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山地处江淮之间，境内南部山区以产稻为主，兼产麦与杂粮，北部沿淮平原，主产麦、豆，中部稻麦兼产。津浦铁路贯穿县境南北，水陆交通方便，加之附近盱眙、定远、凤阳、五河等地粮食油料多运销明光、管店，每年南北粮商云集本县明光、管店，经营粮、油贸易，粮食商业市场繁盛，粮远销至江苏、镇江、南京、无锡及浙江、上海、广州等省市，近达盱、定、凤、五、泗洪等县。从民国元年(1912)前后至民国21年(1932)年设县后，明光从事粮业的公司、粮行遍及全镇，所设粮行以南北大街和小河南为最多，旺盛时期全镇有150多家粮行经营粮业。民国24年
(1935)前后，明光较大的粮行有大街南头的“同源盛粮行”、望横街的“源大粮行”、“乐丰”“聚源”粮行等，大街北头有“信通”、“汪汇源”、“大兴”三大粮行，公司有“大达公司”，为李振学经营，“远通公司”陈贤堂经营，“福泰公司”刘伯珍经营，“裕泰公司”丁志美经营，“复兴公司”汪仲权经营等，除明光外，管店镇粮业也非常繁荣，有72家大小粮行，其中以“太和”、“马记”、“仁学文”、“仁刚祥”、“盛泰”、“元康”、“福老泰”等行经营额为大，并有天津和浙江及江苏六合等地商人来此，故而有“天津帮”和“浙江帮”、“六合帮”之称，管店“福老泰”粮行一度运用硬纸加盖行戳填写面额作为钞票在粮行业间流通。嘉山特产“明绿”也是在设治前后，于粮食市场繁荣，购销旺盛，远销外地中形成的。“明绿”色泽晶亮碧绿，主要产地在管店、横山、三和、石坝、涧溪、白沙王、自来桥等地。由于品质优良，集散地在明光管店等地，“明绿”遂盛传于外。

建国后，滁县专署于1949年8月颁发了《土地查登与人口登记暂行办法(草案)》，要求“田亩查实才合理”，1949年征粮面在75％左右，平均负担18％左右，全县当年共征粮食1100多万斤。1951年本县农业税公粮依率计征，午季二成，秋季八成。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逐年增长。1952年，嘉山县粮食公司下设17个营业所(明光、管店、涧溪、新街、自来桥、津里、大郢、潘村、下塘、太平集、柳巷(营业所)。在古沛、芦嘴(仓库)委托基层供销社设代购点，当年共收购粮食7815万斤，其中供销社代购2526万斤。

1950年至1952年，每年接收入库粮食4000至6000万斤，其中征购粮赋约
1500万斤。1953年统购统销后，国家颁布了各项政策和措施，千方百计地调动群众粮食生产积极性。1954年国家采取“预购”，先后在全县103个乡实行。1955年本县粮食产量突破亿斤以上，实产二亿一千七百四十五万斤，入库量空前高涨，家家户户卖粮，每天到粮站售粮的群众络绎不绝，最多入库量每天200万斤以上。实行粮食“三定到户”以后，每年县下达粮食收购任务，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午、秋二季之前落实到户。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收购粮食44173万斤，其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1914万斤，超议购粮食2232万斤。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全县共完成征购粮食8929万斤，1954年本县遭受水灾，全县供应粮食5651万斤。1957年是粮食征购最多的一年达一亿斤。1958年受“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情况掌握不准，本县部份区、乡多购了一些粮食，各级干部在浮夸风盛行和好大喜功、层层加码压力下，很少讲实事求是，不少人滋长了好大喜功，鼓吹粮食亩产万斤，山芋亩产五万斤，“放卫星”一度成风，盲目认为粮食已过关，全县与全国地一样，实行高指标、高征购。农村主要劳力，当年秋，大批被调到蚌埠、淮南及本县丰山李铁矿，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田里庄稼无人收割。当年秋，又不切实际，脱离群众意愿掀起“大办共产主义食堂”的高潮，至十一月全县社队办起食堂近三千个，不少食堂公开宣布吃饭不要钱，农民参加食堂吃饭的户数达全县农户99％左右。由于管理混乱一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造成的粮食浪费惊人，使1959年和1960年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和破坏，加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很大损失，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1960年，城镇居民和干部职工每人每月减少口粮1.5公斤，其余口粮供应部分大米，部分山芋干，豆饼，高梁面等杂粮，农村人口虽然规定每人每天0.4公斤粮食，实际上只有一半，城乡人民生活都相当艰苦，开始以瓜菜代，后又用野生植物(槐树叶、皮、浮萍、芡实等)充饥，统名“小秋收”。农村中，不少患浮肿病，造成不少人非正常死亡。由于党中央及省、地领导深入了解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1962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后，农村实行“四固定”、“责任田”，粮食生产才逐步恢复，情况逐步好转。全县1958至1962年五年共购粮食27476万斤，其中提供的商品粮22186万斤，超议购粮食5291万斤。油脂征购190万斤，平均每年征购油脂38万斤。1963年至 1965年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粮食产量有所增长，三年共收购粮食11550万斤，其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978万斤，超议购2272万斤，粮食征购任务实行“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任务完成后，国家以工业品换粮食，本县1963年以工业品换原粮 288万斤。油脂平均每年入库31万斤。

1966年至1970年属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处于“十年动乱”时期，机构瘫痪，平均每年征购量3100万斤。1967年征购量2262万斤，为本县入库量最低一年；油脂征购194万斤，平均每年征购油脂38.8万斤。

1971年至1975年，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县粮食产量每年达二亿斤以上，其中1973年产量达三亿斤。国家于1972年对粮食征购任务实行“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完成任务后再卖超购粮油继续给予30％的加价款，收购量逐年增多，五年共征购粮食21679万斤。

1976年至1980年属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8年遭百年不遇的大旱，产量陡降，商品率(入库量占总产量百分比)与1977年相比，下降7.2％，农村回销6355万斤，是本县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1979年在农村贯彻了中央文件，积极推行联产计酬大包干责任制，粮食产量达三亿五千多万斤，比1978年增产近10000万斤，征购粮食数是1978年征购粮食数的2.7倍，油脂入库是1978年的4倍。五年来共征购粮食二亿七千零九十三万斤，平均每年征购粮食5400多万斤。1981年至 1984年，全县每年入库粮食达1.5亿斤至1.7亿斤。1983年入库的粮食创此前最高记录，达17788万斤，入库的粮食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贡献近400斤。1982年油脂入库590万斤，是本县建国以来入库油脂最多的一年。1990年全县各乡镇经签订合同，落实粮食定购任务7000多万斤，全县共收购粮食20766.5万斤。

八十年代，由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粮食逐年增多，农村供应也随之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粮油产量逐年增加。嘉山县根据省地的文件规定， 1971年将粮食征购基数4000万斤调为4352万斤，又于1973年将粮食征购基数调为4600万斤，1979年再次调为5800万斤，1982年调为9500万斤。随着全县农村普遍实行联产计酬大包干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85年本县粮食总产达5.7亿斤，当年完成征购1.9759亿斤。粮食销售自1952年政务院颁发“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销和计划供应”命令后，12月，本县宣布私营粮行一律停业，当年销售量2931万斤，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除原有17个销售点外又增设23个，并建立六个粮食交易市场，当年销售5641万斤， 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一定三年不变，稳定了农民情绪，对居民职工实行定量供应，1956年受灾，国家调拨供城乡人民粮食2483万斤。 1959年起，城镇定量标准下降，供应品种搭配，至1961年冬供应情况开始好转。 1959年至1963年，国家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仍调出2000万斤粮食支援本县，以帮助城乡人民度过困难，1964年，精简下放，定量人口由46146人减为42099人，压减的人口主要是下放农村从事生产。县粮食局开始对城乡商品粮人口建立“非农业人口档案”分人建档。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县定量人口由52430人减少到47420人，下降9.6％。1974年对商品粮人口进行第二次普查建档，分人建卡，收回下属粮站办理城乡粮油关系转移的权力，农转非人口须经县政府批准。本县解放初，非农业人口为41972人，1934年建档时为42099人；1974年建卡时为 53223人。八十年代初，全县城镇供应实行“外证内卡”，1984年为69039人，1985年非农人口增至70500人，1986年后又有大量增加。

1955年，城镇供应每人每月按45斤。同年7月，国家对城镇实行“以人定量”，按生产劳动轻重和年龄确定等级，1956年，实行22个等级。特重体力二个等级，每月定量标准45斤至50斤。重体力三个等级，每月定量标准36斤至44斤。轻体力四个等级，每月定量标准28斤至34斤。机关工作人员，每月定量标准30斤至33斤。市民每月定量标准23斤至26斤。10岁以下儿童每月定量标准8至12斤。 1981年，国家有计划地对城乡销售“中价”菜籽油(每市斤一元三角六分)，年油脂销售量为185万斤，1982年至1984年，全县油脂销售量960万斤，平均每年销售量为320万斤，1984年为销售最多一年，销售373万斤，因生产油脂不足，从外地调进170万斤。

1966年至1975年，由于“文革”破坏，许多社队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加上部分地区受灾，十年共调入粮食1.7563亿斤。产量最低的是1966年和1971年，每年差出粮食3000万斤以上,1980年至1990年，本县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90年全年共销售平价粮2326万公斤，议价粮1370.5万公斤，全年平价与议价共调出粮食 5000多万公斤。