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纂《定远县志》过程中，县志办公室等人员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参考大量历史文献，撰写《庄周在濠水之滨》、《东城阙城遗址考》、《项羽究竟死于何地?》、《项羽自刎乌江是可信的》、《包公任定远县知县的时间——包公首任定远知县问题考辨》、《胡惟庸谋害刘基辨析》、《戚继光是不是定远人》、《韭山和韭山洞概况及其归属》等有关定远县历史的考证文章。本着多说并存，兹收录志中，以备查考。
庄周在濠水①之滨
刘广和
战国中期，皖东濠水之滨定远、凤阳大地哺育了一位哲学家、文学家、寓言大师——庄周。
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蒙(一说安徽蒙城县城东门外，一说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早年曾为漆园吏，后来隐退从事著述和讲学。他一生生活时间较长、事迹流传很多的地方，即濠水流经的定远、凤阳两县。 庄周在濠水之滨定远、凤阳两县留有许多遗迹。《太平环宇记》一百二十八卷定远县条，有“废漆园在县东三十里，其地东西南北约方三百步，天宝中尚有漆树三十余株，后野火烧，其树在故县村西一百步，即楚国庄周为吏之处，今为垄亩。”“漆园观在县东北一百三十步，唐弘道二年置，取漆园为名。”明嘉靖《定远县志》记载：“漆园，濠梁志云：县东三十里，周围三百步，祖传庄周为吏之处，唐弘道间建漆园观，吕许公夷简序云，庄生为吏之地。”《定远县志·舆地考》明确指出：“棠棣店(今定东乡东南)为庄周漆园遗址”。据《太平环宇记》载，废临淮县东门内开元寺西，有“梦蝶坊”，世传为庄周寓居之地。开元寺后，有逍遥台，为后唐濠州刺史梁延嗣所筑，原为庄周墓，台上有亭，亭中有庄周的刻像，台前有“南华楼”，为明万历年间重建。据《凤阳府志》记载：“观鱼台在凤阳县西南七里”。《太平环宇记》：“惠庄观鱼即此台。”《元和郡县志》：“庄子与惠子观鱼处，亦名庄周台。”
古代文人游历濠水之滨留有许多凭吊庄周的诗句。如：
定远道中闽人御史刘存德
方城过百雉②，沃野近千箱。
漆苑怀庄吏，阴陵失楚乡。
水耕新作浍，土埴旧成章。
欲为舒民力，其如道路长。
(见明·嘉靖《定远县志》)
清淮楼③唐张由页
观鱼惠子台荒没，梦蝶庄生冢木秋。
惟有清淮供四望，年年依旧背城流。
(见《凤阳新书》)
逍遥台宋苏轼
常怪刘伶④死便埋，岂伊忘死未忘骸。
乌鸢夺得与蝼蚊，谁信先生无此怀。
(见《凤阳新书》)
观鱼台宋苏轼
欲将同异较锱铢⑤，肝胆犹能楚越如⑥。
若信万殊⑦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
(见《古人笔下的安徽胜迹》)
过濠州⑧宋赵木卞
朝离石涧寺，暮泊香山夹。
扬帆复顺流，快若两翼插。
濠州旧风物，余昔此承乏。
重上庄生台，如梦觉一霎。
(见清·光绪《凤阳府志》)
濠梁清黄景仁(仲则)
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虫蜀唤停车。
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
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
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见《两当轩集》)
观鱼台清冯龙观
四望平如掌，高台即涧悬⑨；
石梁⑩从草合，金井⑾任藤牵。
风定鸟窥水，云开鱼在天。
欲寻庄叟乐，濠水只涓涓。
(见《凤阳古今》)
这些遗迹、诗句表明，定远县废漆园是庄周为吏之处，废临淮县是庄周生平寓居和死后埋葬之地，濠水一带则是他长期隐居、游历频繁和著述《庄子》一书的地方，他与濠水之滨的关系甚为亲密。
今本《庄子》存三十三篇，约十余万字。此书勾划了非常广阔的画面，对先秦时期人们的生活、思想、劳动诸方面都作了生动的描绘，不仅发挥了深湛的哲学思想，散文文学也达到很高的地位，极为汉代散文大家司马迁所称赞。庄周的文学天才超逸颖悦，文章纵横跌宕，奇气迫人，极尽变化幽渺之致，他是战国时唯一文学大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文学家和哲学家。
最早认识事物的相对性质及其联系的，在我国，是道家庄周和名家惠施。《庄子·秋水篇》所记的庄周与好友惠施观鱼及相互问答之辞，即发生在濠水之滨，这说明濠水之滨是哲学上相对论的发源地或故乡。 “思若泉涌、笔若风雨”、“咳吐谑浪、皆成丹砂”的庄周为什么会于当时尚未开恳的文化荒原——濠水之滨，脱颖而出，写出许多篇“文辞富美”的文章呢?其主要原因是：一、濠水之滨地处淮河南岸，淮河流域的夷人，想象力本来就很丰富，嫦娥奔月、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传说，便是在夷人中产生的。二、春秋战国处在大变革时期，黄河长江中下游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尤其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方便了皖东和苏北水路交通，在皖西北梁惠王动员人民又开辟了著名的鸿沟，使淮河首次成了南北交通的要道，两淮地区既与北方的夏人地域，又与南方越人地区串连在一起了，淮河流域的人们，眼界豁然开阔起来了，奇闻异见陡然多起来，夷、夏、越三族的智慧在两淮交会、凝结。三、庄周有深刻的生活实践，过着穷苦的生活，饱尝人世间种种滋味。他有了这种种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便丰富了他的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四、楚的自然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给庄周提供了思想资料和艺术方面的启示。“其学无所不窥”的庄周，充分利用这些良机，勤于涉猎各家学说，终于创造性地以“古今独步的文笔”，傲视先秦诸子。这是皖东早期的文风，值得珍视骄傲。 ［注释］
①濠水：《水经注》卷十二有豪(濠)水，“水出阴陵县之阳亭北”。东北流经钟离县而注于淮水。阴陵县故城在定远县西北六十华里。阳亭，在阴陵城西二十华里。钟离故城在废临淮县东，属今凤阳县地。 ②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临淮镇。 ③清淮楼：在今凤阳县临淮镇。
④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据说有一次，他乘着车子，怀中搂着一坛酒，边走边饮 ，并吩咐仆人扛着一把锹紧跟车后，待他一醉死，立即把他埋掉。
⑤锱铢：古代重量单位，常用来形容事物轻微细小。
⑥楚越如：象楚国的越国那样(遥远)，句本《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
⑦万殊：指宇宙间千差万别的物态。
⑧百雉：雉，古代计算城墙而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⑨即涧悬：靠近溪涧高高地悬着。
⑩石梁：石桥
⑾金井：神井。指装有雕饰井栏的精致的井。
⑿鱼在天：涧水清如明镜，天映水中，似鱼游天上。
东城、阙城遗址考 熊明陶朱邦福
据明朝嘉靖年间高鹤编纂的《定远县志》记载：在定远东南有两个古代城址：一是离县城50华里的东城遗址；一是离县城45华里的阙城遗址。今查，县境内三官集和下马铺各有一个古城遗址，两地相距35华里，呈西南——北东向。究竟何为东城遗址，何为阙城遗址呢?史志中说法不一，大量古藉皆以三官集古城遗址为古东城。唯建国后出版的《安徽建置沿革·定远县》东城条注：“治今定远县下马铺。”《皖志述略·定远县》说：“池河之滨下马铺。或以为是东城故址”。为此，县志办组织人员作了专门考证。
经多方考证，确认秦汉时期的东城在县东南50华里的三官集油坊村，下马铺古城遗址为阙城。
一、从山水地形上考察。班固《汉书·地理志》东城条：“莽改曰武城。池水又东北流历二山间，东北入于淮之池口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池水》条：“淮水又东，池水注入。水出东城县，东北流，经东城县故城南。”《重修凤阳府志·水考》：池水有二源：一出定远西洋山，东南流经现在的大余水库、蔡桥水库、蔡桥河；一出三山诸泉水。东南流经现在的大石塘水库、解放水库、马桥河。两源流水在三官集西南一里的双河口汇合为池水，与“水出东城县”非常吻合；然后流经三官集南部半华里，折向东北流去，实是：“流经东城县故城南”的确证。池水继续向东北流至离三官集10里的石角桥，穿越南北两山之间，就是《地理志》中所说的“东北流历二山间”。遍查池河流历地，两山夹一水地形仅此一处，而下马铺在石角桥下游东北向8里。由此可知，池水虽经两处遗址，但出处、距离、方位不同。“东北流历二山间”只能是相对三官集遗址而言，绝不能是下马铺。
另外，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郡县图》标明，东城城南清清楚楚地划着一条池河水线，水系和方位都与《地理志》、《水经注》相符。北京军事科学院复制的军事地图《淮河流域历史地图》(原作为日本大官权平等)上明确标明，东城遗址在得胜集——张桥镇直线间的三官集。没有标在藕塘——仓镇直线间的下马铺。刘思祥编制的《滁县地区历史沿革图》也标明东城遗址在三官集。
二、从历史事实上考证。《水经注》中记有：“汉以数千骑追(羽)，羽率二十八骑引东城因四阝贵(山)出，斩将而去”，即此处也。明朝嘉靖年间高鹤纂著的《定远县志》虞姬墓条注：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高六丈，墓上草人呼为美人草。”民国二十年杨炳坤补修《定远舆地考》东城条载：“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之，羽遂复引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引其骑因四阝贵山。今大桥(街名)西有嗟虞墩，山势四下阝贵陀，实四阝贵山之遗址。其三官集之安州故城，实即当时之东城也。”项羽从阴陵(今定远西北靠山乡古城村)败逃东城的路线，是一条较直的县际间驿道，一路有踪迹可寻：永康乡的霸王桥、耿巷乡的刘会桥、早庙乡的高皇坝、二龙乡的嗟虞墩，皆因汉兵追项羽的途经而命名，当地人至今仍有种种传说。史载嗟虞墩“近东城”。究竟多近?1982年安徽省交通厅和定远文物组实地测量：嗟虞墩距三官集北城址2里250步，隔一条河冲，东西相望。项羽在四阝贵山突围前约定部下到山东分两处会合，主要是伺机突过东边一华里河桥(原古驿桥，现名王桥)上岸即可逃入城中歇脚。而下马铺在四阝贵山东北三十五里，比嗟虞墩距三官集远得多。项羽在追兵情急“自度不得脱”的危急情况下，不可能舍近(三官集)求远(下马铺)。再者，项羽过东城的目的是要强渡乌江渡口回江东老家去。四阝贵山北侧就是从西北面的阴陵逃往东南东城直至乌江渡口的秦时驿道。传说四阝贵山旁有烽火台。现从嗟虞墩向西北远眺几个驿墩历历可见，不过人们传说它是虞姬头颅血滴凝而已。 三、从遗址文物上考证。通过多次到三官集、下马铺两处遗址考察 ，所得的结论就再清楚不过的了。三官集一带的男女老少皆称附近的古城遗址为“安城”，并认为安城就是原来的东城，有文化的老人则称“古东城”。下马铺居民大多数不知道附近的古城遗址。少数老人虽知道也叫不出名字，根本没有说此遗址为古东城。故老历代相传是：柴王(五代周世宗)伐南唐，从寿县经过定城走到现在的双庙村，人渴马乏，山荒人稀，只得掘地取水，今村旁有井名“柴王井”。再向东南行走三十五里，山岗崎岖，河水环绕，一时迷失道路，柴王下马驻地休息，埋锅造饭。后人称此地为“下马铺”。
三官集处故城遗址，轮廓非常明显，有内外两城。内城呈长方形，东西一华里半，南北一华里，四周城基高出地面三公尺，四角城楼高出地面五公尺，四周护城濠深约一丈左右。城址里，遍地是饰有细纹的秦砖汉瓦残片，和垓下(今固镇县东濠城集)、阴陵遗址的砖瓦残片一模一样。城中有古井70多口。农民在城址里挖出许多秦汉遗物，附近农民家里都收藏一些古代器皿。外城也呈长方形，东西三华里，南北二华里，微见断续城基。秦砖时见，汉瓦俯拾。古城址四周有许多汉墓，1975年在老尹村东南发掘一座汉墓，石棺内有宝剑、铜鼎、汉五铢钱，还有王莽时发行的铜质布钱，面有“大黄布千”四字。1975年小李户农民还发掘一处战国墓群，可惜出土文物有的遭破坏，有的已失落。旧县志记载：清末古城址仍有王莽改东城为武城时立的《武城碑》，据当地人说，民国初年此碑被大王村王华斋家抬去埋于庙基。解放前城址东北角有座安城庙，曾在此办过私塾。当地人称“安城”，就是南北朝时的安州城，它是在秦汉时的东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下马铺古城遗址，处于今下马变电所和乡初级中学之间，座落在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岗地顶端，高出平地几十米。城址东西短、南北长，现在是一片坡田。据老人相传：古城有南北两座城门，还能指出城门现在的遗址。城址内只能找到零星碎砖瓦片，没见一块秦砖汉瓦，当地人只在耕田挖塘，掘土盖房时，发现几处砖瓦和排水涵管，都是宋、元、明的遗物。
此外，从两城址所处的自然环境看。三官集故城遗址，周围地势平坦，为数平方公里的小块平原，土地肥沃，非常适宜农业。这里西南两面濒临池河，水源较充足，具备古代建立县城的条件。距县城距离实际测量为55华里，与古文献记载的东城大致相符。而下马铺故城遗址，地处高岗，土地脊薄，东距池河八华里多，饮水水源无着，根本不符合古代建县城的条件。离县城距离实测为50华里，与古籍记载的阙城基本吻合。 综上所述，距定远县城55华里的三官集故城遗址为古东城无疑。而离县城50华里的下马铺古城遗址实为古阙城所在。
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计正山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有两千年了。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关于项羽身死东城的史实，《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更为明确：“汉五年……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我认为“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一段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从事件本身来看，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自己已“自度不得脱。”那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也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过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记》的通篇结构，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由于司马迁曾游历名山大川，所以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且看项王垓下兵败后的行踪：壁垓下，兵少食尽(夜歌慷慨))——溃围南出驰走(直夜)——渡淮，属者百余人(平明)——至阴陵，迷失道(晨雾)——陷大泽，汉追及之——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那么，东城之后呢?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待，情节亦淡然松驰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欲”字将发生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作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镆邪山南，周围二里。故址犹存……羽溃围南山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相传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相传为汉军追及项羽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项羽自刎乌江是可信的
刘广和
“项羽究竟死于何地?”项羽 自刎于安徽和县东北乌江浦，即秦汉时九江郡东城县乌江亭，而有的同志言“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华里)。”(见198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版《项羽究竟死于何地?》)值得商榷。
《史记·项羽本纪》关于项羽自垓下溃围南驰，于东城突破汉军重围，在乌江自刎而死，均有详细记载。项羽自刎乌江后，汉军“相蹂践争项王，”项王尸体被撕裂为五下，吕马童、王翳、杨喜、杨武、吕胜因获其尸体而被封侯等细节，也都一一作了交待。(详见《项羽本纪》。《汉书·项籍》记载与此略同。)
司马迁距楚汉之争仅仅几十年，班固也是汉人。他俩家学渊源，治学严谨，能比较公正地臧否人物，评断事件；他们注重实地调查史迹和广泛采访遗文佚事，并能充分利用国家收藏的图书典籍，对史料认真加以别择去取。同时，司马迁在史实未弄清楚的情况下，常采用“盖……，或言……。”、“或曰……，或曰……”然疑并提的手法，谨慎地将各种说法皆留存史册，待后人探讨，不随意断定。因而《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关于项羽在乌江“乃自刎而死”的翔实记载是可信的。
既然项羽“自刎于乌江”，为何《史记》和《汉书》竟然有羽“身死东城”(《史记·项羽本纪》论赞)，“灌婴追斩羽东城。”(汉书·高帝纪》)之说呢?难道是司马迁和班固两人的历史巨著自我矛盾吗?非也。
《史记》和《汉书》“身死东城”、“斩羽东城”之说乃是泛指。秦汉时，乌江亭属九江郡东城县。如《太平环宇记》卷一百二十四：“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舣船待羽处也。”《续通典》记：“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直隶和州志》、《历阳典录补》等书也有类似提法。而《史记》和《汉书》中的项羽“身死东城”和“灌婴追斩羽东城”等句是项羽自东城败走至乌江自刎等详细经过的略说，其句中的“东城”是九江郡东城县乌江亭的泛指，并不是实指东城县的故城。《史记》和《汉书》中说项羽在乌江“乃自刎而死”是指地而言，是详叙，具体到自刎地点，“身死东城”是指县而言，是泛指身死东城县境范围，其两种说法含义相同，互不抵牾。这种一详一略的写法，正是司马迁和班固用笔的精到之处，在《史记》、《汉书》中多见，绝不是什么破绽和疏漏，直至今天人们仍常常采用。
项羽自刎乌江，古来就有很多史迹：乌江镇东南二里凤凰山上建有霸王庙及其衣冠冢。霸王庙，旧名项亭、项王亭和霸王灵祠。《太平环宇记》卷一百二十四说：“项亭，《汉书》云汉军追羽至东城，乌江亭长舣待之，即此。今有庙，在县南三里。《史记》云身死东城是也。”《历阳典录》卷十说：“项王墓，乌江项王庙后。按《史记》、《汉书》高帝葬羽彀城，在今东阿县南十里，乌江之墓殆诸将分裂之余也。”《直隶和州志》卷四云：“驻马河，州东北四十里，濒江，即乌江亭长舣舟待项王处。”在今和县的乌江一带，常能听到项羽自刎于乌江的动人故事和“不到乌江不罢休”，“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等谚语。关于乌江项羽庙与项羽自刎乌江的故事，古人题咏也甚多。李贺咏项羽神骓：“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君主今解剑，何处逐英雄?”杜牧作诗《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项羽自东城突围至乌江途中，也留有史迹。《隋书·地理志》：“江都郡全椒县有‘九斗山’，《史记正义》引《江表传》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斗，因名。’”《全椒县志》云：“放生池，城南三百步，相传汉将灌婴追羽于此，故一名饮马池。”《直隶和州志》：“阴陵山，州北八十里，上有刺枪坑，为项王立枪地。”
然而，历代《定远县志》皆没有关于项羽死于东城故城附近的记载，但倒有“项羽至阴陵及东城遂引而东”的记述(见《定远历代大事记》)。在定远，关于项羽死于东城故城附近的传闻和遗迹也都未曾有过。定远县境内的虞姬墓、阴陵、东城、霸王寨、刘会桥、下马铺等“史迹”、“遗址遗迹”，仅能说明项羽至乌江自刎经过了这些地点，但证实不了项羽死于东城故城。因而，“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华里)。”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项羽自刎乌江是可信的。
包公任定远县知县的时间
——包公首任定远知县问题考辩
熊明陶刘广和
包公名拯，字希仁，合肥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死于宋仁宗嘉衤右七年(公元1062年)，终年64岁。据明朝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刻隆庆三年增刻本《中都志》第六卷（柳瑛纂修）记载：“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进士及第，尝知定远县，政绩彰闻……”；又据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高鹤修《定远县志》记载：“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进士及第，曾为定远令，公廉正直，明信威果，事除积弊，宿吏胆破，听断烛隐，豪右使用迹，以忠信礼义教民，政绩彰闻，后知天长，徙知端州……”（清朝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杨慧纂修《定远县志》职官志名宦传中亦有同样记载。）宋仁宗朝先后有天圣等九个年号，天圣计九年，包拯是哪一年任定远知县呢？仁宗在位41年，包拯又是哪一年号、哪一年任天长知县呢?
《国史本传》载：包拯“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进士及第，授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以父母春秋高，辞不赴。得监和州税，和与庐虽邻郡，而其亲不欲去乡里，遂解官归养”。天圣五年春科是翰林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刘筠等担任主考大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包公及第后，因父母年老多病，辞官回家奉养。据《包氏支谱》记述：包公父名令仪，中过进士，做过官，退休在家，母王氏，生三子，包公出生，大哥包莹、二哥包颖已娶妻生子，父母约四五十岁，到包公二十八岁中进士，父母已是六、七十岁，包公在家年余，得了孝子之名，受乡里和官府称誉。这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天圣六年八月戊寅刘筠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庐州府”。刘筠曾任庐州知府，包公少年时，颇得刘筠赏识(《宋史·刘筠传》)。根据宋朝举荐官吏制度(《宋史·选举志》)，天圣七年刘筠举荐包公署理定远知县。因此，《包氏支谱》记载：包拯“天圣丁卯年举进士第初知定远县”（见（清光绪三十年修《包氏支谱》卷二世纪十四页），《包公传》云：“后数年，亲继亡”。包公辞官回家“庐墓终丧”。这样，包公在定远任职只有一年多。按照封建社会官宦家庭守墓制度：父母死各守墓三年。包公终丧六年。“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宋史·包公传》)。从天圣九年至景礻右三年守丧整六年。包公父母约在天圣八、九年间先后病死，这与《宋史·包拯传》“数年后，亲继亡”记载基本相符。包公约在景礻右四年至宝元二年之间(公元1037～1039年)出任天长知县三年。这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升移端州(今广西肇庆市)知府时间又基本相符(《宋会要辑稿》)。从此，包公宦历就比较清楚了。由于包公任定远知县属于举荐代理、未满一任的官员，国史馆没有任命资料；包公任天长知县属于朝廷任命，已满一任的正式官员，国史馆保存有档案材料。《宋史》是元末脱脱等所修，资料来源主要依靠宋朝国史馆，这样，《宋史》在记载包公初任知县时，自然只记天长，未记定远

明朝弘治元年刻本《中都志》第六卷廿四页（安徽省图书馆手抄本）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进士及第，尝知定远县，政绩彰闻；知开封府，为政严明，令行禁止，天下皆呼包待制。

清光绪三十年修《包氏支谱》卷二世纪十四页
三子拯公，字希仁，兴国辛卯年二月二十五日午时生，宋仁宗天圣丁卯年举进士第，初知定远县，既知端州，……。
胡惟庸谋害刘基辨析
傅贵
《明实录》、《明史稿》、《明纪》、《明史》、《明纪事本末》均载胡惟庸谋害刘基，刘基死于胡惟庸之手。这实属千秋冤案。特撰此文，对胡惟庸谋害刘基之事进行辨析。 《明史》罗列胡惟庸的罪孽有二。其一，胡惟庸谋害刘基；其二，胡惟庸谋反。胡惟庸谋害刘基也好，胡惟庸谋反也罢，其用心均是加罪于胡惟庸，得到废除丞相制、独揽大权之目的。仅就胡惟庸谋害刘基进行剖析，从中可以窥见朱元璋假手胡惟庸，谋害刘基的蛛丝马迹。
《明史》载胡惟庸加害于刘基两条“罪状”。其一，“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数，方氏所由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史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事，挟前撼，使吏讦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兴，则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入谢，乃留京，不敢归”①。
由此看来，仿佛是胡惟庸设下圈套，以谈洋地有王气来引诱刘基，致使刘基上当受骗，将谈洋地选为墓地，激起民愤，招来横祸，误入胡惟庸的圈套，被朱元璋剥夺奉禄，险些丧命。但难以令人置信，刘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象纬之学”。素以子房之称，诸葛之喻，呼风唤雨，料事如神。初出茅庐的胡惟庸的雕虫小技岂能骗过刘基，致使上当受骗，丢了奉禄，有家不敢归，惶惶不可终日，其中必有诈。明代大史学家谈迁考证：刘诚意(刘基)传云，瓯括间有地谈洋。南界福建，无未奸民盗鹾其间。方谷珍所由乱。基请设巡间司，而民作奸如故。适盗周广三反温处，史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径诣上奏，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以前衔使讦基，言谈洋地有王气，基欲得为墓，发弗兴，则请立巡司。逐民家，庶儿动上听，逐钦章以闻。上夺基禄，基大惧，入朝不敢归。而《实录》云周广三等相结为盗，守将领兵掩捕，尽获之，即基地立巡司。事径捷如此。予友重熙曰：刑部尚书宜兴吴云按渐东。秦谈洋事涉基。在五年秋。则所谓饮章。未必胡氏也。”②显而易见，谈洋之事，并非胡惟庸所为。 那么，再看胡惟庸又是怎样“谋害”刘基的。《明史》刘基传载：“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去。”③这是胡惟庸谋害刘基的主要罪 状。自古奸臣害忠良，合乎情理，加之“罪证”确凿，似乎无懈可击。但只要将这些“罪证”细加查考，并将刘基毒死、胡惟庸被诛、汪广洋赐死、李善长被杀、徐达吃河鸭‘病死’联系起来分析，便可揭开胡惟庸毒死刘基之谜。
最早记载胡惟庸毒死刘基史料的是《太祖实录》。而《太祖实录》的许多史料可靠性较大，基本上保留了历史本来的面貌。《太祖实录》载，惟庸“怨恨基，及基病，诏惟庸视之，惟庸挟医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时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④可见胡惟庸挟医视刘基是奉皇上之命，至于那位皇医给刘基吃什么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清楚，“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以毒中之，基竟死”。分明是吃的皇医的药而死。《太祖实录》载：“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这是史家有意为太祖解脱，仿佛这事与太祖毫无关系。但这句话到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张三没有偷”之感，欲盖弥彰。《朱元璋系年要录》中提出质疑：“基即善料事，何致中惟庸之毒?”⑤钱谦益在《太祖实录辩证》中明确指出：“胡惟庸之毒诚意也，奉上命挟医而往。”⑥由此看来，太祖要毒死刘基到是事情的本来面目。皇命不可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刘基则有苦难言，含恨九泉。胡惟庸谋害刘基只不过是事情的表象，实质则是朱元璋谋杀刘基，加害于胡惟庸，得到逐步铲除心腹之患的目的。换言之，刘基是老谋深算，一生谨慎，料事如神的谋士，怎会第一次受胡惟庸“陷害”，丢了奉禄，罢了官，险些丧命。他怎会很快忘记，何致于二年之后再中胡惟庸的圈套 ，误吃毒药，丧了性命之理?再者，胡惟庸又怎敢在刘基面前玩弄小孩子似的鬼把戏，岂不是自投罗网吗?看来是上命无疑矣。而有些史家有意为朱元璋掩饰，记载此事时将“诏”字逸去。这样，胡惟庸成了朱元璋的替罪羊，谋害刘基的刽子手，留下了千古骂名，后人便信以为真了。
刘基死了，正中朱元璋下怀，为朱元璋革除胡惟庸创造了条件。从表面上看是胡惟庸挟医往，后刘基死去，这是很能迷惑人的。但朱元璋苦于找不出胡惟庸毒死刘基的证人。只要有人出来作证，谋害刘基的罪名往胡惟庸身上一加，任凭他胡惟庸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太祖为找到“证据”，硬要汪广洋作证。汪广洋曾与胡惟庸同为右丞相，共事几年，相处甚好。但朱元璋让汪广洋曾与胡惟庸共同为右丞相的目的是要汪广洋监视挟制胡惟庸，防止胡惟庸独断专行。如胡惟庸有什么对上不忠或越轨行为，以便及时向朱元璋禀报。虽然汪广洋才能不及胡惟庸，但汪广洋为人宽厚，没顺皇帝。太祖追问胡惟庸毒死刘基之事，汪广洋曰：“无有。”朱元璋大为恼火，本想让汪广洋作证，只要汪广洋一作证，便铁证如山了。从此革除胡惟庸。谁知汪广洋未“开窍”，不肯作证，触怒太祖，朱元璋赐死汪广洋于海南。谈迂著的《国榷》载，据考证，其实是朱元璋派人将汪广洋杀死于海南。
再者，首告胡惟庸毒死刘基及胡惟庸谋反均是涂节。涂节是何须人也，正史没有载。夏燮在《明通鉴》中说：“三篇御批曰：刘基遇毒及惟庸反状，皆自涂节发之，及狱成而节亦同戳，且以党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节如果为惟庸谋主，宁不知事败之必将自累!乃转以首告希图幸免，实情事所必无。”⑦“且陈宁奸状，史传所载綦详，未尝有一语及节，而节亦别无事迹。”⑧“其虚实判然可见。”⑨涂节告胡惟庸谋害刘基及谋反是杜撰出来的。那么，胡惟庸谋害刘基则不成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胡惟庸毒死刘基及谋反均不成立，毫无佐证。胡惟庸却遭诛杀。株连李善长，赐死汪广洋，四位丞相三位被杀，徐达最终也吃了太祖“赐”的河鸭，一命呜乎!朱元璋大开杀戒，从文臣至武将均以莫须有的罪名恣意捕杀，“胡蓝一案”，诛杀几万人，长达十几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分明是帝相权利之争。朱元璋为了废除丞相制，铲除心腹之患，炮制的胡惟庸毒死刘基及谋反之罪状。这样即可随意诛杀臣相，又可掩人耳目，真乃“高招”也。朱元璋为了子孙万代永保皇位，特将自己的高招称之为法宝，著书传之后代。《洪武宝训》是最好的自白：“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看完这段自白，胡惟庸谋 害刘基之谜昭然若揭。
注“①《明史》张廷玉撰3781页。
②《国榷》谈迁著478页。
③《明史》张延玉撰3781页。
④《明太祖实录》189页。
⑤《朱元璋系年要录》孙正客264页。
⑥《太祖实录辨证》钱谦益著。
⑦《明通鉴》夏燮著307页。
⑧《明通鉴》夏燮著307页。
⑨《明通鉴》夏燮著307页。
《皇明祖训》朱元璋勒撰4页。
戚继光是不是定远县人
熊明陶、王正权、刘广和、杜世龙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公元1528～1587年)，是明朝著名的抗倭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由于《明史·戚继光传》没有明确记载其籍贯，致使成为人们研究戚继光问题的争论焦点。尽管考证文章连篇，志书记载盈牍，但不外乎两种意见：一说安徽定远人，一说山东蓬莱人。双方各执一据，莫衷谁是。
到底戚继光是不是定远县人呢? 第一、同代人写间代人传，时近而可信。早在《明史》刊行以前的100多年，和戚继光同代的李贽就在《续藏书·都司戚公传》中写道“戚将军景通，字世显，定远人。其先百户祥，以略地战死，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戚景通是戚继光的父亲，如果父是定远人，子是蓬莱人，于理不通。歙人(今安徽歙县)汪道昆是戚继光的同僚挚友，同幕府，共患难，曾为其父作《孝廉将军传》，称“定远为戚氏祖籍”(指六世祖戚祥在定远定居)。比戚继光后死16年的归有光在《震川先生文集》中一开头就 说 ：“今定远戚公元敬……”是在戚继光生前写的，故特点明“今”字。李卓吾是明朝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归有光是明朝著名的散文学家，他们在当时都是颇有影响的史学界人物，对于戚继光籍贯的明确态度，不正是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说的“地近易核，时近迹真”的哲理吗?
第二、戚继光父子早已认定自已籍贯。戚继光生前撰写许多诗文，留下一些题字，从未说是山东蓬莱人，倒有两处题刻表明自己的态度：明世宗嘉靖后期，戚继光在江、浙练兵备倭，曾到安徽休宁县一带驻防，参观过休宁县齐云山，并刻字于石壁，题名“定远戚继光”，此石刻尚在山崖峭壁上。明穆宗隆庆初，戚继光在京东北喜峰口一带筑城防敌，曾游北京市密云县白龙潭，留诗题字，自署“定远戚继光。”此碑刻现保存在密云县白龙潭公园龙泉寺内。戚继光之子戚祚国等撰写的《戚少保年谱》云：”戚氏祖籍在山东东牟县(指六世祖戚祥以前祖籍 ，东牟即今蓬莱 。)元朝末年，戚祥迁居定远县昌义乡(今定远县东乡)，参加郭子兴起义后，征战二十余年，阵亡于云南，明朝封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自己一再写出是定远人。

照片文字：定远戚继光同新都汪时元、邵正魁、汪道会游此。时万历已乙八月既望。本山道官吴伯宁、胡日章立石。

北京市密云县白龙潭公园龙泉寺碑刻文字
龙潭有序
蓟镇石匣营南十里为龙潭，石中窥水色澄澈，若有洞在水中，隐可见。兹冬，余以集练标路，将士于石匣，暇日携游于此，诗以纪之。实为今上改元之三年云。
紫极龙飞冀北春，石潭犹自守鲛人。风云气薄河山迥。晴开日月新。三辅看天常五色，万年卜世属中宸。同游不少攀鳞志，独有波臣愧此身。
万历乙亥冬十月之望定远戚继光书
第三、中国近代名人辞典已有结论。民国29年臧励和主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是目前引用最广的著作。该书在11画981页中明白记载：“戚继光，字元敬，定远人。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
第四、戚氏在定远的遗迹可作佐证。据说定远县永康镇街北是戚继光六世祖戚祥的故居所在地，永康镇西1里有戚继光的祖墓(即戚祥等墓)。定远城南3里是戚祥 死后的封地，旧有戚家园林。戚继光晚年从广东罢职回来，曾在定远戚家园林闲居一度，定远附近居民自动组织1000多人，10个日夜，修好戚家园林。戚继光死后，当地人民为了寄托哀思，称戚家园林为南塘故址，又把园旁一座古寺改为南塘庙，塑像纪念(现该地改南塘村属城西乡)，定远县城内城隍庙旁的继光亭，南门大街的继光操箭巷，都是戚继光在定远活动留下的遗址。 至于省、府、县志书，更是每代有所载，每志有所记：“戚继光安徽定远县人。”(上述见《定远县志》)
因此，我们认为戚继光六世祖戚祥以前应是山东省蓬莱县人；戚祥以后以及六世孙戚继光是安徽省定远县人。“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只是父死子继的为官地点，并不能代表后世子孙的籍贯，就象现在本省人在外地工作一样。何况蓬莱是指世袭官地，并不是世袭封地(指土地)。戚氏世袭官地在蓬莱，而世袭封地在定远，把官地和封地混为一谈，这是造成戚继光籍贯混乱的主要原因。
韭山和韭山洞概况及其归属
刘广和
一、韭山和韭山洞的概况 韭山位于定远县城西北45华里，因地暖多野韭而名。韭山，又名九山，亦称鸠山。北宋大诗人梅尧臣有《九山》诗：“我经九山问野叟：崔嵬一无安曰九?且恐断崖积琼玖，复意陂原多产韭，又疑堆垅若柱灸，四者未悟叟不言，使我临流独搔首。”上有石城，《系年录》云：钟离人王惟忠据山垒石为城，民依者9万余。金人以孙兴知濠州，惟忠不从，率众归节制刘位，为左军统领 。城垒遗址尚有。山顶有石鸡一对，文化大革命扫“四旧”时，鸡头被砸掉，现两石鸡残身及青石基座尚存山顶。韭山旧时虎豹丛集。元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将军应宜儿赤猎虎，七、八年间猎获千头以上。
韭山东南麓有一洞，称韭山洞，相传韭山仙人在此修行，故又名韭山仙人洞。韭山西麓亦有一洞，称为泄水洞。两洞相通，东南为入口洞，西为出口洞。韭山洞系石灰岩溶洞。岩石生成为中年期，距今约4～6亿年，比较坚固。洞深897米。洞高一般都在20米左右，洞宽10至30米。另有三个岔洞，各长200多米。洞口直径近2米，裂于一块巨石之下，进洞行走10多米处渐渐宽阔起来，至20米处，有一座地面平坦，可容千人的大厅。往里，几百米深的洞壁上，怪石嶙峋，潜流淙淙不绝，钟乳石晶莹透明，千姿百态，灵巧生趣，有“仙人卧榻”、“壮士自刎”、“玉龙飞天”、“白玉观音”、“白鹅求偶”、“裂蕊莲花”、“金库”、“阎王壁”、“暗河”、“断桥”、“月牙床”等景物，很多尚未命名的景点，景色美不胜收。洞中有洞，山内有山，空气清新，气温均衡宜人。洞壁有许多诗人墨客的题字留名。韭山洞以它大、险、奇、深之特点，有别于江南三洞和桂林溶洞。洞内游程曲折，暮霭苍茫，游人缓步游览，如入仙境。
二、韭山和韭山洞的归属
韭山和韭山洞历来归属定远县。其理由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安徽通志》、《凤阳府志》、《中都志》和定远县历代的县志对韭山及韭山洞均有详细记载。例如：清朝光绪四年《重修安徽通志(卷三十)·舆地志·山川》有“韭山，定远县西北四十五里，地暖多韭故名”；中华民国出版的《安徽通志稿·舆地志·山脉》，引用《凤阳府志》的记载：“韭山，在定远县西北四十五里，地暖多韭故名，亦作九山，山下有洞，其中涧水常流”；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凤阳府志》中的《定远县图》标明韭山位于定远县境内，而《凤阳县图》表明凤阳县境内无韭山；明朝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高鹤编纂的《定远县志·卷一·山川》载曰：“韭山，地暖多韭故名。……山有洞，其中涧水常流不绝，石形如器物者甚众。左右多唐人题刻，深处有石观音像，后为峻崖，游者莫能至”，“县西北四十五里”。清朝康熙十年徐木千、道光六年杨慧和中华民国21年杨炳坤纂修的《定远县志》均有同样的记述。
中华民国21年《定远县志·舆地考·山系》明确指出“分水岭观音山为凤定界山。”观音山南为定远县领地，观音山北为凤阳县领地。韭山位于观音山南部数公里远地方，说明韭山属于定远县领地。
(二)大量的图书典籍，在涉及韭山及韭山洞的记载中，均标有“定远县西北四十五里”或“定远风景名胜”。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中国名胜词典》(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安徽概况》(《安徽概况》编写组编写，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皖志述略》(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安徽省人民政府出版事业管理局1983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中安徽省地名词目(安徽省地名词典编委会1986年8月编写)、《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定远县地名录》(定远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1990年10月出版)等书籍都对韭山及韭山洞作了注名，名曰：定远韭山及韭山洞。大量的典籍雄辩地证明韭山和韭山洞，历来是定远著名景区和“风水宝地”，已经载入史册。
(三)韭山及韭山洞收入了定远县管辖的各类地图。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绘制的“定远9—50—128—甲”15万地图(1982年10月修测，1983年第一版。1954年北京座标系。1971年版图式)，滁县地区行政区划图(滁县地区行政公署、安徽省人民政府测绘局1981年12月编制)，定远县行政区划图(1981年7月绘制)、定远县地名地图(省政府批准1990年10月出版)、定远县西卅店镇地名地图(省政府批准1990年10月出版)都标明韭山及韭山洞在定远县境内。 (四)通过长期战斗和工作在韭山地区的老干部和老同志座谈，张家国(离休老干部，原韭山畜牧场场长，凤阳县人)、宋增金(原西卅店乡张庄村党支部书记，68岁)、杨守贵(原张庄村党支部副书记，61岁)、丁守同(原张庄村党支部副书记)等人一致认为：自古以来，韭山及韭山洞属于定远县范围。土地改革前，韭山及其东西大洼、尖山、东狍子山、西狍子山、团山、小九山到雷打破顶山、老牛盘都是定远县韭山地主杨守权家的田、山场和草场。当时，杨守权家住丁吕庄，丁吕庄位于韭山洞东200米处，现遗址尚在。土地改革时，杨守权家的田、山场、草场全部分给西卅店乡张庄外耕队，后又划给张庄高级农业社。韭山东洞口前的土地即为过去地主杨守权家的一块大旱田，名叫“五斗种”。建国后至建立韭山畜牧场前，宋增金在“五斗种”地上耕种多年。1956年定远县韭山畜牧场成立后，这些土地、山场、草场全部交给定远县韭山畜牧场管辖。 (五)至今仍是定远县下属单位的属地。1956年建立的国营韭山畜牧场，牧区极其广阔，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5公里(从当年建场地图中可看出，整个韭山属于韭山畜牧场管辖)。韭山畜牧场职工于1970年、1971年、1972年连续3年在韭山及四周和洞口周围植树造林。现在，大部分林木已经成材，成为韭山畜牧场和韭山医院主要经济收入的一部分。另外，定远县政府1981年11月4日以定政字303号文件，确定韭山洞和禅窟寺(位于定远县三峰山)为定远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述史料和事实证明：韭山及韭山洞自古以来就归属定远县管辖。
明朝弘治元年刻本《中都志》第二卷第九页（安徽省图书馆手抄本）


定远县
韭山，在县西北四十五里，《濠梁志》云：地暖多韭故名。《系年录》云：钟离人王惟忠尝据山垒石为城，民之依者九万余。金人以孙兴知濠州，惟忠不从伪命，率众归节制刘位为左军统领。城垒遗址尚存。梅圣俞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