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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
一、组织
民国14年(1925年)，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派员来定远发展党员，成立中国国民党定远县组织委员会，委员3人。
民国17年（1928年）8月，成立中国国民党定远县党部，有委员5人，其中常委3人，内设组织、宣传、民训三个部，下辖3个区党部(区党部下设区分部)和5个直属区分部。
民国19年(1930年)，成立中国国民党定远县整理委员会。次年，设立中国国民党定远县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设书记长1人，委员7人；监察委员会设委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1人。下辖3个区党部,区党部下设区分部。民国27年（1938年）1月，定远县城被日军侵占，国民党组织分散转移。
抗日战争期间，1940年县城沦陷，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驻定远县,担任县执委书记长为陆元超，县执行委员会仅依附于张桥、池河两个流亡区署而已。
民国34年(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中国国民党定远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姚成球,随流亡在外的县政府回城;10月，李善良继任书记长，内设秘书1人，组训、宣传、总务干事各1人，录事2人。下设两个区党部，一区区党部下辖17个区分部，二区区党部下辖12个区分部；另有机关直属区分部19个。初步登记党员445人(男433人，女12人)。同时，成立计划委员会，委员7人，书记长兼主任委员。
民国35年（1946年）6月，进行党员总清查，并将25岁以上的三青团员转为国民党员，清查后，全县党员数为1300余人。
民国37年(1948年)3月，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名称仍为中国国民党定远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改称主任委员，另设副主任委员1人，由三民主义青年团定远县分团主任担任。下设正副秘书各1人，组训、宣传、总务干事各1人，录事2人。当年10月，紧缩编制，正副主任委员又改称正副书记长，免去正副秘书，仅设干事、助理干事、录事各1人。
1949年1月18日，定远县解放，国民党定远县组织随之解散。
二、活动
定远县国民党组织各个时期的活动，是根据国民党中央及安徽省党部指示进行的。
民国14年至16年(公元1925～1927年)，中国国民党定远县组织委员和中国国民党定远县党部进行建党、整党。民国20年(1931年)8月，血腥镇压吴圩农民暴动，对中共定远县委、定西特区委及其下属各支部、中共臧陈党支部、中共吴圩区委等进行“围剿”破坏。
抗日战争期间，县党部与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定远县调查室密切配合，逮捕残杀革命人士和共产党员。例如：曾任国民党警备区司令部独立团警卫连长、皖东第二十游击纵队二十大队大队长的牛登峰于民国27年(1938年)至民国34年(1945年)先后率部数次“围剿”新四军,偷袭、围攻乡民主政府，烧毁民房400多间,强征农民大量粮食，残酷杀害和俘去革命干部、新四军、群众近百人。民国29年（1940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区长谢少臣(外号谢黑头）残酷杀害我抗日民主政府大桥乡乡长宋跃庭。藕塘顽乡联保主任范鸣球等人，与当地伪、顽、土匪勾结一起，在藕塘组织“白刀队”，暗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白刀队”还以藕塘西菜园为据点，经常拦路抢劫或明派捐税，暗抢财物，鱼肉人民，致使集镇萧条、人心惶惶，百姓恨之入骨。
解放战争期间，该党则继续扩展组织，加强反共，并以摊派等方式向群众勒索钱粮充当经费。民国35年(1946年)深秋，藕塘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司运柱等人带领“还乡团”杀回藕塘镇，采用“索、抓、捕、杀”手段，制造白色恐怖。“还乡团”派捐摊税，鸣枪示众，向老百姓强行索取“子弹费”、“草鞋费”、“辛苦费”等。当年冬，“还乡团”抓住塔山民兵队长杨××妻子，扒光衣服，用踩杠踩，用荆棘抽打乳房和下身，惨不忍睹。“还乡团”残暴毒辣，还常以清查户口为名，闯入民宅扒粮、拉牛、盗马、抢财物、污辱百姓，致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民国35年（1946年）10月24日，国民党青山联防中队长获悉臧陈村有新四军伤病员，便将民兵臧三逮去，使用尖棍将其双腿腿肚肉夹炸开，严刑拷打。民国37年(1948年)5月，国民党调二十五师六个团、四十六师五六三团和省保安五团等一万余兵力，驻定远县内3个月，实行惨无人道的“百日清剿”，残杀革命人士和民众，无恶不作，迫使百姓背乡离井，逃荒度日。
该党先后出版不定期报纸《定远日报》、《定远导报》，由书记长等人任社长，委员会内人员等担任编辑，作为该党的定远机关报。
负责人更迭表
三、中统定远调查室
中统定远调查室隶属中统安徽省调查统计局，受第五战区调查室督导，对外用县执行委员会名义行文，调查室主任参加县执行委员会，并参加县党政军汇报会议(即五人小组)。调查室内部设行动队，穿着便衣，配有短枪，进行特务活动。调查室在机关学校设有“防奸”小组9个，各区乡(镇)也设有“防奸”小组，从事调查了解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游击队秘密活动情况。由于他们行动诡秘，手段狡诈，有时使共产党组织活动和军事行动突然遭到袭击和破坏，使革命受到难以预料的损失，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往往就牺牲在他们的手里，因此被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
民国14年(1925年)，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派员来定远发展党员，成立中国国民党定远县组织委员会，委员3人。
民国17年（1928年）8月，成立中国国民党定远县党部，有委员5人，其中常委3人，内设组织、宣传、民训三个部，下辖3个区党部(区党部下设区分部)和5个直属区分部。
民国19年(1930年)，成立中国国民党定远县整理委员会。次年，设立中国国民党定远县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设书记长1人，委员7人；监察委员会设委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1人。下辖3个区党部,区党部下设区分部。民国27年（1938年）1月，定远县城被日军侵占，国民党组织分散转移。
抗日战争期间，1940年县城沦陷，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驻定远县,担任县执委书记长为陆元超，县执行委员会仅依附于张桥、池河两个流亡区署而已。
民国34年(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中国国民党定远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姚成球,随流亡在外的县政府回城;10月，李善良继任书记长，内设秘书1人，组训、宣传、总务干事各1人，录事2人。下设两个区党部，一区区党部下辖17个区分部，二区区党部下辖12个区分部；另有机关直属区分部19个。初步登记党员445人(男433人，女12人)。同时，成立计划委员会，委员7人，书记长兼主任委员。
民国35年（1946年）6月，进行党员总清查，并将25岁以上的三青团员转为国民党员，清查后，全县党员数为1300余人。
民国37年(1948年)3月，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名称仍为中国国民党定远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改称主任委员，另设副主任委员1人，由三民主义青年团定远县分团主任担任。下设正副秘书各1人，组训、宣传、总务干事各1人，录事2人。当年10月，紧缩编制，正副主任委员又改称正副书记长，免去正副秘书，仅设干事、助理干事、录事各1人。
1949年1月18日，定远县解放，国民党定远县组织随之解散。
二、活动
定远县国民党组织各个时期的活动，是根据国民党中央及安徽省党部指示进行的。
民国14年至16年(公元1925～1927年)，中国国民党定远县组织委员和中国国民党定远县党部进行建党、整党。民国20年(1931年)8月，血腥镇压吴圩农民暴动，对中共定远县委、定西特区委及其下属各支部、中共臧陈党支部、中共吴圩区委等进行“围剿”破坏。
抗日战争期间，县党部与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定远县调查室密切配合，逮捕残杀革命人士和共产党员。例如：曾任国民党警备区司令部独立团警卫连长、皖东第二十游击纵队二十大队大队长的牛登峰于民国27年(1938年)至民国34年(1945年)先后率部数次“围剿”新四军,偷袭、围攻乡民主政府，烧毁民房400多间,强征农民大量粮食，残酷杀害和俘去革命干部、新四军、群众近百人。民国29年（1940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区长谢少臣(外号谢黑头）残酷杀害我抗日民主政府大桥乡乡长宋跃庭。藕塘顽乡联保主任范鸣球等人，与当地伪、顽、土匪勾结一起，在藕塘组织“白刀队”，暗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白刀队”还以藕塘西菜园为据点，经常拦路抢劫或明派捐税，暗抢财物，鱼肉人民，致使集镇萧条、人心惶惶，百姓恨之入骨。
解放战争期间，该党则继续扩展组织，加强反共，并以摊派等方式向群众勒索钱粮充当经费。民国35年(1946年)深秋，藕塘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司运柱等人带领“还乡团”杀回藕塘镇，采用“索、抓、捕、杀”手段，制造白色恐怖。“还乡团”派捐摊税，鸣枪示众，向老百姓强行索取“子弹费”、“草鞋费”、“辛苦费”等。当年冬，“还乡团”抓住塔山民兵队长杨××妻子，扒光衣服，用踩杠踩，用荆棘抽打乳房和下身，惨不忍睹。“还乡团”残暴毒辣，还常以清查户口为名，闯入民宅扒粮、拉牛、盗马、抢财物、污辱百姓，致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民国35年（1946年）10月24日，国民党青山联防中队长获悉臧陈村有新四军伤病员，便将民兵臧三逮去，使用尖棍将其双腿腿肚肉夹炸开，严刑拷打。民国37年(1948年)5月，国民党调二十五师六个团、四十六师五六三团和省保安五团等一万余兵力，驻定远县内3个月，实行惨无人道的“百日清剿”，残杀革命人士和民众，无恶不作，迫使百姓背乡离井，逃荒度日。
该党先后出版不定期报纸《定远日报》、《定远导报》，由书记长等人任社长，委员会内人员等担任编辑，作为该党的定远机关报。
负责人更迭表
三、中统定远调查室
中统定远调查室隶属中统安徽省调查统计局，受第五战区调查室督导，对外用县执行委员会名义行文，调查室主任参加县执行委员会，并参加县党政军汇报会议(即五人小组)。调查室内部设行动队，穿着便衣，配有短枪，进行特务活动。调查室在机关学校设有“防奸”小组9个，各区乡(镇)也设有“防奸”小组，从事调查了解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游击队秘密活动情况。由于他们行动诡秘，手段狡诈，有时使共产党组织活动和军事行动突然遭到袭击和破坏，使革命受到难以预料的损失，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往往就牺牲在他们的手里，因此被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