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判
民国以前，我县无专门性的司法机构，由县行政职官掌管审判大权。民国初期，县公署设一刑名师爷，掌管司法，兼管军法。县国民政府建立后，内设：司法科(抗战期间改为司法室)，司法官由县长兼任，配置承审员一人负责审理各类刑、民事案件；军法室，军法官由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军法处司法官兼任(1938年改为县长兼)，配置承审员一人负责审理各类政治案件。司法、军法审讯，重大案件由司法官、军法官主审，承审员陪审；一般案件由承审员主审，书记员协审。刑、民事案件判决后可以进行上诉，政治案件一审即终不准上诉。此外，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所谓“危害民国”案件，则撕掉正常审判程序的“面纱”，严刑逼供，秘密杀害。
抗日战争胜利后，司法室改为司法处(设于今公安局址)，设主任审判官一人、审判官两至三人、工作人员若干人，审理各类刑、民事案件。军法室依旧。另成立“特种汇报”机构，由县长兼任“汇报”主席，中央统计局县调查室专员兼任“汇报”副主席，县党部书记长、中学校长、地方驻军最高长官五人组成领导小组，主持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秘密逮捕、审讯和枪杀活动，同时负责审查自首人员。另配置“汇报秘书”一人，负责记录和档案保管工作。“特种汇报”属秘密性质，该机构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县长兼“汇报”主席吴饬令各区统一行动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周岗区一次即逮捕数十人，秘密处决19人。
“特种汇报”审讯，由中央统计局县调查室专员审讯，行动队队员警卫，一般多在夜间秘密进行，逼供手段极其残酷。其实类似审讯在“特种汇报”成立前，县内就已存在。民国三十三年，国民党第五行政区在古河镇邱家花园设立临时法庭，五区专员漆道徵任主任审判官，171师师长曹茂琮、九区专员赵凤藻、十纵队司令柏承君、皖东党务专员余瑶石任审判官，五、九两区的县长、县党部书记长、中统调查专员陪审，秘密审讯数百名国民党区乡干部、教师和革命群众。审讯时使用多种刑具，如皮鞭抽，夹棍夹，指缝加楔子，坐飞机，挂石锁，灌辣椒水等等；更有甚者，三伏酷暑，强迫“犯人”脱去上衣，肩压重石，悬吊树上，用皮鞭抽打；还有的用香火烧炽两腋，用剌刀戳剌大腿。柏承君为了和桂系争权夺利，排除异己，对审讯过的人还进行秘密处决，先后被害者近百人(其中有部分共产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东大屠杀案。
全椒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内设司法科，审判长由县长兼任，配置审判人员若干负责审理各类案件。1950年9月4日，县建立人民法院，撤销司法科。县法院办理案件，实行上诉、复核、大会公审(巡回、就地)、人民陪审员和人民调解等项制度。“土改”期间，县人民法院在各区设立分庭，审理“土改”中发生的案件。
1953年，县法院在马厂、小集各建立一个巡回法庭，在古河镇设立一个巡回审判站。巡回法庭每逢农历初四、十四、二十四开庭；县法院每月3日、19日定期派员到巡回审判站审判案件。
1954年，为了保障首次普选工作的顺利进行，2月中旬县法院先后在界首和城区两区合建第一人民法庭、太平和大山两区合建第二人民法庭、古河和孤山两区合建第三人民法庭。上述法庭均配置庭长、审判员、书记员以组成审判委员会，实行巡回审判。开庭时，由区乡普选委员会推选陪审员一至二人陪审，允许群众旁听和发言，实行民主集中判决。这三个人民法庭在首次普选结束后撤销。
1955年，县法院撤销巡回法庭和审判站，建立小集人民法庭(不久又撤销)和马厂人民法庭。随后，于1960年元月建立太平人民法庭(1965年10月撤销)，1962年元月建立古河人民法庭。上述法庭均置庭长一人，审判人员一至三人，负责审理本区的刑、民事案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法院和区级法庭全部被“砸烂”，工作人员大都下放劳动，法院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公、检、法被军管，成立“法院军管小组”。1968年法院撤销，其工作由“军管组”下设的审批、侦破、政秘小组负责办理。审批小组由军代表和转业军人五至六人组成，进行审理和判决等项工作。1969年“军管组”改为“人保组”，审批小组改为审判小组。审判小组主要办理政治案件和重大的刑事案件，重婚、离婚、妨害家庭等一般的民事案件均交给行政部门自行处理。
1973年元月10日撤销审判小组，正式恢复县人民法院。6月19日，增设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法院工作逐步走向正轨。1974年先后恢复建立马厂、古河、太平人民法庭。1978年7月13日，增设武岗人民法庭。1981年又增建了城东人民法庭。1978年8月10日以后，县法院刑事庭负责审理各类重大刑事案件，民事庭负责审理各类复杂疑难的民事案件。1981年元月，增设经济审判庭，负责审理全县各类经济案件。
建国后，县人民法院及基层法庭不论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采用巡回、就地召开群众大会公审，还是平时开庭审理案件，均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由审判员一人、陪审员两人组成合议庭严格按照审判程序进行审理。
二、公证
1956年县人民法院内设公证室，负责办理县城的公证业务，基层的公证业务由法庭承办。当时公证主要开展了对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私营工商业之间的有关建筑、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经济合同给予鉴证等工作，公证室办证一般采取上门办理，法庭采取巡回或邮寄的方法办理。公证室自成立至1957年底，共办理公证676件。
1957年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公证室名存实亡，1961年撤销。1981年2月21日县司法局重设公证处，恢复公证制度。公证处开始只办理收养、继承权、遗嘱和房屋买卖合同等公证业务。年底，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市场的活跃，试办了十件经济合同公证。1982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搞活，经济合同公证量大增，仅在城东乡长安村民委员会就办理了19件农业生产承包合同公证。年底全部按约兑现。1983年在全县五个区六个乡35个村民委员会465个生产队办理了465件农业生产承包合同公证。1984年，全县办理各类经济合同公证621件，占办证总数696件的89％。
三、法律顾问
1956年，县人民法院为了加强法制建设，在袁家湾设立了法律顾问处，配备一名律师办理法律询问，代写诉讼状、合同、遗嘱等有关法律文书；为刑事被告人出庭辩护，代替民事当事人诉讼；担任县机械厂和建筑工程处等单位的法律顾问等。当年，该处共办理案件153件。
1958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法律顾问处名存实亡。1961年撤销。1979年10月，县人民法院复设法律顾问处，恢复律师制度。法律顾问处开始只有律师一名，1980年11月划归司法局管辖后，于次年增添实习律师两名。1981年起该处主要开办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法律询问和代写诉讼文书四项业务，全年出庭辩护七件，其中改变定性两件、从轻处罚三件、免予处罚两件，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1983年，该处律师为县税务局和县制药厂担任法律顾问，迄至1984年底，共担任11个单位的法律顾问。两年间共为顾问单位代理诉讼纠纷案件15起，追回欠款64万多元。江苏丹阳一纸箱厂1981年以来欠我县襄河纸厂人民币1.2万元，襄河纸厂曾七次派人前往丹阳索款，均没有能取回。1984年，经律师代讼，对方除如数付清欠款外，还补偿了利息。1981年至1984年，法律顾问处共办理刑事辩护101件、民事代理57件、法律询问1765件、代写诉讼文书312件，其中1984年办理刑事辩护46件、民事代理14件、法律询问776件、代写诉讼文书68件。
四、民事调解
我县民事调解组织于1952年“土改”时试建，1953年冬至1954年春各区、乡陆续建立了调解委员会，选出调解委员893人。1954年调解委员会共调整一般民事案件1341起、刑事案件1098起。1956年，全县除23个乡(镇)建立了调解委员会外，全县所有的农业社均选出一名调解员，各生产队配置一名调解员，各级调解组织通过调解轻度民、刑事案件，及时合理地解决了矛盾纠纷，减少了法院收案数。
1958年3月26日，县人委下达“关于选举乡(镇)调处委员的通知”后，调解委员会改为调处委员会，全县建立了105个大队调处委员会、393个生产队调处小组，选举了2043名调处员。调处委员会对轻度民、刑案件既可采取说服调解，也有权力作出处罚(赔偿、道歉等)决定。1958年共调处轻度民事案件932起，刑事案件2446起。但因调处委员会签发的调处决定书不具法律效力，所以多数行不通。
1963年，根据省人委“关于加强调解委员会工作的通知”精神，调处委员会复改为调解委员会，全县重建了33个社(镇)调解委员会、179个大队调解小组。各级调解组织重建后，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坚持“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原则，调解了大量的民事纠纷，仅1963年一年就调解了7000余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调解组织名存实亡，民事纠纷由社、队干部处理，法院将民事案件的审判权下放到公社。但社队干部事务繁多，大量民事纠纷无人处理，打架斗殴经常发生，打、砸、抢盛行。1973年，法院恢复后，于同年12月召开了全县调解工作会议，恢复建立了227个调解委员会，配备兼职调解干部1135人。1974年和1975年，调解委员会集中进行基层调解工作，马厂区42个调解委员会共调解各类民事纠纷和轻度刑事案件2800多件。1976年，民兵、治保、调解“三位一体”组织取代了原调解组织，致使调解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1978年县法院对各级调解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迄至1984年全县共建立了37个乡(镇)调解领导小组，238个村(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调解委员会和2753个调解小组。各调解组织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调解小组由三至五人组成，计有专兼职调解干部4058人。各调解组织恢复后坚持“调解为主”的原则，积极开展工作，把大量的民事纠纷解决在基层，平均每年处理轻度民、刑事案件4000余起，相当于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十余倍。
五、法制宣传
1966年以前，法院主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利用各种会议开展法制宣传，仅1957年一年就举行了26次法律讲演，听众达1.3万余人次。法院还经常选择典型的案件进行公开或巡回审判，仅1956年就公开、巡回审判十余次，参加旁听的干部群众3万多人次，使群众增强了法制观念。“文化大革命”期间，县法院被“砸烂”，政府各机关陷于瘫痪，法制宣传无人过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严重；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成了政法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1980年以后，各工厂、学校、机关、街道对青年工人、待业青年和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是：1.各中、小学每学期聘请公安、司法干部给在校学生上一两次法律知识课，教育他们遵纪守法；2.对青年工人、待业青年采取法制报告会和介绍典型案例进行法制教育；3.对有违法行为的失足青年，以区、镇为单位，集中办法律知识学习班，督促他们遵纪守法；4.结合“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对青少年进行教育，逐步增强广大青少年的法制观念；5.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开展“四包”(即家长包子女、单位包职工、学校包学生、街道包社会青年)、“两象”(即象父母对待子女一样、象医生对待病人一样)活动，坚持思想上教育、生活上关心，主动安排他们就业和生活，关心他们的婚姻、家庭等问题，让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促使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1980年11月县司法局成立后，配备两名专职干部，加强法制宣传工作。迄至1984年，司法局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法制宣传工作：1.每当《宪法》、《刑法》、《婚姻法》等法令颁布后，司法局便及时抽调专人深入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单位作法制宣传报告。据统计，1981年至1984年共做报告184场次，听众达24万余人次。2.利用有线广播举办法制宣传讲座，在工厂、公司、学校等企事业单位聘请300多名法制报告员进行法制宣传。3.利用县政府大门左侧的宣传橱窗，开辟法律常识、案例选登、小评论、漫画、法律咨询等专栏供行人阅览，制作80多张宣传画片在县城主要街道、工厂、学校、区乡巡回展出。4.编印《刑法讲话材料》、《婚姻法讲话材料》、《中学法制教育提纲》等十多种法制宣传材料5万份，发至基层单位供广大干群学习。5.利用集镇逢集，设临时法律咨询站，为群众进行法律咨询；此外，还用宣传车广播宣传法律知识，出售各种法律书刊。通过上述各项活动，增强了广大干群的法制观念，降低了社会犯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