000余字的调查报告交给了万里。万里“象读小说那样，一口气连看了两遍”，被发生在小岗队的事情感动了。同年1月24日，万里在王郁昭、陈庭元的陪同下，专程前往小岗检查工作。他们挨门逐户地询问了各种情况，并当场肯定了小岗的做法和首创精神。小岗队“包干到户”得到万里支持的消息迅速传遍凤阳，不少社队搞起了“明组暗户”。2月底，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凤阳农民高兴地说：“刘少奇平反了，责任田能搞了!”。“‘包干到户’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迟搞的吃亏，早搞的讨巧”。“包干到户”发展更加迅速。到4月份，“包干到户”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25%以上。“包干到户”成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干部群众都说：“大包干，是正路，到户才能稳得住；只要能干三、五年，社员家家都能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这时，正值春耕大生产，在这关键时刻，县委依然以“不公开”的方式支持“包干到户”的推行。3、4月份，县委领导人深入到东三区(总铺区、小溪河区、板桥区)的每个公社、大队，支持那里的负责人推行“包干到户”。他们对当地的区社书记说：“木已成舟了，‘包干到户’已无法阻挡了，即使不准社员干，他们还要搞‘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现在春耕生产季节已到，再折腾下去，生产就要受到影响。与其跟在群众后面让其自发地搞，不如因势利导，走在群众前面去领导这一新生事物。”3月18日，陈庭元和县委副书记徐万里到板桥区，要区委制定一个“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4月25日，板桥区委在县委政策研究室的协助下，制定了中共板桥区委《关于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生产资料问题、包产问题、集体企业事业的经营问题和职权及报酬问题等作了规定。板桥区委的《意见》制定后，4月28日，县委即在供内部交流的《情况反映》第九期中全文登载，并加了编者按语：“鉴于其他区社也有少数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此后，西四区(武店、刘府、大庙、门台)的社员搞“包干到户”的日益增多。意见同时印发给其他区委，供参考。”这是县委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公开支持“包干到户”的推行。
“包干到户”在凤阳广泛推行不久，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同意边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凤阳的“包干到户”终于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县内一些实行“一组四定”、“联产计酬”和“包干到组”的社队，纷纷改成了“包干到户”。到1980年底，“包干到户”占了全县农村生产队的80%。1982年下半年，县内只有最后一个蒋庄大队，在群众强烈要求下，也实行了“包干到户”。至此，凤阳农村全部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